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六卷：1931-1933

本书是伏俊琏教授关于《史记》与《人物志》研究的一部力作，包括以下专题内容：《史记》中的悲剧（《史记》中末路英雄的悲剧，《史记》中平凡人生的悲愤，司马迁的悲剧心理）；《汉书·艺文志》的思考到《人物志的》创作者与创作环境。总之，《史记》到《人物志》反映了中华民族史学发展的对接、想通和恢弘气象。作者讨论的几部著作在中国史学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深厚的历史根源与深远的历史影响，更是中华民族不曾中断的伟大记录，是

两汉的农业、农民和农村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课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两汉的农业政策、土地制度、农民起义、婚姻与家庭、宗族与宗法等，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同时，仍有许多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本书围绕两汉农业社会诸问题展开，在农业方面，着重讨论国家重农政策制定的时间和贯彻情况；在农民方面，主要就农民的构成与其生产经营特点、农民的权益与负担、自耕农的经济收支状况等问题展开讨论；在农村方面，着重就汉代的乡里聚

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的分裂，但实现文化、心理认同上的真正统合，是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本书的研究取径跨越文、史，提出“中州士大夫”概念，揭示了北方在唐以后中国文化发展脉络中曾经存在的主动性，基本厘清了从金朝中期到元朝中期，汉地北方、南方文化统绪流变的基本线索，分析了南北士人精英围绕“文”与“道”的思考、论辩、交流和融通，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元朝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如何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实现

元朝亡于通货膨胀？从成吉思汗的崛起到元朝的衰亡，一部以财政为线的元朝兴衰史。知名历史作家郭建龙新作！本书从成吉思汗西征的财政影响说起。成吉思汗采取了军事掠夺制、达鲁花赤制度、投下制度等种种措施，利用商业精神建立了更庞大的世界性政权，为古代中国历史上最重商的王朝——元朝打下重要的经济、文化、政治等基础。到了忽必烈时期，因大肆征战，引发了严重的财政隐患和制度弊端。之后的皇帝更是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为元朝

“中华经典百句”和“中华经典通识”系列丛书，是中华书局推出的当代各领域名家、大家讲读中华经典的“大家小书”。“中华经典百句”，选取国人必知的经典金句，纵横古今、贯通中西地进行讲解和阐发，导引读者轻松自由地汲取中华经典的文化菁华，建构立身处世的精神世界。作为正史之首，《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历史学与文学结合的典范。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从《史记》中甄选精华百句，掘发太史公司马迁的

《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以刊登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西北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历史、语言、考古、地理、宗教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为主要宗旨，发表具有原创性的学术研究论文、书评和研究综述等，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在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方面的进步。本书适合于从事中国西北边疆地区民族语言、历史、考古、地理以及宗教研究的国内外学者和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参考阅读。

本书对唐宋之际田税制度研究是沿着制度结构演进、制度实施机制调整以及制度变迁影响三个层面进行的。其中，制度结构演进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唐宋之际的田税和附加税加以探讨。制度实施机制则是对田税征收管理调整的揭示。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分析了田税制度变迁对国家财政、农业经济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注重田税制度变迁的过程研究，努力把握和捕捉导致制度变迁的关键性政策、制度和节点。其次注重田税制度不断

以文书御天下是中国古代国家官僚制度中的显著特征，而不同时期信息沟通与处理机制的差异，也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时代性格和权力运作方式。宋代的文书行政以多元的信息沟通和发达的文书制度为依托，其所能达到的深度也是远迈前代。本书梳理了宋代多渠道并存且相互竞争的信息沟通机制，并从御批、省札、批状等君相日常行政文书和针对决策行为的封驳制度入手，分析了宋代士大夫政治架构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本书展现了曾国藩最后二十年的夹缝人生和晚清大变局的转折关头。短短二十年里，曾国藩由丁忧侍郎先后擢升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大学士。与此殊荣相伴的却是常人难以背负的如山压力和难以承受的生死煎熬。这期间，曾国藩主动或被动与死亡擦肩的瞬间不下五次，看似权力极大的督帅却不得不挣扎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一次次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到底是什么一再将他逼入生死绝境，又是什么让他死而不亡？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诚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