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始社会与国家的起源
第一节 原始遗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原始人类的活动，揭开了中华历史的序幕。
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发现过距今七十万年左右的原始人的头盖骨化石。考古学家把这种原始人叫做“北京人”。同一地点出土有用于砍、刮的打制石器，并发现有用火的痕迹。云南元谋、陕西蓝田也发现过古人类牙齿和头骨化石，出土的石器工具不如北京周口店丰富，他们的时代可能比“北京人”还要早些。
十万年以前的人类居住遗址，在山西、湖北、广东等省境内都有发现。约五万年前的遗址以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为典型的代表。洞内除发现人骨化石之外，还发现了大量鱼骨、贝壳、蚌壳，说明人们不仅从事采集、狩猎，还从事渔业捕捞。打制的石器工具已有磨制的痕迹，并出现了兽骨制成的各种骨器工具。骨针的发现，说明人类已用兽皮或树叶缝制衣服。
太古先民从事物质生产，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但进步是很缓慢的。大约一万年前，才出现划时代的变革。主要表现为石器工具的制造由打制改进为磨制，制作更为精细，种类也更多。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时代”，而把此前打制石器的时代称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遍布在中国二十几个省区，已发现有上万处。经过科学发掘的住地和墓地，有四百多处。新石器时代发明了用泥土制作陶器。以河南渑池仰韶遗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遗址为代表，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
仰韶村首先发现与磨制石器并存的陶器。尔后，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等省的一些地区也陆续发现了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统称为“仰韶文化”。磨制的石器出现了用于弓箭射猎的石箭头、石刀、石斧、石铲，并出现用于耕作的多种工具和用于纺织的石纺轮。狩猎技术有很大提高，且已从事农业耕作和丝麻纺织。陶器是用手工制作的，有用于取水、储水和储存谷物的瓶、盆、罐和烧煮食物的炊具和饮食用具。陶器上绘有黑色和红色的各种花纹，因而又被称为“彩陶文化”。陶器的制作和一些地区居住遗址的发掘，说明这时的先民已过着定居生活。
龙山镇首先发现了不同于仰韶彩陶的轮制黑色陶器，因而又叫做“黑陶文化”。同一文化类型的遗址，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安徽等省的许多地区。陶器用轮制，细腻油亮，质地很薄，品种和类型也多有新创。石刀和石铲，出现半月带孔的新形制，便于绑在木柄上耕作。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并出现了鸡犬等家畜饲养。住地附近有备储藏的地窖，表明已有较多的剩余生产物储存。
内蒙古、辽宁、江浙地区和云南等地也陆续发现过一些约略同时的文化遗存，各有自己的特点。
生产的进步是从用火开始的。古人把发明用火的人群称为燧人氏，最先从事狩猎畜牧的人群称伏羲氏，最先从事农耕的人群称神农氏。燧人、伏羲、神农被尊称为三皇，世代供奉。这个被神化了的传说包含着人们对生产进步过程的记忆，也包含着对先民的长久的敬仰。
第二节 氏族与部落
一 氏族公社
太古居民群居群婚，没有形成血缘组织。古书上说：太古没有君长，人们聚居群处，只知道自己的母亲，不知道父亲是谁。没有亲戚、兄弟、夫妻、男女的分别，也没有上下长幼的规矩。大约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开始形成母系氏族。一个母亲所生的子女组成一个氏族。氏族之内不许通婚，只能和别的氏族通婚。氏族于是成为较稳定的血缘组织，也是生产和生活单位，所以又叫氏族公社或原始公社。这是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社会组织，从而建立起最初的社会秩序，比起前此的群居杂处，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有一个古老的神话，说古时天塌地陷，火不灭，水不息，猛兽吃人。有一个女娃（又作女娲）炼石补天，止水灾，服禽兽，天地四时有序运转，人民得以安生，和睦相处。这个女娃当然不是什么女神，而是在混乱中建立起秩序的母系氏族制的化身。陕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村落遗址的公共墓地，女性和男性分别集体埋葬，可能是个体家庭出现前的氏族公社遗迹。
母系氏族公社的妇女还可以和其他氏族的多名男子通婚，血缘系统并不严格。尔后，出现一夫一妻制，有了确定的父子关系，母系氏族转变为父系氏族，进而形成以男子为中心的夫妻家庭。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生产物的储存，出现了家庭私有制，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公社走到了最后阶段。龙山文化遗址的墓地，不再是集体合葬而是个人仰身葬，留下了历史进步的痕迹。
氏族公社时代，人们还只能维持很低水平的生活。氏族成员需要互相照料，没有盗窃抢夺。传世的古籍《礼记·礼运篇》描述说：
那时天下为公，推举贤能的人管事，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人们不只是爱自己的亲属，也不只爱自己的子女。老年人得到奉养，青壮年都有工作，幼儿健康成长。失去丈夫或妻子的孤寡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没有子女的老人和残疾人都得到赡养。男子有岗位，女子有归宿。财物不应丢弃也不必归自己占有。出力劳作也不是单为自己。人们不互相欺骗，也没有盗贼，外出不用关门。这就叫做“大同”。
这段描述美化了低水平的原始社会，但也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几千年来，大同之说一直为人们传诵，实现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大同社会，是中华民族世代追求的理想。
二 部落联盟
父系氏族制确立后，相互通婚的氏族进而结成为部落，形成氏族外婚、部落内婚的血缘组织。部落由两个以上氏族组成，更便于组织生产和抵御外来侵袭。居住在邻近地区，相互间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结合为部落联盟，形成力量更为强大的群体。联盟由各部落推选联盟长，叫做“帝”。帝字的古义是审查、审定。帝是联盟事务的管理者和领导人。
黄河流域今河南、山西及陕西东部等地，先后建立了炎帝、黄帝两个部落联盟。炎帝又称赤帝，传说在姜水地区，大抵是拜火的部落，崇尚红色。黄帝联盟传说在姬水地区，是黄土高原的农耕部落，崇尚黄色。以红、黄两色象征吉祥和高贵，是炎黄子孙世代传承的文化传统。
迤南地带有黎族的部落联盟号称“九黎”（九是不确定词，泛指多数），联盟长叫蚩尤。炎帝与蚩尤争战，黄帝助炎帝打败九黎，杀蚩尤。俘虏的黎人罚做奴隶，被称为“黎民”。九黎中战败的部落逃往南方立足。
黄帝与炎帝两联盟也有过冲突，后来合并为一个大的黄帝联盟。东部地区今山东一带的居民，号称东夷。“夷”字是人执弓的象形，大约多是射猎部落，也加入了黄帝联盟。
黄帝部落联盟不断发展形成强大的群体。各部落各自命名，称为某氏，以示区别。家庭私有制确立后，个人也都有了自己的命名。黄帝联盟后来出现一位联盟长，名叫颛顼（音zhuānxū），原属高阳氏部落。又有一名联盟长叫喾（音kù），称帝喾，原属高辛氏。传说颛顼曾有八名辅佐，协助管理联盟事务，卓有成绩，人称八恺。帝喾也有八人辅佐，称为八元。八恺和八元的名字，后世都还在流传。
尔后一位著名的联盟长是尧，原属陶唐氏。尧在帝位时，据说各部落（九族）和睦相处，百姓生活安定，博得世人的称颂。羲氏与和氏观察天象，制定历法，以适应农耕的需要。帝尧委任夏后氏的鲧（音ɡǔn）率众治理水患，但历经多年未能奏效。尧晚年选任有虞氏的舜做辅佐。舜荐用各部落有才能的人参与联盟事务的管理，又到联盟各部落查访，撤换了几名不受拥护的酋长，赢得了声誉。
部落联盟长的推举，各部落都有当选的资格，但只是在联盟长死后才推举新的继承人，而且多是在有声誉的辅佐中产生。帝尧死后，舜便顺利地当选，称帝舜。帝舜在位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黄河流域洪水泛滥。舜委任夏后氏的禹考察山川形势，率领部众疏浚河道，历时十三年治水成功，恢复了黄河流域的生产秩序。
后世把黄帝联盟的创建者黄帝和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合称为“五帝”尊奉，以纪念他们对历史发展的贡献。
舜死后，立有大功的禹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帝，称帝禹或大禹。帝禹在位时，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洪水过后，致力于修治农田水利，恢复农耕。二是加强武力，以抵御外部的侵袭。据说帝禹时已发明用青铜作兵器，提高了作战能力。帝禹发动各部落酋长与南部的苗族作战，宣告说：“不是我愿意打仗，是苗人扰掠，我率领你们众君长去征伐。”帝禹作战获胜，苗人被迫退居长江流域。传说帝禹晚年曾去江南巡视，死于会稽。
帝禹是对黄帝联盟有大贡献的联盟长，也是最后一位联盟长。禹死后，黄帝联盟瓦解，各部落陷于长期的混战。
三 部落混战
帝禹生前，曾举荐东夷部落的益继任帝位。益在帝舜时曾参与管理山林沼泽，助禹治水有功。禹死后，禹的儿子启不等部落推选，便起兵攻杀益，夺取帝位。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出被残酷处死之人的遗骨。学者考证为启与益部落争战的遗存。启以武力夺位，没有得到联盟各部落承认，因而不能获得“帝”的称号，只能称启或夏后启。联盟中的有扈氏部落起兵伐启。启率夏后氏在甘（今河南境内）应战，发布命令说：“我命你们去攻打有扈氏，谁不服从命令，我就把他处死。”启战胜有扈氏，把俘虏罚做奴隶。
帝位的争夺是私有财产制形成后争夺权力的集中表现。权力争夺甚至在父系大家庭中也已展开。启的幼子武观因和兄长们相争，被启赶走。武观率众反抗，启派人把他杀死。启死后，儿子太康继立，还想再夺联盟长帝位。他的五个弟弟指责他说：你坏了尧以来的规矩，就是自取灭亡。东夷有穷氏后羿（“后”当是部落长称号）攻占太康的住地安邑（山西夏县）。太康逃往斟寻氏。羿攻灭斟寻。羿的收养子寒浞杀羿，夺取了羿的家产。
寒浞乘胜追杀夏后氏相。相子少康逃到有虞氏，得到帮助，攻灭寒浞。少康重获胜利，但结盟的部落已所存无几。夏后氏传到孔甲时，原来黄帝联盟的各部落相继离去。孔甲三传到桀，部落联盟已完全瓦解了。
古文献上所说的夏代，自从启以武力夺取帝位以来，各部落之间乃至大家庭的父子兄弟之间，为争夺权力和财产，无休止地相互争斗厮杀。整个社会长期陷于混乱，对立的势力相互冲突，不可遏止。历史的发展，需要高踞全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来调和冲突、建立秩序。一个新型的统治机构——国家产生了。
第三节 国家的建立
一 商汤建国
夏与商，都是古地名。夏地约在今山西夏县，原来居住这里的部落便称为夏氏或夏后氏。商地约在今河南商丘，居住这里的居民称为商人。商原来也是黄帝联盟中的部落，始祖契在帝舜时曾助禹治水。历十四代传至汤，与夏桀同时。在夏后氏与诸部落混战的年代，商部落却得以有序发展，并有了较强大的兵力。汤先后攻灭今河南境内的葛、韦、顾、昆吾等部落，进兵攻打夏氏。汤在出兵前聚众誓师，说：“你们大家听我说，不是我要发动战争，夏氏有罪，上天要消灭它”，“你们帮助我去执行天讨，我会给你们重赏。你们不要不相信，我不会食言。你们不履行誓言，我就要把你们处死”。所谓给予重赏，就是作战获胜，可以分得掠获的财物和奴隶。汤在鸣条地方大败夏兵。夏桀逃往南巢（安徽巢湖），死在那里。
商汤没有重建部落联盟，而是在氏族部落制的废墟上建立了商国。商汤也不再沿用联盟长“帝”的称号，而自称为“王”。“王”字原是长柄斧钺的象形，是权力的象征。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历史走向文明的重大事件，也是建立国家必备的条件。古代有“仓颉造字”的传说，它的合理内涵可能是表示生产物有了储存后，管仓人创造了图画储存物和记录数量的符号。考古发掘显示，夏代已有文字，但汉字的大量制作和广泛应用是在商代。夏商两代都用烧裂兽骨观察纹络的方法占卜吉凶。商人把占卜的事件刻在龟甲或牛骨上，这样的甲骨已发现有十四五万片，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其中一部分非占卜的刻辞还保留了若干记事和谱系。商代用青铜制作兵器和耕具，也用来制作祭祀用的礼器等器物，铸有人名等铭文。甲骨文字和铜器铭文是商代的原始文字记录，与后世的文献记录相印证，可以约略得知商代历史和国家制度的概状。
二 商代的国家制度
商国废除传统的部落联盟制，建立起国家制度。新制度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而是经历了逐步完善的过程。它和旧制度有明显的区别。
商国王统治全国，不再经推选，而是由商汤家族父子兄弟承袭。王权成为统治家族或宗族的特权。商汤的祖先，已用日干（后称天干）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个纪日的数字命名。商国建国后，历代国王仍用日干做名号。汤又号太乙。后期著名的国王有盘庚、武丁、受辛。
国家制度与氏族部落制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建立起在全社会之上和之外的统治权力机构。汤任用有莘氏的伊尹和薛（山东滕县）地部落的仲虺（音huī）作辅佐，设官分职。辅佐治理国务的人称为“尹”和“臣”。以下设置分管各种事务的小臣。如管理农耕的叫“耤（音jiè）臣”，管理畜牧的叫“牧臣”。甲骨卜辞有军事编制“师”“旅”，并有左、中、右之分，说明商国已建立独立的军队组织。原来氏族部落的治理，只是对部落或部落联盟公认为不当的行为以公认的办法予以处置。商国不见有成文法传世。但古籍见有“汤刑”“汤法”。甲骨卜辞有刖（音yuè，割足）、劓（音yì，割鼻子）等刑名。后人说“刑名从商”，商国当已有一定的法规。
国家制度与氏族部落制的另一个重大区别，是不再按照血缘系统，而是按地区来统治居民。商汤以武力攻灭昆吾等部落进而攻灭夏后氏，在商人旧地和征服、归服地区，重新量地制邑（聚落）。各地居民由商王的各支系宗亲和归服者分别统治。依据地区的大小和军马的多少，统治者分别授予侯、伯、子等称号，统称为诸侯。未经征服的地方各部落，统称为“方”或“方国”。只要承认商国，仍由原部落长“后”管理，统称为“群后”。群后需向商国进献一定数量的本地物产，称为“助”，以表示赞助商国的统治。商汤曾向诸侯群后发布文告，要他们为民立功，勤于职事，否则将受到惩罚。未经征服的各方国与大国商的关系是不稳定的。商国建立后，各方国的反抗斗争仍然不断发生。
三 奴隶占有制
各部落频繁争战的年代，起初是胜利者把作战中的俘虏全都杀死。尔后的进步，把俘虏作为奴隶用于生产劳动和服役。随着战争的不断发生，奴隶数量不断增多，形成奴隶占有者与奴隶两个对立的阶级。见于甲骨卜辞的男女奴隶有隶、奚、婢、妾等多种称谓。
商国是奴隶占有制国家，维护和协调奴隶占有者的权利，镇压奴隶，使之服从。大奴隶主来自统治各地的王室宗亲和官员等贵族。奴隶主把奴隶当做私有财产和役使的工具，用于农、牧业和手工业生产，也用于家内服役。奴隶主可以任意处罚奴隶直到处死。贵族死后，还要杀死奴隶殉葬，供死后驱使。已发掘的商代贵族墓葬中，一个大墓殉葬奴隶的尸骨多至数十具至数百具。商人迷信鬼神，祭祀祖先是头等大事。祭祖时也要杀死奴隶，奉献给先人。甲骨卜辞中留下大量杀祭的记事。河南安阳殷墟还发现了尸骨横陈的杀祭坑的遗址。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依靠国家的支持，所以说：“古代的国家，首先就是奴隶所有者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奴隶主有生杀之权，奴隶难得反抗，伺机逃离是一条生路。逃跑的奴隶，有可能指望其他奴隶主收容。但奴隶主引诱和收容别人的奴隶以扩大自己的财产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要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国家的制裁。
贵族奴隶主和奴隶之外，原来各部落氏族成员群众，商代叫“众人”或“小人”，即所谓自由民。他们各自独立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独立生活，遇有战事则要随从作战。作战胜利，分得俘虏做奴隶，有可能成为小奴隶主。作战失败被俘，就要成为对方的奴隶。
奴隶占有制是残酷的阶级压迫制度，但比起氏族部落制无限止的厮杀和无秩序的生产，是一个进步，从而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青铜器的制作是商代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夏代已有青铜器，商代大量制作并广泛应用。各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包括生产工具、兵器、各种容器和礼器，种类繁多。青铜器的制作从矿冶到熔铸，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由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分工操作。这显然不是分散生产的众人所能胜任，而只能是有组织的奴隶劳动。河南安阳出土商代王室的青铜礼器司母戊鼎重八百七十五公斤，形制优美，内铸“司母戊”三字铭文，学者推测至少要有四百人分工协作才能铸成。可以想见商王室拥有庞大数量专业制铜的奴隶群体。各诸侯国也都用制铜奴隶，各自制作容器和礼器。
商代的农业生产还在使用石器工具，但已发现有青铜制作的锄、铲等农具。玉器、骨器的制作，由于有了青铜工具而呈现明显的进步。青铜武器戈、矛、箭镞等，也可用于狩猎。可以说，青铜器的制作带动了各个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由石器时代跨入了青铜时代。广大奴隶的艰苦劳动创造了青铜时代的辉煌。
四 迁徙与兴亡
商国王的国家统治机构，习称为王庭。汤的王庭原在今河南境内的亳。汤以后的几代国王曾先后迁移到河南境内的相和隞，又迁到今山东境内的庇和奄。商国改革传统的氏族部落制，建立地区性的统治，不能不遇到各种抵制。四次迁移，当是为了加强各地的统治。传到国王盘庚时，又迁回河南，选择殷（河南安阳）作为国家的统治中心。盘庚发布文告，动员王室贵族和文武百官（“邦伯师长，凡百执事之人”）率领他们的亲族和奴隶，大举迁移到新邑。从此以后，直到商国灭亡约三百年间，国王和王庭都在殷，不再迁移。盘庚迁殷是商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大抵商国的统治，迁殷后才逐渐趋于稳定。殷墟的考古发掘也证明，迁殷后的商国，各方面都有显著的发展。所以，后人又把商称为殷或殷商。
盘庚以后一个有为的国王是武丁。商国建立后，一些未经征服的方国，并不甘于服从，不断与邻近的诸侯国发生冲突。武丁出兵近万人先后征服北方、西方和南方的一些方国，获得诸侯国的拥戴。商国统治的领域北至今河北北部，南到今湖北南部，西起陕西高原，东至山东沿海，蔚为大国，比商国初建时大为扩展了。
武丁妇好墓的随葬品，显示铜器和其他手工业的制作，达到新的水平。商贵族往往一夫多妻，以求繁衍宗嗣。武丁有妻室三人，统称为“妇”。妇好曾统兵征伐方国，立有大功。近年在河南安阳发掘妇好的墓葬，随葬品多至一千九百余件，其中铜器四百六十余件。青铜礼器铸有铭文和精美的花纹，形制新颖，多是此前未见的重器。随葬玉器七百五十余件，多是精心雕刻的艺术珍品。象牙杯三件，通体浮雕，是罕见的瑰宝。墓中还有铸有花纹的大铜钺两件，作为墓主统兵出征的象征。妇好墓随葬品的丰富和制作的精良显示出王室的富有，也显示出手工业生产的发达。有人认为，司母戊鼎也可能是武丁时铸造。武丁在位，号为中兴盛世，受到后人的称颂。
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后人称他为“纣”。史家说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能文能武，在朝歌（河南淇县）营建别都。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作战的胜利和经济的发展，激发了贵族们贪欲的增长。以纣为首的王室贵族恣意挥霍享乐，侈靡无度，招致众人的不满和奴隶的反抗。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但这些被指责为“变乱旧章”，并不能阻止阶级矛盾的激化。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他用酷刑惩治反对他的人，执事百官，持有不同意见，也往往被残酷处死。族兄微子启逃离王庭以求自保。王庭的太师、少师等职官也相继离去。各诸侯国多叛商自立。纣众叛亲离，日益陷于孤立，灭亡的日子临近了。
被商国封为西伯的周国，起兵伐商。纣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