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新版前言
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
普遍化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
当代资本主义是普遍化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垄断资本现在不再是其他仍然相对自主的公司大海中的一些小岛（虽然是些重要的小岛），而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所以，这些垄断资本现在牢牢控制着一切生产体系。中小企业，甚至严格说来并非寡头的大公司，都受困于垄断资本设置的一套控制网络之中。它们的自主程度已经缩小到几乎同垄断资本手下的分包商差不多。这种普遍化垄断资本的系统，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生的三位一体国家及地区（美国、中西欧、日本）资本集中化新阶段的产物。现在普遍化垄断资本统治着世界经济。它们对全球资本主义外围地区（三位一体同伙以外的世界）生产体系实施控制的一套要求，被称为“全球化”。其实这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新阶段而已。
普遍化与全球化垄断资本的资本主义，就是保证这些垄断资本可以通过资本剥削劳工而获得大量剩余价值的垄断利润（所谓的“经济租”）。由于这些垄断资本都在全球体系的外围地区运作，垄断利润就是帝国主义利润。所以，资本积累过程（这是资本主义一切历史阶段的定义）就是垄断资本/帝国主义“寻租”最大化所驱使的。
资本积累重心的变动是收入与财富有利于垄断资本的不断集中化之源，这主要被控制寡头集团的寡头（富豪）势力所垄断，牺牲了劳工的报酬，甚至牺牲了非垄断资本的报酬。
继续增长的这种不平衡本身，也就是经济体系金融化的根源。对此，我的意思是，越来越多的剩余没法投资于生产体系的扩大和深化，所以，过多剩余的“金融投资”成为垄断资本控制下继续积累的唯一选项。
资本实施的特定体系容许金融化以不同方式运作：
（1）公司管理服从于“股东价值观”原则；
（2）养老金体系靠资本化资助（养老基金）由养老金分配体系所取代；
（3）采取“灵活汇率”的原则；
（4）废除中央银行决定利率（“流动资金”价格）的原则，这一职责转交给“市场”。
金融化把管控积累体系再生产的主要责任转交给三位一体国家中的大约30家大银行。委婉地美称为“市场”的场所，只是主宰经济局面的这些行动者部署它们战略战术的地方。
造成收入分配（也是财富）不平等加剧的这种金融化，同时也使得滋养它的剩余日益增长。“金融投资”（倒不如说“金融投机的投资”）继续以令人目眩的速度增长，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相称（所以后者主要是虚拟的），也同实体生产的投资不相称。
此外，金融投资的爆炸性增长要求并刺激了各种形式的债务，特别是主权债务。当权的政府声称要“减少债务”时，它们是在故意撒谎。因为金融化垄断资本的战略是要求债务增长（它们寻求债务增长，而不是遏制债务增长），以作为吸收垄断资本剩余利润的一种方式。推行“减债”的节俭政策实际上只导致了（谋划了）债务数量增大。
超越剩余价值，剩余的概念
关于剩余价值，其是是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超过劳动力价格增长的结果。让我们设想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约为每年4.5%，足够使净产值大约15年翻一番，相当于固定资产的预期平均寿命。
我们可以设想，就长期来说，实际工资大约以每年2.5%的比例增长，在15年时间内约增加40%。在这个系统经过半个世纪的常规和继续发展之末，剩余占到了净生产值的2/3（剩余定义为相对于净岁入的第三部类规模，它本身包罗工资、再投资利润和剩余），大体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这里显示的变动，大致就是世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及地区（美、欧、日三位一体）在20世纪期间事实上发生的情况。
在全球化格局中，资本主义同统治中心国对被统治外围的帝国主义剥削是密不可分的。在垄断资本主义之下，那种剥削采取垄断资本“经济租”（用普通语言来说，就是跨国公司的超额利润）的形式，总的说来它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垄断利润。
帝国主义垄断利润量化的数额份量，与同等生产率的劳动力价格差异，显然是巨大的。为了在这里使人感受到那个数额份量，我们假设把全世界生产总值按比例划分为中心国家（20%的世界人口占2/3）、外围地区（80%的世界人口，占1/3）。我们假定中心和外围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都是4.5%，中心国家的工资增长率为3.5%，外围地区的工资则完全停滞（零增长）。按这个模式发展15年以后，我们会得到下列结果：帝国主义垄断利润将会占到外围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数额，或者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7%，占中心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5%。
当然，这种帝国主义垄断利润的数额是被汇率局部掩盖的。这里有一个人所共知的现实问题，它使国际比较产生不确定性：国内生产总值的价值比较，是根据市场汇率，还是根据反映购买力平价的汇率？而且，这垄断利润并非全部能使中心国家受惠。当地统治阶级扣留一些利润，作为他们同意“玩全球化游戏”的条件。但事实仍然是：来自这种垄断利润的物质好处是极其巨大的，它不但归于统治全世界资本的利润，而且归于中心国家富裕社会的利润。
除了有关劳动力差别定价的量化利益外，还有其他非量化而并非不重要的利益，那是基于独家占有地球上的物质资源、基于技术垄断，以及基于控制全球化金融体系。
巴伦指出，帝国主义垄断利润从外围地区向中心国家转移的部分又加剧了全球的不平衡，而且形成了增大待吸收剩余的额外因素。观察当前危机阶段的对比现象——中心国家及地区（美、欧、日）的微弱增长和外围地区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必须分析剩余是如何被吸收的，以及帝国主义垄断利润是如何被抽取的，只有根据把这两者的分析联系起来的整体分析，才能观察清楚。
金融寡头与普遍无产阶级化
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导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者的结构转型。在统治的中心国家，社会两极分化采取了极端的形式：对立的一面是新中产阶级支持的金融寡头，另一面是聚集一堆的各类被统治阶级，它们的不同状况不能笼统包罗在我所谓的普遍化无产阶级之中。在外围国家中，两极分化的形态，根据该国是否处于兴起之中而有所不同。
积累的逻辑就是对资本控制日益集中和集权的逻辑。我认为，区分对资本的产权以及对资本的控制，至为重要。正式拥有产权可以是很广泛的，例如工人根据“他们的”退休基金具有退休福利之权，但是这种产权如何管理则处在金融资本的控制之下。
竞争始终存在，竞争的美德——不论是真正的还是想象的——都被体制的意识形态所赞扬。但是现在的竞争者只不过是数量日益减少的寡头。这是个既非“完美”又非“开放”的竞争。这种竞争从不存在，随着真实存在的资本主义发展，类似这种竞争的运作越来越少了。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资本统治集权化程度处在至今已知的资产阶级存在和组织都已把它废除的境地。资产阶级通常都由稳定的资产阶级家族所组成。一代代的后裔对他们公司的业务保持某种专有特色。资产阶级以长远的目光建立和塑造自己。那种稳定性增强了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信心，促成了它们向全社会扩展。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普遍接受。作为对社会提供服务的回报，资产阶级看来有权享有舒适生活和财富的特权。资产阶级呈现为多民族利益驱动的一个国内阶级，不论这种摆弄的概念多么含糊和局限。现在，新的统治阶级断然打破了这种传统。有人把这种转型称为一项对股东活跃分子的动员，以充分重建业主（甚至还有工人阶级股东）的权利。考虑到最重要的转型方面包括集权程度以及对其中资本利益的控制，这是对变革的一种欺骗性的、令人生厌的合法化。
大规模的资本集中肯定不是什么新事情。19世纪末，希法亭、霍布森和列宁都说垄断资本已经是个现实。这种资本集中，在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中心国家，在过去以及现有和将来都更加先进。在美国，非常巨大的、初步跨国的公司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此后无所阻挡地扩大；欧洲步其后尘。
新统治阶级以成千上万计，不久，像老资产阶级一样以百万计。
政治集权比资本集中更为惊人。它加深了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相互渗透。这也不是什么新事情。政权——不论民主与否——的阶级性毕竟意味着统治精英是为资本服务的。作为回报，资本主义大财富总会招致统治政客中的一些人分享他们的报酬。但是从此以后，这种相互渗透成了一种虚拟的同质化，那是新的。它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转变中表述出来。
资本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强调财产本身的美德，尤其对小企业（实际上指中等或中大规模的企业）而言。由于处境稳定，它们被视为社会和技术进步的使者。相反，新的意识形态则崇拜“胜利者”，而对“落败者”只有无条件的蔑视。占主导地位的人的说辞描绘了一幅成功的虚幻形象，把落败者的失败归咎于他们的个人环境，这就开脱了社会制度的责任。难道我们真的不得不指出这种意识形态是接近于黑手党的吗？有人想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安东·潘内柯克和许多人都指出，提达尔文是很错误的）。因为“胜利者”不会是错的，虽然他的方法，即使在技术上不属非法，也是处于非法的边缘，无论如何同公认的道德价值观无关。
基于积累的逻辑，当代的资本主义已成为一种“合谋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的英语名称不能再只是应用于南亚和拉美“不发达和腐败的”资本主义形态，真诚和确信自由主义美德的经济学家们昨天还在谴责它。这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在当前行为中，这个统治阶级密切接近于黑手党，不管这个名称可能使人觉得多么具有侮辱性和极端性。“体制”对此种越轨并无反应，因为它基本上无法对资本集中提出质疑。奇怪的是，它采取的措施类似于美国19世纪的反托拉斯法“舍曼法案”，众所周知，其毫无效能。
较长期看来，欧洲左翼激进分子在政治文化上的新组合显然能对这种结构及伴随的越轨行为发出挑战。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对资本主义本身及其若干主要属性进行挑战，那可能是无法做到的。
今后，当代资本主义喜欢的政治体制是富豪统治，它很容易地继续实行已成为“低强度民主”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你可以自由地选举你赞成的任何人，因为你的挑选并不重要。决定一切的是市场，不是代表大会。市场同专制政权很好相处，正如它同一个选举闹剧指派的人们相处一样。
这种转型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地位以及他们结合进整个体制的模式。这些中产阶级现在主要由薪给工人组成，不再是小商品生产者。这种转型受中产阶级日益多元化危机程度的影响。他们之中有权势的、高薪的成员已经成为寡头垄断统治阶级的直接代理人，而其他成员则日益贫困。
腐败分子：外围地区的新统治阶级
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对比并非新事；5个世纪以前，全球化资本主义扩展之初就有了。不论是在独立国家，还是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当地统治阶级总是处于低端地位。然而，鉴于他们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角色所取得的利润，他们成了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盟友。
这些阶级多种多样，一般来自那些在社会从属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前进行统治的阶级。他们在低端结合中也经历了许多转型：以前的政治首脑成为大地主、现代化的贵族分子等。重获独立后，那些之前合作的从属阶级往往被新的统治阶级所取代，后者是官僚、国家资产阶级，他们由于参与民族解放运动而似乎对他们的人民而言更加合法。
即便如此，被前帝国主义统治的（1950年以前的模式）或者被新帝国主义统治的（从万隆会议到大约1980年的模式）那些外围国家显然享有相对的稳定。各代贵族与新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解放后掌权的政治力量中出来的新一代，在长时期中至少坚持某些道德的或者民族的价值体系，这赋予代表那些世代的男子（偶尔是妇女）某种程度（虽然程度不等）的合法性。
外围地区的前统治阶级发现他们的权力被新集体帝国主义中心（美、欧、日三位一体）的寡头资本主义带来的动荡根除了。他们的权力被取代，转移给一个我称之为“腐败分子”的新阶级，这个名号已经自发地流行于许多南方国家。腐败分子是“商人”，不是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的财富来自他同体制的既定掌权者和外国主子的交往关系——后者是帝国主义国家或寡头势力的代表（尤其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他作为一个高薪的中介人进行活动，从实际的政治垄断利润得利，那是他积累财富的主要来源。腐败分子不坚持任何民族或道德价值观。作为统治中心国家对应方带讽刺意味的形象，它承认的只是“成功”，只是金钱，只是贪婪——靠它吹嘘所谓“个性”来露骨地加以掩饰。同样，它的行为同黑手党成员或者黑帮分子也相差无几。
这类现象并非完全新颖。帝国主义主宰臣服的当地统治阶级，在本质上有利于这种权力中介人的兴起。但是这一类型现在已经实际上接手整个权力与财富领域，这肯定是新事。他们是“朋友”，是世界统治富豪的唯一朋友。但是他们的权力是脆弱的，因为他们的人民认为他们没有什么合法性——既没有传统地位，又没有参加民族解放。这就是外围国家中所谓“中产阶级危机”的格局。
这种新腐败分子阶级的形成，千丝万缕地牵连着流氓式发展的形态，并扩展到包罗今日全球大部分的南方地区。但只是在非新兴国家的情况中，主导联盟的中心因素才会由这个阶级构成。新兴国家中的主导联盟是不同类别的。
外围国家中的主导社会联盟并不仅仅总是每国特定的；它们根据该国是否是新兴国而有所不同。在新兴国和非新兴国，政治治理就不一样。新兴国有真正的政权，它承诺社会变革的一项计划（不论有何局限），这赋予该政权某些合法性。但是如果国家仍然完全处于帝国主义资本摆布之下，那种合法性就没有了。那里就是买办国家，补充了它们的买办资产阶级。
从属阶级：普遍化而碎片化的无产阶级
马克思对无产者作下严格的定义（强使自己把劳动力出售给资本的人），认识到出售劳动力总是在多种情况下发生的。无产阶级的碎片化并无新意。可以理解，工人中的有些部分——19世纪新机器工业中的工人，或者更好的是，20世纪“福特制”工厂中的工人，他们的技术熟练状况比别人更加明显。他们集中在工作场所，促进了斗争中的团结以及政治觉悟的成熟，但这也有利于作为马克思主义某些历史形态特征的工会主义观的形成。今天，资本的战略是使用现代技术的一切可能，同时控制住分包或外包生产，因此造成了生产的碎片化；这就削弱了工人阶级团结，并使工人阶级更加感到自身内部的利益存在差异。
因此，正值无产阶级状况趋于普遍化的关头，无产阶级却似乎不见了。千百万的小农及其农庄、手工业者、小店主及其独立企业被一扫而空。他们的地盘被拿走，他们被迫成为“独立承包商”、沃尔马和其他大规模销售渠道的兼职雇员等。不论在物质生产还是非物质生产中，90%的工人已经成为某种形式的工薪雇员。在本章前面，我试图说明薪级表上差异的结果，它远远没有直接标明获得必要技术的相对成本，却大大夸大了它们的差距。可是，团结的情绪复兴了。“占领”运动采取了“我们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帮腔。即使那个百分之九十九实际上只是80%，它还是构成工人中决定性的大多数。这个双重事实——都受资本不同形式和不同强度的剥削——对左翼提出挑战。在不放弃整体纲领的情况下，左翼没有办法无视“人民内部矛盾”，这又要求新普遍化无产阶级采取不同的组织形式和行动。但是左翼在重新采取攻势以前，它具有不可推卸的任务，那就是：重建能制定整体纲领战略目标的中心领导。
新兴与非新兴国家中的普遍化无产阶级的形象，至少在四个方面有差别。
（1）工人阶级是否日益强大（例如在新兴国家）；
（2）农民阶级的坚持性，农民更加结合进资本主义市场，因此，尽管间接地，他们都遭受资本主义剥削；
（3）流氓发展所导致的“谋生”职业飞速增加；
（4）只有中产阶级主要受惠于经济增长时所表现的的反动姿态。
以第三国际的用语，这里对激进左翼的挑战是“把工人与农民联合起来”——联合劳动人民，包括将那些在“非正式”部门的、带批判情绪的知识分子以及中产阶级，都联合进反对买办的统一战线中来。
政治统治的新形式
伴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体制经济基础的转型改变了政权的模式。我们已经进入了我所谓的“抽象资本主义”阶段，我的意思是，这是指资本主义不再以资产阶级有产者家庭为中心——现在它直接并专门以金钱权力作为表述。因此我认为阿格里埃塔的“有产者资本主义”的名称是对这一政权的误导性描述。金融化散布金钱不需联系实体生产即可“产生后代”的幻想，是在最大程度上表述当代资本主义的抽象性。
此后，政治统治通过一种新形式的“政治阶级”和媒体人士来实施，两者都全部服务于抽象的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资本发挥权力的新模式是由“主权的个人”意识形态和一种“运动”幻想来加以认可而不是受到挑战的，它幻想改变世界，甚至“改变人生”——完全不提工人与人民如何掌权的问题。
一方面，在外围国家中，当流氓发展使得腐败分子买办国家和阶级当了权时，我们就处于极其讽刺意味的境地。另一方面，在新兴国家中，不同种类的社会联盟实际掌了权，它们从政治实践的经济成功中取得了合法性。这就产生了幻想，认为“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内以及靠资本主义方法”的兴起，可以使它们赶上。事实上，那种框架内的有限可能性以及随后的政治与社会冲突，为最好（走向社会主义）到最差（失败或者买办政权复辟）的各种潜力的发挥开辟道路。在漫长的19世纪期间到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兴起（1975～1990年）以前，资产阶级民主是真实的。这种真实性，是由于它表达了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有时联系前贵族、有时联系农民、后来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福利国家）工人阶级的历史妥协性。竞争的政党代表着主导联盟内部的各种利益。政客们（当时，其中有少数妇女）以社会为基础，往往以地域划分。主导联盟外的政党和组织（其中有工会）的情况也是这样。
现在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政治已成为一项贸易，是普遍性垄断资本权力中介人的贸易。政党不再是社会内不同利益直截了当的代表。它们成为行动集团，以及塑造公众舆论“共识”的专家。它们只是各自设计自己的言辞花招——独特而最终可以互补地引发特殊“感受”的花招。这种对共识的追求剥夺了“左－右”二分法的一切意义。
腐朽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文明的末日
新统治阶级的特点并不是一闪而过的现象。它们严格符合当代资本主义运作的要求。
资产阶级文明像所有文明一样，总的意思超越其经济体制的再生产机制。它在特征上通常具有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赞美个人能动性以及诚实与尊重法律，甚至至少在国家层面上赞美社会团结。这种价值体系标志着为它服务的政治人物的环境，对它的社会体系的整体再生产，保证了某种稳定。这种价值体系正在消失之中，被一种没有价值的体系所取代。这种转型完全可以找到证据：有罪的美国总统，小丑式的贝卢斯科尼当了欧洲国家之首，许多南方国家中走马灯般的独裁者，他们的暴政毫无启发作用，蒙昧主义在形成之中，他们都无保留地赞美“美国模式”。把那“一帮子统治者”的大多数叫作“愚昧”和“庸俗”是恰当的称呼。这种戏剧性的演变预示了一种文明的末日。这是腐朽时代所显示历史的重演。的确正在造成一个“新世界”。但不是许多社会运动所天真地盼望的较好世界，它们意识到危害，但盲目于自身的事业。那里一个比将要流行的世界糟糕得多的世界。
因此，我认为当代的寡头垄断资本主义今后必须被视为老朽，尽管它可能有一些短期的成功。它的统治者只是成功地推进了一种新的野蛮，我在30年前的论文《革命还是衰朽》中就已经把它描绘出来了。
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在危机中
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体系，事实上是金融化、全球化和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在我们面前发生内爆。这个体系显然无法克服其日益增大的内部矛盾，不能避免在疯跑中向前暴跌。
这个体系的“危机”正是源于它自身的“成功”。直到今天，垄断资本实施的战略始终产生它意向的效果：“节俭”计划尽管有各种抵制却仍然有效。直到今天，主动权依然操在垄断资本——“市场”——及其政治奴仆政府的手中，政府的决策决定于服从市场的要求。普遍化垄断资本体系已经进入了被证明其无法推行稳定发展的危机期。我们正在应对一场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因此把建设更高阶段文明的必要和可能提上了日程——那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的长期过渡。
分析现在进行的斗争与冲突，看到它们质疑帝国主义统治的远景，将使我们正确地看到一个新的现象，那就是一些南方国家的兴起。
参考材料
这篇文章中提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若干著作中写到过：
《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布鲁塞尔，矛盾书社，2011），特别是“剩余与帝国主义垄断利润”（11－16, 39－40）以及“抽象劳动”（95－103）两章。
《从资本主义到文明》（德里，图里卡图书社，2010），它部分涉及社会劳动的生产率。
《自由派病毒》（伦敦，普鲁托出版社，2004），它关注意识形态问题。
《结束资本主义危机还是结束资本主义》（牛津，潘巴左卡出版社，2010），它包罗普遍化垄断资本。
《垄断资本的剩余和帝国主义垄断利润》（《每月评论》64/3, 2012年7～8月号）。
其他参阅材料
安通·潘内科克与帕特里克·陶特，《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巴黎，阿克书社，2011）。
王辉，《革命的末日》（伦敦，韦索出版社，2012）。
让·克劳德·德劳奈，《中国，法国，法国，中国》（加布李埃尔·佩里基金会，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