创意写作的兴起：“写你知道的”“客观的叙事”（1890—1960）

“倭寇文学”是将明代“倭寇”这一历史事件加以文学书写的独特题材类型，在中日两国文学中皆颇具规模。而两国作家所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决定了两国“倭寇文学”全然不同的观照与描写，由此形成了“中日视差”。本书通过分析两国的“倭寇文学”，在历史真相与文学想象之间，在史料记载与历史注解之间，在国别与区域之间，深入考察其中存在的差异乃至错位，从而有助于具体而又深刻地认识日本民族的历史观念与文化心理。

多年来国家意识形态自我建构的特殊需要和过多人的参与，使鲁迅研究日益显现其发展的窘相。在关于鲁迅写作的众多言说之中，该书作者独辟蹊径，将其对鲁迅写作的思考置于中国文学现代化（或世界化）进程中现代作家对于本土民间文化资源的对待态度之大背景下，从鲁迅写作的民俗兴趣发生、民俗文化对于鲁迅写作理论的影响、鲁迅对于民俗文化的主体措置、鲁迅民俗文化表现的写作意义等八个方面，对鲁迅的写作和民俗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较为

本书力求重返当代诗歌成长的历史腹地，从诗歌资源的选择与重构，文化动员与诗歌阅读、传播的关联，诗歌论争与写作范式的重建，诗歌经典的打造和创作主体转型等方面，深入探究当代歌现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重点呈现当代诗人构建“新的人民的诗歌”诗学体系和诗歌形态，推动富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诗歌生产、传播与阅读，借助诗歌论争与经典化凝聚“共识”的复杂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写作主体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

本著基于张爱玲1955年赴美之后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行为，从张爱玲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生命哲学的形成及表现形式入手，系统展开张爱玲晚期文学研究，全面探讨了张爰玲人与文的绝望、虚无和颓废内涵，动态地呈现出其对中华民国深沉绝望的过程，尤其在“港战”叙事上以国家不幸自家幸的妥协与投降意识，导致其人与文底线一再下滑。这些深刻地影响着张爰玲创作格局的拓展和境界的提升。本著能在张爱玲的文学文本和成长体验的对

英语世界不断推陈出新的文学思潮与理论建构，均绕不开莎士比亚这一世界文学巨擘。莎士比亚不仅成为理论建构的实践场所与检验理论的试金石，其作品更成为各国文化与文学创新的源泉。尤其在进入21世纪以来，英语世界莎学学者借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风，对传统莎士比亚研究进行解构，并有所建构：或借跨学科等新视野，重新阐释莎士比亚研究中的旧问题；或结合新近出现的莎士比亚现象，挖掘莎士比亚研究新问题，拓展研究范式，成果颇丰。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通过分析中外文学残疾书写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以“残疾书写”的文本为基础，引入镜像理论、人格特质论、创伤理论、文学伦理学等研究视角，较为系统地分析中国当代文学残疾书写中的人物形象、修辞载体、叙事模式、主题思想、书写范式和价值取向，挖掘残疾书写对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折射，揭示残疾书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本书搜罗宏富，自远古神话传说始，到晚清文学终，详尽考察了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从萌蘖、成形、成熟到最后完成的历史变迁，以及诸种变迁的内外因素。本书的要旨在于围绕命运与偶然、漂泊与危机、欲望与追求、退守与进取、今生与来世等命题，揭示中国古代海洋小说的叙事模式、艺术特质与民族风格，并在此基础上凸显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形态、情感价值取向，特别是在自然认知上的观念嬗变，也即是借海洋的镜子映照人类精神不断创造更新的历

在希尼诗歌中，通过记忆、历史和语言呈现的景观确立了希尼爱尔兰人、爱尔兰诗人、爱尔兰天主教徒、英语诗人等多元身份标识，同时为在北爱尔兰的现实矛盾中处理身份问题带来更广阔的视野，开启了一个有益于交流和讨论的空间。诗人也试图以历史的融合性打开政治的边界，呈现一种既能回应北爱尔兰的现实矛盾又能体现诗歌艺术审美价值的新的写作范式，致力于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想象世界。同时，诗歌中多元身份的建构创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