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严号令，以戢贪暴”

元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元朝官军为了扑灭起义烈火，四处围追堵截，疲于奔命。元军原本十分剽悍强壮，由于受到长期以来朝政黑暗、纪纲紊乱的影响，此时已变得极其腐朽。那些世袭的武官，都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一般士兵也目无纪律，肆行掳掠，遇到起义军的攻击，往往溃不成军。所在蜂起的农民起义军，也大多非礼纵横，因而旋起旋灭。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起义军不久，发现这支队伍之所以纪律很差，常“哨掠四乡”，“荡尽民财”，是由于“将帅统御无法，心窃鄙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后来，他当了带兵官，就开始注意纪律的整顿。无论是招募农夫入伍，收编地主武装，都严加训练，令知纪律。在南略定远的过程中，他在训练招降的地主武装时，即训之曰：“尔众初非不多，一旦为吾所有，何也？盖将无纪律，士不素练故尔！今练习尔等，欲令知纪律也。”（《明太祖实录》卷一）有一次，他带领一支新收编的地主武装出战，两名士卒违令，“即斩以徇”，使“众皆股栗”，不敢再违抗命令。在和州，诸将看朱元璋年轻，不把他放在眼里。未按时完成共同约定的修城任务，他掏出郭子兴的令牌，沉下脸说：“总兵，主帅命也，非我擅专。且总兵大事，不可无约束。今甓城皆不如约，事由何济？自今违令者，即以军法从事！”（《明太祖实录》卷二）

郭子兴死后，朱元璋执掌该部的指挥大权，旋即率部南渡长江，攻占应天，建立江南行省政权。随着占领区的不断拓展，队伍的实力日益壮大，战事更加频繁，规模也日趋扩大，朱元璋更加紧迫地认识到，军事纪律将是提高军队战斗力、夺取战争胜利至关重要的因素。“凡号令、征战”，必须“一以军法从事”（《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只有做到号令统一，“将士一心，人百其勇”（《明太祖实录》卷二六），才能像鸷鸟搏击那样，使敌军“巢卵俱覆”，赢得战争的胜利；号令不一，人各二心，就会失机误事，进退无节，导致战争的失败。不仅如此，军纪的好坏还关系到民心的得失。“鸟不萃鹰鹯之林，兽不入网罗之野”，“师旅之行，势如烈火，火烈则人必避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只有师行以律，严禁贪暴，“惠爱加于民，法度行于军”，在百姓中树立较高的信誉，才能赢得民众的拥戴，也才能争取敌方“部曲胁从者望风来归”，瓦解敌人营垒，壮大自己力量（《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因此，他决定进一步“申严号令，以戢贪暴”（《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为了引起将士对军纪的重视，在攻打镇江时，朱元璋还特地和徐达搞了个苦肉计。临出师前，他召集将士，故意当众历数徐达“尝纵士卒之过”，宣布将按军法论处，再由李善长出面求情，让徐达保证今后一定严格约束士卒，并领兵攻取镇江，立功赎罪。他这才宣布免予处罚，告诫徐达及全体将领：“吾自起兵，未尝妄杀。今汝等将兵往，当体吾心，戒缉士兵。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杀戮。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诸将一致回答：“谨受命！”（《明太祖实录》卷四）徐达攻入镇江，果然号令严肃，“民无兵刃之灾，舍无焚烧之废，京口之民全生”（《皇明本纪》）。后征甘露（今江苏无锡市东），有“军士犯令者，即以甑蒸之”（俞本：《明兴野记》卷三上）。

为了做到“严号令”“戢贪暴”，建立严格的军事纪律，朱元璋强调应把“行教化”与“明赏罚”密切结合起来。他说“治国之要，教化为先”（宋濂：《洪武圣政记·新旧俗第七》），这个教化的对象是包括军队在内的。他认为“剽悍骄暴非人之性也，习也。苟有礼法以一之，则剽悍者可使善柔，骄暴者可使循帖”（《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将士的剽悍横暴不是先天生成的，通过“教化”，使之接受礼法的约束，是可以改变的。朱元璋的“教化”，主要是向将士进行有关战争观的教育，然后再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他反复对将士强调，他之所以起兵反元是“为民除乱”（《明太祖实录》卷四）。为此，所有的将士都必须接受礼法的约束，施行仁义。“仁义足以待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心。夫克城虽以武，而安民必以仁。”（《明太祖实录》卷七）要求将领要“以仁爱为本”，“爱军恤民”，“保全生灵”（《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一七、一六）；要求士卒“毋肆虏掠，无妄杀戮”（吴宽：《平吴录》）。

朱元璋还强调，明赏罚是加强军事纪律的一个必要手段，“赏罚明信，行军之要”（《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他认为“有功不赏是谓吝，无功求赏是谓贪。吝则失众，贪则逾分”（《明太祖实录》卷一四），赏罚必须秉公、得当，才能收到严肃军纪的效果。朱元璋亲征婺州时，有次夜出私行，受到巡军的阻拦，随行的小先锋张焕说“是大人”，要求放行。巡军拒不答应，回答：“我不识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朱元璋认为巡军坚决执行宵禁的命令，严守军纪有功，即“赏巡军米二石，不复夜出”（《国初事迹》）。击败陈友谅后，常遇春“克赣不杀”，纪律严明，朱元璋派人嘉奖。（《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徐达辖下的降人陈保二“由诸将不戢士卒”，向他勒索财物，“致怨而叛”，加上徐达率师反攻常州久攻不克，朱元璋即“命自徐达以下皆降一官”（《明太祖实录》卷四）。胡大海领兵围攻绍兴，他的儿子胡三舍和王勇等三人犯酒禁，朱元璋命诛之，都事王恺出面求情，说：“胡大海现总兵攻绍兴，可以本官之故饶他。”朱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不可坏了我号令！”当下就拔刀把胡三舍等三人杀死（《国初事迹》）。冯胜领兵至高邮，与徐达合兵，一举攻克了这座城池。城下之日，有将士掳掠民女，朱元璋令冯胜“即军中搜问”，“有虏人妇女，皆以军法冶之”（《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平定四川后，朱元璋犒赏将士。杨璟、赵庸均有微劳，但杨先前曾在潞州失陷军马，及攻覃垕寨久不能克，进攻瞿塘又致覆败；赵先前率兵取桑植美容洞，会周德兴合攻覃垕寨，至中途而返，未按作战计划行动；朱亮祖比至重庆，而城已下，虽有跋涉之劳，但擅杀军校，罪浮于功，三人皆“不与赏”（《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朱元璋还强调，赏罚“必在至公”（《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必须做到赏不避仇，罚不避亲。他特地告谕归降留用的敌方将领，要求他们严格遵守自己制定的纪律：“汝等亦非素富贵之家，一旦为将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礼纵横。今既归于我，当革去旧习，如吾濠、泗诸将，庶可以保爵位。”（《平吴录》）他们严守军纪，作战有功，朱元璋照样给予奖赏。元淮西宣尉、都元帅康茂才在应天率所部归降，后陈友谅奔袭应天，他奉命修书诈降陈友谅，“绐为内应”，待陈友谅率兵进入埋伏圈，“伏兵四起，茂才合诸将奋击，大破之”，朱元璋“嘉茂才功，赐赉甚厚”（《明史》卷一三〇，《康茂才传》）。对于同自己亲近的将领，朱元璋也是有过必罚。在任命傅友德总兵攻取福建时，他特地叮嘱说：“何文辉（朱元璋义子）为尔之副，湖广参政戴德从汝调发，二人皆吾亲近之人，勿以此故废军政。凡号令征战，一以军法从事。”（《明太祖实录》卷二六）安庆被陈友谅攻破，守将赵伯仲走遁，朱元璋决定依失陷城池罪诛之，常遇春以“伯仲系渡江旧人”代为求情，他回答说：“不依军法，无以戒后人！”令其“自缢死”（《国初事迹》）。朱元璋晚年曾概括他的这个赏罚原则说：“赏罚必当功罪，然后恩威并行，人心悦服。”（《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五）

经过长期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朱元璋的军队终于变成一支军容整肃、纪律严明、服调遣、听指挥的队伍，攻城略地“秋毫无犯”，“市井宴然”，不仅极具战斗力，而且深得民心拥戴，从而能逐一战胜军纪败坏、师行无律的元军和其他割据队伍，完成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的历史重任。

《尉缭子·十二陵》有言：“亡在于无所守（没有可遵守的法度），危在于无号令。”任何一支军队，只有严守法度，统一号令，才能克敌制胜，免于危亡。朱元璋“申严号令，以戢贪暴”的事例，再次印证了这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