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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红寺堡移民简史
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及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也是引起人口自然迁入的原始动力之一。在自然环境中,气候、淡水资源是其中的主要因素。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逐水草而居”是历史上人口迁移的最基本形式,淡水的分布及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口迁移的方向和规模。
明朝以前的罗山周边地区,是一个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的地区,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众多“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提供了一块生存发展的沃野。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红寺堡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流徙地带,战争频繁而文化相对落后,导致红寺堡历史上的自然移民迁入时间、数量很难考证。但从有限的史料可以推断,红寺堡历史上的移民开发仍然能看出清晰脉络。
红寺堡地区的移民开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甚至更远。据可考证资料记载,红寺堡移民开发建设大抵可分为先秦、秦汉、唐宋、明清、近代、当代六个历史阶段。
先秦时期
商周时代,西戎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和气候等方面的原因而主动迁徙,进入宁夏。至周穆王时代,“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狼、四白鹿,王遂迁戎于太原(今宁夏固原)”。这是中原王朝向宁夏安置的最早的移民。秦统一中国后,西戎或内迁融合于诸夏,或远徙加入到匈奴和边远地区其他民族的行列中去,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与族源之一。
秦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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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泉村汉墓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蒙恬率30万大军击溃盘踞在河套地区的匈奴,收复河南地,将今红寺堡地区纳入秦国版图,为富平县辖地。汉武帝时期,匈奴雄踞北方草原,不时南下入侵,重新占领了秦蒙恬时期收复的河南地。文帝、景帝之后,汉朝国力增强,武帝展开了对匈奴入侵的大反击。通过几次对匈奴的征战,黄河以南的富庶土地重新纳入了汉朝版图。汉武帝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个属国来安置归降的匈奴,派汉官为属国都尉以管理。五属国中最为著名的是北地属国,其范围大致在今天的甘肃东部、宁夏以及陕西部分地区,属国都尉设在今罗山东麓下马关镇北境之红城水古城,这是红寺堡地区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移民的详细记载。公元前114年,汉武帝将北地郡西部析出另置安定郡,又在属国都尉驻地置三水县隶安定郡,从此改称安定属国都尉。三水县辖境约为今同心、盐池、红寺堡等部分地区,三水县城即为今罗山脚下的红城水古城。《水经注·卷二》《后汉书·卢芳传》《后汉书·张奂传》等均有关于三水县故城、安定属国都尉的叙述,对红寺堡地区安置匈奴降民进行了记载。
西汉前期,羌人曾与匈奴一起被逐出宁夏。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因上年西羌起事,汉宣帝于第二年便命安定、北地、陇西、上郡等地骑兵及降羌骑兵前往镇压。事平后,留万余人在边郡屯田,其中一部分羌人便留居宁夏。东汉时期,宁夏已成为羌族的主要居住地。当时,居住在宁夏一带的羌人虽已归顺东汉政府,但由于遭到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严重,因此不断掀起反抗浪潮。
◎小视窗
富平三迁 永初二年(108年),羌族部落头领滇零夺取了富平(今宁夏吴忠),并在此称“天子”,建立了羌族历史上第一个政权。永初五年(111年),东汉政府下诏将边塞的四个郡(北地、安定、上郡、陇西)迁往内地。其中,将北地郡的富平县迁往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将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迁往美阳(今陕西扶风县东),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边塞四郡内迁”。这次内迁,给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官府强迫当地汉人同迁,百姓恋土,不愿随迁,地方官吏便下令把庄稼砍倒,把房子拆毁,把各种建筑夷为平地,随迁的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随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永初五年(111年)九月,在杜奇、杜季贡和王信的率领下举行起义,攻下了上邽城(今甘肃天水西)。面对羌、汉人民的起义、反抗,东汉政府一面继续派兵镇压,一面采取收买、暗杀手段,使起义队伍逐渐削弱。第一次羌汉起义被镇压后,原迁往内地的边塞四郡仍不愿迁回原地。他们在“寄理”地又延宕了11年。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汉顺帝,认为包括富平在内的边塞四郡,沃野千里,水草丰美,阻山滞河,不可久弃,建议仍迁回原地。汉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郭璜督促原郡居民,各还旧县,修复城郭,大兴屯垦。于是,边塞四郡又迁回原地。北地郡富平县在迁出宁夏18年(111年~129年)后,又在这一年迁回原地吴忠。永和四年(139年),第二次羌人起义爆发。羌人又攻打富平县,北地郡太守贾福(驻富平县)难以防守,仓皇将富平县迁往冯翊(今西安郊区高陵)。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羌人发动了第三次起义。这次起义战火的波及面比前两次都大,不仅宁夏地区全被战火覆盖,而且还波及三辅(西安附近)和凉、并二州。东汉政府起用安定(今宁夏固原)人皇甫规、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县东)人张奂采取招抚的办法,使羌人20万人投降、归顺。但汉将段颍则以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劫”为借口,采用极为残酷的镇压手段,“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先后在灵武谷(今宁夏青铜峡市邵刚镇西贺兰山口)、泾阳、瓦亭山(今宁夏固原南)将这些已归降的羌族义军杀害,血洗三辅、北地、安定。最终,历时11年的东汉羌汉人民大起义宣告失败,但这次起义也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羌族起义虽然被镇压了,但因羌人起义而内迁“寄理”的北地郡治富平县却再也没能返回它的故里宁夏。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富平县人民在过了46年“寄理”的日子后,终于打算从冯翊移回原址,但此时已是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边塞也不安宁,最后于西晋初年落户在陕西怀德。富平经过三次迁徙,从吴忠的地面上永久地消失了。富平三迁是“战争移民”的典型案例,也是从宁夏向外省区移民的典型案例。
唐宋时期移民内迁
盛唐时代,国力强盛,加之气候温暖,宁夏北部大兴屯田,内地军卒、移民大量进入宁夏。突厥、铁勒、党项、昭武九姓(粟特人)、吐蕃等少数民族也纷纷内附,唐朝将其安置在北部边境一带,宁夏成为安置少数民族的重要地区。今红韦平原一带安置有吐谷浑部众,自咸亨三年(672年)诺曷钵率残部入灵州境置安乐州刺史起至慕容复死后“停袭”,历经126年,吐谷浑部在罗山脚下繁衍生息,对宁夏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红寺堡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红寺堡地区继西汉之后第二次对移民有明确记载的历史。
◎小视窗
吐谷浑安置 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和弘化公主率残部几千帐奔凉州南山居住,并遣使向唐朝求救。咸亨元年(670年),唐朝派大将薛仁贵带兵攻击吐蕃,打算护送吐谷浑王诺曷钵回归故地,但薛仁贵被吐蕃大败于大非川(今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切吉乡旷原),唐军几乎全军覆没,吐谷浑复国希望破灭。咸亨三年(672年),唐朝将诺曷钵迁到鄯州(今青海乐都)大通河之南,诺曷钵惧怕吐蕃,“不安其居”,唐高宗又将其徙于灵州境内。在罗山东麓(今宁夏同心县红城水)设安乐州,属灵州都督府,辖境为今宁夏红寺堡区、同心、盐池三县(区)部分地区,并以诺曷钵任刺史,由其自治管理。安乐州寓意“欲其安而且乐也”。后来,唐朝又在此置长乐州。吐谷浑自咸亨三年(672年)诺曷钵率残部入灵州境置安乐州任刺史起至慕容复死后“停袭”,共袭封六世历经至少126年。一个多世纪中,吐谷浑在这里劳动生产,繁衍生息,对宁夏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占罗山东麓的韦州。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今银川)称帝,建立西夏王朝,以韦州城为中心的红韦平原是西夏的军镇要地,西夏王李元昊将此区域作为核心地区派驻军民,置威州,设静塞军司以掌防务,使红韦平原得到进一步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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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州康济寺塔
◎小视窗
党项族 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的一支,故有“党项羌”之称谓。党项羌发源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1038年10月,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北控大漠”。疆域方圆数千里,幅员辽阔。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灭亡西夏。党项族以其建立的西夏政权和创造的独特文化,成为宁夏文化史上的一朵奇葩,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戍边”
明朝初年,因与元朝残余势力斗争的需要,明廷一度将宁夏民众迁往外地,使宁夏变成“空城”。但到洪武九年(1376年),出于战争的需要,明廷又将移出之民移入原地,并“迁五方之人以实之”。明代宁夏镇与延绥、甘肃三镇及固原总制府形成了掎角之势,成为防范元朝残余势力南下的一道重要军事防线。当时的韦州,设有“群牧千户所”,这是宁夏“两镇”“五卫”“七所”“八十六屯堡”中重要的一“所”。红寺堡及周边地区在明代为藩王牧地,为“套虏举众寇固原,往返必经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在此驻军防守,对于阻止残元势力南下有着重要的防御作用。正统年间,由于战事频繁,红寺堡及周边地区在蒙古势力的侵扰之下军屯渐趋衰落。明廷为巩固边防,积极招募和迁徙民户屯田,以补军屯之不足。正统以后,景泰、正德年间,韦州、红寺堡地区的民屯规模逐渐扩大。明政府对民屯积极鼓励、大力支持,“请令各屯原额地土有抛荒及空闲者,无论土豪官民军余尽力开耕垦,永不起科”。到了万历后期,大批的军屯已转化为民屯。韦州设立庆王府后,红寺堡及周边地区军政地位更加突出。
据史记载,明朝红寺堡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主要有安置“土达”迁入人口和江淮人氏迁入两大移民潮。
安置“土达”迁入人口
明初,有相当数量的逃往境外的元朝蒙古族官民,由于受汉文化的熏陶,以及不习惯漠北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决定归顺明朝。他们拖家带口,甚至整部赶着牛羊牲畜,陆续返回内地居住。朱元璋对此特别欢迎,他认为:“人性皆可为善,用夏变夷,古之道也。今所获故元并降人宜内徙,使之服我中国圣人之教,渐摩理义,以革其故俗。”这些内附的蒙古人也被称为“土达”,今宁夏吴忠市、韦州、红寺堡、固原等地区成了安置“归附土达”的主要地区,这些蒙古人后来在与回族的共同生活中,逐渐被同化。
江淮人迁入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15岁的庆王朱栴从南京来到封地庆阳,后自庆阳徙居韦州。明初的韦州、红寺堡一带“地土高凉,人少病疾,地宜畜牧”。朱栴在韦州修建庆王府,一住就是9年。当时随从庆王到韦州的护卫近2000人。据《明实录》卷235记载:“洪武初,置中护卫,扈从庆王。……护卫一千七百人屯田。”这些人与朱栴都是江淮人氏。加上韦州群牧千户所的1120名军士,仅韦州一地就有江淮人氏近3000人。明庆王府建成后,红寺堡及周边地区的官府屯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明史·食货志》载:“太祖赐……亲王庄田千顷。”庆王府的庄田、牧场、园林,在明初即已遍布固原、同心城、韦州、红寺堡、中卫、鸣沙、盐池、灵武、吴忠、银川等地。《平远县志》载:“预旺、夹道、可可水三堡,皆明韩藩牧地。韦州、同心城、皆明庆藩牧地。毛居士井、白马城,皆明肃藩牧地。”正统二年(1437年),宁夏总兵史昭曾上奏皇帝状告庆王“尽占灵州草场放牧孳畜”,皇帝也因此致书朱栴,书信大意为:甘肃总兵官奏缺马,闻你府中马多,可选取二三千或四五千匹,给他们军骑操练,赉价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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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庄集移民旧址
从洪武初至永乐年间,由于连年的屯垦开发,包括韦州、红寺堡在内的地区,已是一片富饶景象,军屯收获的粮食已能完全满足军用所需。但大规模的开发、滥垦滥牧却使生态失衡进一步加剧。据《明实录》《读史方舆纪要》记载,今罗山脚下,包括红寺堡区东南部、旧寺堡子地区,明代以前为水草丰美之地,罗山更是古木繁茂、山泉众多,正德初年修建红寺堡城之前,这里仍然是生态保护良好的草原地区。明代后期,随着无序开发、气候变化等诸多原因,红寺堡的生态平衡日渐遭到破坏。
嘉靖四十年(1561年),宁夏中卫发生了7.3级的大地震,也称中宁特大地震。“六月壬申,太原、大同、榆林地震,宁夏、固原尤甚。城垣、墩台、府屋皆摧,地涌黑黄沙水,压死军民无算,坏广武、红寺等城。”南距红寺堡镇1.5公里的新红寺堡即第二个红寺堡古城在建成24年后在这次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完全荒废。
清初,由于连年的战争,宁夏很多地方出现了“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四顾郊原,社灶烟冷”的景象。因此,清廷要求官吏督垦荒地,发展生产,实行“有田功者升,无田功者黜”的奖罚制度。原明朝宗藩官僚随着明朝的灭亡,失去了勋戚的地位,原本属于他们的许多屯田,此时大都回到当地农民或兵丁的手中。此时,红寺堡及周边地区的开发规模超过前代,河川、谷道、盆地、山坡、草场、林地被不断开垦。清朝末期,吏治腐败和民族压迫,终于导致西北回族多次揭竿而起。在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反抗过程中,西北地区回族人口遭到了残酷镇压,仅宁、灵起义中先后殉难的回汉群众就达数十万人。据《朔方道志》载,同治兵燹后,宁夏“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明清时期宁夏修的著名堡寨,如红山堡、磁窑堡、红寺堡等,都在“同治之变”时遭到巨大破坏,后逐渐荒废。
◎小视窗
清代回族迁徙 至清代,回族在宁夏已成为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同治事变后,宁夏人口急剧下降,“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 “十室九空”(《朔方道志》)。为维持统治,清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迁徙宁灵地区的回民于外地,以“涣其众,孤其势”。当时有两种迁置意见:一种是以蜀军统领黄鼎为代表,主张将宁灵地区的回民迁往江南,实行民族同化;另一种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就地消化,他说:“自古迁徙之举,均系自内而外,无由边迁腹之例。”他还提出迁置原则:一是“须为绝荒地亩,且有水灌溉”;二是“须自成一片,又使聚族而居,不与汉民杂处”;三是“须为一片平原,缺山河险恶之利,距大路远近适宜,以便管理”。按照这一要求,将原金积的回民12000多人迁往今宁夏固原地区“拔荒安插”;将金积堡附近的陕西回民9000多人迁到化平(今宁夏泾源县);将王洪堡附近回民迁至灵州(今宁夏灵武)附近;将在固原居住的陕西回民数千人迁至甘肃平凉大岔沟一带;将宁夏府城(今宁夏银川城内)的回民迁至灵武、吴忠一带。左宗棠又将“董字三营”眷属2200余口从陕北迁移至金积堡。同时,外省一些回汉民众为生计所迫,也自发迁徙到宁夏。据《重修隆德县志》载:“自经同治杀劫后,全县属地十庄九空。于是秦安人、静宁人负耒而来,回种各派,则陕西回、河州回,随安插而聚。及编门牌、清丁口,本户十之二三,客方十之七八。”(节选自《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宁夏卷》下册第二章《移民文化》,作者:杨森翔。)
近代移民
民国建立之后,时局动荡,包括红寺堡在内的西北地区处在社会动荡、自然灾害之中。1929年宁夏正式建省,1933年起,马鸿逵以宁夏省主席、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十五路军总指挥等职,统治宁夏长达17年。1945年后,马鸿逵将银南9县划为银南专区,并设立专署,红寺堡地区先后分属镇戎、金积、中宁等县。在此期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部队在今红寺堡地区活动达半年之久,成为红寺堡地区的红色记忆。从1947年8月上旬,回汉支队坚持在盐、环、同地区坚持游击战。1949年9月15日,红寺堡地区全境获得解放。新中国成立后,红寺堡地区主要有部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驻守,广大官兵全面开展剿匪,积极投入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斗争,并同时加大土地开发力度,积累了一定的军用土地,为当代移民开发奠定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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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西征宁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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