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概说

第一节 藏学汉文文献的形成

藏、汉族人民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用汉文记载藏族情况的资料，早在殷商周秦时期已经出现。自汉唐以来，除散见的资料外，更有类似《后汉书·西羌传》和《新唐书·吐蕃传》《旧唐书·吐蕃传》《五代史·吐蕃传》、《宋史·吐蕃传》《明史·乌斯藏传》等大量的专题文献问世。古代的类书、政书如《册府元龟》中的“将帅部”“外臣部”“奉使部”，以及《古今图书集成》《唐会要》《大清会典》等典籍中亦保存了不少关于西藏和藏族的记载。在一些野史杂记及文学作品中，也蕴含着大量零散的涉藏资料，如《全唐诗》《全唐文》《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圣武记》《笔记小说大观》等。总而言之，凡是用汉语记载下来的有关西藏和藏事的专门著作、专题文献，以及汉文古籍中大量散而不聚的涉藏资料，学界统称为藏学汉文文献。

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是清代在经营、管理西藏的过程中产生的文献。在清代，汉藏之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往来空前紧密，记载西藏的汉文文献也随之骤然增多。清廷派大臣管理西藏，满、汉、蒙古官员纷纷入藏，考察风俗民情，筹划治藏方略，著书立说，一时蔚然成风。在拉萨任职的驻藏大臣及其随员，不但代表中央王朝行使其统一管理的职责，而且时常向朝廷呈上有关西藏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等方面的报告。清代前期，清政府又采取几次大规模派遣军队入藏打击地方势力和外来入侵势力的军事行动，有些随军赴藏的文士、幕僚也为我们留下了很多记述西藏情况的汉文文献。与此同时，内地也掀起研究边疆史地文化的热潮，一些未到过西藏而又关心藏事的文人，也将间接所得笔之于书。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逐步形成清代藏学汉文文献。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藏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学者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的记载和对藏区的考察与研究，所积累的藏学文献资料浩如烟海，这是一笔珍贵的藏学遗产和取之不竭的藏学资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藏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藏学汉文文献作为藏学文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大规模搜集整理出来。据统计，已出版的文献有两百多种，记事上起隋唐，下迄民国，包括实录、档案、奏牍、方略、笔记、诗文等体裁。汉文史籍中有关史料抄集、汇编本如《新唐书吐蕃传笺证》《明实录·藏族史料》《清实录·藏族史料》《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等。专书文献方面，仅就《中国丛书综录》而言，其中收录有关西藏的文献有22种，《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收录有数十种，《清代边疆史地论著索引》收录的涉藏资料更多。藏学系列专题文献汇编如西藏社会科学院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的《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和《西藏学汉文文献别辑》，收入各类藏事文献70种，成书21函，共116册。为了抢救正在散失的文献典籍，使分散保存于各地的汉文文献得到更加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由著名藏学家、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和《中国藏学》（汉文）主编张羽新先生主持，搜集整理了历代数百种有关藏学的汉文典籍文献，汇编成《中国藏学汉文历史文献集成》影印出版，其中收录了从7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1300余年间有关藏事的汉文文献2000余种，分为《清代治藏法规全编》《民国治藏法规全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汇编》《民国藏事史料汇编》共5部195册，历时10年，近2亿字，具有资料真实齐全、版本珍贵等特点。这就为藏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文献资料，也为我们从汉语史角度进入这些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藏学汉文文献记述了西藏和藏族的发展历程以及藏汉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对藏文文献可以起到补充作用，具有史学、文献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目前对藏学汉文文献的开发利用，主要集中在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对于藏学汉文文献中蕴含的语言材料的研究起步较晚，对记录西藏及藏族内容的语言文字从历时角度进行整体研究的则极少。不过，近几十年来，仍有不少学者在积极从事这方面的探索，国内外一批学者利用藏学汉文文献与藏文文献对比，展开藏语文研究，成果可观。目前，涉及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语言词汇释义的研究，主要反映在给一些著作所做的注释中，如赵宗福的《历代咏藏诗选注》、高平的《清人咏藏诗词选注》《西藏地方近代史资料选辑》《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等点校注释本。还有王叔磐、孙玉溱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鲜于煌的《中国历代少数民族汉文诗选》等诗文选集，对所收录的清人咏藏诗词语做了详细的注释。这些注释为解读藏学文献消除了文字障碍，也为语言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但这些成果主要是为藏学研究服务的，词语解释以疏通文义为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围绕藏学汉文文献中的某些词语意义的研究也有了可喜的开端，如石硕《青藏高原“碉房”释义——史籍记载中的“碉房”及与“碉”的区分》、李凤珍《试析清代达赖喇嘛商上》、何周德《“招拉笔洞山”名称由来小考》等。部分文章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对清人咏藏诗词进行研究，也附带对个别词语做了简单释义。如顾浙秦的《钱召棠和他的〈巴塘竹枝词〉》一文，解释了“褚巴、纳哇、东波、模格、绷开、麻密旗、麻密石、碉楼、打役、汤役、破本、热熬”等词语，在《孙士毅和他的〈百一山房赴藏诗集〉》一文中，对汉文咏藏诗中夹杂使用藏音汉译词的语言特点做了分析，并指出，“此种咏藏诗的藏语词汇的嵌用，自不应仅仅视为一种吟诗遣词用语的讲究，它乃是200多年前西藏社会上藏汉双语模式实行的一种写照”。

一些学者在其论著中也提及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学价值。如来新夏先生在谈及《康纪行》一书时说：“（此书）卷五《西藏大蕃僧》《西藏僧俗官名》及《蕃尔雅》诸则于西藏制度语言皆有简赅记述，足资参证。”邓锐龄在《读〈西藏志〉札记》一文中也谈到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学价值：“作者必通晓藏语或与藏人相熟识，书中出现了大量藏语专词的音译，除去山川、部族、官职名称必须借用外，藏族的衣着、装饰、发型的专词音译多达20个，且屡见于风俗、衣冠、兵制、寺庙诸篇，记叙极为细致。此外，像‘纵’，作为地方行政一级单位，后来通译为‘宗’者，也是首见于此书，此类藏汉文化接触渐趋频繁时的现象，值得语言文化史学者的注意。”相比之下，针对藏学汉文文献的专门性的词汇演变历史研究尚属空白。从整体上看，关于清代藏学汉文文献的语言词汇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和探索的阶段，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深入探讨。因此，从历时的角度进行词汇现象发展演变的研究，是很好的课题，值得研究。

在汉语词汇语法史的研究中，清代处于汉语发展史的接合部，清初为近代汉语的下限部分，清中叶及末期为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阶段，这是汉语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随着近代汉语研究逐渐进入繁荣时期，清代汉语的研究也得到重视。目前，研究清代汉语词汇大多利用口语化程度较高的白话小说、戏曲、笔记及档案资料作为基本语料，对于数量庞大的藏学汉文文献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甚至可以说没有充分利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造成这个情况，不仅因为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也由于语料基础相对薄弱。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是在文体、用语和内容等方面都具有创新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汉语变化情况的一批历史文献，其行文用语基本上是浅近的文言，其中既有当时的通用词语，也有冷僻的文言词语、典故词语、地名神祇等专有名词、术语，还有方言口语、国内民族语及域外音译借词等，词汇成分来源比较复杂，具有多样化的特点。而这类文献资料至今未有人从汉语史的角度给予关注，值得重视。基于上述原因，本书以清代藏学汉文文献为研究对象，展开词汇研究。

就清代藏学汉文文献词汇使用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可以为汉语词汇史专题研究提供一个新角度。到目前为止，以特定文体的历代文献进行词汇历时研究的方法和成果还极为少见，因此，这样的专题研究是有意义的探索与实践。藏学汉文文献是围绕西藏及藏族的诸多问题而产生的文献，以此为汉语词汇演变史研究的一个对象和观察现象的一个窗口，便于对清代汉语词汇进行整体把握。清代藏学汉文文献数量丰富，记载时间明确（特别是奏议类文书，时间准确到了某一日），可以为词汇研究提供所需要的充足材料。这类文献的内容也极其丰富，涵盖了西藏及藏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丰富的资料、丰富的内容能够满足研究的需要。

对于汉语史的研究来说，藏学汉文文献的用语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方面，这类文献是多民族文化融合影响下形成的历史史料，特别是历代在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诸如官爵、封号等专用词语及藏汉、藏蒙等语言在长期接触过程中形成的民族语言互借等现象，需要我们通过藏学汉文文献去寻根；另一方面，藏学汉文文献涉及面广，其内容展现的不仅包括单个的历史事件，还包括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缩影，它的文献写作，除了使用书面语外，也吸收了当时产生的一些新兴口语词，较多地反映了清代汉语词汇的实际状况，这对近代汉语研究及现代汉语词语的溯源工作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