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社区

欧洲犹太难民来到中国后，随即与先前来华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但是，他们在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等方面又与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有许多不同之处，有时不免产生分歧和摩擦。久而久之，欧洲犹太难民便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区，还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社区组织。由于到中国其他城市的欧洲犹太难民人数很少，本章重点考察人数超过2万的上海欧洲犹太难民社区。需要指出，由于犹太难民在中国境内是可以迁移流动的，因此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及其组织也对中国其他地方的犹太难民产生了影响。

一、欧洲犹太难民建立独立组织“中欧犹太协会”

欧洲犹太难民来沪后，起初并没有建立独立的社区组织，而是参加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建立的阿哈龙会堂、拉希尔会堂和摩西会堂的宗教仪式。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中欧犹太难民要求准许他们在这些会堂里按照德语犹太人的习俗单独举行宗教活动。这虽得到塞法迪犹太社区和俄罗斯犹太社区的同意，但上海的犹太教大拉比阿许根那齐要求他们只能按犹太教正统派的传统进行仪式，这使欧洲犹太难民深感不便，遂开始计划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

1939年3月，在利奥波德·施泰因哈特、格哈德·戈特沙尔克、伯纳德·罗森贝格博士等人的组织下，中欧犹太难民在百老汇大戏院（今东山电影院）举行了第一次独立的宗教仪式，以纪念“五旬节”。这是中欧犹太难民建立自己独立社区组织的第一步。但当时出于维持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关系考虑，“五旬节”仪式后建立的宗教组织还只是隶属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一个公共宗教部，由库特·马克斯博士（Dr. Kurt Marx）居中进行协调。

1939年7月，在格奥尔格·格拉斯博士的领导下，中欧犹太难民成立了“犹太文化协会”（Juedische Kulturgemeinde），向建立独立的中欧犹太人社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文化协会的组织下，难民们首次独立举行犹太新年仪式。这一仪式的成功举行进一步强化了中欧犹太人的宗教独立意识，要求建立自己的犹太社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39年11月，中欧犹太难民不顾阿许根那齐拉比和“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反对，建立了独立的社区组织——“中欧犹太协会”（Juedische Gemeinde），本部设在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施泰因哈特出任协会主席。虽然中欧犹太协会缺乏资金，并一时无法得到“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支持，但是仍以勃勃向上的精神，团结在沪中欧犹太难民，积极开展宗教和其他社区活动。

中欧犹太协会相继成立了公益部、宗教部、法律部等机构，建立了“仲裁法庭”“妇女联盟”“圣葬社”等组织，以处理诸如法律诉讼、宗教活动、教育卫生、丧葬事务等各种具体问题，还出版了报道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犹太简讯》。该会的首任拉比是J·温特博士（Dr. J. Winter）。1939年10月，他离沪去美国后，约瑟夫·蔡廷博士（Dr. Josef Zeitin）继任。其他为难民服务的拉比还有卡尔·H·索伯（他和蔡廷都是温和正统派）、维利·泰希纳和格奥尔格·坎特罗夫斯基（两人都是自由派），以及属于极端改革派的E·西尔伯斯坦博士。尽管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两年中，经过协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中欧犹太协会发展迅速。

虽然在百老汇大戏院举行的宗教仪式是由自己的拉比主持，并按照德国的方式进行的，但仍有一批自由派难民认为这过于正统。于是，在胡戈·亚历山大（Hugo Alexander）的领导下，部分自由派难民于1940年逾越节在东海大戏院（今东海电影院）举行了标准的改革派宗教仪式。这批自由派难民后来独立出去成立了中欧犹太自由派协会（Juedisch-liberale Gemeinde），由胡戈·亚历山大任会长，并聘请西尔伯斯坦博士担任拉比。与此同时，中欧犹太协会也在协会内部设立了自由派难民活动的宗教场所，以防止协会的进一步分裂。

1941年6月29日，中欧犹太协会举行了第一次选举，共有1000多人参加了投票。选举产生了21名代表，并由他们推选了7人组成理事会。F.莱塞博士（Dr. Fritz Lesser）和F.卡德格博士（Dr. Felix Kardegg）当选为正副会长，K.来狄许博士（Dr. Kurt Redlich）当选为理事会主席，并聘请R.D.亚伯拉罕任名誉会长。中欧犹太协会的理事会具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中有商人、职员、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和宗教人士。协会有意建成一个符合欧洲犹太社区民主传统、接受会员监督的犹太代议机构。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改组”了中欧犹太协会，以期越过林林总总的救援机构，加强对欧洲犹太难民的直接控制。改组后的中欧犹太协会逐渐由一个自发的社区组织演化成代表全体难民的政治实体，管理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难民事务，成为犹太难民与日本当局联系的代表机构。二次大战后，中欧犹太协会还负责欧洲犹太难民的遣送工作。

二、欧洲犹太难民的“仲裁法庭”

在协会的各种组织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仲裁法庭”的建立。作为侨居在中国的外国人，如涉及司法问题，理应由中国政府处理，任何一个国家及其公民均不得在中国设置独立的法庭，即使当初公共租界内的“会审公廨”，也是中国政府派出的司法机构。因此，犹太“仲裁法庭”的设立在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当时统治上海的是日本军事当局。他们为了减少管理中的麻烦，有意让犹太人自己处理相关法律诉讼，解决犹太难民间的纷争。他们本来就是占领者，对此类侵犯中国主权的事当然也不会在意。其次，在社团内部建立具有宗教性质的仲裁法庭，是离散犹太社区的传统。早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城内的犹太社区就有自己的司法机关。比中欧犹太社区更早的上海塞法迪犹太社区和俄罗斯犹太社区内部也都设有仲裁法庭，只是没有那么公开，那么完备，不太为外人所知罢了。如D.E.J.亚伯拉罕就是塞法迪犹太社区的民间治安判事。俄罗斯犹太社区在1939年12月给远东犹太社团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将在数月后设置社区附属的仲裁裁判所。欧洲犹太难民大量涌入上海后，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和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也都建立了处理司法问题的机构，前者在1939年夏天成立了欧洲侨民仲裁庭，后者不久后也成立了一个调解庭，主要解决非犹太欧洲难民之间的纠纷。

上海中欧犹太难民“仲裁法庭”成立于1940年2月18日，设在唐山路416弄22号内，由裁判官、律师、协助律师、评判员组成，同时组成仲裁委员会。该委员会制定了仲裁法庭的有关章程和规则，明确法庭的主要任务是调解，没有处罚之权；规定仲裁法庭是四级四审制，第一、二、三审均为调解，第四审为最高法庭，由5人组成，庭长为曾担任过德国地方初审法院法官的阿尔弗雷德·拉斯科维茨博士。此外，中欧犹太人还成立了一个律师公会，共有约近百名律师，为犹太难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个犹太仲裁法庭在7年多时间里共处理了数以千计的诉讼，直到1947年才被取缔。中国政府有关文件称：“旅沪犹太侨民设立仲裁法庭侵犯我国主权，应予封闭”，“嗣后凡犹太侨民等如有民、刑诉讼事件，并仰依法向我国司法机关申诉”。

三、中欧犹太协会的其他附属组织

中欧犹太协会还设立了圣葬社、“妇女联盟”等附属组织。1937年中欧犹太难民大批来沪后，中欧犹太协会的弗里德里希·格卢克施特恩于1940年8月建立了自己的圣葬社，并于9月在哥伦比亚路购地建立了中欧犹太难民的第一座公墓。随着难民死亡人数的增加，圣葬社又在周家嘴路购地建立了第二座公墓。圣葬社很受难民们的欢迎，入社者人数高达1800人以上。

“妇女联盟”创办于1940年，由格特鲁德·沃尔夫领导，成员最多时达1000多人。联盟主要负责照顾老弱病残难民，烹制特殊的安息日和节日伙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联盟的大半资金是由鲁本·D·亚伯拉罕夫人提供。

此外，中欧犹太难民于1942年8月成立了互助组织“厨房基金会委员会”，后来简称“厨房基金会”。基金会由一些经济境况较好的犹太难民组成，旨在筹措资金，采取“监护职责”的方法，帮助救济最贫困的犹太难民。中欧犹太难民还成立了犹太领唱者协会，难民中的锡安主义者还成立了诸如“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等组织（见本章附录二）。

四、欧洲犹太难民中的左翼人士

在犹太难民中有不少左翼人士，有的是德国共产党等左翼政党的成员，其中一些人形成了一个小组。据该小组核心人物岗特·诺贝尔（Gunter Nobel）介绍，他1933年加入德国共产党，纳粹上台后，大批德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他也于1937年被捕。此后，他和夫人基尼亚·诺贝尔历经千难万险，终于逃离德国，来到了避难地上海。在此前后，不少德国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也逃离纳粹魔掌来到了上海，他认识的就有上百人。

逐渐适应了上海的环境后，一些互相比较熟悉的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开始经常聚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著作并交流信息，逐步形成了一个反纳粹地下小组。小组的成员有二三十人，都是犹太难民。小组虽然具有强烈的反纳粹立场，但没能与德国的反纳粹地下组织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直接联系，也难以开展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抵抗活动，主要是组织学习和交流信息。

不过，小组的某些成员自行与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关系。如小组的创建人汉斯·希伯（Hans Shippe）是著名记者，德国共产党党员，后来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于1941年11月牺牲在山东的抗日战场。中国人民为他建立了纪念碑，碑文上铭刻着“为国际主义奔走欧亚，为抗击日寇血染沂蒙”这几个大字。小组的领导人之一瓦尔特·祖列克（Walter Czollek）也通过参加中国革命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Jacob Rosenfeld）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小组的核心人物汉斯·克尼格（Hans Konig）等5人与苏联建立了联系，其中也包括岗特·诺贝尔的夫人基尼亚·诺贝尔。他们后来为苏联塔斯社工作，积极向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直到1941年6月，该小组的任务仍然是以发展队伍以及为成员提供教育为主，他们也为从上海返回欧洲后能立即投入到有效工作之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德国于1941年6月进攻苏联极大地改变了上海的政治局势，这一事件促使上海犹太难民中的左翼团体成员通过口头讨论和写作等多种形式表达了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即纳粹在战争开始时的胜利只是其最后崩溃的前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广播站。自1941年夏末，塔斯社开始以四种语言（俄语，英语，中文，德语）播报重要信息，例如前线的每日战报，反希特勒同盟领导人的演讲，军事和政治形势分析，战争进程评论等。来自德国的犹太共产党员积极参与了德语节目的录制工作。该小组的汉斯·克尼格还为塔斯社撰写了一些关于政治、军事事件的评论。包括岗特·诺贝尔在内的不少共产党员也试图向苏联驻沪领事馆申请加入苏联红军以抗击法西斯，但这些请求由于犹太人的敏感身份以及当时复杂的环境而被苏联方面拒绝了。

1943年进入虹口隔离区后，小组继续进行定期聚会，交流盟军取得胜利的好消息。1945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和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传来，小组成员欢欣鼓舞。8月6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消息在上海流传，几天后日本人便投降了。1945年9月后，纳粹大屠杀的可怕内幕不断从欧洲传来，令小组成员十分震惊。与大多数在华犹太难民不愿再回欧洲定居不同，这些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还是想回德国。他们的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由、平等、社会主义的新德国，在中国的避难生活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以小组成员为核心，近300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汇聚在一起，经过反复磋商，决定返回德国。

1947年8月，他们告别了上海和中国人民，踏上了返国之途。1947年8月21日，295名前德共党员和左翼人士及其家属抵达柏林。他们是来华犹太难民中极少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返回前民主德国的数百人群体。在柏林车站，他们受到了盛大的、热烈的欢迎。1988年，邓小平同志邀请曾参加过中国革命的德国共产党老同志再访中国，诺贝尔夫妇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访华团。

五、来自波兰和捷克的犹太难民

波兰犹太难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群体。1941年10月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A·奥本海姆在致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负责人斯皮尔曼的信中就曾指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宗教习惯、性格、语言方面所受的教育与其他难民全然不同，我不想说他们优于或劣于其他人，但是他们是不同的，因而必须单独组成一个团体。”事实确是如此。波兰犹太难民虽然没有建立正式的社区组织，但他们始终抱成一团，在一起活动时讲波兰语，与德国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之间总是存有无形的界线。当日本当局强迫欧洲犹太难民迁入虹口隔离区时，只有波兰犹太难民出来抵制，理由是他们与德奥犹太人不同，并非“无国籍难民”，因为波兰流亡政府还在活动。后来他们虽然不得不迁入隔离区，但这次抵制行动显示了波兰犹太人的独特性。波兰犹太难民的宗教活动也表现出独立性，体现了真正的犹太教正统派，特别是哈西德派的宗教文化和宗教教育特色。同时，密尔经学院及其他经学院的400多名学生和拉比们在一向冷清的阿哈龙会堂坚持攻读。结果，著名的密尔经学院没有像其他经学院那样被纳粹摧毁，反而在上海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战后在耶路撒冷和纽约布鲁克林重建奠定了基础，以致人们至今仍在称颂上海在保护犹太正统派教育中发挥的历史性作用。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犹太难民也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中形成一个小团体。他们大多是“捷克斯洛伐克俱乐部”的成员，忠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经常在一起聚会。有意思的是，他们大都保留着旧的捷克斯洛伐克护照，来上海途中经过英国管辖地区时，他们就出示捷克斯洛伐克护照，结果避免了持纳粹德国护照引起的误会和麻烦。关于在沪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的人数，有着不同的说法。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在回忆录中写道：“大约有40人来自捷克斯洛伐克。”不过，近年来捷克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对战时在沪捷克斯洛伐克犹太难民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是人数约为100人左右。据笔者判断，后一个数字基于深入研究，应该更为准确。

在大批中欧犹太难民中，还有一些人是具有犹太血统和部分犹太血统，但已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他们同样得到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援助。同时，这些非犹太教的犹太难民也在各种救济活动中发挥了作用。他们通过与美国基督教救济组织的联系，为上海犹太难民募集了一部分救援资金。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还建立了几个独立的团体，如上海希伯来布道会、贵格会（公谊会）、天主教难民委员会、中欧新教徒联合会等。

附录一 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面面观

一

犹太难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维持最起码的生存。他们逃脱了纳粹的集中营和毒气炉，但如今面对着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谋生的问题。

在上海登陆的难民中，很多人实际上身无分文。他们没有亲戚或朋友，他们不会说中文，他们对这座城市或它的居民一无所知——事实上，很多人只是凭一时冲动才决定来上海的。如果不是因为迅速采取的援助行动，我毫不怀疑数百，甚至数千难民将会死去。

按照西方的标准，上海没有有组织的社会机构。一贫如洗的中国人在街上乞讨，有的在冬天默默地死于严寒。白俄和葡萄牙人社区有很小的赈济组织来帮助它们自己的穷人。在难民到来之前，几乎没有欧洲人处于贫困之中。

当难民最初开始涌入时，长期居住在上海的犹太人迅速组织了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来帮助他们，但委员会相对贫乏的资源很快就被用尽了，因此正规的犹太人救济机构，像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及国际犹太难民救济组织（HIAS）等取代它做了很多工作。

最初，委员会曾为难民们寻找住房，但是在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一次次卸下数百名孤立无助的难民后，情况变得严重起来。有财力的难民只得自己寻找住房，较富裕的难民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搞到了房间或公寓套房，较贫穷的难民被迫越过苏州河在日租界的虹口定居，那里的房租更低。虹口在1937年中日淞沪战役中被日本飞机大肆轰炸，1938年年底我们到达上海时，虹口的很多地方已成废墟，几乎空无一人。不久，新的房屋建成以供难民居住。

当我们家初到上海时，全部财产大约是10美元。我的双亲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在最初的几年里，我们过着较为奢华的生活，在公共租界有一处公寓套房，甚至有钱去青岛等旅游胜地避暑。然而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变化。日本占领军命令犹太难民搬入虹口的隔离区。我们被迫放弃了公寓，付了一笔荒谬的“钥匙钱”后，在过去曾是中国人的学校里获得了一间小单间。我们在这个又小（9英尺×12英尺）又暗和通风不良的房间里一直住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星期它被美国轰炸机摧毁为止，再搬入一间更小的房间。不用说，我们的房间没有独用浴室或厨房，甚至独用的自来水也没有。整幢建筑只有一间公共厕所，也没有自来水笼头。每天早晨，一名苦力推着被委婉地叫作“甜蜜车”的车子运走粪便污物，把它们当肥料卖掉。这幢建筑物也有一个公共淋浴设备，但只能在一定的时间里使用，大部分人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小盆洗澡。我母亲不得不在一个小煤炉上烹煮所有的食物，小煤炉与花盆一样大，只有不断扇风才能保持火旺。烧开水花费时间太长，到老虎灶买热水成了我每天的使命。老虎灶在上海任何一个街角都能找到（至少在较贫困的地区）。

夏天气候炎热，我们没有空调器和电扇，穿着最少的衣服，但很快就因出汗而湿透，不得不一天换几次。冬天极冷。我们买了一个大肚盆状的小炉子，但燃料昂贵，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用它。幸运的是，我们的楼里有电，但它只能用来照明，而日本人则经常切断电源实施灯火管制。

食物极其不足且昂贵，常有无数极端营养不良的病人。买新衣实际上已不可能，大多数人不得不穿他们从欧洲带来的衣服，很快就衣衫褴褛，甚至时常可见一些更穷的难民在冬天用破布裹脚，并把报纸塞在衬衣里。

还有数千名难民完全孤立无援，一无所有，委员会——得到来自维克托·沙逊爵士和其他富裕的西方侨民的赞助（包括非犹太人）——建立了难民营。难民营由匆匆改造和重建的学校、仓库、兵营等拼凑而成。几十户人家挤在通风不良的小宿舍里，每个家庭要为自己及其财物划出几平方英尺，不断有划界纠纷，邻居们对一英寸地皮的争执，其激烈程度不亚于美国的房屋所有人争夺后院篱笆的界线。

随后委员会被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取代，创办了临时厨房，供8000多人每天一餐，孩子们则多喝一瓶牛奶。

许多难民自己谋生，他们向富裕的外国人和中国人兜售从牙刷到鞋带等各类东西，随着他们的人数日趋增加，生意就很难做了，最后只有很少几个人才能够用这种方式谋得足够的生计。

绝大多数难民仍留在虹口，他们修复了数十个被毁坏的街道，盖起新的住房和商店，虹口开始呈现出德国或奥地利小城市的外观，数百家店铺开张了，大部分迎合难民顾客的需要，其中有杂货店、药房、面包店、水管铺、锁匠铺、理发店、裁缝店、修鞋铺、女帽商店等。当然也有不可缺少的维也纳式“咖啡屋”，没有它们，普通的维也纳人会感到难以生存。一些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甚至建立了小工厂，出产诸如肥皂、蜡烛、编织品、皮革制品之类的产品，以及特具欧洲风格的食品——腊肠、糖果、软饮料等，其中不少产品在中国人中也很畅销。

医生包括牙医开办了小诊所，因为德国和奥地利的很多医生都是犹太人，尽管他们人数过多营业情况相当不错。工程师和建筑师在重建虹口方面出了很多力，但他们找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律师、经济学家，大学教授等则无机会表现他们的才能了，一些人变成了小贩，另一些人卖报，很多人被迫在难民营里从事社区事务活动。

到1941年底，犹太难民已成功地建立起一介取得惊人成就的社区，如果没有太平洋战争，估计至少1/3的人能在上海定居。然而在珍珠港事件后，情况急剧恶化，难民的经济状况再次变得极为困难。日本人接管了整个城市，在花了一年时间学会管理这一复杂的大都市后，决定拘留所有的盟国公民，包括美国、英国和荷兰的侨民，但他们不知怎样对待犹太难民。一方面，这些犹太人显然是反轴心国的，至少在感情上是同盟国的支持者；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不是同盟国的人，不能被安置在拘留营里。战后发现，上海的德国纳粹分子曾就如何处置犹太难民提出了建议，包括使用毒气炉和焚尸炉之类手段。幸运的是，日本人拒绝采用这类措施。如前所述，他们最终决定将所有在1937年以后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集中到虹口的隔离区里。隔离区被铁丝网和哨兵团团围住，全体犹太人都被禁止离开，否则便要受到监禁乃至处死。难民们处于类似被拘留的不正常状况之中。

几百名在市里有工作或营业机构的难民被准许白天离开居留区，他们必须带上特别的徽章和通行证，每几周更换一次。负责发放通行证的日本官员合屋是喜怒无常的虐待狂，他称自己是“犹太人的国王”，是虹口最可畏的人，他对那些要更换通行证的难民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和屈辱简直难以描述。

塞法迪犹太人当然像英国公民一样被拘留，但俄国犹太人却争取到过着相对不受干扰的生活，可以不住在隔离区里。据说他们为了得到不受干涉的特别许可，向日本人支付了巨额的金钱，不管怎样，他们住在隔离区外就是幸运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汇款被切断了，数千难民处境危险。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驻上海代表只能在俄国犹太人和其他未被拘留的外国人中募集钱款，这些借款——战后它们与大量利息一起被迅速付还——帮助维持了数千名难民的生存，否则他们就会饿死。

二

各种救济委员会是犹太人所有政治组织的核心，往往被日本当局视为犹太社区的正式代表。每个难民营有自己选出的官员，也有自己的准警察力量，通称Heim Polizei，职责是维持秩序和纪律。住在难民营外面的难民往往组成自己的小行政单位。我们住过的那所旧学校里的居民，就选出一个委员会来管理自己，其他地区的社团也同样如此。还有仲裁法庭，试图在不求助于日本当局的情况下，用友好的方式解决内部纠纷。

然而没有社区政府，当然也没有社区范围内的选举。日本人让难民们管理自己的事务，但不能妨碍他们的计划。日本当局挑选一些著名的社区领袖，利用他们控制整个团体的活动。这些领袖不得不帮助日本人组织专门的犹太人巡逻队，在隔离区内值班放哨，确保他们的同胞不得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隔离区。另外，建立了防空袭民防队和担架队，1945年7月遭轰炸时，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人认为犹太隔离区的存在对他们有某种程度上的益处。他们估计美国人对轰炸隔离区会有所顾忌，因此，他们在隔离区堆积军火，存放油料，安置无线电发射台，驻扎军队等。显而易见，他们太过分了，战争结束前不久，一直小心翼翼避开虹口的美国人最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多次空袭，许多房屋（包括我们自己的）被毁坏，一些难民（加上数百名中国人）丧生。

三

如前所述，大多数难民来自中产阶级和低薪阶层，他们被迫混在一起。很多专业技术人员还是坚持保留他们的旧头衔，衣衫褴褛的报贩被尊称为“博士”，一位穿着破旧的老人坚持要人们以贵族头衔称呼他。

尽管有相当多的内部摩擦，但大体来说，犹太社区显示出惊人的团结。奥地利人和德国人经常互相争吵，也时常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瞧不起的波兰籍犹太人。但有吵架和斗殴的双方一般不去求助于日本或中国当局，而是由难民仲裁法庭解决。人们实际上表现得非常克制。远离祖国，正为勉强维持生存奋斗，还遭美国人的轰炸，犹太人依然保持了明显的稳定和平静。

大多数难民认为他们在上海逗留是并不令人愉快的临时插曲，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漂泊到美国、澳大利亚，或重返欧洲而活着。他们以浓厚的兴趣注视着战争，尽管大部分新闻由日本人的宣传机构传播，但他们几乎可以凭本能得知什么时候同盟国又赢得了一场大胜仗。

犹太社区拥有一份日报——《上海犹太早报》，该报登载本地新闻和日本当局准许印行的国际新闻。一些难民拥有收音机，他们经常收听由日本人控制的英语电台，也从上海的一家苏联电台中收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俄国与日本没有交战，日本人被迫允许这家电台广播。收听短波被严厉禁止，但有一些胆大的人仍在偷听，并将好消息秘密传给他人。虹口商业中心舟山路以“小道消息之弄”而闻名，自然，最流行的小道消息之一便是“战争结束了”，而且有一天它终于成了现实——战争结束了！但小道消息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终止，1947年7月我们离开上海时，制造小道消息仍是犹太社区的主要行业之一。

四

难民中有一些反希特勒的基督教徒，还有非犹太人妻子和孩子，极少数难民改信了天主教和新教，并从传教士那里领取一些额外的救济金。

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并没有建立自己的犹太会堂，很难说是他们缺乏宗教热情，或是因为贫困，或两者兼而有之。原因在于，较正统的犹太人可以使用在这个地区的俄国犹太人小会堂，而改革派的信徒在学校礼堂、会议厅等地聚会。总体上来看，宗教好像在社区里没有发挥突出的作用。

一个例外是波兰籍犹太人。他们大多数依然是纯粹的正统派，保持着若干经学院和学校，其中有一个经学院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经学院，500名师生作为一个整体从波兰一路过来，到达上海时没有丢失一个学生、教师或书本，甚至连一堂课也没漏掉。他们刚到上海就马上建起了学校，并继续教学，几乎完全忘记了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

五

1938年，上海有许多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校及大学。其中有一所上海犹太学校，由塞法迪和俄国犹太社区共同建立，学校位于市中心，有一个英国籍校长和很多英国籍教师，并严格按照英国方式管理，即使战争期间英国籍教职员工被拘留，不得不由讲英语的俄籍教员代替时也是如此。

来到上海的第一批犹太难民，包括我的父母在内，都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上海犹太学校读书。但当数千名难民开始涌入虹口时，显然需要一所难民自己的学校。在富有的塞法迪犹太人嘉道理的支助下，虹口社区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大部分孩子在那里接受教育。教师全部来自难民，用英语上课，英语很快变成了孩子们的第二母语。学校具有很高的欧式学术水准，太平洋战争期间，处于日本人监督之下，学校还是保持了这个水准。

除了这所初等和中等合一的学校外，难民们也创办了许多小的成人职业学校。当然，他们从未建立过大学，但据我看，犹太社区如果继续存在下去的话，他们准会办到这一点的。

六

对难民来说，可以忍受艰苦生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有较多形式的娱乐活动。

虹口有三四家中国人开的电影院，专放美国影片，难民们立即光顾。他们不仅渴望娱乐，还渴望有机会学英语。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影片当然被禁，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的老片子还是使人得到相当令人愉快的享受。

难民中有许多专业演员，还有一些业余爱好者，这些人很快就组织了剧团。音乐家创办了管乐队和管弦乐团，几位歌唱家甚至还组建了一个轻歌剧团，上演了一些非常成功的小歌剧。

当然，到处都有咖啡馆和桥牌俱乐部，甚至还有夜总会，其中一个设在虹口最高建筑物之一的屋顶平台上，在酷暑时期是个好去处。然而没有像样的酒吧或街角小酒馆，一直到战后，才有几家开业。以迎合美国大兵的需要。

在这人紧挨着人、十分拥挤的社区里，必然有大量的家庭娱乐，谈话艺术达到了空前高的水平。由于缺乏食物，女主人通常只提供开水，客人们则自带咖啡（或代用品）、茶叶、糖或糖精。

难民们到后不久就组建了足球队，几个月后还建立了三区业余足球联合会，每年举办一次联赛，中国和其他外国球队也参加比赛，热情的观众可达数千。流行运动还有拳击、乒乓球，少数人打网球和棒球。

社区没有公共图书馆，一些有创业精神的难民却搜集了一小批图书，建立了流通图书馆，年轻人——如我个人经历过的那样——把交换连环画搞得十分红火。

七

总的来说，与中国人的关系相当好。当然，也发生过中国人骂难民的事情。但我深信，这些中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反犹主义的煽动，只不过是为了利用这个机会对白人进行报复，他们在英国人和法国人统治下曾不得不忍受耻辱。起初，我们家较宽裕时，雇用了一名中国男仆，一名“阿妈”（保姆），乃至一名干钟点活的黄包车夫，但太平洋战争一开始，这些奢华就完结了。大多数难民从未与上层中国人接触，他们生存的紧迫需要迫使他们平等地与下层的中国人（他们的邻居和顾客）相处。尽管他们与中国人生活工作在一起，却很少有几个难民真正熟悉他们。尽管许多人确实学会了几句必需的单词和短语，我猜只有不到1%的人学会了正确地讲中文。我认识的人中，只有两个人学会了如何读写中文。大部分难民在试图掌握英语方面遇到了相当的麻烦，英语在这座使用两种语言的城市里是更重要的一种语言。与难民相反，很多中国人倒学会了讲流利的德语。虽然历史上中国人总是融合了入侵者和移民，但这次却是他们极大地吸收了难民的风俗和品质，反过来，难民们却没有那么做。不过，难民社区毕竟只存在了几年，所以我认为根据这点无法改变上述论断。

 

[作者威廉·肖特曼（William Schurtman）是犹太难民，战后在美国成为一名事业有成的律师，而且一直积极研究上海犹太难民社区，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本文摘译自威廉·肖特曼的《关于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报告》（Report on the Jewish Refugee Community in Shanghai，January 1954），感谢他将这份报告提供给我们。另有部分内容源于本书主编对肖特曼本人的采访。此次撰写时编者对正文和注解做了若干修改、补充和更新。]

附录二 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

从1937年到1945年，正是中国人民进行艰苦抗日战争的8年。在这一阶段前期，由于大批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使中国、上海的锡安主义队伍骤然扩大，上海一时间成了远东锡安主义活动的中心。到该阶段后期，法西斯的侵略暴行不但使数百万欧洲犹太人惨遭杀戮，也使来华犹太人，特别是上海的犹太社团面临严重威胁。作为犹太人中较有组织的力量，锡安主义团体成了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来华犹太人为生存而奋斗的中坚，并积极参与了反法西斯斗争。本文集中研究上海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活动，但他们的活动也与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的锡安主义活动联系密切，并且与中国其他地方如哈尔滨、天津、香港等地的锡安主义组织紧密配合。

犹太难民来沪之前的上海锡安主义运动

1897年8月29日，第一届世界锡安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三年后，在上海建立了以伊利·嘉道理为首的支持锡安主义事业的基金组织。1903年，上海犹太人成立了“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由N.E.B.埃兹拉担任秘书长。1904年，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机关报，英文月刊《以色列信使报》创办，由埃兹拉兼任主编。《以色列信使报》在发刊词中宣称自己是“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的官方喉舌”。这家报纸以宣传介绍锡安主义运动，报道上海犹太社团的活动为主，在中国及远东乃至全世界的犹太人中都颇有影响。

1917年，在世界锡安主义组织亲英派的努力下，英国政府出于战略需要决定支持锡安主义运动。是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致信英籍犹太富商，锡安主义活动家罗思柴尔德勋爵，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标志英美等协约国列强正式承认并支持锡安主义运动的“贝尔福宣言”。该宣言的发表使世界各地的锡安主义组织大受鼓舞，“贝尔福宣言”发表后不久，埃兹拉以《以色列信使报》主编的名义致信中国及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和知名人士，呼吁他们支持锡安主义运动。他的大胆行动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当时中国政府的外交部次长陈录于1918年12月4日致信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伊利·嘉道理，代表中国政府表示尊重“贝尔福宣言”的精神。该信原文为：“本国政府对于贵会之此种愿望（指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引者注）与英国政府取一致之态度。”

埃兹拉取得的最大胜利则是收到了“中华民国”的创始人孙中山的一封复信。孙中山先生的信全文如下：

 

埃兹拉先生阁下：

我怀着极大兴趣拜读了您的来信和《以色列信使报》。我希望您能确信，我对这场运动——当代最伟大的运动之一满怀同情之心。所有爱好民主的人士，对于复兴你们伟大而历史悠久的民族，必然会给予帮助和支持。这一民族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理应在国际上赢得一个光荣的地位。

孙逸仙

1920年4月24日于上海

 

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后更多俄罗斯犹太人经海参崴、哈尔滨、天津等地辗转来到上海，上海锡安主义协会的队伍迅速扩大。这样一来，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的阿斯肯那齐犹太人大增，以前由塞法迪犹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俄国锡安主义分子在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一直具有相对独立性，后来逐步组成了阿斯肯那齐锡安主义团体“卡迪玛”（Kadimah）组织。相对“卡迪玛”而言，塞法迪锡安主义分子的团体往往由于埃兹拉的声望而被称为“埃兹拉”组织。1928年，来自另一个塞法迪犹太家族的R.E.托依格夫人（Mrs. Raymond Elias Toeg）接替嘉道理担任上海锡安主义协会主席。次年，托依格夫人和埃兹拉应当时中国政府的邀请，参加了在南京中山陵举行的孙中山先生灵柩重新安葬仪式，这颇具象征性地显示了锡安主义运动在上海乃至中国已具有公认的地位和影响。

从1929年到1937年，由于受世界锡安主义运动内部歧见和争吵的影响，上海锡安主义运动也经历了一个内部分化、改组的时期。来自俄国的锡安主义分子因其特殊的经历而比较倾向于修正派。1929年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名叫“中国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的团体，可能是世界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分支。到1931年，世界锡安主义修正派联盟的青年组织“贝塔”（Betar）在上海建立了分支，上海的锡安主义修正派运动才开始形成了一定的势头。在上海“贝塔”的积极努力下，上海万国商团内于1932年正式建立了犹太分队，主要由受过军训的“贝塔”成员组成。当锡安主义修正派在上海逐步发展力量的时候，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其他一些派别（组织）的分支也在上海纷纷出现。如宗教锡安主义组织“精神中心党”（Mizrachi），从反对复国转向接受复国的以色列正教党（Agudat Israel），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锡安工人党（Poalei Zion），左翼锡安工人党等都属此列，但它们的分支大多在上海只是打出旗号，并无什么积极活动。

犹太难民积极参加上海锡安主义活动并建立自己的组织

1933年后，就有从希特勒德国来的犹太移民陆续到达上海。从1937年到1941年，涌入上海的德国、奥地利、波兰等欧洲国家的犹太难民形成难以阻挡的潮流，总数近3万人。在来沪的难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本来就是锡安主义分子或同情者，其中不少青年人还是“贝塔”的成员或持修正派观点。即使那些原来不赞同锡安主义思想的人，在经历了纳粹如此野蛮的迫害、驱赶和屠杀后，也逐渐接受了锡安主义的一些主张。因此，犹太难民中的许多人一到上海就参加了锡安主义组织或各类锡安主义活动，既希望依靠锡安主义团体的力量来维持生存，又为了在精神上寻求寄托。

由于他们大都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所以一般都参加了阿斯肯那齐锡安主义团体的活动。上海的“卡迪玛”组织本来一直以俄语为主、英语为辅开展活动，但1937年后由于大批德奥犹太难民的加入而成立了一个德语分部。该分部成员均系德奥犹太难民中的锡安主义分子，负责人是B·罗森贝格（Bernard Rosenberg）和O·莱温（Ossie Lewin）。同时，“贝塔”也为新加入的讲德语的青年们建立了一个分部，该分部设在虹口华德路犹太会堂内，主要以德语开展活动，成员有300多人。

1939年9月9日，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们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锡安主义组织——“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AZO “Theodor Herzl”）。创建人有J·瓦赫特尔（Jacob Wachtel）、O·科里茨考纳（Otto Koritschoner）等。该组织总部设在虹口，并在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建立了分部，仅在一年之内就发展会员2000多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塞法迪锡安主义团体和俄国锡安主义团体。

来自波兰的1000余名犹太难民于1940—1941年间陆续到达上海，其中约有100余名锡安主义份子。他们几乎代表了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的所有派别，有些人如瓦尔哈夫蒂格（Zorach Warhaftig）、伊鲁托维奇（L. Ilutovich），伯格曼（S. Bergman），多伯基勒（Y. Dobekirer）等都是波兰和东欧锡安主义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和活动家。除了这100多人外，其他波兰犹太难民也普遍同情锡安主义运动。这股波兰锡安主义力量注入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实力。

犹太难民锡安主义组织的分分合合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局势的急剧变化使锡安主义运动内部由来已久的歧见进一步激化，主要围绕两个问题：①是否要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联合英国；②在世界大战条件下如何推进锡安主义运动。

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内部同样因这些问题产生了争论，而且还在如何看待日本当局，怎样在上海的特殊环境里开展锡安主义活动等问题上出现了分歧。由于这些歧见，“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于1941年发生分裂，一部分成员退出该会，另外组织了“锡安人”（Zion Zioni）和锡安主义协会（Zionist Association）两个团体。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上海租界，将英、美等国公民作为“敌侨”对待，这对以英籍犹太人为主的上海锡安主义协会是个沉重的打击，使其处于瘫痪状态而难以开展活动。

1943年2月日本当局在虹口建立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后，德奥籍锡安主义份子也陷入了困境，但又使他们团结起来。在进入所谓的隔离区后，“西奥多·赫茨尔”锡安主义总会、“锡安人”和锡安主义协会又联合成一个组织，起名为锡安主义组织（上海）（Zionist Organization Shanghai），选举P·帕纳斯（P. Parnes）为主席。由于当时日本与苏联没有打仗，俄罗斯犹太人的锡安主义组织仍能在上海不受限制地开展活动。

中国抗战期间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

在这8年里，包括犹太难民锡安主义组织在内的上海锡安主义运动的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力救助犹太难民。由于各锡安主义团体均有严密的组织、固定的成员和较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在救助来沪犹太难民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犹太难民初抵上海时，塞法迪锡安主义分子立即号召整个犹太社团行动起来救助受难同胞。如前已提到，上海各界首次讨论救助犹太难民事宜的会议，就是由伊利·嘉道理之子霍瑞斯·嘉道理于1938年10月召集的。嘉道理家族还捐了大笔钱款在虹口办了一所专门免费接收难民子女的学校。俄国锡安主义团体虽然不如塞法迪团体那样财大气粗，但它们人数多，活动能力强，做了大量细致、繁杂的具体工作。前述1941年在上海建立了援助东欧犹太难民委员会，俄国锡安主义分子在其中就起了重要作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建立后，俄国锡安主义团体更利用其合法地位发挥了其他锡安主义组织所无法发挥的作用。当然，德奥波犹太难民自己的锡安主义团体建立后，在组织难民团结互助，共同奋斗方面也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其二，办了一批宣传锡安主义的报纸杂志，为上海犹太社团（特别是犹太难民）提供了精神食粮。1937年后，上海犹太社团人数剧增，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一批犹太人办的报纸便应运而生，其中办得比较出色的是几种锡安主义报刊。由D.拉宾诺维奇创办并任主编的《我们的生活》（Our Life）周刊，以俄、英、意第绪语三种文字出版，1941年后在上海犹太人（特别是俄国犹太人）中影响较大，一直积极宣传锡安主义思想。由O.莱温任主编的《上海犹太早报》（Shanghai Jewish Chronicle）也是一份影响较大的持锡安主义观点的报纸，以德、英两种文字发行，在讲德语的犹太难民中颇受欢迎。其他如《黄报》（Die Gelbe Post）、《上海周报》（Shanghai Woche，后改为《8点钟晚报》——8 Uhr Abendblatt）、《上海邮报》（The Shanghai Post）、《言报》（Das Wort）、《我们的世界》（Unser Welt）等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锡安主义色彩。1943年7—10月，在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还出现过秘密印刷的德语刊物《新闻》（Davar），在犹太难民中宣传锡安主义和反法西斯思想。

其三，组织或参加与国际锡安主义运动协调一致的政治活动。如1937年底派代表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远东犹太人大会的各项活动。又如1940年贾波丁斯基逝世，上海各锡安主义修正派组织均举行了悼念活动，并利用此机会宣传贾波丁斯基的思想。不过，在日本占领租界后，上海各锡安主义组织与外部锡安主义运动的联系基本中断，同时因形势所迫也难以再开展政治色彩较浓的活动，于是不得不将活动重点转向文化体育领域。

其四，在上海犹太青年中积极组织文体活动，增强了犹太社区的凝聚力。如前所述，上海“贝塔”一直致力于组织犹太青年参加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大批难民涌入后，参加“贝塔”此类活动的人数逐渐增多。到世界大战爆发后，这些活动的军事色彩越来越浓。1941年12月日军占领全上海后，特别是1943年2月建立虹口隔离区后，以俄国锡安主义分子为主的“贝塔”及其德语分部仍能坚持组织这方面活动。不过，为避免招致日本当局的怀疑和干预，军事训练不得不秘密进行，在公开场合则主要举办体育比赛（如足球、网球、游泳等）和文娱活动（如周末舞会、业余音乐会、演出意第绪戏剧等）。有一段时期，“贝塔”还为难民中的青壮年举办职业培训、文化补习，特别是组织他们学习犹太文化宗教知识和希伯来文、意第绪文。这些活动，无疑加强了使处于艰难困苦中的犹太社团能够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

尾声

1945年7月17日，美国飞机在轰炸上海日军设施时误炸了虹口犹太难民区，锡安主义组织（上海）在虹口“匈牙利餐馆”的总部也被炸毁，这可能是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在整个战争年代遭受的最后一次打击。一个月后，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上海锡安主义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发展阶段。

从1945年到1949年，由于巴勒斯坦形势的急剧发展和以色列国的建立，也由于包括犹太难民在内的大多数犹太人陆续离开上海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以色列，上海锡安主义运动逐步将活动重心移出上海（以及全中国），转向以色列、美国等主要犹太人聚居国，并最终结束了其在上海和中国的历史使命。

 

（本文作者虞卫东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课题组成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