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论
文化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对文化的反思与时代须臾不可分离。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文化发展也呈现出难以厘定的多元化姿态。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现代主义以一种多元的、世俗的、偶然的、非体系的、语言游戏式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把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特征渗入到当代文化肌体，幻化为错综复杂的“后”文化形式，从而呈现出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诡秘面孔。
在这个商品经济充斥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今天，在这个由于科技的发展而导致空间相对缩小和时间相对增长的境遇中，当资本的逻辑隐蔽在文化帝国主义的背后风卷残云的肆虐之时，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过是“二者必居其一”的二元论，如果没有一个唯物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观照，就不可能穿透后现代主义文化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幻象，进而揭示意识形态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和实质。
本书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的和历史的维度上认为，那些即使似乎并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文化文本或文化客体和那些似乎没有具体的政治内容的后现代主义主张都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存在某种关联，因而只有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框架内才能真正看清被压抑的“政治无意识”。即是说，后现代主义作为当下资本主义文化主导形式，以迷幻、张扬、强势的异质性和差异性面纱掩盖了资本剥削、压迫和同化的基础性结构（物质生产关系）和异化的社会现实，进而成为一种遮蔽性的、功能性[1]的和对抗性[2]的意识形态，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去戳穿幻象、展露现实，并发掘全球性的革命力量与“现实存在的乌托邦”。
为了完成借文化逻辑之虚、批资本逻辑之实的理论的构建，首先，本书认同詹姆逊从曼德尔处借取“资本主义分期”理论，把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进而树立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的靶标。以三次科技革命为时代标志，曼德尔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孕育了古典资本主义（也称国家资本主义），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使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又称垄断资本主义），而当下这个受电子科学和新能源科技影响的时期便是“晚期资本主义”。本书将这样的“分期”理论融合在“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中，把资本主义当作文化的基础性结构来看待，以资本主义的“三种文化形式”与“三个分期”相对应，以此表达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这三种文化分别是：与古典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现实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和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孕育的后现代主义。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摧毁过去创新当下的“规范解体”的文化形式，反映了神秘的、不在场的存在因素——资本（金钱）——以一种令人痛苦的新方式表达着对人们的生活与存在以及文化叙述的决定作用；而现代主义，由于电力发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绝对自信、建立世界殖民体系的雄心壮志和更深层地针对只存在于记忆中的旧的社会和心理世界的丧失的“失落”和“迷茫”。当资本主义发展到“晚期”，在电子科技和新能源科学的体系下，资本以穿透性的形式运作于一切现实存在之中。在这里，被征服的不仅是自然和世界，还有创造它的人类自身。自由资本主义只是在一国内的市场资本主义形式；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超越了民族市场的界限，扩展到了世界范围；而在晚期资本主义则表现为跨国资本主义形式或者说失去了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形式，与这种极具征服性的和去中心的资本主义相对的也是一个征服欲极强的、精神分裂性的、提倡差异和异质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即后现代主义。于此，在消费社会与金融资本的簇拥下，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以迷幻的方式、放纵的姿态促使当下之人一窝蜂的拥护这种新型美感世界的创立，把资本的狂躁及其对自我的毁灭，即主体之死，隐藏在“欣喜若狂”的背后；另一方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后现代主义热情地讴歌滋生其自身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把对历史性的当下批判置之脑后；最后，后现代主义试图淡化晚期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关系异化或物化的实质，进而把商品文化化和文化商品化，从而使人忽视后现代主义美感生产的背后恰恰是晚期资本主义商品产生的雄厚支撑。
要看清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所营造的意识形态的幻象，就要从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出发去分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把现实——晚期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批判的前提，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个前提。也就是说，“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资本发展的最‘纯粹’阶段，即资本在当今的发展中，已经把以往与之并存的一切非资本因素蚕食殆尽，其主要表现在对‘自然’和对人的‘潜意识’领域的最终占领，前者指绿色革命对第三世界农业的侵蚀，后者则指新闻媒介和广告工业对人的意识的巨大影响”[3]。循着这个前提，“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批判的虽然是营造意识形态幻象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即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经验的文化现实，而真正的靶标却是孕育了此种文化的，又被这种文化的幻象所遮盖的，并把此种文化当作意识形态的（把局部的意识和利益普遍化的），一定条件、一定时期现实的，可经验的晚期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基础性结构（晚期资本主义）与文化形式（后现代主义）相对应的马克思主义阐释框架，可以敏锐地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文化的微妙关系。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虽然远离经济基础，且十分抽象，但却构成整个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同时，作为文化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也不是经济关系的消极伴生物，而是整个社会生活中最活泼而能动的组成部分，并且给予经济关系以巨大的反作用。当文化变成经济生产的一部分，当文化成为商品进而可以用于消费时，文化反过来也制造着消费、培养着消费，并不断推陈出新地拓宽文化产品的领域和文化工业的领地。然而，在这文化中却蕴涵着对“无意识”的政治和对资本主义自身演进的一系列隐蔽反映，同时，正因为文化文本和文化客体的“无意识”和本身即具有的半自治性成了掩盖资本主义现实、发挥异化功能和同化“革命”诉求的“意识形态”。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在于意识的虚假、对意识的欺骗和对现实的扭曲，而是试图与社会生活中令人难以忍受的各种关系达成一致，即对之的适应。同时，这种意识形态还包含了某种乌托邦形式的空想，即在乌托邦意义上对难以忍受的关系的顺从。
于是，无意识的文化文本和文化客体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阵地。这阵地是对立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隐秘的厮杀的战场。以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形式身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把自身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色，在其所提倡的差异和异质性诉求的民本主义面具背后使自己的幻象表现得更加深刻。面对这种幻象——一种使人迷失其中而不知归途的迷宫——“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补充[4]了“认知测绘”理论。这种理论特别被应用于与晚期资本主义庞大而复杂的资本逻辑相对应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中，在后现代主义所营造的超级文化空间——超级的意识形态空间——里去探测人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真实处境和资本逻辑的真切现实，从而也去发掘与资本主义相对抗的阶级力量和人类未来的现实的乌托邦归宿。
面对当下乌托邦的历史性困境——乌托邦的道德满足、政治享乐——和其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处境——预言的无力、宪法描写的消遣性、政治行动的无涉性——本书强调，当文化在资本运作的庞大逻辑之下把现实凝塑得既支离破碎，又坚硬如磐[5]时，正是这种“极不可能性”才为乌托邦的现实存在和自由运作在人的头脑的政治想象中提供了一种希望和存在的依据；也正是这希望和依据使乌托邦的现实存在成为戳穿意识形态幻象、展露晚期资本主义现实的策源之地。
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首先在总体性的诉求下从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中看到社会的分裂与人的原子化；进而揭露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空想实为以消遣和娱乐为形式的集体性幻想训练；从而，人的存在及其生活被带入“悖论（二律背反）”的处境和既“终结一切”又固执当下的封闭的境遇；而这一切终归是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共谋和与金融资本的同构。经过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意识形态面纱被掀去，它将把人在当下的虚无主义的焦虑实质坦露无余。离开消费社会这一现实，后现代主义将失去生存的环境，留下的不过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形式上所进行的抽象的综合。这些抽象的综合本身如果离开当下的现实，将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充其量只能为整理文化史资料提供方便，提出历史资料的某些连贯性。
在被戳穿的意识形态幻象与被展露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中，呈现出一幅共时性与历时性共存、个体与集体相统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互为辩证又饱含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文化批评画卷。在这幅画卷中，该理论既批判了个体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如福柯）、以阶层概念模糊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罗兰·巴特的缺乏历史感的分析框架，又吸收了马克思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卢卡奇开创的功能性意识形态理论和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分析模式。
如果把意识形态理论从托拉西创始之初到詹姆逊勾连起来，意识形态理论史将展现从启蒙之光到批判之靶，再到马克思的奠基性的积淀，进而经过卢卡奇、葛兰西的丰富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延续，最后来到詹姆逊批判性的借鉴和融合的辩证轨迹。这轨迹既印证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下更为庞杂的繁复性和更深的隐蔽性，因而也就更需要一种同样复杂、深邃且犀利的理论反映，“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正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形式。
注释
[1]意识形态在当下资本主义现实中已超出了真假、对错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了半自治性，发挥着异化的功能。
[2]这里的对抗性是没有硝烟的对抗，但却无处不具有着压制。
[3]陈学明，马拥.走进马克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234.
[4]“认知测绘”是詹姆逊晚近的理论成果。
[5]笔者用“支离破碎”形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所倡导差异和异质；用“坚硬如磐”比拟差异和异质背后隐藏的同一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