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研究三十年回顾与展望

吴敢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本文分为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中国以外的《金瓶梅》研究、金学展望与思考三个部分，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金瓶梅》研究历程和成果，分析金学过往之不足，探讨金学发展之途径，认为传统的金学与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志的、以经典现代解读为旗帜的新金学相加合，必然会迎来新的辉煌成就。

关键词：金瓶梅；研究；三十年；回顾；展望

一 中国的《金瓶梅》研究

（一）1979—1984年的《金瓶梅》研究

1979—1984年，是中国大陆《金瓶梅》研究前行者重新点燃星火并且辛勤耕耘的几年，也是中国港台《金瓶梅》研究宿将不懈努力并且继续开拓的几年。朱星是中国大陆新时期名副其实的一颗启明星，他在1979—1980年连续发表7篇论文，并于1980年10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中国大陆《金瓶梅》研究的第一部专著《金瓶梅考证》。朱星的研究结论不一定都能经得住学术的检验，朱星继鲁迅、吴晗、郑振铎、李长之等人之后，重新点燃并高举起这一支学术火炬，结束了沉寂15年之久的局面，这一历史功绩却已经并将继续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一时期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的有魏子云、黄霖、徐朔方、王丽娜、孙逊、陈诏、张远芬、蔡国梁、王汝梅、杜维沫、刘辉、陈昌恒、李时人、傅憎享、宁宗一、吴敢、卢兴基等人，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过程、著作年代、版本、人物、史料等，均时有创见。这个四五十人的阵容，如果连同治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小说史、小说批评史、文献学等涉及《金瓶梅》的其他学科领域的学人，已经是一支不容忽视的集团军。一些地方还出现了《金瓶梅》的研究群体，如上海、徐州、聊城等。

（二）1985—1994年的《金瓶梅》研究

1985—1994年，是中国（大陆与港台一体）《金瓶梅》研究如火如荼的10年，是继“红学”之后又一门古代小说显学——“金学”形成的10年，是中国《金瓶梅》学会创建的10年，是几乎一年一会金学同仁聚首面商、团结合作的10年。1985年6月，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召开，拉开了中国《金瓶梅》研究热潮的帷幕。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召开，中国《金瓶梅》学会同时成立，形成大陆与港台一体的金学同盟，从此形成国际金学同仁阶段性晤谈交流的局面。中国《金瓶梅》学会虽然迟至1989年方始成立，但其主要工作人员如第一届学会（1989—1993年）的刘辉、吴敢、黄霖、王汝梅、周钧韬、张远芬、卜键、及巨涛等，第二届学会（1993—2003年）的刘辉、吴敢、黄霖、卜键、及巨涛等，自1985年发起组织全国首届《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时便已出现。所以，中国《金瓶梅》学会是中国金学这10年高潮的“弄潮儿”。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对金学进行阶段性总结和启导，是一种行之有效地推进学术的方式。中国《金瓶梅》学会责无旁贷地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这一阶段几乎每年都出版10部以上的金学专著，1990—1992年每年出版的金学专著竟有20部之多。这一阶段每年发表的论文也都在100篇左右。累计出版金学专著120余部，发表金学论文1100余篇。

（三）1995—2000年的《金瓶梅》研究

本阶段保持着每年出版金学专著近10部的势头，每年发表论文百篇左右的规模。这看似一种余绪，实是一种积蓄。1979—1985年的金学专著基本都是资料汇编、论文选集、作者考证；1986—1994年的金学专著，考证的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的研究领域，评析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文化影响的作品渐趋多数，其中尤以人物与语言研究出现批量性成果；1995—2000年的金学专著，“金瓶文化”与金学传播形成新的热点，社会风俗、时代精神、文化层面、士子心态等越来越进入金学同仁视野。

中国的魏子云、孙述宇、朱星、徐朔方、梅节、宁宗一、蔡国梁、陈诏、卢兴基、傅憎享、杜维沫、刘辉、黄霖、王汝梅、叶朗、张远芬、吴敢、周钧韬、周中明、王启忠、陈昌恒、孙逊、石昌渝、罗德荣、鲁歌、马征、田秉鳄、张鸿魁、郑庆山、叶桂桐、卜键、陈益源、李时人、陈东有、许建平、王平、赵兴勤、孟昭连、何香久、潘承玉、霍现俊、张进德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营造了一座辉煌的金学宝塔。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80年漫长的历程，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登堂入室，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

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中，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标志着现代阶段的正式启动；中国大陆、港台、日本、欧美（美、苏、法、英）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标志着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等课题的形成与展开，标志着现代阶段的研究水平。

（四）21世纪初的彷徨

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的《金瓶梅》研究如日中天。台湾在魏子云的带引下，一大批中青年研究者加入金学队伍；大陆以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为中心形成的主力团队，面对彷徨，决意中兴。

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以后，成功地举办了4次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3次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学会机关刊物《金瓶梅研究》连同《金瓶梅学刊》（试刊号）出版了8辑。中国《金瓶梅》学会是工作比较规范、活动比较正常、成效比较突出的学术类国家一级学会。

2002年下半年，学会接到国家民政部通知，要求在2003年上半年完成社团重新登记工作。学会原挂靠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因为学会主要负责人均非该单位人员，以及其他社会性原因，不能出具证明。按民政部要求，挂靠单位必须是部级单位。于是刘辉向其主管部门——原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挂靠。因为刘辉重病在身，吴敢、黄霖又因为“非典”不能晋京，此事遂遭搁置。

不料，2003年6月6日，民政部发出第41号公告，宣布取消中国《金瓶梅》学会等63个社团开展活动的资格。按民政部的公告，中国《金瓶梅》学会只是排在63个社团的中间，几乎所有的新闻报道却都以中国《金瓶梅》学会打头，在学会内部以及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尽管《金瓶梅》研究从学术表面上看并没有完全停顿，如中国的金学论文，2001年有77篇，2002年有88篇，2003年有148篇，2004年有99篇，2005年有79篇，比起2000年的152篇，1999年的128篇，尚有学术惯性，相去似觉未远。但受到严重的影响，已是不言而喻。如中国大陆的金学专著，2001年有4部，2002年有4部，2003年有10部（其中2部为旧著新出、1部为境外著作）, 2004年有4部（其中一部为旧著新出），比起2000年的9部，1999年的15部，已觉逊色。

20世纪后20年金学迅猛发展的步伐遭到遏制，一门新兴的显学受到损伤，金学同仁合力构建的金学宝塔面临考验，《金瓶梅》研究者都在检视学问，思考对策。

（五）对金学的质疑与辩正

2004年2月9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陈大康《〈金瓶梅〉作者如何考证》一文，批评“目前《金瓶梅》作者考证整体现状”，说“考证前提的可靠性得不到证实”，因此认为“考证方法不科学”, “目前并不具备考证的必要条件”, “《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恰是一个甚可存疑的课题”。刘世德2007年2月9日在北京现代文学馆的演讲《〈金瓶梅〉作者之谜》（后收入线装书局2007年12月一版《明清小说——刘世德学术演讲录》），嘲弄金学为“非常可笑的”“笑学”，说与“秦学”“无独有偶”。陈文说《金瓶梅》作者研究“不科学”，刘则更进一步说是“伪科学”。对《金瓶梅》研究的批评，以刘世德、陈大康两位最为激烈。他们的批评遭到了金学界的辩正。

黄霖在《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序言中说：“面对着否定者的调子越唱越高，我反过来觉得在批评《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不良倾向的同时，也要正确估计《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成绩，要保护《金瓶梅》作者研究中的健康的热情与可贵的精神。”“本来，科学研究不排斥合理的推测。……那么，在探究《金瓶梅》作者的过程中，难道就绝对地不应该有合理的推测吗？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能证明它是后来的伪作的话，为什么不能从 ‘兰陵笑笑生’出发来考证他是谁呢？既然说是 ‘兰陵’人，为什么不能从山东峄城、江苏武进那里寻找合适的对象呢？既然小说中写到了那么多的金华酒等南方的酒，有那么多的南方的习俗与语言，为什么不能推测作者是南方人呢？诸如此类，多数的推测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从一定的材料出发的。”［1］（序言）

笔者《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一文中说：“《金瓶梅》作者研究的主流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其广有影响的几说，如王世贞、贾三近、屠隆、李开先、徐渭、王稚登等，对金学事业均有创造性的贡献。《金瓶梅》作者研究是金学的主要支撑之一。《金瓶梅》作者研究又与《金瓶梅》成书年代、成书过程、成书方式等研究，还与《金瓶梅》文化、语言、内容、艺术、人物等研究密切关联。金学首先要热起来，才能谈到发展。从这一角度说，《金瓶梅》作者研究对金学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具体课题本身。……不进入金学圈中，隔岸观火，隔靴搔痒，是很难切中肯綮的。”［2］（P42—45）

欧阳健《无能为者的伪科学——评刘世德〈《金瓶梅》作者之谜〉》说：“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散佚，《金瓶梅》作者悬而未决的问题很多，但相关的信息仍是异常丰富的，绝不如刘世德所言，只有那兰陵笑笑生五个字是可靠的，别的都是没有 ‘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伪科学。什么叫科学？达尔文的定义是：‘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科学不是墨守成规的遁词，发现人未知的事实才是科学的真谛。刘世德只相信眼睛看到的存在，不相信眼睛看不到的存在，不懂得那种存在是要用心去体察、去捕捉的。对刑侦人员来说，一根毛发，一个烟蒂，都是破案的线索，通过目击者口述模拟画像，更是有效的手段。它们不符合刘世德 ‘正面的、直接的、确凿可靠的证据’的标准，却完全符合科学的精神。针对《金瓶梅》作者的所有探索都应该给予积极评价。《金瓶梅》作者未弄清，本身就是一个学术课题，一个学术项目。有人愿意攻他，又不对他人造成妨碍，何必出来阻拦？更没有理由加以嘲笑。……真正的《金瓶梅》作者，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中，也可能在七十个候选人外。即使最后判定，这七十个候选人都不是真正的《金瓶梅》作者，但人们的劳动并没有白费。弄清了王世贞、屠隆、徐渭、王稚登、丁惟宁，甚至蔡荣名、白悦，弄清了历史沿革、方言土语、民俗风情，岂不是意外的收获，又有什么不好呢？”

杜贵晨《〈金瓶梅〉研究不妨有一个“笑学”》认为可以移花接木，就将《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研究光明正大地叫作“笑学”，亦如“曹学”，甚至“金学” “红学”一样堂而皇之，“当然不是 ‘可笑’的 ‘笑学’”。

（六）金学的中兴

黄霖、吴敢经协商，仿社会通列，2004年2月26日以原中国《金瓶梅》学会秘书处名义发函给各位理事，建议以“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名义暂行工作，并由黄霖任筹委会主任、吴敢任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该建议获得原中国《金瓶梅》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的一致同意。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成立以来，成功召开了1次全国会议［第七届（峄城）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8次国际会议［第五届（开封）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六届（临清）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八届（台湾）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九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十届（兰陵）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十一届（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第十二届（广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

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成立后，先后出版了《金瓶梅研究》第8—12辑。

现在总结一下中国召开的全国与国际《金瓶梅》学术会议：1985年6月在徐州，1986年10月在徐州，1988年11月在扬州，1989年6月在徐州，1990年10月在临清，1991年8月在长春，1992年6月在枣庄，1993年9月在鄞县，1997年7月在大同，2000年10月在五莲，2005年9月在开封，2007年5月在枣庄，2008年7月在临清，2010年8月在清河，2012年8月在台湾，2013年5月在五莲，2014年11月在兰陵，2015年8月在徐州，2016年10月在广州，中国已经召开了19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其中全国会议7次，国际会议12次。而1985年首届全国会议，1989年首届国际会议，1992年第二届国际会议，1993年第六届全国会议，2000年第四届国际会议，2005年第五届国际会议，2010年第七届国际会议，2012年第八届国际会议，2015年第十一届国际会议，是意义非常的会议。1985年会议筚路蓝缕，1989年会议推广扩展，1992年会议名副其实，1993年会议换届选举，2000年会议回顾思考，2005年会议中兴重起，2010年会议发展壮大，2012年会议两岸合办，2015年会议总结提高，均令人感慨万千，记忆犹新。

同时也总结一下金学学刊编辑出版情况：中国《金瓶梅》学会与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机关刊物《金瓶梅学刊》《金瓶梅研究》，自1989年6月至2016年1月这27年间共编辑出版13辑，发文334篇。

中国《金瓶梅》学会获得新生，金学得到中兴，《金瓶梅》研究兴旺。金学论文2007年有147篇，2008年有183篇，2009年有111篇，2010年有148篇，2011年有113篇，2012年有112篇，2013年237篇。金学论著2005年有11部，2006年有11部，2007年有13部，2008年有11部，2009年有8部，2010年有11部，2011年有13部，2012年有10部，2013年有9部。

以《金瓶梅》研究作为选题的硕士、博士论文开始批量出现。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者是美国的韩南，1960年他以《〈金瓶梅〉成书及其来源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英国伦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中国的硕士、博士论文以《金瓶梅》研究为题者，最早为梁操雅，他1979年以《从〈金瓶梅〉及〈三言〉〈二拍〉看明中叶江南地区之经济发展》为硕士论文获得香港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中国大陆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硕士论文者是陈昌恒，他1982年以《论张竹坡关于文学典型的摹神说》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硕士学位。中国大陆最早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者是叶桂桐，他1985年以《〈金瓶梅〉研究》为博士论文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学位。

据初步统计，1979—2013年，中国约有研究《金瓶梅》的硕士、博士论文228篇，其中博士论文15篇，硕士论文213篇。这些论文涉及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汉语史、外国语言文学、美学、文艺学、哲学、伦理学、民俗学、宗教学、音乐学、影视与戏剧戏曲学、中国古代史等多个学科，已经形成了多学科齐头并进的局面。

这些论文的撰写者后来有一部分成为金学大家，而大多数正在逐步成长为金学的主力军。譬如，陈昌恒，毕业以后留校工作，任原中国《金瓶梅》学会理事，有金学专著2部、编著1部、论文一二十篇，在张竹坡与《金瓶梅》评点研究、《金瓶梅》作者研究方面成绩显著；叶桂桐，现为山东外事翻译职业学院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金学专著1部、编著2部、论文一二十篇，在《金瓶梅》成书、版本、作者、主题、艺术、人物诸多领域皆有可观的成果；洪涛，2000年以《四大奇书变容考析》获香港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金学论文一二十篇，对《金瓶梅》英译、语言、文化、源流、成书、传播等课题，颇有心得；胡衍南，2001年以《食、色交欢的文本——〈金瓶梅〉饮食文化与性爱文化研究》获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师范大学教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理事，有两部金学专著与一二十篇论文，在《金瓶梅》版本、续书、主旨属性、饮食情色、《金瓶梅》《红楼梦》比较等方向均有建树；曹炜，2002年以《〈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获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金学专著2部、论文近10篇，其《〈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与郑剑平《〈金瓶梅〉语法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5月）、许仰民《〈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11月）乃21世纪《金瓶梅》语法研究的代表作；霍现俊，2004年以《〈金瓶梅〉艺术论要》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副会长兼副秘书长，有3部金学专著、二三十篇论文，在《金瓶梅》主旨、源流、成书、作者、艺术、人物、政治寓意、地理背景等学科皆有独到之处；其他如2000年以《〈金瓶梅〉女性服饰文化研究》获政治大学硕士学位的张金兰、2005年以《张竹坡、文龙〈金瓶梅〉人物批评比较研究》获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的贺根民、2006年以《齐鲁文化视野下的〈金瓶梅〉》获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的刘洪强、2010年以《〈金瓶梅〉叙事形态研究》获哈尔滨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的孙志刚、2011年以《〈金瓶梅〉美学研究》获南开大学硕士学位的傅善明等，均勤奋好学，思维前卫，后生可畏，将以有为。

一些学报、期刊开设有《金瓶梅》研究专栏，这些专栏所发表的论文达339篇，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学园地。《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吉林大学学报》《明清小说研究》《枣庄学院学报》《徐州工程学院学报》，是金学成果展示的重镇。《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开设专栏达15个，发表论文88篇；《明清小说研究》开设专栏16个，发表论文63篇；《徐州工程学院学报》开设专栏14个，发表论文42篇，有的二三十年如一日，其历任主编是何等的眼光与魄力，真是可钦可赞！

三个最著名的金学园地都出现在江苏，皆由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发起单位主办。这三个中有两个（《江苏师范大学学报》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都在徐州，这也不奇怪，徐州是中国大陆金学早期形成的《金瓶梅》研究基地与中心，是中国《金瓶梅》学会所在地、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秘书处所在地。物换星移，阴差阳错，徐州与《金瓶梅》结下不解之缘。康熙年间张竹坡在徐州评点《金瓶梅》，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金学基地与中心，徐州已两次成为金学热土。

不少著名学者和作家也来金学园地一显身手，如冯沅君、赵景深、傅惜华、孟超、张友鸾、郑逸梅、郭豫适、周绍良、张俊、朱德熙、胡文彬、王达津、朱一玄、马泰来、郑培凯、袁世硕、吴晓铃、王利器、冯其庸、沈天佑、侯忠义、欧阳健、宋谋玚、王星琦、顾国瑞、蒋星煜、章培恒、沈伯俊、王永健、蒋礼鸿、俞为民、何满子、胡小伟、田青、陈大康、刘世德、李治华、孙崇涛、赵逵夫、徐恭时、朱恒夫、周先慎、聂绀弩、杨义、张锦池、孙犁、刘心武、车锡伦、邓绍基、马瑞芳、吴组缃、徐扶明、陈毓罴、程毅中、陈美林、郭英德、萧相恺、段启明、王进珊、郑云波、邓星雨等。这一五六十人的阵容，放在任何一个课题方向上，都足以使其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台湾学生书局编辑出版了一套“金学丛书”，暂分为两辑（第一辑2014年9月出版，第二辑2015年6月出版）。笔者作为主编之一，为第二辑所撰前言曰：“本丛书暂分两辑，第一辑为台湾学人的金学著述，由魏子云领衔，包括胡衍南、李志宏、李梁淑、郑媛元、林伟淑、傅想容、林玉惠、曾钰婷、李欣伦、李晓萍、张金兰、沈心洁、郑淑梅，可说是以老带青；第二辑为大陆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的《金瓶梅》研究精选集，计由徐朔方、宁宗一、刘辉、王汝梅、黄霖、吴敢、周中明、张远芬、周钧韬、傅憎享、鲁歌、陈昌恒、张鸿魁、叶桂桐、冯子礼、李时人、赵兴勤、王平、孟昭连、卜键、陈东有、何香久、许建平、张进德、霍现俊、石钟扬、孙秋克、曾庆雨、洪涛、潘承玉、杨国玉诸位先生的大作组成，凡31人28册（其中徐朔方、孙秋克，傅憎享、杨国玉，王平、赵兴勤，因字数两人合装一册），每册25万字左右。第二辑连同第一辑14人16册总计所入选的此45人45册（另一册为吴敢编著之《金学索引》），反映着当代金学的全面风貌，涵盖了金学的所有课题方向，代表了当代金学的最高水平。台湾学生书局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以战略家的大眼光，以谋略家的大手笔，决计编撰出版 ‘金学丛书’，实金学之幸，学术之福。主编同仁视本丛书为金学史长编，精心策划，倾心编审。各位入选师友打造精品，共襄盛举。本丛书的编选既是对过往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期盼。本丛书诸体皆备，雅俗共赏，可以预测，将为金学作出新的贡献。”

二 中国以外的《金瓶梅》研究

（一）日韩的《金瓶梅》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金瓶梅》研究亦出现一个著名的研究群体，如小野忍、长泽规矩也等，形成《金瓶梅》研究的另一个东方热点，其中尤以鸟居久晴、泽田瑞穗、上村幸次、饭田吉郎等人的成果为学界所瞩目。

1964—1978年中国大陆的《金瓶梅》研究一片空白，而中国港台、欧美和日本则形成三个《金瓶梅》研究中心。日本学人对《金瓶梅》的研究热情经久不衰，老一辈《金瓶梅》研究者老当益壮，还有一些新的青年研究者，如清水茂、后藤基巳、寺村政男等。

1979—2000年，日本《金瓶梅》研究有不少学人接流步武，如日下翠、大塚秀高、荒木猛、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其中阿部泰记关于《金瓶梅词话》叙述混乱原因的分析，以及由此得出的“万历本《金瓶梅词话》是某一特定的作者在构思还没有完全统一的阶段的作品化了的读物”的结论（《论〈金瓶梅词话〉叙述之混乱》，日本《人文研究》1979年7月第58辑）；日下翠关于吴晗《金瓶梅》成书万历说的批判，以及对《金瓶梅》成书嘉靖说的支持（《金瓶梅成书年代考》，日本《东方》1984年1月），关于《金瓶梅》是李开先个人创作而非整理的考证（《金瓶梅作者考证》,《明清小说论丛》，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6月）；大塚秀高关于《金瓶梅》构思既受《水浒传》影响，又受《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影响的推断（《金瓶梅的构思》,《明清小说研究》1996年第4期），关于《金瓶梅》的构造中心从玉皇庙转移到永福寺的分析（《续金瓶梅的构造》,《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99年3月第137册），引起了国际金学界的注意。荒木猛的关于出版崇祯本的书商为杭州鲁重民、刊行年代在崇祯十三年之后不久；关于词话本与崇祯本的不同，特别是篇头诗词的不同，以及崇祯本篇头诗词出自《草堂诗余》；从小说中的干支纪日推算《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四十年到隆庆六年之间的观点，都说明他是20世纪晚期日本《金瓶梅》研究者中的佼佼者。

黄霖先生在与大塚秀高、铃木阳一的对谈中，指出大塚秀高的《金瓶梅的构思》《续金瓶梅的构造》是“很有创见的文章”，铃木阳一的《关于金瓶梅的描写方法》一文“注意在艺术表现方面寻求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也很有启发性”，寺村政男、阿部泰记等先生的研究也有“独到的见解”。这些研究反映出日本20世纪后20年的《金瓶梅》研究的水平。

韩国出版了改编本《小说金瓶梅》, 1990年内外出版社一版，其《后记》说：“《金瓶梅》全篇暴露嘉靖末年至万历中期社会的腐败及买卖少女的底层庶民生活，并反映了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明朝世态及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金瓶梅》中，精细的描写与魅力四溢的文章结构，以及对众多人物性格的准确的描写，对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3］（P132—133）

朴秀镇《完译金瓶梅》也于1991—1993年由汉城青年社出版。朴译6册（后4册朴正阳参译），据词话本译出，偶有删节，卷末附录康泰权的《金瓶梅解说》。朴秀镇在该译本跋中说：“《金瓶梅》反映的基本上是明末统治阶级、封建家庭及市民民众黑暗腐败的内幕，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写实作品。这部小说写了土豪恶霸西门庆除有一妻二妾外，还不断纳妾的过程中的淫荡狡猾的生活。西门庆在突然暴富，想求官职却四处碰壁的过程中，广泛联络朝廷官员、阿谀奉承的小人、地头蛇、妻妾、侍女、妓女等，这些描写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社会阴暗面，生动形象地刻画了统治阶级、剥削阶级、淫乱者的丑恶嘴脸。”“从艺术的角度看，这部小说明朗清晰的有机结构，出色的场面安排，生动的语言，成功的细节描写，主要人物的典型个性的刻画，都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

随着安重源硕士论文《〈金瓶梅〉研究》（庆北大学，1988年）的发表，在韩国出现批量性研究成果。安文分析了版本、作者、源流、传播，认为《金瓶梅》是社会讽刺小说，乃写实主义文学大作。康泰权博士论文《〈金瓶梅〉研究》（延世大学，1992年）和金兑坤博士论文《〈金瓶梅〉明清两代评论研究》（韩国外国语大学，1993年）对韩国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康泰权的研究主要针对背景论、作家论、作品论进行辨析，其中论证作品的内容、人物、技巧与语言、价值与影响的作品论部分占全部论文的四分之三，成为中心论题。金兑坤的研究以历代评论文字为对象，分析作者、版本、主题、人物、结构、语言等各部分的内容，涉及绣像本评点、张竹坡评点、文龙评点等。此外还有赵美媛硕士论文《〈金瓶梅词话〉的现实认识——以欲望与伦理的对立世界为中心》（延世大学，1993年）、金宰民硕士论文《论张竹坡对于〈金瓶梅〉的批评》（复旦大学，1996年）、李无尽硕士论文《〈金瓶梅〉的两面性考察》（高丽大学，1997年）和权希正硕士论文《〈金瓶梅〉的性文化研究》（东国大学，1999年）等。单篇论文则有金宰民《〈金瓶梅〉在韩国》（《金瓶梅研究》第5辑，1993年），康泰权《〈金瓶梅〉中的性》（1994年）、《〈续金瓶梅〉研究》（1995年）、《〈金瓶梅〉中的妓女研究》（1996年）、《〈金瓶梅〉中的女性研究》（1997年），金兑坤《〈金瓶梅〉性欲描写的意义》（1995年）、《〈金瓶梅〉的现实认识》（1996年）、《〈金瓶梅〉人物描写技法研究》（1997年）等。崔溶澈参加了此间在中国大陆召开的所有《金瓶梅》研讨会议，发布了论文《〈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影响研究》（1992年）、《中国禁毁小说在韩国》（《东方论丛》, 1998年第3期）等论文。

（二）欧美的《金瓶梅》研究

1995—2000年欧美的《金瓶梅》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法国，其中美国最富光彩，有一支豪华的《金瓶梅》研究阵容，如夏志清、韩南、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幼垣、马泰来、郑培凯、杨沂、陆大伟等，足令国际金学界钦羡。虽然在人数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但在影响上却可以与中国相伯仲。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以小说内容与版本为内证，以汤显祖生平著述为外证，两相对照，首创《金瓶梅》作者汤显祖说。他的《金瓶梅》英文全译本自1988年开始出版以来，虽然此时期尚在运作之中，也已经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柯丽德《〈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从儒家传统出发，以张竹坡“冷热”论为据，重点剖析了小说第27回，认为书中到处可见的文字游戏表明作者高度自觉地提出了医治社会弊病的传统疗法，强调这一回是打开全书题旨的钥匙，尚可斟酌；其《〈金瓶梅〉的修辞》（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86年）是一部力作，分为《金瓶梅》的文学世界、《金瓶梅》的结构与主题、《金瓶梅》里的宗教、词语组合与叙述结构、戏剧和歌曲、传统语言与传统的破坏、《金瓶梅》的结论七个部分，如关于《金瓶梅》以家喻国隐射的解读，认为“西门庆是明王朝的一个缩影”；关于《金瓶梅》性与自我意识的剖析，认为“性行为的描写便于深化小说中家国并置式的社会内在批判”等，均颇具警策之力。浦安迪《瑕中之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即小见大，由近及远，重在探索崇祯本的评注，认为它反映了“李贽名下评注本所共有的论点”，甚至远溯到《金瓶梅》成书之时，认为它抑或有李贽评点的可能；另外在该文中，他据谢肇淛《小草斋文集·〈金瓶梅〉跋》，认为20卷本早于10卷本；在本文中还有他关于张竹坡的评论：“张竹坡的首席传统评注家地位无人可与之竞争，同时张竹坡的《第一奇书》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一直作为标准版本流传”；其《〈金瓶梅〉非“集体创作”》（《金瓶梅研究》第2辑，1991年）针对徐朔方、刘辉《金瓶梅》成书“集体累积说”，从小说的整体结构、行文中的冗赘重复、全书内容不外讲一“乱”（乱心、乱意、乱身、乱家、乱国、乱天下）字等几方面分析，得出《金瓶梅》“呈现了一种成熟的小说文体形式及明末文人成就”的不同结论。普安迪1987年出版的《明代四大奇书》（Plaks, Andrew H.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Ming Fiction: Ssu-tach'i-shu,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该书1993年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沈亨寿等译，书名《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与其1990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Plaks, Andrew H. How to Read the Chinese Nove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该书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后呼应，对《金瓶梅》思想主题、文本结构、叙事手法、艺术成就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如认为《金瓶梅》可划分为每10回一个单元的结构，反映了作者自觉的创作，是为文人小说，而“不修其身不齐其家”乃其主题。马幼垣、马泰来、郑培凯对《金瓶梅》也情有独钟。他们三位或在中国香港求学，或在中国台湾读书，都有负笈美国的留学经历，其后都在美国、中国香港或台湾任教任职。马幼垣发表在《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专集》一期、二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8月、1980年5月）上的两篇文章《研究〈金瓶梅〉的一条新资料》《论〈金瓶梅〉谢跋书》可为一组，既公布了其弟马泰来从谢肇淛《小草斋文集》中新发现的《〈金瓶梅〉跋》，又针对魏子云的相关文章引申论述了《金瓶梅》的抄本流传与丘志充其人，虽出言谨慎，却语含批评。关于这则新资料，马泰来也有文章《谢肇淛的〈金瓶梅〉跋》（《中华文史论丛》, 1980年第4辑）和《有关〈金瓶梅〉早期传播的一条资料》（《光明日报》, 1984年8月14日）发表。马泰来在《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上发表的《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一文，主旨有三：一是《金瓶梅》作者可能为“梅国桢门客”或“锦衣卫都督刘守有的门客”；二是《金瓶梅》可能是诋毁梅国桢之作；三是《金瓶梅》成书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其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上发表的《诸城丘家与〈金瓶梅〉》，认为丘志充曾拥有《金瓶梅》《玉娇丽》的抄本，其子丘石常与丁耀亢为好友，因而提示了《玉娇丽》与《续金瓶梅》的关系。郑培凯专攻明代文史，是美籍华人的可畏后生，其《〈金瓶梅词话〉与明人饮酒风尚》对《金瓶梅》中的酒做出数理统计，考证明代饮酒习俗，并通过排比，把酒的描写与人物塑造联系起来，且根据嘉靖年间崇尚金华酒、万历年间风行三白酒这种饮酒风尚，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和地域提供了旁证；其姊妹篇《酒色财气与〈金瓶梅词话〉的开头》（台湾《中州文学》, 1984年5月）针对魏子云《四贪词》讽刺万历朝政、开场词与解说影射万历宠爱郑妃而打算废嫡立庶的观点，广征博引，像前文一样，着重从中国文化的背景来考察小说的思想内容，正如论文副标题所写，是“兼评《金瓶梅》研究 ‘索引派’”的。陆大伟发表了一批《金瓶梅》研究论文，如《张竹坡大骂吴月娘来龙去脉初探》（1986年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金瓶梅〉评点及小说理论论文目录》（1986年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交流论文）、《〈金瓶梅〉与〈林兰香〉》（《明清小说论丛》第5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金瓶梅〉与公案文学》（《金瓶梅研究》第3辑，1992年）、《中国传统小说中说唱文学的非写实性引用——〈金瓶梅词话〉的模型及其影响》（《金瓶梅研究》第4辑，1993年）等，与杨沂、史梅蕊等是美国金学的希望。

1983年5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与金赛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国际《金瓶梅》研讨会。这是全世界第一个《金瓶梅》研究学术会议，不仅是对美国当时《金瓶梅》研究成果的检阅，也引领着国外《金瓶梅》研究的方向。

《金瓶梅》文化研究，如社会研究、宗教研究、习俗研究等，也成为美国金学的主体方向之一。以其为博士论文的有：简瑛瑛《妇女争权：东西方小说代表作比较研究》（维拉诺瓦大学，1987年）、吕童琳《玫瑰与莲花：中法叙事文学中有关欲望的描写》（芝加哥大学，1988年）、田爱竹《〈金瓶梅词话〉开场诗研究》（芝加哥大学，1989年）、赫希·玛丽艾伦《〈金瓶梅〉和〈红楼梦〉对妇女的描绘》（俄勒冈大学，1991年）、丁乃非《秽物：〈金瓶梅〉里性的政治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2年）等，后者并由杜克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法国的《金瓶梅》研究者有雷威安（André Lévy）、艾金布勒、李治华、陈庆浩等人。雷威安是海外最好的金学家之一。雷威安1979年发表的《〈金瓶梅〉初刻本年代商榷》《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评介〈金瓶梅探源〉》（原载魏子云《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与发表在1984年第10期《文学研究动态》上的《评〈金瓶梅的艺术〉》就已经使人刮目相看，1989年他提供给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金瓶梅词话〉第五十三、五十四回的秘密》（《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第1集，成都出版社，1991年）, 1992年他提供给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金瓶梅〉和〈聊斋志异〉》，更使金学同仁感到他读书的精细与见解的独到；最能使雷威安在《金瓶梅》研究界享有盛誉的，是他于1985年4月据词话本翻译出版的作为“七叶丛书”之一的法译本《金瓶梅》（André Lévy, Fleur En Fiole D'or. Paris: Gallimard, 1985）。雷威安翻译时把小说分成10个部分，每部分拟出1个标题，每个标题涵盖原书10个回目，依次为金莲、瓶儿、惠莲、王六儿、渎职、少爷之死、枕边的幻想、西门庆暴死、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土崩瓦解，他并为全书写有导言（长达31页，其导言与艾金布勒的前言均载《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着重论述了《金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对《金瓶梅》在欧洲翻译出版和各方评论的情况做了概要的介绍。正文每回附有绣像本插图2幅总200幅，卷末附有注释。雷威安翻译时也有删节，但未删去原著的性描写。

（三）21世纪以来的《金瓶梅》研究

21世纪以来，欧美的《金瓶梅》研究除少数人颇有建树之外，整体研究状况远没有20世纪中期可观；日韩的《金瓶梅》研究仍有相当的阵容，不少研究者广有影响。

21世纪初中国的《金瓶梅》研究之外，美欧、日韩亦有可观的人物与成绩。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自1982年至2012年，三十年如一日，用英文翻译《金瓶梅词话》（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计达3890页，有4400个尾注（仅欣欣子序，芮氏就做了42条注），导论、笺注、索引，一应俱全，土话俚语、诗词曲唱，照译不误。译文共5卷，均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出版，第一卷1993年，第二卷2001年，第三卷2006年，第四卷2011年，第五卷2013年。第五卷出版时，芮氏已经是耄耋之年。一个外国人（虽然他出生于中国并在中国度过其童年和青少年）以毕生精力翻译中国的一部书，精神可嘉。芮译为直译，译者努力使译本呈现出中文原有的结构感和层次感。芮效卫的博学多识让读者肃然起敬，他几乎对原著中所有文学典故和文化细节都做了注释。芮注可分三类：词源类，典故类，考证类。尤其是后者，极见译者学术功力。芮氏之翻译熔语言与研究为一体，树立了中国文学翻译史上新的里程碑。如果说《金瓶梅》“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则芮译《金瓶梅》亦可说“同时译部，无以上之”。芮译在欧美一时好评如潮，实乃实至名归。

胡令毅是加籍华人，多伦多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曾任教于中外多所大学。其《金瓶梅》研究可谓别开生面，他曾在中文期刊及金学会议论文集中发表《金瓶梅》研究论文13篇，多为《金瓶梅》人物原型之考证，旨在解决作者问题。因西门庆是关键，故首撰《论西门庆的原型》，考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的原型为真实历史人物嘉靖朝兵部尚书胡宗宪；而《〈金瓶梅〉里的应俗之文》则补充其为大官僚之证据。考西门庆乃为《金瓶梅》作者徐渭说做铺垫，故考证西门庆之后，即考徐氏与胡氏及《金瓶梅》之关系。《论徐渭和〈金瓶梅〉》即主要分析徐与胡之门客关系，并同时说明《金瓶梅》之撰写始于徐客幕时期。因徐在小说中有自我描述，假托于温秀才，常时节和水秀才为其分身，遂又再考温秀才。《温秀才》（上、中、下）3篇均为其考证之文，上篇考分身常时节；中篇主要论述李瓶儿之原型——胡氏正妻章氏，以确定温（徐）之入幕年月；下篇考《金瓶梅》之于《歌代啸》及有关人事之共同点，为徐温之相似提供进一步佐证。因作者之谜众说纷纭，而屠隆一说尤具影响，难以回避，遂由作者原型徐渭而论及屠隆，专析《别头巾文》，从内容及年月推论，证其为徐之作品，非屠所撰。后再拓展，考及应伯爵，证明其原型为嘉靖朝另一相似之名士且同为幕僚的沈明臣，以此而屏其于作者可能之候选人外。集体说亦曾一度颇受青睐，《黄太尉还是六黄太尉？》即为此说之驳论，举“黄”与“六黄”为例，以证其表面上所谓的矛盾错误，指出此实际并非陋儒之粗制滥造或集体创作所致，而是作者为遮盖真相故意而设。有感于盛鸿郎《萧鸣凤与〈金瓶梅〉》一书索隐之牵强，胡令毅作《论孟玉楼》，否定孟为萧氏心仪之姑娘，亦非商人妇，而是巡抚大官李天宠之姬。以上诸篇之撰述，固受惠于沈德符原型说之启迪，亦离不开对徐渭作品的研究。结论是《金瓶梅》为Roman a clef（真人真事之影射小说）。作者以史论文，细读研考文本，一切以内证为旨归。后胡氏因故半途辍笔，未能完成全帙，故其论至今尚待检讨。

1998年，德国科隆大学、慕尼黑大学教授嵇穆（Martin Gimm, 1930—）发现了康农·加布伦兹《金瓶梅》译稿的手稿，随即进入手稿的整理和初步的研究。2005年至2013年，其整理稿陆续由柏林国家图书馆刊行。嵇穆教授同时出版了一本研究专著《加布伦兹与〈金瓶梅〉》，德国哈拉索维兹出版社2005年出版。

日本的《金瓶梅》研究相对20世纪有渐趋衰落之势。但也有新人出现，并且有人开始崭露头角。譬如京都府立大学小松谦的《〈金瓶梅〉成立与流布的背景》（《和汉语文研究》2003年创刊号）即有可观之词。铃木阳一说：“的确，像小松谦的《〈金瓶梅〉的成书以及传播的背景》（敢按：同前引文，译名有所不同。）一文就很有特色。他对与《金瓶梅》流传过程中有关的人士逐个加以探讨，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金瓶梅》本来在跟锦衣卫有关的人士之间诞生的，由中间的刘氏父子传开来，经过李卓吾周围的人传播到江南，终于在江南出版、流传。’小松这几年来一直研究 ‘武人的文学’，这一成果是他对《金瓶梅》研究的理所当然的归结，确实给金学界输送了新鲜空气。”又如田中智行，大塚秀高说：“田中智行的《〈金瓶梅〉的快乐观——比较词话本和崇祯本的开头部分》（《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 2004年7月）一文，使我感到日本的《金瓶梅》研究也进入到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敢按：指版本）。但是从内容上看，田中的分析还不够，还应该指出更多的例子，作多方面的剖析。”又如高桥文治，大塚秀高说：“高桥文治有一篇题目很奇特的论文：《另一篇〈金瓶梅〉论》。它的内容较新，是从 ‘文章结构中的心理因素’和 ‘伏笔’等来解读《金瓶梅》中的戏谑与讽刺，很有见解。这篇论文只有元曲的专家高桥才能写出来的。不过他的解释不一定都符合事实。”

川岛优子是被日本金学界看好的一位新人，黄霖先生在《中国与日本：〈金瓶梅〉研究三人谈》（《文艺研究》2006年第6期）中与大塚秀高对其有过评论：

 

大冢：在日本继日下翠之后第二个由《金瓶梅》研究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川岛优子，她可望成为日下以后第二个《金瓶梅》研究的带头人吧！

黄霖：川岛优子我也熟悉。她曾作为公费留学生，也到复旦来进修过两年。或许是她作为一个女性，更关注女性形象的塑造。她的研究女性形象的系列论文，与一般有点不一样，不是注重在文本“写了什么”，而是努力探索作者是“怎样写的”。……川岛认为，《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描写女性的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个结论前人已经接触过，但她的论证路径及其细腻性还是很有特点的。

大冢：川岛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很注意结构的分析。她在《〈金瓶梅〉的构思——从〈水浒传〉到〈金瓶梅〉》（《日本中国学会报》56, 2004）一文中，曾把《金瓶梅》的结构分成三个部分：（1）1～29回“西门庆与女人们的交往”;（2）30～88回“西门庆的成功故事”与“潘金莲的爱憎故事”;（3）89～100回“西门一族的结局”。她更把（1）部分又细分成三个：1～12回“潘金莲的故事”, 13～21回“李瓶儿的故事”, 22～29回“宋惠莲的故事”，从而指出《金瓶梅》和《水浒传》都有一样的结构特点：个人的传记→齐聚梁山泊或西门府→集团化以后的故事（一时荣华，最后衰败）。这就说明《金瓶梅》是有意模仿《水浒传》的结构，而从“英雄”到“淫妇”，又有意对《水浒传》进行了颠覆。对结论本身而言，也有点儿旧事重提之感。但是她指出的传记部分（1）没有《金瓶梅》的“梅”——春梅的故事，却有宋惠莲的故事，这一点很值得注目。可是她曾经探讨过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和吴月娘等几个女性，却就是没有关于宋惠莲的专论，这不知何故？我期待着以后她能对宋惠莲，对插入 ‘潘金莲的故事’中的孟玉楼，以及春梅为什么原为吴月娘房丫头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我还有一个要求，如果她把研究重点放在人物形象的话，我希望她把某些人物形象中所见到的矛盾与成书问题的研究联系起来，更精密地展开论述。因为《金瓶梅》《红楼梦》等原作未完成的作品里，人物形象一定是首尾不一贯的。

黄霖：关于这一点，我倒觉得她在论述李瓶儿性格前后不一致时，解释得很有创见。早在50年代，李希凡就指出过李瓶儿性格的前后矛盾。对此，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现在较多的是认为：“这是因为李瓶儿嫁给西门庆后，作为女性，她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也有人说：“这种复杂性格是符合生活逻辑的，高度真实的。”而如今，川岛通过分析小说结构与成书问题来探求其性格的前后不一致。她认为，李瓶儿的形象可以分成三个部分，而且在各个部分李瓶儿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1）淫妇传记“李瓶儿的故事”中的主角→一个狠毒的淫妇的形象；（2）“宋惠莲的故事”中的很小角色→几乎没有她的描写；（3）“潘金莲的爱憎故事”中的配角→与潘金莲相反的形象。这种现象就说明了《金瓶梅》原是由几个小故事串联而成立的，作者又没有十分重视整个形象的一贯性、必然性，因此有些人物的形象出了矛盾。反过来说，人物形象中的有些矛盾就表示各个小故事的主题是什么，《金瓶梅》怎样成书等问题。

 

韩国康泰权译《完译金瓶梅：天下第一全书》, 2002年由松树出版社出版，10册，以《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合本为底本。崔溶澈有一文《〈金瓶梅〉韩文本的翻译底本及翻译现状》（《2012台湾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里仁书局，2013年）全面评介了《金瓶梅》的韩文翻译，说“韩国对《金瓶梅》的研究，尚未盛行，所藏研究资料也不多，但社会对此书的兴趣，颇为浓厚……《金瓶梅》的真正价值和艺术成就尚待继续研钻，笔者希望能够有内容更准确、文体更流畅、版本更完整的新版韩文翻译《金瓶梅》出现于世，以飨读者”。该文系在崔氏《20世纪韩国〈金瓶梅〉翻译及传播》（《金瓶梅研究》第10辑，2011年）一文基础上的扩写。韩国水原大学中文系教授宋真荣发表在《金瓶梅研究》第10辑上的《论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所藏〈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可谓韩国学人研究《金瓶梅》版本的力作，该文经与目前中国、日本所知第一奇书各相关版本详加比勘，又经与韩国所藏第一奇书仔细比对，认为该书与“大连图书馆所藏的第一奇书基本一致。特别从《寓意说》末尾227字完全保存下来这一点来说，该书……可断定是和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本衙藏版翻刻必究本是同一版本翻刻的或是以此版本为基础继承下来，后世又翻刻的版本。但又从与大连图书馆本附录排列顺序不同，以及没有回评部分这一点来说，分明不是原样按照大连图书馆本翻刻的……还有从五针眼装订这点来说，可以看出该书是从中国印刷以后流传到韩国，又重新装订的”。

三 金学展望与思考

金学已经拥有了辉煌的昨天，还要创造灿烂的明天。金学的发展要与显学名副其实，要与时代齐头并进。金学之能长久，需要一批水平较高、数量较多、团队稳定的人员队伍。

金学赫赫扬扬大半个世纪，虽不至于萧疏，“也还都有蓊蔚洇润之气”（《红楼梦》第二回贾雨村语），但亦颇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

首先，金学存在有两个严重的不相应。一是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学同仁在金学圈内津津乐道；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在社会上谈“金”色变，好奇有余，知解甚少。二是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严重不相应。一方面，《金瓶梅》研究与其他学科分支一样，在学术界实际拥有同等的地位；另一方面，《金瓶梅》的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又受到诸多限制。这种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的脱节、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失衡，固然有诸多社会原因，非金学界所能左右。

其次，前文所述金学专题之中，绝大多数专题的表面文章都已做足，深层文章也均开掘殆尽。已发表的金学论文有相当比例属于“碎片化”文章。

再次，金学队伍日见老化，不但金学家中青壮年稀缺，而且《金瓶梅》研究者后继乏人。虽然近年金学题材的硕士、博士论文不断增多，但以此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学子毕业以后继续研究《金瓶梅》者很少。

复次，金学的研究方法日觉陈旧。传统的考据因为缺少新的史料，难为无米之炊。理论的阐释因为常规的内容久已涉及，也少见新意。老一辈金学家忙于集成旧说，打包复现。中年金学家兼顾其他，分身无术。青年学人急于进取，无暇专攻。

最后，金学的学风和会风也应该检讨。少数研究者弄虚作假，急功近利，抄袭剽窃，哗众取宠。部分研究成果改头换面，东拼西凑，翻改旧作，故弄玄虚。会议组织时有按资排辈现象，新加入者和青年学人往往没有大会发言的机会。会议发言也显得平铺直叙，缺少质疑商榷。

不过，金学并非穷途末路，只要开拓进取，定能“柳暗花明又一村”。

金学不仅是文学研究，而且是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民族、风俗、伦理、宗教、艺术、服饰、饮食、医药、建筑、游艺、器皿等多学科的研究，通常将文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研究统称为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是近20年来金学园林的一道新的景观，是《金瓶梅》研究传统方法的突破与扩大。不同学科的学人加入金学队伍，必然有不同的视野，不同的创见。《金瓶梅》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可以继续建设的学科方向，而且其文化综合研究必能出现令人喜出望外的成果。此其一。

观念形态的更新、研究方法的转变、思维体式的超越、科学格局的营设一旦萌发生成，便产生无量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金瓶梅》研究应为其中一例，需要高度警策，精细梳理，广为借鉴，着力突破。此其二。

《金瓶梅》文本是一个丰富无比的大宝藏，其字里行间都可能蕴藏着珍贵的信息。不要说其思想内容包罗万象，即其艺术世界便足够世人遨游。文本再探析，艺术再寻求，至再至三，就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此其三。

《金瓶梅》的大众传播，鲜有人触及。金学同仁如果尽力去做一些可以缝合专家认识与民众认识、沟通学术地位与文化地位的工作，譬如影视论坛、社会讲座、大学选修，必然会众志成城，有所作为。此其四。

《金瓶梅》的影视制作还是一块处女地，利用研讨会影响，联络作家能手，选取电影，精心运作，高雅亮相，打开缺口，再继以电视连续剧，拓展推广，必将极大地提高金学声誉，给金学带来光明。此其五。

金学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处公众园林。300多部论著，4000多篇学术论文，200多篇硕士、博士论文，既有大树，也有繁花，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探幽寻奇。传统的金学，加上以文化与传播为标志的、以经典现代解读为旗帜的新金学，必然会迎来新的辉煌。宁宗一说“说不尽的《金瓶梅》”，伟哉斯言。

参考文献：

［1］黄霖．序言∥王平、程冠军编．金瓶梅文化研究（第五辑）［C］．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吴敢．与陈大康先生讨论《金瓶梅》作者说∥中国金瓶梅研究会．金瓶梅研究（第八辑）［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3］〔韩〕金宰民．《金瓶梅》在韩国的流播、研究及影响［J］．明清小说研究，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