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点

——以孙中山为视角的考察

李育民

内容提要 自鸦片战争遭受列强侵略开始，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机。经历清末民初政治风云之后，孙中山丰富发展了三民主义，其民族复兴思想愈益成熟完善，其内涵主要包括：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首要前提；实行民主建政，为国家的强盛和长治久安建立制度保障；发展实业，振兴经济，为国家的兴盛和强大奠立基础和根本。这些思想主张，构筑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点。作为孙中山革命道路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超越了这些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推进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关键词 中华民族 民族复兴 孙中山

Abstract: Since the Opium War when China was invaded, Chinese nation has suffered unprecedented disaster and crisi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political chao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un Yatsen developed and enriched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Nationalism, Democracy,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which the increasingly improved though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has the following connotations: achieving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founding a nation is the top priority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building democracy is an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and prolonged stability; developing industry and revitalizing the economy are foundations for a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nation. These thoughts constitut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for the rejuvenation of Chinese nation in modern China. As the successor of Sun Yatsen's revolutionary cause, the CPC went beyond these thoughts and further promoted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oth in theory and in practice.

Key words: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Sun Yatsen

自鸦片战争遭受列强侵略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一落千丈，在晚清便从“天朝上国”逐渐下滑到“屈从”和“被制服”的境地。主权沦丧，政治混乱，经济崩溃，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和危机。为了民族国家的复兴，中国社会各阶级设计了各种方案，做了不同形式的艰苦努力。经过晚清时期的摸索探讨，在民族主义崛起的国内外形势中，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逐渐出现变化，由直观感性转向文明理性，由简单粗陋趋于理论指导。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锲而不舍，努力探索，毕生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奋斗。经历清末民初政治风云之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丰富发展了辛亥时期的三民主义，其民族复兴思想愈益成熟，较为完整系统地形成了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经济振兴的思想主张。这些主张切中肯綮，构筑了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基点，并为其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明确的思路。作为孙中山革命道路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人超越了这些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推进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一 国家独立为前提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甲午战争又将其推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后经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仅仅保存下一个主权国的寥寥几个属性”。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不仅丧失了昔日的光彩，而且沦落到岌岌可危、国将不国的境地。救亡图存，解除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建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前提。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这一目标被明确提了出来，成为中华民族复兴方案的理论基点。晚清时期，中国已产生了近代的国家主权意识，但没有明确提出国家独立和民族建国的要求，孙中山这一思想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摸索过程。

从投入革命开始，孙中山便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地位，将“振兴中华”作为自己的使命。武昌起义以前，孙中山的基本思想是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恢复汉民族在中国的地位，通过汉民族的复兴来“振兴中华”。孙中山看到，“中国积弱”已非一日，“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为挽救中国，他组织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振兴中华”，指的是振兴汉民族的国家，兴中会盟书“驱逐鞑虏，恢复中国”, 以及同盟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均反映了这一思想。在孙中山看来，中国亡于“鞑虏”已二百多年，现在的国“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 他“发誓要建立一个真正汉民族的国家”, 将“满洲鞑子”驱逐出去。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提出“光复我民族的国家”,“以中国人治中国，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所谓“中国人”，指的是汉族，其他革命党人亦有类似主张，如章太炎所说“汉人治汉，满人治满”, 等等。不过，孙中山复兴汉族国家的思想，与种族复仇主义完全不同，秉具民主观念在内的近代精神。由于“掺杂着汉族人民的种族主义情绪”, 虽然看到中国处于“丧权辱国”的险恶地位，但孙中山仅归咎于“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没有考虑收回国家主权问题，而是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显然，孙中山复兴汉民族，建立汉族国家的构想，尚存在种种局限，缺乏对外独立的鲜明主题。

清朝覆灭和民国建立，国内民族关系发生变化，汉民族不再居于被统治民族的地位。在孙中山看来，民族建国的目标已经实现，民族主义完成了历史使命，因此将它束之高阁。但是，当时的中国，外仍遭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则多民族并存，民族复兴缺乏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孙中山仍在继续思考这一问题，多次提出废除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租界，使“中国进入完全独立国”。又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族为一人”，设想实行“民族之统一”，等等。较之以前，这些认识无疑有了新的发展，而由于种种原因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没有进一步将它们向前推进。他害怕与帝国主义决裂，至1918年时，还继续承认“切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未能紧扣民族复兴中的独立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给孙中山思想以极大推动，使他的民族建国构想走向成熟。战争促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导致一系列民族国家的建立，如东、中欧的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波兰等国获得独立。在新的形势之下，帝国主义列强做出调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关系的姿态，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各协约国所“保证”。战争中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大大推进了这一新的潮流。在国内，一方面五四运动唤醒了民众，掀起了群众性废约反帝运动的初潮，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纲领，以争取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为使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另一方面，西方列强坚持帝国主义政策，维持在华条约特权，中国仍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实现国家独立，是中国革命最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新的形势使孙中山受到极大鼓舞，并刺激他对民族复兴问题做了新的思考，产生了新的思想。一方面，孙中山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局面一变，潮流所趋，都注重到民族自决”。“中国尤为世界民族中底最大问题”，现在不但要实行民权、民生两个主义，“并且要迎合现代底潮流”，即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中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说，中国从前很强盛很文明，“是头一个强国”，其地位比现在的列强如英、美、法、日等国“还要高得多”,“是世界中的独强”，现在却“一落千丈”。中国地位的改变，以及遭受的种种祸害，都是列强造成的。它们“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列强政治和经济的压迫，“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此后中国民族“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十年”，十年之内，“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主要障碍”, 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中国现在四分五裂，“实在不成一个国家”,“有亡国灭种之忧”。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孙中山在新的高度上重新揭橥民族主义旗帜，明确提出实现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目标，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国家构想。1919年10月，孙中山制定的《中国国民党规约》，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接着又主张“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 并正式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到1924年的国民党“一大”和“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的构想得到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在新的时代面目一新，具有新的内涵。

这一构想已不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光复汉族”，而是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其目标是实行民族自决，解除帝国主义的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把中国称为“次殖民地”，甚至是“殖民地”，因为“中国形式上是独立国家，实际上比亡了国的高丽还不如”。在这一意义上，孙中山认为必须进行“种族革命”,“排除他种民族，发扬自己民族，组织一完全独立之民族国家”。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的诉求，被列入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和“建国大纲”:“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恢复我国际平等、国家独立”。具体内涵便是解除列强的压迫，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认为，中国丧失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是由于列强的压迫，“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因此，要“争回主人的地位”，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1923年元旦，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正式提出：“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翌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又郑重宣布：“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废约由此成为建立国民革命的纲领之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中国复兴，走向近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它的正式提出，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独立内涵具有了真实和实践的品质，这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重大飞跃。

如何集聚全国力量来反抗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振兴中华？孙中山认为，中国如一盘散沙，如果“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自然有办法”。他提出，将中国各民族统一为中华民族，“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中国各民族组成一个新民族是可行的，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各少数民族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他重新审视了辛亥革命之后的“五族共和”，认为“很不切当”，是“根本错误”，明确放弃了多民族国家的主张，提出建立“中华民族”国家的构想。这一构想写进了《中国国民党党纲》:“民族主义，以本国现有民族构成大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的国家。”其基本思想是：“拿汉族来做个中心，使之同化于我，并且为其他民族加入我们组织建国底机会。仿美利坚民族底规模，将汉族改为中华民族，组成一个完全底民族国家。”“将来无论何种民族参加于我中国，务令同化于我民族。”同时，孙中山又肯定国内各民族具有自决自治的权利，“一大宣言”和“建国大纲”宣布，“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革命胜利之后，组成“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治自决”。显然，孙中山所主张的“同化”，体现了平等、双向、自愿的原则，具有民族融合的性质。

总之，孙中山构想的民族建国，已从辛亥革命时期缺乏独立要素的汉族国家，发展成为真正独立和完全统一的中华民族国家，这是一个重大的飞跃。他将国家、民族的独立和统一，紧密结合起来，使这一构想臻于成熟和完善。孙中山相信，实现废约和民族统一，建立民族国家，中国“不久必能驾美迭欧而为世界之冠，此固理所当然，势所必至也”。

废约反帝和国家独立等主张的提出，表明孙中山的民族复兴思想跃进到新的高度。这些主张在国民党“一大”确立为国民革命的纲领，而这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分不开。“一大宣言”和“一大政纲”,“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如“反帝”等主要内容，“都是由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鲍罗廷参加了宣言的起草，尤其是瞿秋白，他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最后润色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几乎每天都被请到鲍罗廷的住所进行协商。国共两党确立以废约反帝为内核的争取国家独立纲领，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前提，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有可能提升国家民族的国际地位。从此，民族复兴运动有了科学的纲领和首要目标，这为此一运动奠立了方向。

但是，在废约反帝问题上，国共两党存在差异，尤其是国民党右派，他们担心权力“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因此极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条款，甚至宣称这些条款是中共的“阴谋”。孙中山一度产生动摇，打算放弃，但经过中共和共产国际人员长时间的说服，才“决定通过宣言”。中共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其废约的具体范围超过了“一大宣言”。中共又进一步提出超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方针，如“收回海关矿山航权路权为国有”，以“急进的革命行动”“推翻一切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所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权力”, “没收帝国主义一切银行及各种公司企业”，等等。中共的反帝主张，体现了争取国家独立的坚定立场，在其后的革命斗争中，更在理论和实践中推进了这一思想。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的目标，毛泽东用坚定的语气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新中国成立，标志着国家的真正独立，实现了各民族的团结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立了坚实基础。

二 政治民主作保障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君主专制体制是强盛国势的体制支撑。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发展，产生、建立了近代民主体制，为其不断膨胀的经济和国力，提供了相应的政治形式，并一道构成近代发达国家的基本要素。步入近代，中国遭受列强侵略而陷入贫弱，其君主专制体制越来越暴露腐朽落后的严重弊端，成为它衰落不振的基本因素。要振衰起敝，重展雄风，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与时俱进，改造制约社会发展的传统政治，实行民主建政，为国家的强盛和长治久安建立制度保障。这正是孙中山所追求的政治目标。

在近代，以民主建政作为振兴中华民族的政治条件，从认识、了解到倡导、设计，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鸦片战争结束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述“富且强”的美国，赞颂其民主体制，“人心翕然”，可谓之“公”“周”“谊”。他预言西方民主体制将推行到东方，“可垂奕世而无弊”，谓：“岂天地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早期维新派和戊戌维新派，更进一步呼吁政治变革，建立民主政体，以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孙中山在思考民族复兴和民族建国的历程中，极为重视政治体制的变革，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主建政模式，提出了较为完备的构想。他在吸纳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及制度的同时，又注意这一体制实践中出现的弊端，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特点和现实国情，借鉴中国传统典制，做了颇有新创的理论探索。

从学生时代开始，孙中山便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思考国家民族问题，“已觉中国政府腐败，想出一种治国方法，思有以替代之”。投入革命之后，更感到，现在到了民权时代，“要中国强盛，实行革命，便非提倡民权不可”。他认为，中国贫弱的基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从世界各国来看，贫弱的原因有四，或地小，或地瘠，或民少，或民愚，而中国无一。中国是“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之为害”，倘此害一除，“则致中国之富强，实头头是道”,“则国利自兴，而富强之基于是乎立”。如此，“中国今日欲富强则富强矣，几有不待一跃之功”。这是因为政治和经济“总是有连带关系”。例如，中国的出口货不敌外国的进口货，每年损失五万万元，“此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政治不良，我们的政府没有能力”。显然，国家强弱与政治优劣有着直接关系，中国要强盛起来，实现民族复兴，就必须革新政治体制。为此，孙中山在创建革命理论过程中，注重在政治体制上思考使中国强盛的“治国方法”，且随着认识的深化而趋于成熟。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最初的方案，认为，“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庄严华丽底国家”，只有实行“五权宪法”。所谓“五权”，就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选权、纠察权。这是孙中山吸收西方三权分立的基本原则，借鉴中国古代典制而提出来的。由于当时只想到“救国保种”、推翻清朝，“并不想到成功以后究竟用一个甚么通盘计划去建设国家”, 因此“五权分立”的设想还相当粗糙。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政体方案，是一张不清晰的草图，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难为人们所信服。国民党的法学家王宠惠，1904年对“五权分立”非常赞成，可是在美国学了几年法律之后，却“疑惑起来”。

一方面，护国战争之后，孙中山对西方政权体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剖析了民国初年因机械移植西方制度而出现的弊端，试图否定和摒弃代议制，另辟蹊径，建立一个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破天荒”的体制。孙中山指出，各国实行的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传到中国之后，“流弊更是不堪问”。大家“如果不去闻问，不想挽救，把国事都付托到一般猪仔议员，让他们去乱作乱为，国家前途是很危险的”。这种“外国人所希望的代议政体”，不是“人类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之计”。在“代议旗帜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种代议权”, 只是一种间接民权，“非由人民直接参与政权者，尚不得谓纯粹之众民政治”，人民也“不能享圆满的幸福”。在当今世界，“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 民主潮流好像长江的流水一样，“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必须给予人民较多的民主权利，实行直接民权。总之，西方的代议制度不能保障国家走上强盛，必须顺应历史潮流，改弦更张，“举主权在民之实”，以“全民政治”取代“代议政治”。

另一方面，从西方各国的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又看到，人民民主权利的扩大，势必影响政府的统治效能，两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有鉴于此，孙中山对民主政治做了新的思考，主张建立一个人民控制之下的强有力的“万能政府”，解决民主与效能的矛盾，为国家的稳定和强盛奠立基础。孙中山要求人民改变对政府的态度，认为欧洲几十年来除俾斯麦政府之外，还没有一个“万能政府”，其原因在于“民权流弊”。人民总是“防范”和“反抗”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不许政府是万能”，使得“政府毫不能够做事”,“政府的能力便自行退化”。如果长此以往，不想办法改变，“政治上是很难望进步的”。

正是基于民族和国家的地位，孙中山对自由含义和革命目的，做了新的解释。他说：“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参加水和士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士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到了那个时候，散沙便不能够活动，便没有自由。”因此，中国革命的目的与外国相反，方法也不同。“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我们现在便不能抵抗。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因此，自由不能用到个人，而要用到国家，“国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孙中山反复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国家自由呢？因为中国受列强的压迫，失去了国家的地位，不只是半殖民地，实在已成了次殖民地，比不上缅甸、安南、高丽。”也就是说，西方革命是争个人的自由，中国革命是为了国家的强盛，争的是国家的自由。

即此而言，中国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建立政权体制，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孙中山说：“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如果一味地盲从附和，“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中国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使“中国进步、民族的前途没有危险”,“造成彻底的新民国”。欧美的先进国家“还没有完全想到”,“无从完全仿效”。我们能够想到，“不可以轻视自己，所谓妄自菲薄”。

新的办法就是实行权能区分，将国家权力划为政权和治权两大系统。“政权”系统，是国家权力主体，即“人民权”,“管理政府的权”，包括选举、创制、复决和罢免四权。这四权又可析为对人、对法两个方面。对人即“管理官吏”，包括选举和罢免权。这两个权结合运用，可以收到使臂使指的效用，人民“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对法即“管理法律”，包括创制、复决两权。上述四权即“直接民权”，孙中山认为这是“最好之民权制度”, 如果实行，“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人民行使政权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通过地方自治，直接行使四权，主要是分县自治。二是通过中央的国民大会，间接行使四权。“治权”系统，系“政府权”，是“替人民做工夫的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即“五权分立”。中央政府设立五院行使五权，“五权分立”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治权”的具体体现。从形式上看，“五权分立”是“三权分立”的简单扩大，实则在孙中山提出“权能区分”，将国家权力划为“政权”和“治权”两大系统之后，它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治权”系统即“中央政府”，是一个有着内部分工的统一体。“五权分立”基本上没有实行相互牵制的原则，并非真正平衡，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行政权为中心的政府体制。显然，“政权”与“治权”两个系统的统一，就是建立一个人民能够管理，“为人民谋幸福”的强有力的“万能政府”。通过这一体制，“政府的威力便可以发展，人民的权力也可以扩充”，中国“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

“权能区分”是孙中山为民族复兴所做的政治体制构设，可说是民权主义的最后一块里程碑。从“五权宪法”的初步思考，到“权能区分”的完整构想，孙中山均未完全照搬、盲目模仿西方民主体制。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对西方民主体制进行改造，力图发挥这一体制整合中华民族力量的效用，建立一个在政治上强盛的“新世界”,“驾乎各国之上”，政府“可以发出无限的威力”，是“无敌于天下的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权能区分”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代议制和三权分立理论的局限，对西方政体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要发展和创新。如孙中山所说，“是世界学理中第一次的发明”。西方学者亦肯定这是“对民主理论的贡献”,“对政治学的一种贡献”。显然，这是一个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的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做出的贡献。这一构想以建立民主政治为内核，同时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尽管孙中山强调人民要改变对政府的态度，但始终坚持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维护人民在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只有建立民主政治，才能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保障。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得“民主主义成了正统”, 从此，作为民族复兴的政治形式和保障，民主政治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政体构想，“权能区分”还只是一种粗疏的理论，缺乏周密细致的具体办法，加上此后蒋介石政权背离孙中山思想，导致国家仍不能脱离贫弱地位，“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为了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振兴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否定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式。在即将推翻国民党政权，取得全国胜利之时，中国共产党根据“更广大范围”的民主路线，构建了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样，“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总之，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从“根本上变换了中国的面目”。实践证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体，为国家进步和中华民族复兴事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三 经济振兴系根本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一个国家的兴亡盛衰，其根本因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财富和实力始终都是相关的”，虽然军事组织、民族精神等因素，“都能影响国家体系中各成员国的相对力量”，但“领先国家的实力地位同它们相对的经济地位紧密平行”，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胜利常常由生产基础更为发达的一方获得”。自进入近代，中国的整体实力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且更有列强对华战争和不平等条约的限制，中国日益贫弱，经济逐渐陷入崩溃境地。孙中山认为，要恢复中国的固有地位，就必须改变这一状况，大力发展经济，为国家的强大兴盛奠立坚实的基础。

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孙中山始终关注中国的经济复兴，不断努力探索各种途径。他没有局囿于经济发展本身，而是高瞻远瞩地思考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力图以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解决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矛盾。其经济复兴构想，灌注着以民生为本的理念，形成了振兴经济和共同富裕协调发展的构想。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民生主义居于最根本的地位。戴季陶说，“民生主义，实在是三民主义的本体。三民主义并不是三个部分，就本体上看，只有一个民生主义，就方法上看，才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孙中山自己也说，“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 “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在近代中国的特殊背景下，民生问题尤其体现了民族复兴的诉求，“就民生的真义来说，民族问题实在是民生问题当中最大的一部分”。

投身革命之前，孙中山便从经济角度思考强兵富国问题，谓：“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此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若不急于此四者，“是舍本而图末”。从这些主张来看，孙中山继承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思想，但又有所突破，并蕴含着引进西方近代生产力的主张。他认为，农为“自古之大政”,“为生民命脉之所关”，也是“筹富强”之大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不足食胡以养民？”因此，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同时，孙中山又高度重视商业，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经济思想。他认为，商业的重要性不亚于生产，“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要使国家富裕，“当以商务收其效”。更可贵的是，孙中山看到近代科学产生的巨大生产力，主张引进推广。“格致之学明，则电风水火皆为我用”，此亦“致富之一大径”。他主张“兴农学”，讲求农家之地学、农家之化学、农家之植物学、农家之动物学、农家之格物学、农家之医学，“则能使同等之田产数倍之物”。此外，孙中山还有实业思想的萌芽，主张推广轮船铁路，“讲求机器之用”，等等。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赴欧美考察，对西方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产生了民生主义思想。此前，孙中山对经济问题的考虑，主要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现在则试图在实现国家富强的同时解决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他看到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为此，孙中山提出“平均地权”，也就是“定地价的法”。他认为，实行这一办法，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趋向公平公正。“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窦自然永绝”，不会出现“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现象。二是国家愈加富裕。“行了这法之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将国家富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是孙中山民族复兴经济思想的重要特点。此后孙中山沿着这一思路，对此又做了更深入的探讨。

民国初年，孙中山明确提出振兴实业的主张，将此作为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他说：今日中国既贫且弱，“欲能自立于地球上，莫如富强”。“中华之弱，由于民贫”，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民富即国富，既富即强”。他将此视为社会的根本，认为“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无论何人执政，“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孙中山所说实业，范围很广，包括农工商矿等，“指不胜屈”。其中铁路建设最为重要，“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

实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公平。孙中山倡呼振兴实业的同时，尤为关注这一问题，提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将全体人民的幸福作为民族复兴的内容。他说，民生主义是“排斥少数资本家，使人民共享生产上之自由”，因此，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诚然，“中国复兴之目的，无非欲成为一强盛之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但“此绝非吾人努力最后之目的”。他强调：“仆之宗旨在提倡实业，实行民生主义，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俾全国之人，无一贫者，同享安乐之幸福，则仆之素志也。”显然，孙中山认为，中国的复兴不仅是国家强盛，而且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快乐与幸福”。由此，孙中山产生了“节制资本”的思想，明确提出：“实施民主主义的四大纲领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这是改革社会，提高人民生活的主要途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孙中山就撰写《实业计划》，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实业发展规划。该规划包括开发实业的基本方针和思路，以及交通、商港、铁路、制造、矿业、冶炼等各个工业部门和粮食、衣服、居室、印刷等“生活之物质”生产，部门的发展设想。“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猛进之进步。”在这部计划书中，孙中山较为具体地阐述了经济复兴的目标，绘制了中国走向富强的蓝图。后来“一大宣言”明确提出，“经济方面，由手工业的生产过渡于资本制度的生产”, 也就是发展实业，以机器产生取代手工生产。孙中山将此视为中国的工业革命，以机器取代手工，“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等等。同时，由于“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因此“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既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即在开发实业的同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节制资本”。由此可见，孙中山的经济复兴之路与西方不同，他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不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要取“最直捷之途径”。用最简括的话来说，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其实质在于，引入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正。这是孙中山经济复兴的内核，也是他超越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前辈的所在。

需要指出，“节制资本”是实现社会公正，而不是限制经济发展。孙中山说，“一面是要图工商业的发达，一面是要图工人经济生活的安全幸福”。他指出，“解决民生问题，想一劳永逸，单靠节制资本的办法是不足的”。“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振兴实业的方法很多，“第一是交通事业”,“第二是矿产”,“第三是工业”。现在“利权总是外溢”，要挽回利权，就要“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用机器来生产”，要“制造国家资本”，也就是“发展国家实业”。孙中山曾很通俗地阐释民生主义，他说：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买很多的机器，去开采各种重要矿产”,“也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全国的大矿山、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这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使四万万人都可以享福，“把中国变成一个安乐国家和快活世界”。

作为民族复兴的根本，发展民族经济对于中国极为重要，这包括两个层次的意义。一是恢复被列强破坏而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挽救民族危亡，重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如孙中山说，今日中国受外国的经济压迫，“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压迫至于国亡种灭而后已！”二是振兴和发展落后于世界的国民经济，赶超先进国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富强国家。从恢复重建到发展赶超，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中华民族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经济复兴思想，在争取国家独立和建立新中国的斗争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理论和实践中推进了这一进程。中国共产党将经济视为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根本，毛泽东说：“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就没有可能谈其他问题”。中国遭受列强侵略，就是因为经济落后，没有建立现代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需工业化”。刘少奇亦说，“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当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中共立即确立了经济建设的目标，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国家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但中国共产党深深知道，“要做到完全独立，还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否则“还有可能变成人家的附庸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新中国启动工业化的经济革新，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国家面貌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总之，通过民族建国实现国家独立，通过民主建政提供政治保障，通过振兴经济树立根本，是孙中山民族复兴思想的理论基点。此外，孙中山还主张“恢复民族的精神”, 等等。从根本上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民族复兴的理论。如列宁所说，孙中山在“正确地寻找‘复兴’中国的道路”。作为孙中山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切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要的思想理论，在实践中大大推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展现了光辉灿烂的前景。这三大理论基点，构成三位一体的逻辑整体，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深悉三者相互依存的关系，毛泽东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清楚地告诉中国人民：“一个不是贫弱的而是富强的中国，是和一个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而是独立的，不是半封建的而是自由的、民主的，不是分裂的而是统一的中国，相联结的。”基于这一认识，中国共产党超越孙中山，将三者有机地融合为一，制定实施正确的方针路线，中华民族复兴由此真正迈向了预期目标。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奋斗，近代民族复兴运动，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历史巨变，“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使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