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思录全鉴

作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统”的观念自韩愈倡导之后就深刻影响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延续、转型与发展，而对儒家道统论以及道统人物系谱的研究，也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焦点。本书在对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搜集和梳理的基础上，全面追溯了唐宋儒家道统系谱萌芽、建构、分裂、解构与重构的过程，涉及孟子在宋代的升格运动，曾子和子思道统地位的确立，两宋时期新儒家各学派在思想和政治上的论争等儒学研究中的重要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

本书以相关基本文献的细读和精准的概念分析为基础，通过彰显文本自身的肌理，来重构张载哲学的固有脉络。在试图将张载哲学回置入历史的精神语境的过程当中，“述”的解释学态度重构了一个场域，而这一场域使得读者与思想家的“相遇”成为可能。

本书是对现代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哲学的全面分析，分别从其儒学诠释中的道德形上学、自律道德、良知本体和历史意识四个维度，审视牟宗三在与康德哲学的对话中建构而成的道德形而上学哲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作者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认为现代儒学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彻底扭曲和背离了儒学传统，即用道德取代伦理，用规则取代美德，用人取代天，用内在的历史终结论取代了超越的历史可进论；批评牟宗三所建构的道德形上学和宏大历

历史上，韩愈以其文学成就彪炳史册。事实上除了文学上的巨大成就，韩愈也是唐代乃至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贡献卓著的经学大师。本书主要研究、考订、梳理韩愈对《诗》《书》《礼》《易》《春秋》《孟子》《论语》等经书的理解与运用，分析体会韩愈著作中对上述经书采纳引用时所折射出的经学思想，使其系统全面地展现于世人面前。这对韩愈研究、儒学研究和经学史研究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以中国易学家兼诗论家为研究对象，依据可资分析的理论文本，探究易学思想与诗学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围绕本体论、心性论、审美范式、语言论四个维度进行个案研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阐释；在与现代文学观念的潜对话中，探赜索隐，揭示观物取象方式与意、象、言结构的多种可能，重新回望中国诗学传统，建构“中国易学诗学”话语体系。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原為中國先秦儒學典籍，唐宋儒者在應對“佛道”挑戰而為儒學構建本體的遇程中，將“學庸語孟”進行了“四書化”，使之成為繼“五經”之後的又一儒學經典結構。然而，當理學及“四害”伴随著中國文化傳入日本之後，江戶古學派對它們的批判、質疑、否定便纷至遝來，並解構了“四書”經典結構，開放了日本的“去四書化”的歷程，這一思想雎屬“暗流”，但對日本的影響卻不容忽視。這意味著，中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文本完整存世的只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学界的研究热点也集中在此。但从魏晋玄学发展过程来看，《论语集解》处于玄学刚刚开始的阶段，《论语义疏》则处于玄学接近尾声的阶段，真正具有更多玄学思想的恰恰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论语》注残篇。本书选取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玄学内容，揭示其发展规律，充分挖掘这些残篇在魏晋玄学乃至中

本书是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研讨会”的论文结集，汇集众多礼学研究大家及学术新锐的最新研究成果，从礼学文本的成立、经典化与诠释等方面探讨相关议题，以推进礼学研究的多维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