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地方书写

本书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过程中发生的照搬、误读、纠偏、阐发等现象进行准确辨析，对其原因进行深层次分析，并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得失进行论证，认为中国对俄国文论的接受既促进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也助长了中国文论中工具论的增长，从而为当前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本书还对中国接受俄国文论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完成了中国接受俄国文论的年表工作。

《玉台新咏》是一部以收录宫体诗为主的文学总集。长期以来，学者在此书的成书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如关于其成书时间、编撰动机乃至编撰者等均分歧严重。此类文献层面的纷争，不但制约了对《玉台新咏》进行深入研究的步伐，而且对宫体文学、南朝文学研究也产生了负面影响。鉴于此，我们依据前人提出的话题及该书的实际情况，将《玉台新咏》成书问题划分为八个专题加以系统考察，即《玉台新咏》的编撰者、编撰动机、成书时间、编

本著作主要对接受了道家道教思想的唐代诗人及其诗歌作品进行研究。首先，简要梳理了唐前诗歌接受史，辨析了道家、道教、道家道教思想等核心概念。其次，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社会文化背景、原因做了分析。再次，深入剖析了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形式和内核等问题。最后，对唐代诗人接受道家道教思想的规律进行了总结，并概括了接受道家道教思想后唐诗呈现出的新风貌。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来华传教士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日益引起学界的关注。本书从文学角度对近现代来华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意义给予史料梳理和学理分析。具体内容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近现代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二是近现代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文学研究；三是就明兴礼、赛珍珠及包贵思等三位来华传教士进行个案研究。虽然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难免带上宗教色彩，但作为中西文化的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从梅尔维尔和康拉德，到德里罗和厄普代克，再到麦凯恩和瓦尔德曼，作者分析了不同时代与文化语境中文学再现、审美与恐怖的微妙关系。

明中叶至清中叶，是书坊业的鼎盛期，也是通俗小说的繁荣期。书坊业与通俗小说几乎同时于明中叶走向繁荣。书坊业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明清通俗小说的繁荣离不开书坊业的支撑。江南运河城市因为大运河的重要地位与便利水运而成为明清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苏州、杭州、扬州、常州、湖州等江南运河城市在明万历后成为新的坊刻中心和通俗小说刊刻中心，为明清通俗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城市的书坊业在明清

本书以俄罗斯人口较少民族埃文基的英雄史诗为研究对象，借鉴国内外史诗研究专家及人类学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母题分析、比较研究、文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全面系统地厘清埃文基英雄史诗这一民间文学的叙事体裁类型，着重分析了埃文基英雄史诗的特色母题、典型形象和艺术特色等诗学特征；同时钩沉史诗中蕴含的狩猎文化、萨满文化及民族传统文化，解读民族经典文化等；阐释埃文基英雄史诗中体现的本民族对世界的独特认识，探讨了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社会的兴起、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文化研究思维的盛行，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面临着新的时代机遇和挑战。本书主要立足当代中国社会语境，从政治文化生态的理论视角切入，系统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主要观点如下：当代中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主旋律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三分天下”的局面；文学批评类型中，“自发的批评”以“自媒体批评”的形式正勃然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