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TPP的缘起与21世纪的美国病

本文是全球智库国际战略研究系列成果的第一篇。之所以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作为全球战略观察的第一个切入点，目的是从这个角度和领域，力图为“21世纪的美国病”把把脉。

当今的美国，有“充分发育的市场经济、民主政府和市民社会。市场经济已发展到金融资本主义的新阶段，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提供包括机制和规则在内的诸多公共产品，不可谓不强。民主政府的各项制度极为繁复，自认为是全球学习的楷模，政府活动覆盖到内政外交、生产生活一切方面，也不可谓不强。市民社会也发展到十分健全的程度，无论是权利保障的水平、自我组织的能力还是参政议程的渠道，都非常先进”。但是，“美国衰落说”以及“美国还行不行”等“美国病”的说法，却在近几年不绝于耳。

2008年始自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进一步让“美国病”的说法不胫而走。仅仅用最简单的观察就能看出“美国病”的症状：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正在不断滑向金融化、空心化，华尔街的金融套利愈演愈烈，下一代的美国人要为当今沉重的社会福利埋单，政策决策越来越受制于利益集团和短期民意挟持，对外政策的民粹色彩日益浓厚，等等。“美国病”本是美国自己的事，犯不着别人操心。但是，问题在于已经和正在制定全球行事规则的美国，其“病症”也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全球的经济停滞、贫富分化、动荡风险无不与其“病症”密切相关。特别是如果美国的“病症”继续加剧，不排除其会采取更加内顾性、零和性，乃至挑起危机、制造危机、转嫁危机的政策，这将对全球稳定及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构成新的威胁。而现实也佐证了这种看法，当今世界的“经济低迷、地缘动荡、恐怖危机、文明摩擦等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现行国际秩序和体系面临新的挑战”, 其原因与“美国病”在全球的蔓延和扩散密不可分，或者说美国已经在向外转嫁自己的压力和“病症”。

近一个时期以来，扎在厚厚的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书稿中，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纷繁的观点中，感到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子夜难眠，信翻旧书，偶捡《六韬》。读之，令人灵光顿开。原来，早在3100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就为“美国病”开好了药方。这话听起来有些过于穿越和牵强，但仔细琢磨，在匪夷所思之中，却确实包含着治国理政的不变真理。

《六韬》之开篇《文韬》，讲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故事。商朝末年，周部族的西伯侯姬昌到渭水北岸打猎时，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头戴斗笠的钓鱼翁。两人聊了几句，顿感投机，姬昌认定钓鱼翁是难得的贤才，遂问以军国大计。这也就是有名的“姜太公钓鱼”的故事。两人初次相遇时，姬昌请教姜尚:“树敛何若而天下归之？”姜尚回答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此言一出，姬昌叹服地说：“允哉，敢不受天之诏命乎！”

姬昌与姜尚的这段对话，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姬昌问：“怎样才能凝聚人心而使天下归顺？”姜尚回答说：“天下并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天下。你若能和天下人共同享受利益，就能取得天下；如果独自垄断天下所有的利益，就将失去天下。天有四季轮回，地有丰饶物产，能和天下人共享岁时和财物的，称为‘仁’; ‘仁’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够善待生命，解除灾难，救济急需的，称为 ‘德’; ‘德’在，天下人自然信服。能和天下人共享欢乐，共担忧虑，休戚与共的，称为 ‘义’; ‘义’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天下没有不害怕死亡、不向往健康的人，（执政者）以仁德之心施政，义自然成为利，义复生利，称为 ‘道’; ‘道’在，天下人自然信服。”听完这段论述，姬昌佩服地评价说：“太对了，我怎么敢不听从上天的旨意呢！”于是，“乃载与俱归，立为师”, 也就是说姬昌佩服之余，便礼貌地把姜尚请上车，一同回到了在丰邑的西伯侯侯府，并礼聘姜尚为国师。

初次见面，姜尚用“仁、德、义、利、道”五个字阐述了治国之道，引起了姬昌的兴趣和关注。担任国师后，姜尚按照这五字治国之道，帮助姬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政策，使姬昌的周部族快速强大繁荣起来。后来，姬昌病危时，对侍候在左右的太子姬发、姜尚说：“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之子孙。”姜尚问：“王何所问？”姬昌说：“先圣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闻乎？”姜尚遂回答说：“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姜子牙国师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见到国势良好就松懈，时机到了又犹豫不决，明知不对却乐在其中。这三种情况，说明 ‘道’就要衰亡了。能够谦和宁静处事，恭敬谨慎待人，强大却能柔和地包容，忍让却能刚正处事。这四种情况，说明 ‘道’将兴旺了。所以，义理胜过私欲，国家必然昌盛；私欲胜过义理，国家必然走向灭亡。恭敬胜过懈怠，国家必定兴盛；懈怠胜过恭敬，国家必定灭亡”。

姬昌和姜尚的这两次对话，所谈虽是治藩之策，但其蕴含的道理却是永恒的，同样适用于当今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2013年4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国家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各国交往频繁，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关键是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妥善解决矛盾分歧，维护相互关系发展大局”,“世界各国联系紧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我们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消除疑虑和隔阂，把世界多样性和各国差异性转化为发展活力和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通篇讲话中，用富有时代特色的语言，把“仁、德、义、利、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阐释得淋漓尽致，并赋予了其更加鲜明的全球意义。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古老政治理念如果不和现代政治发展相结合，则会像两晋学士的“虚谈废务”那样，因拘泥、僵化而变得迂腐难耐；再好的传统思想如果不认真回应时代和现实需求，则会像战国时期赵括的“纸上谈兵”那样，因缺乏理论联系实际而变为空中楼阁。在当今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怎样遵循“仁德”要求，处理好“义利”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治国之“道”、发展之“道”、共赢之“道”，是时代提出的课题和呼唤。2013年10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专门强调在对周边国家外交工作中，“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他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从姬昌到今天，之间相距3100多年的漫长时光。但是认真阅读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可以感到两者义理相通。这种植根于“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传统理念的新时代“义利观”，给中国和世界指出了一条新型的合作路线。

看一个人的过去，可以判断其基本价值观念。看一个国家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个国家的基本发展理念。作为拥有5000多年辉煌历史的古老而智慧的国家，中国的先贤先哲们，历来把继承传统开创未来作为自己的使命。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者们，也毫不例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在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党提出的学习要求中，学习历史是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

根植传统，学习历史，汲取精华，为我和时代所用。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但就个体来说，无论是某个人、某个集体，还是某个国家，都面临着自我斗争的修为之战。姜尚对姬昌说的“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什么是义？什么是欲？我看无怪乎就是小我和大我的关系，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关系。对单个人来讲，就是你怎么处理自身利益和别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个度应如何把握？对集体乃至国家来说，道理也是一样。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谦和、包容的心态与外部世界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共赢共享，实为“道之所在，天下归之”的真谛，实为“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时代倡议之主旨。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曾经为人类文明做出过突出贡献，并傲然屹立于世界东方。“在1500年前后的世界，财富主要集中在东方，而中国在这个 ‘东方’概念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只是在那之后，欧洲才开始逐渐崛起，并且在18世纪较晚的时候，东西方之间的 ‘大分流’才出现”,“在这个漫长的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自始至终占到巨大比重……相应的，中国的经济总量自然也占到世界的巨大份额。根据麦迪森（2003）的估计，1820年中国GDP规模达到世界总量的32.9%”。

同时，在科技方面，“现代世界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创造，几乎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中国的 ‘四大发明’即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纸的发明，被培根誉为具有改变整个世界的力量和影响”，但是“这种创造发明因脱离常态经济活动，而未在其诞生地被实际转化为必要的创新，因而并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著名例子”,“却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渠道传播出去，在欧洲被率先应用”，其中“基督教十字军的东征通过阿拉伯世界与中国发生了间接的沟通，成吉思汗的西征则扩大了与西方世界的直接交流。至于中国与欧洲的更直接大规模交流，最迟于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便开始”,“始于2000多年前的丝绸之路，通过陆路和海路开通了中国与西亚、中亚、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的商业、文化、科技、宗教和外交联系，而阿拉伯人对于记录、保存和传播欧洲文明，沟通中西方科学技术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中西交往史上，与商业、科技、宗教相比，因时代条件和语言条件的限制，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要显得偏弱、偏小，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远离于西方文化的主流视野，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只是被局限于极少数人的研究或猎奇之中。这也就是中西文化、中西文明存在巨大差异的重要根源之一。如果说，这种巨大差异在过去的交通和信息传播条件限制下，尚不足以引起人们太多关注和太大重视的话，那么科技革命浪潮汹涌的今天，这种巨大差异正在制造误解、摩擦、纠纷和所谓的“文明冲突”，乃至战争。

在各自辽阔、庞大，但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东西方的治国观、价值观按照各自的客观环境需求和生存需求，逐渐发展、丰富起来，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系统。和中国传统观念注重的“和”、“中庸”等理念不同的是，西方更加注重以非友即敌、排除异己、改造异类、选择武力为主要内容的“二元对立论”。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由此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世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代表性观点，成为解释、对待和处理当前国际关系的所谓“铁律”，被一些国家的决策者奉为圭臬和对外政策的不二选择。

其中，美国人始终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必须和英法等老牌殖民国家一样，建立在武力对抗和征服上。在美国人的世界观中，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被誉为“海权论”鼻祖的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观点，可以说是“修昔底德陷阱”的现代美国版和典型代表。1890年，马汉出版了被美国海军奉为经典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 一书。在该书中，他写道：“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我们有必要竭尽全力排斥掉其他竞争者，要么通过垄断或强制性条令的和平立法手段，要么在这些手段不奏效时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阅读后，认为这是一本“绝妙的书”。

“海权论”形成于马汉，但早在马汉之前，这种观点和思潮在西方蛰伏已久。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这种思潮逐渐复活并活跃起来。早在马汉之前，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指出：“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马克思的观察中，当扩张从陆地延伸到海洋时，大国“为了使本国民众所获得的好处超过寻常的份额”，冲突和战争自然成为西方“世界性侵略体制”中唯一可供选择的武器了。

“修昔底德陷阱”和马汉“诉诸直接的暴力方式”的观点，得到了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例如西方著名的国际史专家保罗·肯尼迪和米尔斯海默，在总结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实践时，通过对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崛起过程的案例研究，认为国家成长本身必然会导致扩张、竞争、对抗、危机、冲突，最后酿成战争。在战争中，新崛起的国家将取代先前的霸权国。沿用这种思维框架和逻辑思维，米尔斯海默在观察中国的崛起问题时，自然得出了中国崛起意味着美国必然衰落的观点，并认为在此长彼亡的零和博弈过程中，中美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所难免。

西方的观念是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在其有限的范围内，对某些现象的解释看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把一种观念当作全球的观念，并要坚持推广，那就好比要求全球的花朵都是一种形状和一个颜色一样。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荒诞的想法，但对此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国与国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不理解的问题，但这就是生活。既然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宗教、制度、发展水平、生活方式，那就肯定会存在一些相互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关键是要想去理解并努力去理解。”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如是说。

从西方国家以往的历史看，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改变，往往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因为受到崛起国家的挑战而丧失霸权地位。因此，主导国家千方百计限制、遏制崛起国家，甚至不惜把武力作为扼杀对方的手段。而崛起的一方，因不能忍受霸主国家的欺凌，往往也不惜以武力挑战霸主国家。在西方国家的这种逻辑中，中国今天确实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这也是一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存在疑虑、不安和焦躁的原因。仔细分析会发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表现形式就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及其诸多变种。从根本上讲，西方炒作的“修昔底德陷阱”，就属于“不那么好理解的事情”之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并不善于或者说并不想“努力去理解”。

首先，“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霸主和崛起者的实力基本接近。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虽然使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此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依然处于国家转型和实力发展的阶段，其目标就是让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其路径选择是坚持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其前提是以我为主地融入国际社会，以维护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依然走在漫长、艰难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中国尚无能力，也无意图去挑战谁。因此，西方国家用来审视、考量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本身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

其次，当今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修昔底德陷阱”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历史上看，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霸主和崛起者之间存在误解、误读、误导和误判，类似于中国的京剧《三岔口》，人们在黑暗之中相互戒备，出现冲突的可能性自然很高。当今世界是一个以全球化、信息化为支撑的“扁平世界”和“地球村”，世界资讯与情报的透明度、战略动向和政策选择的透明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很难会在黑暗之中发生混乱。在21世纪发达的信息网络时代，强国和崛起国家之间误判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处于信息社会的人类有能力、有智慧摆脱修昔底德预言的魔咒，相信当今世界从此不会再发生“修昔底德陷阱”现象。连奥巴马在2015年9月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也表示“我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 ‘修昔底德陷阱’”。

最后，永不称霸的中国，没有追求霸权的基因和基础。在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把统治世界、控制他国作为自己的永恒追求，渴望永当世界霸主、永当世界老大、永当亚洲老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零和博弈基因，是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现象的根源，也是让修昔底德魔咒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基因。西方国家在近代崛起的过程中，为了控制资源和市场，以坚船利炮肆意打开他国国门，在造就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繁荣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新崛起的国家为了自己的私利，使用同样的方法抢占自己的势力范围，既有霸主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兵戎相见，自然不可避免。但是，人类毕竟在发展、在进步。在21世纪，世界难道会继续走西方国家崛起的老路、邪路吗？

在21世纪的“地球村”里，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过。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布达佩斯俱乐部创始人欧文·拉兹罗曾说，当今世界已经处在了生死的十字路口，人类需要改变当下流行的思维方式，实现“意识革命”和“文化转型”，避免人类的集体自杀。这是一场比欧洲文艺复兴更为宏大的革命和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的时代呼唤。中华民族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肩负着推进这项伟大事业的时代使命，这已经成为时代的选择。汤因比在比较世界各种文明后发现，中国这个传统的东方大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的地区表示过帝国主义国家那样的野心，因此传统上是一个大而不霸的国家，“中华民族在避免人类自杀之路上，是世界各民族之中准备最充分的。因为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民族，已经培养出了有别于帝国主义者的独特思维方式和世界观”。汤因比认为，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潜意识和思维逻辑处理当今国际事务，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而按照古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维和世界观，则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崭新境界。

中国避免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优秀传统基因主要有：和平和谐、休戚与共、同舟共济、义以生利、见利思义、以民为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等。这些优秀文化基因在今天已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并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明确提出要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以平等合作、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所有安全措施的结果必须有利于人民，从而为世界、地区和本国人民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安宁、更加温馨的家园。这种新理念，把中国的传统思想与当今国际政治现实结合起来，把浪漫的理想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把国际道义之正义和本国利益之现实结合起来，把本国利益和他国利益结合起来。这种新型的义利观和国家利益观，正在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与中国优秀传统基因形成对照的，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继续僵硬地以“修昔底德陷阱”思维看世界、看中国。其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其中的表现和症状之一。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该协定起源于2002年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文莱四国发起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该协议于2005年5月28日正式签订，四个成员国彼此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该协议对外持开放态度，欢迎亚太国家加入。2006年5月1日，该协议对新西兰、新加坡生效，2006年11月8日对智利生效，2009年7月1日对文莱生效。

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该协议，并于当年3月、6月、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进行了三轮谈判。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澳大利亚、秘鲁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该计划，并借助已有协议，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主导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0年3月1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此次谈判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在此次谈判中强调要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美国在制造业、农业、服务业领域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2015年6月29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一致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PA），以加快TPP谈判进程。

目前，TPP谈判成员国包括美国、新加坡、智利、文莱、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越南、马来西亚、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十二个国家，TPP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共有十一个。TPP谈判以闭门磋商的方式进行，谈判结束前不对外公布技术文本。据媒体揣测，谈判主要涉及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原产地标准、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透明度、文本整合等。2015年7月28日至31日，十二个TPP谈判成员国在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召开部长级会议，试图完成谈判，但未果。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9月16日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近期自信地表示，将于2015年年底前结束谈判，并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如果得以签署，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协定，其规模将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个涉及十二个国家的、庞大的贸易协定中，中国被排斥在外，美国的政要们毫不避讳地谈到了个中缘由。2015年2月，美国农业部部长汤姆·维尔萨克表示：“我们希望确保，我们不会输给中国。”美商务部副部长布鲁斯·安德鲁说：“坦白地说，这是由中国还是由美国订立规则的选择。”曾担任克林顿政府首席经济战略专家的安德鲁·J．夏皮罗表示：“这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这关系到中美之间长期的地缘政治竞争。”而美国捍卫公众利益组织负责贸易的洛瑞·沃勒克则说，在美国决策者和国会的眼里，中国“变成了目前具有超人力量的恶巫”。美国政要们的这些言论，刺耳但毫不奇怪，因为对“修昔底德陷阱”的恐惧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神经之中。美国人用自己的利益来界定一切，符合其利益的，就是良善；否则，就是“恶巫”。对哪怕是想象中的对手，他们也毫不留情，这已经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场。1996年5月17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在其对华政策演讲中，阐述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支持中国完全和积极加入国际社会；在保持对华接触政策的同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将采取强硬手段。

美国并不是TPP的始创者，“甚至可以说，早期开始的时候，TPP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跨太平洋的贸易集团。但一旦美国加入，TPP就完全变了样，演变成美国 ‘重返亚洲’的关键一步。而美国的 ‘重返亚洲’显然和中国有关”。“美国 ‘重返亚洲’包括军事和经济两个层面。在这两个层面，美国的确摆出了一副要 ‘围堵’中国的姿态”。“在军事上，美国 ‘重返亚洲’针对中国的目标是不言而喻的”,“在经济层面，美国显然要通过TPP的高标准，尤其是一些具体的条款（例如针对国有企业的条款）来制约中国”。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寻求贸易协议方面，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在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希望确保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贸易协定塑造全球化……以一种方式支持美国员工和美国就业。”

对此，美国也毫不讳言，2014年9月18日，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在关于TPP的研讨会上，将TPP称为实现美国战略目标的核心部分，认为“从超越纯粹贸易的角度来看，TPP是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核心部分”，确切地说，TPP最大的目标是战略性的，即同中国竞争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刺激自由市场和自由经济原则的普及，为美国下个世纪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创造条件。美国在谋划22世纪的自身利益，其出发点依然是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

相较于美国的私心私欲，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政策可以说是令世界耳目一新。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中，专门就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进行了精辟阐述。他指出：“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 ‘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重申：“中国早就向世界郑重宣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对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发展走向的回应，更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这种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来源于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条件的认知，来源于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

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什么是当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专门强调：“中国不认同 ‘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得通。”在演讲的结束语中，习近平主席深刻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因此，“中国率先提出的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的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中国已经明示了一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而美国则抱着“修昔底德陷阱”陈旧逻辑，设计、主导和控制TPP，还在试图走那条走不通的老路，甚至有可能“会碰得头破血流”。其实，对换汤不换药的TPP这条老路，美国各个智库的声音也并不整齐，喝彩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在少数。

如果把丹麦王子的角色从《哈姆雷特》剧中删除，那《哈姆雷特》还有存在的价值吗？早在2011年，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就以此为比喻，对美国排斥中国的做法提出质疑。其在2011年12月8日发表的《把中国排除在贸易协定之外，后果自负》报告中认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到2020年该国的贸易量将是美国的1.5倍，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的一个经济主导力量。这本身不应该成为担忧的原因，因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一直进行并且将继续是可预测的”,“上月，奥巴马总统在亚洲之旅中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望推动自由化的发展，但是其涉及范围很窄，只包括少数几个国家并且中国被排除在外。这使得TPP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该智库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三赢解决方案》中提出，“如果中国加入TPP，到2025年，TPP可以为中国增加4.7%的国民收入，为美国增加1.6%的国民收入——甚至可以为日本同期增加4.4%的国民收入，这将是一场三赢局面”,“如果中国没有迅速加入TPP，中国的贸易转移可能只是其潜在收益的十分之一（十年内增加0.5%的收入）。日本从TPP中获得的收益几乎减半至其GDP的2.4%，而美国的收益将减少三分之二，达到GDP的0.5%”,“中国加入这一潜在的高水准协定符合这一地区每个国家的利益，如果TPP能够将美国、中国和日本连接在一起，那么该协定将更有可能被接受，而且意义非凡”,“如果TPP将中国纳入考虑范围，并让中国走上一条更深层次的亚洲一体化道路，这将有利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实际经济利益”。最后作者建议，“通过赋予中国一个明确、开放的TPP观察员地位，中国政府将会发现，公平对待并尊重所有的谈判伙伴符合自身利益”。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5年3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在紧要关头，一个自由的经济秩序》从另外一个侧面阐述了TPP之于美国的意义，该文认为，“地缘政治的回归就体现在我们身边。中东的内战和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占据了头条新闻。一个美国潜在的更重要的战略失败出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可能会失败……此次谈判的失败将为美国的领导作用、战略地区关键伙伴关系的深化、新兴经济体市场改革的促进以及美国未来的贸易议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正如奥巴马总统曾警告的，如果我们不在贸易问题上制定规则，中国就会制定规则，到那时我们将没有办法使中国脱离重商主义的实践行为”,“美国政策与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的强力连接将会化为乌有”,“签订TPP协定将有利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扩大。这些利益的获得是不需要也不会以牺牲工人或主权国家的利益为代价的。在自由贸易协定之下，国家可以保持其调节的权利。该协定的目的是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该智库的《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到自由贸易》报告还认为，“加入TPP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27.7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40%，其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加入TPP后，这些国家每年的收入增长估计超过1100亿美元。然而，TPP可能会给亚洲部分地区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中国，因为TPP的成功实施，其每年的收入预计将减少约350亿美元”,“这种在国际贸易中背离多边主义的举措是为了应对中国的崛起，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首次意识到，中国正在亚洲地区发挥经济领导力并且中美对经济应该如何发展有着潜在的不同观点”。

胡佛研究所在《拉里·萨默斯对TPP的评论》中认为，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将会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发送负面信号，对TPP的批评将削弱美国总统的力量，因为这“会给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成员国发送类似的负面信号，即美国没有足够的意愿在关键时刻对全球体系负责。对TPP的批判将削弱美国总统的力量。这将增加全球对美国国内政治变化和对美国是否是一个可靠盟友问题的担忧。美国未能阻止其盟友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游说失败将是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受到削弱和中国日益显示其力量的信号”。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2012年3月的《亚太地区游戏规则的改变：南海和TPP》报告中认为，“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政治游戏的主要参与力量”,“奥巴马政府热烈讨论 ‘重返亚洲’战略，是企图将美国重新拖入区域政治游戏的尝试，这可以从不同的国际安排的重点和性质的变化中窥见一斑。最显而易见的是，奥巴马政府将重点放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上。这一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有关知识产权和劳工问题的标准相一致。它与中国推动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扩大化形成鲜明对比，中方的协定侧重于关税，且涉及多种豁免和例外”。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尝试削弱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新民主党网络在《奥巴马的连任：是时候制定更加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了》报告中谈到，美国主导的贸易议程，尤其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得了缓慢而稳定的进步，但总统仍然缺少在此协定上对美国价值观和战略眼光的推广，“美国在这个新世界的强有力领导将重塑全球治理的体系结构”,“我们需要创建可以协调集体行动的新机构，真正让美国成为不可或缺的超级伙伴国”,“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奥巴马总统将有一个真正的机会，重新确立21世纪的自由国际主义，为美国留下长久的遗产”。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2014年3月的《为美国与亚洲的贸易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报告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挑战英美对世界贸易体系基本设想的主要国家，韩国和新加坡以不同的方式紧随其后，中国正在以自己的版本发展自身。东亚奇迹的极大成功暗示着其他崛起的亚洲大国将遵循中国和日本的脚步……中国在过去30年以年均10%的经济增长率震惊了世界”。报告指出，“中国一直关注经济的基本层面，其有着高水平的储蓄和投资，重视教育和现代基础设施的发展。在汇率操纵、采用贸易管理支持出口和限制进口、引导（或指导）工业发展以及在获得知识产权方面遵循日本的例子。但是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通过各种补贴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时要求外国投资者同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技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帮助其获得了预计价值超过4万亿美元的硬通货储备，这些储备使得中国能够获取原材料、技术以及其他资产。中国的外汇储备为其提供了充足的保险来应对未来的金融危机，这也是中国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原因之一”,“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使得美国能够保持较低的长期利率，而较低的贷款利率又促进了美国对基础设施、工厂、研究实验室和教育的投资。低成本的进口同样有助于缓解美国消费者的收入压力，尤其是在工资趋于停滞的时候”,“但是美国和其他以市场为导向的国家也付出了代价，补贴进口已经成为强加给这些国家国内生产商的不公平的负担，这使得很多国内企业破产或者移到海外。随着制造厂的转移，设计和研发部门也跟着转移”,“TPP和TTIP谈判是当前扩大贸易并为更加广泛的贸易规则奠定基础的最好机会。TPP将成为设置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同私人企业公平竞争规则的第一步。通过建立明确的贸易标准，TTIP将成为现有WTO体系之下扩大和深化国际贸易规则的补充。中国是最近的奉行东亚奇迹增长方式的东亚国家。有关 ‘魔术’和 ‘奇迹’的冲突一直并且将继续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根源。一个积极的迹象是，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加入TPP谈判有一些积极回应”。

在中国与TPP的关系和未来发展问题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极力为现行政策辩护，在其《遏制谬论：中国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报告中，它开宗明义地指出，“认为TPP是一个禁止中国加入的俱乐部的观点是不正确且没有任何意义的。与其他任何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中的经济体一样，中国也有权利申请加入TPP。中国领导人是否认为TPP成员国资格是该国国家利益所在，与TPP成员国是否相信中国愿意遵循已经被它们协商好的规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项。打消认为TPP排除中国加入的观念是很重要的”,“很难理解为什么TPP国家要追求排斥中国这一事与愿违和不可行的目标。中国现在处于世界经济的巅峰，在世界GDP所占份额的比例上排名第二，并且其现在处于世界供应链的核心。一个试图无视这些基本经济现实的贸易协定事实上将是鲁莽的。TPP的概念是广泛的，它旨在最终在亚太地区发展一个经济一体化的广阔平台，而不是围堵中国”,“如果TPP排除中国是为了更好地吸引日本，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现在正与中国协商两个主要贸易协定……迷宫式的FTA说明，在国际贸易关系相互重叠的世界中，排斥任何一国都将是毫无意义的行为”。报告指出，“认为TPP排斥中国的观念在三个主要方面将起到不利作用：（1）其为保护主义者的利益提供了政治掩护，这些人认为他们不应该为了由地缘政治推动的贸易协定而被迫进行痛苦的经济调整；（2）其向准成员传递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息，使它们担心加入TPP将会被认为成了反中国阵营的一员；（3）如果加入TPP被中国视为向美国遏制战略投降，那么将阻止中国寻求与TPP议程的融合点”。报告认为，“TPP遏制中国最根本的挑战不是其建立在一个错误的遏制观念上，而是其不足以拥有足够的吸引力推动中国认可并接受这些贸易和投资新标准。中国通过推动自己在亚洲的贸易协定来对此做出回应。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处于两个不同的贸易集团之中，两国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将不会取得重大的双边谈判成果。TPP谈判者不能在TPP协定完成之后才塑造吸引中国加入的战略，他们要注意到必须从质量和宣传潜力评估这些规则。同时，中国必须认识到加入这一新贸易协定与其加入WTO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要做出更大的承诺，但是在改善经济发展方面，加入TPP将会给其国内改革将带来丰厚的回报”。

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7月发布的《公众对美国转向亚洲政策的复杂反应》中说，2011年1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刊物上写道，美国计划重返亚洲。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有两个支点：其一是经济，表现在其通过与其他十一个环太平洋国家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二是军事，表现在其通过新承诺来维护亚洲盟友。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以参与谈判的十二个TPP国家中的九个国家的部分民众为样本，结果显示这些国家53%的民众认为这一协定将有利于他们的国家利益。越南对此协定最为支持，国内89%的民众支持这一即将达成的协定。支持率最低的是马来西亚（38%）和美国（49%）。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这一协定的态度呈现性别差异。在美国，53%的男性赞成这一协定，但赞成这一观点女性的比例只有45%。在日本，60%的男性认为该贸易协定会对国家有好处，而只有46%的女性赞同这一观点。除此之外，民众对TPP的支持还呈现年龄差异。美国的这一差异最为明显。年龄为18岁到29岁的美国民众中有65%支持这一协定，而年龄在50岁以上的民众支持率仅为41%，两者相差24个百分点。党派之间也存在对这一协定的分歧。举例来说，美国51%的民主党人士认为这一贸易协定对本国有好处，而只有43%的共和党人士持有这一看法。美国“再平衡”亚太地区军事资源的这一承诺获得了诸多国家的支持，其中越南人（71%）和菲律宾人（71%）对此最为支持。大约仅有一半的澳大利亚人（51%）和韩国人（50%）支持这一“再平衡”战略，尽管他们的政府是华盛顿最亲密的战略盟友。最反对美国这一防御转移战略的国家是马来西亚，其54%的民众认为这一战略存在弊端，因为这可能会导致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美国人对本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持有混合观点：47%的民众对此表示支持，而43%的民众对此予以反对。大多数共和党人（58%）认为军事“再平衡”是一个好主意，同时，只有42%的民主党人支持这一战略，47%的人则不支持。50岁以上的美国人（51%）比那些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37%）更加支持这一转移战略。

里彭社会在《TPP：美国维持亚太经济领导地位的一个机会》中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奇怪的创作，在其被提出初期就受到了布什政府的拥护，之后在奥巴马政府的呵护下扩展为一个亚太地区国家广泛参与的协定，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加拿大和墨西哥。报告认为，“不同于传统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如最近美国与韩国、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联合商定的布什谈判协定）, TPP远远超出了为自由贸易破除与边界相关的传统贸易壁垒的内容……这一谈判是美国继续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经济领导地位的一个巨大机遇和挑战”,“或许最重要的是，在世贸组织进程似乎已经失去其关键推动作用时，TPP将为全球经济中基于规则的贸易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美国商业只能在一个高标准的贸易体制下繁荣发展。美国企业和工人们能够以真正的竞争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茁壮成长。在这个基于规则的、更强大、更透明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下，美国将是最主要的受益者。TPP的成功将会为一个更强大、更严格的交易制度的快速发展提供催化剂”。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这是日本主导TPP谈判的机遇》报告中认为，“现在，美国和日本政府正在就TPP的初期形式进行双边谈判。如果双方达成一致，那么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坚固的联盟以及一个巨大的共同市场，这将为TPP谈判中的所有多边谈判设定主导基调”,“如果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可以成功地引诱韩国或中国日后加入TPP，那么日本的收入将会翻倍，而且到2015年将可能达到2300亿美元”,“如果中国决定在边界内发展和平，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它将会被邀请加入TPP。正如我所提到的，这将符合日本的利益，因为它将有助于建立一些规则和制度，旨在保护日本向中国的投资和出口，也会使日本从TPP中获得的收益迅速翻倍”。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TPA和TPP：路的尽头，还是另一次拐弯？》报告指出，“现在应该揭开贸易促进授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神秘面纱……TPP的谈判进程与过去50年里的每一次贸易谈判相同。在没有完全披露以及国会进行商讨之前，该协定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发挥作用”,“如果TTIP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么美国将在这个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的世界中丢掉领导地位。正如美国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面临的那样，中国很可能会冲进真空地带，并在亚洲创建自己的贸易关系。美国国会仍然有时间使贸易促进授权起作用。如果TPP和TTIP成为现实，美国就应该展现其有魄力的领导力，而不是踌躇不定。美国现在应该下定决心，而不是犹豫不决”。

皮尤研究中心在2012年12月发表的《美国大选后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文章中，分析了美国总统大选后对中国的态度，认为中美的双边贸易关系仍然不稳定，并预测了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内对中国的经济政策的核心。报告认为，“在过去的四年里，奥巴马政府已经比其前任总统向中国提起了更多的贸易诉讼。因此，奥巴马将继续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给中国施压，这是合理的。至少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当美国的全球经济和战略霸权地位受到威胁时，美国总统和总统候选人都承诺会直面外国挑战者：第一个是日本，而现在是中国”,“由于中国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外商投资既可能会加剧双方的紧张局势，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改善它们的关系，所以中美双边贸易关系仍然不稳定”,“美国将寻求签订不包括中国的贸易协定。其中最重要的协定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太平洋周边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奥巴马政府公开宣称的目标。如果中国不转变其经济体制，那么它将永远不会加入TPP”。但是，报告还认为，“未来中美经济关系中的不可知因素，是中国在美日益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政治影响。中国流向美国的投资有望在未来几年显著增长。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验表明，如果这种投资创造并保留工作岗位（最近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投资的确产生了这样的效果），那么中国的投资可能就不会引发重大的新的政治摩擦”。

国家亚洲研究局的报告中将TPP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联系起来，在其《跨太平洋的高调谈判》的报告中，作者认为“随着奥巴马政府的执政期即将结束，旗舰项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实施的紧迫性与日俱增。与中国这个亚洲经济重心和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关系会占据美国政策的中心舞台”,“该协定对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存在和主导地位有着巨大的实际影响和象征意义”,“亚洲国家普遍认为其是美国主导的倡议，并将影响美国在亚洲的竞争力和制定全球贸易新规范和新标准的能力”,“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十六国（包括十个东盟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新西兰和韩国）也面临着计划于2015年12月结束谈判的最后期限。如果该协定得以签署，参与该协定的十六国将创建一个国内生产总值约为20万亿美元的集成市场。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覆盖的广度和深度不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达成将会提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今年成功签署的可能性”。

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TPP的态度，总体上看是表示怀疑，其怀疑的出发点是TPP对某些领域和阶层的漠视。在其于2013年11月发布的《白宫表示反对拟议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专门谈到了美国的失业问题，其中认为，“奥巴马政府一直急于与环太平洋国家——包括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和越南——达成一项贸易协定”,“国会暂停了全权委托总统谈判新贸易协定一事，并要求总统就协定内容充分咨询国会，这是十分明智的”，因为“十几个贸易和投资协议已经导致外包业务激增，而且也已经淘汰了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特别是在美国的制造业中”。在其《伙伴关系，还是成心捣乱？》报告中，作者就TPP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十分有趣的讨论，并认为TPP在根本上不是一项“贸易”条约，而是企业游说者的工具，目的是说服立法者对他们进行支持（企业游说者无法通过正常手段成功说服立法者）。作者在报告结尾指出，“作为政治学家，我有时会被问及民主国家是否有可能颁布违背大多数选民利益的法律。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发生，而且是通过违背民主本身的承诺实现的。TPP就是最好的证明，该协定对维护签约国的中产阶级权利构成了最大单一威胁”。《TPP有什么不妥？该协定会导致美国失业增加，工资水平降低》的文章认为，“我们研究发现，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通过两个渠道降低了美国工人的工资”,“美国当局为了获得 ‘快速通道’授权以便完成TPP以及与欧盟之间的类似协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它已经选择了一种高风险的运动”,“美国总统可以继续为获得 ‘快速通道’授权和完成TPP谈判而奋斗，在加大企业利益的同时将制造业的工作岗位和工人工资置于风险之中，或者他可以采取行动增加就业，并减少工资增长不均衡，但是他不能同时采取这两方面的措施”。

该智库发布的《不，TPP不利于中产阶层》的报告指出，“奥巴马总统最近在极力地维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他坚称，TPP将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利，而且TPP反对者不应该否定这种说法。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观点是错误的，TPP反对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毫无迹象表明TPP将有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因为“TPP（如同美国签署的绝大多数贸易协定一样）不是一份 ‘自由贸易协定’；相反，它只是明确规定了谁将在国际竞争中受到保护，而谁不会受到保护。到目前为止，最强有力和最全面的保护措施都是为了维护美国企业的利益”,“TPP甚至与 ‘自由贸易’无关，而是关于谁将面临或不会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目前已经显而易见，美国决策阶层所拥护的 ‘自由贸易’根本不存在。例如，贸易协定中的最大赢家一直是美国的制药和软件企业，它们依靠进行知识产权垄断来获取利益。这些公司一直成功地使美国的谈判代表在美国的贸易伙伴中强制执行知识产权垄断。把条款协定贴上 ‘自由贸易协定’的标签这样的放肆行为实在令人愤怒”。《服务贸易协定：将篡夺美国制定移民政策权力的秘密贸易协定》的文章则指出，“大公司一直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着服务贸易协定，如果服务贸易协定成为法律，这些大公司将获得极大的利益。……大公司一直基于自己的利益制定服务贸易协定，如果服务贸易协定成为法律，这些大公司将获得极大的利益”。

半球研究所也发表了持类似观点的报告，在《TPP：为自由贸易，还是为企业利益？》报告中，作者指出，“TPP是一种自由贸易协定，将会为贸易和商业投资设立新的规则和标准。如果成功签署TPP，该协定将包括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这些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其经济规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一方面，TPP的支持者声称，TPP将增加美国的出口、巩固劳工权利并建立强有力的环境保护措施。奥巴马政府也采用地缘政治术语来宣传TPP。就奥巴马政府而言，TPP对美国转向亚洲的战略至关重要，在美国制衡中国方面也同样重要”，同时“与许多自由贸易协定一样，TPP也包括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此类结算机构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保护投资者的利益”,“TPP除了包含破坏国际制定政策的能力以外，只能为美国带来最小的经济利益”。

美国发展中心发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药物条款威胁药品的使用和售价》认为，“目前的草案包括对药物公司的全面保护，以此作为该协定知识产权内容的一部分。除非谈判者同意对该协议草案进行重大改变，否则TPP将提高药品价格，并阻碍重要药品的流通渠道”,“12年的市场独占期目前也不是TPP草案中唯一一个需要更改的不利政策，但它说明了医药企业游说团体是如何试图利用TPP来修改专利法，并在公共辩论和立法改革中庇护美国产业法律的”。全球发展中心的《美国贸易代表：TPP中的烟草出口政策》指出，“现如今有一个说法广受吹捧，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一个 ‘21世纪的高品质协定’，并将为未来的贸易协定设立标准。但是，上周举行的第19轮TPP谈判中的一项提议远远算不上‘高品质’或 ‘21世纪’这样的标准，而且该提议可能会阻碍美国在世界上最紧迫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烟草问题——中成功实施其相关政策”,“TPP提议也将使烟草行业更容易利用贸易和投资协议来挑战各国的烟草控制法”,“烟草公司和一些国家已经向澳大利亚的法律发出了挑战，它们要求香烟包装简单，而菲利普·莫里斯国际公司已经利用投资协议挑战了乌拉圭的烟草控制法”。

全球发展中心在《特大区域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是福还是祸？》报告中指出，“美国正在协商创建几个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包括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如果这些协定成功签署，它们将覆盖全球贸易的一半以上……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以及所有最贫穷、最脆弱的国家都被排除在外”,“国际贸易规则需要与当今的数字化时代相一致，如果TPP、TTIP和服务贸易协定保持一致，那么它们在本质上就是解决多边问题的标准。但是，如果TPP和TTIP存在不同的规则，或者根本不同，又会怎么样呢？加拿大贺维学会（C. D. Howe Institute）的奎利雅克（Dan Ciuriak）说：‘从未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成功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TPP好坏参半》的报告则强调，“虽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十二个环太平洋成员国正在试图协商创建一个21世纪贸易协定，但是它们在保护某些产业——墨西哥的汽车、美国的糖、加拿大和日本的乳制品等——的协商中却遇到了困难。美国要求对生物药品实行12年的专利保护期，而其他许多国家对此表示反对”,“美国也承认，只要不扰乱美国的糖类供应管理体系，也许美国会进口一丁点儿国外的糖！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国，尤其是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那么进行贸易谈判就更需要利用一些技巧，而如果你是一个TPP之外的贫穷国家，你根本没有资格说这些谈判会如何影响你的利益”,“美国要求在贸易协定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关注的另一个领域……对于知识产权的拥有者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完全错误的”。

竞争性企业研究所发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的棘手问题》，则列举了2015年7月TPP毛伊岛谈判中的难题，包括美国、新西兰和加拿大围绕乳制品、家禽、鸡蛋市场准入，美国和澳大利亚围绕糖类市场准入，墨西哥、加拿大和日本围绕“原产地”门槛的分歧，美国和另外十一个谈判国家围绕生物药物的专利保护期和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在TPP框架内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等都未达成一致，认为“这些棘手的问题很难解决，如果谈判者已经将TTP作为一个为各方开放市场和引入自由贸易的契机，那么它可能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而发现研究所在《买方提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报告中则断言，“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本质上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对奥巴马政府进行 ‘快速通道’授权也是迈出了错误的一步”,“贸易自由化可能只是TPP中的一小部分。从该协定的大多数表述来看，它似乎是力求在环境、能源、劳工、移民和知识产权政策制定方面建立全球性专制”,“就贸易政策而言，TPP能够给予跨国企业新的力量，让它们可以规避美国主权问题，将谈判转移到无国籍和不露面的监管机构手里，脱离国会议员和州议员的监控”,“全球主义者的长期目标是由不受变化无常民主规则影响的官僚主义者建立国际规则。毫无疑问，一些跨国企业巨头拥护TPP的原因是它们拥有左右规则的能力，它们发现官僚主义者相对易于控制”。

外交政策研究所在《美国需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以及如何纠正它》的报告中指出，“TPP失败会使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影响。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宣布 ‘转向亚洲’政策时，强调了六个关键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与新兴大国（包括中国）的合作关系、参与区域多边机构、扩大贸易和投资、广泛建立军事存在、推进民主和人权。结束TPP谈判是美国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如果TPP谈判失败，中国就会成为亚太贸易的中心，美国就会成为局外人”。在《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展开的激烈角逐将重写全球规则》中，作者则指出，“TPP已经成为一个引起了分歧的政治问题，不仅在一般民众之间，而且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也存在着对TPP的分歧”，反对者认为TPP将“加剧美国公民收入不平衡、提高药品成本，并给美国带来食品安全问题”，支持者则认为，“TPP可能会淘汰美国某些特定领域的工作岗位，但是美国高价商品出口的扩大加上外国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在美国的进一步投资会产生大量新的就业机会”。“TPP的成功与否将在未来数十年决定谁将书写全球经济的基本规则——是美国还是中国……美国承担了亚太地区的安全费用，这对美国来说是个不良赌注。如果TPP失败了，书写未来贸易规则的会是中国”,“推动包括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在内的TPP核心议程十分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依然是世界技术强国”，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TPP将使所有国家受益，包括日本，甚至中国，因为中国正在快速发展为技术强国”。

在日本参与TPP谈判的问题上，美国的智库提出了许多疑问和看法。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于2012年4月23日发表的《与时间赛跑》报告认为，“东京参与TPP谈判的可能性不到50%”,“由于日本所谓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美国汽车制造商认为，TPP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有意义的进入日本市场的通道。美国工业协会希望日本停止操纵货币，底特律认为，日本人通过使日元贬值来抑制进口，促进出口”,“TPP的反对者也对东京加入TPP谈判提出质疑。他们声称，在TPP谈判中已经做出了太多的决定，日本加入TPP太迟以致不能对TPP的结果产生影响……日本也担心奥巴马政府在TPP中制定有关限制国有企业运营的规则（针对中国实体的倡议），因为这样的规则同样会削减日本在公有区域电力和铁路方面的垄断”。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日本邮政公社：反改革法律使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迷雾重重》的报告认为，“日本邮政公社是日本政府国有企业中的一大巨头……是全世界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包括世界大型银行，并且有与邮政快递相结合的保险机构。日本邮政银行大约拥有177万亿日元存款，日本邮政保险拥有大约7.9万亿日元年保费收入”,“日本邮政拥有很多特权，最值得注意的是受到较少的监管并且在战略合并事务上有法定禁令豁免权，使其能够向市场推出自己的保险产品并与国内和国外私人保险公司竞争”,“在给予日本TPP席位之前，他们可能坚持让日本阐明修订后的法律以向私营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即使美国和其他TPP参与国不要求日本邮政进行改革以作为建立相互信任的一个措施，但是在TPP谈判结束之时让反改革法依然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该智库在《美国应该支持与日本签署贸易协定》报告中认为，在安倍政府上台后，“日本承诺对外开放日本农业和保险领域。安倍热衷通过国际经济一体化推动国内重大改革，这将有利于日本，日本加入TPP也为建立适应21世纪的高水准协定带来了光明前景”,“可悲的是，尽管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是主要的获益方，但如果不出意料，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将会反对日本加入TPP谈判。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和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已经对此表达了最大的关注”。

2013年3月，皮尤研究中心发布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如何看待彼此》的报告，认为“日本决定加入谈判，与美国和其他几个太平洋国家共同创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有关美日关系的舆论已经发生了转变。50年前，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关系充斥着公众的相互不信任和敌意。今天，这两个经济体通过加大贸易往来加深了一体化的程度”,“根据2010年的一项调查，五分之三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现在应该与日本增加贸易往来，相比之下，有58%的民众愿意加深与欧盟的商业关系，而只有45%的民众希望美国与中国加强贸易关系”。该智库的《尽管是保护主义者的形象，但美国仍想与日本进行更为自由的贸易往来》指出，根据调查，“55%的美国人说自由贸易协定会导致失业，45%的人说这些贸易协定会压低工资，而只有31%的人说他们同意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这些交易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所以即使TPP获得国会批准，它也可能面临诸多阻碍。最重要的是，华盛顿和东京是否能够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日本目前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皮尤研究中心于2月和3月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4%的美国人表示，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增长是一件好事。这些支持者包括79%的共和党人士，78%的年龄在18岁至29岁的民众，72%的民主党人士以及73%的年龄在50岁以上的民众。大多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民众——至少受过大学教育——特别支持本国与日本之间进行更多的商业往来，这一人数所占百分比为84%，相比之下，只有51%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民众表示支持与中国增加贸易往来”。当然，在诸多细节问题上，如美国生产的汽车、大米、牛肉和其他农产品如何更好地进入日本市场，还需要双方的政治领袖做出艰难的决定。

史汀生中心认为，TPP谈判事关日本的全球外交战略。在其公布的《日本全球外交政策：日本-印度关系》的文章中，作者认为，“通过起草有关国防设备和技术转让的新规则以及重新解释宪法以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手段，日本政府增加了其外交政策工具”，同时“TPP将日本带出了防御性的贸易政策……日本如何与印度加强经济联系将说明日本将如何发展与中国和东盟及其他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报告列举了印日关系的政策目标，“（1）发展并加强日本与印度的安全合作；（2）与印度扩大经济互动；（3）基于价值观，在区域和全球问题方面加强合作”，指出了实现双方政策目标面临的挑战：“（1）东京和新德里政策优先事项存在差异，日本最注重地缘政治利益，而印度最注重经济增长；（2）印度具有战略自主或不结盟传统，这导致日本和印度在制衡中国崛起的手段上存在差异；（3）日本和印度两国的战略图景和安全结构存在差异”，为此，该文建议印日政府，“（1）在国防设备采购和开发方面进行合作；（2）进行民用核能合作；（3）进行海事安全合作；（4）加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协调……在能源市场规避中国的主导地位”。

印度不是TPP谈判成员国，但是其对TPP的关注程度并不亚于TPP成员国，并站在自身的立场上不断进行评说和提名建议。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认为，TPP对发展中国家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而主导者美国并无意修订这些有争议的条款。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何迷失了方向？》报告中，作者认为，“TPP将横跨南北美洲和亚太地区，从2010年开始的15轮TPP谈判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TPP旨在实现一个综合的、‘最先进’的贸易协定来基本消除所有的关税，并且要求政府对很多国内政策进行前所未有的监管改革。除了降低关税，成员国还必须同意有力地保护外国投资者，增强对专利持有人的保障，并且限制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这些仅是TPP要求中的一部分。不幸的是……而这阻碍了谈判的进程并且掩饰了TPP的最终目标：实现跨越太平洋的更方便的商品和服务的流通”,“TPP谈判已经引发了各种争议，其中一个原因是谈判有关事项高度保密，谈判人员拒绝向公众公布草案的任何内容。然而，根据泄露的文件以及谈判人员所给出的仅有的信息和评论可以明显地看出，引发争议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它在投资者保护、知识产权和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提议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用以调节经济和促进国内企业发展的政策层面的能力及措施的运用”。作者建议，“通过对深度整合事项做出一些让步，美国不仅能使TPP成员资格对于其他亚洲经济体而言更有吸引力……另外节省出来的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可以用于解决更关键的问题，如放宽原产地规则”。

在是否加入TPP谈判问题上，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给出了诸多选项。在其《印度与TPP：等待还是加入？》报告中，作者认为，“通过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印度是否能够更充分地融入全球经济并且为其贸易注入发展活力？或者这一要求印度做出巨大让步的协定不一定符合印度的利益？这一结果将取决于TPP框架本身如何发展”，从而给出了一个观望的态度。报告指出，“发起TPP的部分原因在于，二十年来美国一直未能参与到亚洲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TPP同样也被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所推动，即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跨大西洋区域转到跨太平洋区域，以此应对或 ‘遏制’中国的崛起”，从而给出了一个事不关己的超然态度。“当前的TPP没有适应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其仍是亚太地区的一种自由贸易协定。更突出的一点是，这一协议已经蒙上了保密的阴影，……最近维基解密发布的TPP草案表明，保密措施的采用是用于掩盖华盛顿与其他国家日益加深的分歧，尤其是美国谈判者对其他国家施加的 ‘巨大压力’，以使它们在一系列项目上采取与美国相同的立场，包括在知识产权、制药和公民自由方面。因此，谈判要想取得圆满成功需要亚洲国家在关键的国家利益上做出重大让步”，从而给同为旁观者的亚洲其他国家提了个醒。“很多美国分析人士认为TPP协议将促进印度同美国的贸易发展。印度应该是参与谈判，但是还不要加入。虽然印度的贸易赤字最近一直在下降，但是不允许有任何重大的贸易政策失误，尤其是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作者为自己的超然提出了一个具有主动姿态的借口。“从地缘政治上看，TPP将增强印度应对北京威胁的能力，这使得新德里的地缘战略处境更加微妙，即在政治上寻求与美国更密切的联系，同时承认同中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印度智库两不得罪的说法看起来无懈可击。最后，作者提出，“如果新德里出于经济原因寻求成为TPP成员，它需要以渐进的方式参与TPP并且检测最终的TPP模板……与此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由东盟成员以及它们的自贸区伙伴国设立的自由贸易协定——可成为印度加入TPP的补充”，该智库多边下注的功夫和技巧确实了得。此外，该智库在另外一份报告《亚洲：什么可以超越自由贸易协定》中，则认为，“由美国领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随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关于区域一体化的主导思维，这些协定的出台旨在利用过去15年里所协商的众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价值。然而这些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提议中的TPP仅仅是附带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潜力的一小步”,“该地区要保持稳定的增长率和经济活力需要持续的结构性调整和变化。一个综合性的RCEP有望成为21世纪管理贸易和其他形式的国际商业模型”，作者最后指出，“直到最近中国仍没有准备好在区域或者全球范围内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国最终需要加入TPP，但是目前最好的方法是加入RCEP”。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援引一系列数据和观点，痛斥了美国主导TPP的真实意图。在《美国的“公平贸易”有多公平？》报告中，作者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主权国家的权利有影响”，认为“美国主导了为实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进行的超秘密谈判，在这之中也涵盖了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体制之下，大国正试图去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灵活性”,“世界贸易组织创造出来的公平的贸易和商业环境将会被破坏，从而使印度工业受到负面影响”。作者针对美国关于生物医药的专利期问题，援引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资料表示，“印度在提供可支付的药品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仿制药的出现，即使美元进一步贬值，艾滋病药物的成本与2001年相比下降了96%”。该智库在《TPP与RCEP：兔子与乌龟？》的报告中认为，TPP与RCEP相比，“虽然这两大区域贸易谈判所带来的利益只有在未来几十年才会很明显地体现出来，但是这可能代表了乌龟与兔子的寓言：缓慢推进的RCEP——‘乌龟’将在比赛中战胜对快速获取利益战略过分自信的TPP——‘兔子’”。作者认为，“同RCEP的区域范围相比，尽管TPP可能看似提供了更深入的前期整合，但是RCEP的设计反映了一个理想的全球或者多边体系的最佳实践方法。是RCEP而不是TPP有望成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框架新模型”。

印度塔克西拉研究会在其《TPP“水域”的深浅》报告中认为，“为了避免可能的政治和经济孤立，印度必须巧妙地试探一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水域’的深浅”。一方面，“TPP不仅拥有公平和先进的运行方式，而且还是一个巨大的集团，并且将同时产生地缘经济（当然也包括纯经济方面）的意义。如果逆这一潮流而行，印度肯定抓不住重点”，但是，另一方面，“印度承担不起加入TPP的代价也是有其确定原因的”。因此，“印度必须巧妙地试探TPP这一 ‘水域’。虽然TPP的进展相当缓慢，但美国官员表示TPP谈判正在接近尾声。即使同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共识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印度的加入将会使已有10年历史的TPP传奇进入一个新篇章”。

在RCEP和TPP的关系上，印度维韦卡南达国际基金会把自己摆到了一个很有利的位置上。在其《RCEP和TPP的地缘政治：对印度的意义》中，作者认为“RCEP被认为是由中国主导的协定（尽管其核心是东盟）, TPP被认为是由美国推动的议程，除了巨大的经济意义外两者还存在地缘战略目标。可以说由于这两个协定都在争取同样的国家加入其中因而有着相似的议程”,“RCEP对不同层次的国家进行了区别化对待，保护国内企业，并且向东盟最不发达的国家推出优惠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政策。而TPP预计将会制定出极其严格的规则，可能会让发展中国家感到不舒服”,“TPP排除了很多国家尤其是最大的区域经济体——中国。虽然在原则上没有阻止中国加入TPP的特殊规定，但是其中关于贸易、劳工、环境和资本方面的许多条款都将阻止中国成为成员国”,“RCEP为印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使其能够深化与东盟和东盟伙伴国的联系，这将进一步促进其东向政策的实施。而印度对TPP的一些条款很排斥，如有关环境和劳工的法律、知识产权的问题，就印度目前的发展水平而言，TPP将对印度的贸易产生负面影响”。同时，“同一些东盟成员国一样，印度也有权选择是否加入RCEP或者TPP。TPP将包括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其他很多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有望成为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并将有助于实现包括美国和欧盟在内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自从TPP谈判开始以来，一直在观察其发展历程的印度可能加入TPP，印度更加注重加入这一协定可以获取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任何无形的战略利益”。

作为欧洲大国，英国不是TPP谈判成员国，但它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创始成员国。因此，英国智库围绕TPP和AIIB展开了讨论。在英国查塔姆研究所的《TPP和亚投行：美国和中国对全球经济秩序的愿景》中，该智库认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有关经济影响力的竞争，而非经济实力的竞争。从全球范围来看，两国存在相互有利的分工，在一些领域中存在共同利益，如在气候变化领域。但两国在区域安全方面存在着很多分歧，如美国在二战以来一直是亚洲安全的 ‘保障者’，但中国正努力恢复其区域内地缘政治中心的传统地位”。该智库认为，“TPP的出现表明，一个通过区域性协议制定贸易规则的新时代到来了”,“如果该协定从现有的十二个谈判国扩展到整个亚太地区，它将在2025年给全球增加2万亿美元的收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TPP的目标不应仅局限于经济规则制定和战略层面，该协议可以促使美国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虽然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受到欢迎——甚至受到中国的欢迎（尽管现在可能正在改变），然而这也存在不足之处，即与该地区没有更紧密的经济联系”。对于AIIB，该智库认为，“西方控制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无法阻止中国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决定，北京方面希望恢复中国在亚太地区地缘政治的中心地位”,“亚投行的整体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因为该区域对基础设施投资有着相当大的需求。中国建立亚投行似乎就是在解决这些问题，而且符合全球治理的规范”，虽然“美国对亚投行的建立持反对态度。然而，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共识正在逐渐增加”。

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遗产部部长莫尔（James Moore）代表加国际贸易部部长在温哥华宣布，加拿大将正式加入TPP谈判，成为第十一个谈判成员国。加拿大对TPP十分热心，其战略着眼点是通过加入谈判，尽快和更大范围地进入全球最有活力的亚太地区。从其初衷看，与美国有一致之处，也有相悖之处，同时加拿大国内对TPP的态度也分为两派。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把TPP放在加美关系、亚太安全的框架内予以研究。其《美国、加拿大和亚太安全》报告认为，“加拿大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从而为加拿大在亚太多边主义的活动中注入新的活力”，因为“加拿大被东亚峰会和东盟国防部部长会议排除在外”,“在区域性多边合作中，渥太华显然落后于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协同合作会确保加拿大在亚洲的安全利益。因此，加拿大应努力确保其加入东亚峰会，以补充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的利益”。该智库在《加拿大如何在亚洲成为一个重要的角色》中也指出，“尽管哈珀政府 ‘重新发现’亚洲的热情是受欢迎的，但该报告指出，仅使用商业政策，加拿大不会成功。‘一条腿的（经济）战略将严重阻碍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竞争的能力，其他国家已经认识到在该地区实行一个全面和协调一致的战略的重要性’”,“加拿大现在最需要的是在广泛的多边和双边谈判中有更大程度的参与”。“加拿大希望与日本完成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并希望在最近完成的互补性研究的基础上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除了这个雄心勃勃的议程以外，加拿大还需要全面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探索与东盟达成贸易协定的可能性”，而这“将对巩固加拿大在亚洲地区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在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中国之外的亚洲》中，作者认为，“尽管中国毫无疑问是亚洲地区的最大玩家，并随着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就与中国开放贸易这一问题而言，加拿大仍有些许担忧”,“中国正在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不容忽视，加拿大必须做出很大努力改善与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但是，加拿大与中国关系的进展不能以牺牲加拿大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为代价。贸易多元化有助于促进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并增加加拿大经济部门扩张的潜力。加拿大政府必须根据亚洲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特点来调整相应的经济政策，这样才能达到想要的结果”。在为什么要加入TPP的问题上，该智库的《TPP——加拿大的大风险》报告认为，“是什么使加拿大改变了心意，从冷漠的旁观者转变为热心的倡导者？部分在于史蒂芬·哈珀所在的保守党意识到了加拿大易受TPP的影响。考虑到加拿大与新加坡、韩国、泰国和印度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并没有取得的进展，加拿大决定在亚洲地区建立贸易据点，而TPP会成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工具”，同时，“加拿大承受不起让美国获得优势，就像美国对韩国做的那样。如果美国要谈判改善市场准入问题，加拿大最好在谈判桌上保护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市场准入”,“TPP或许会或许不会成为更广泛的亚太自由贸易区（从中加拿大会获得真正的经济收益）的垫脚石，但是加拿大并不想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加拿大政策选择中心在《TPP和加拿大》的报告中指出，“批评家称TPP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类固醇’，因为TPP对政府政策法规有更多的限制。像当下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样，TPP涉及贸易的内容很少，它更多地关注协调（财政、健康和安全标准等方面的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专利和版权）、为私有化和外国投资开辟新领域（主要在医疗保险和教育方面）以及在政府保护环境和创造就业两方面设立严格限制。几乎在每一种情况下，参与国都被要求采用美国的偏好”。此外，“TPP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内容将会对加拿大专利药品成本提出限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TPP增加了加拿大外商投资者的起诉数量，所以加拿大已经成为世界上遭到贸易起诉最多的发达国家”,“美国及其娱乐业一直极力将加拿大的文化产业排除在外，TPP可能会侵蚀加拿大的文化保护，如外资可能会控制加拿大的广播和出版”。该智库把TPP在夏威夷毛伊岛的谈判称为一种调试，其在报告中指出，“通过武力、威胁或恐吓的方式进行调试的行为可以被定义为敲诈勒索。对于现在在夏威夷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TPP中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将会给加拿大的一些工业带来伤害，如汽车、电子产品和牛肉猪肉产品”,“根据 ‘自由市场的原则’加拿大已经与美国联合加强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在TPP中包括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则更多关注TPP背景下的中国。该智库的《北京对美国区域贸易集团的怀疑》文章指出，“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美国的亚太自由贸易协定这一计划引起了中国对美国地缘政治目标的怀疑。美国试图通过这样的做法在该区域内提升其政治和经济力量。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举动表明中国和美国在该地区的合作日益重要，以及两国的不断竞争为该地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影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出口国中国未加入TPP，这反映出美国在此次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这对美国保持其全球领导力具有重要作用”。有官员称：“在20世纪，美国认为拥有对大西洋地区的领导权就意味着坐拥全球事务领导权，而在21世纪，华盛顿认为确定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导力对其全球领导力的延续至关重要。”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美国担心中国进一步进入太平洋地区，所以有些人认为TPP可以阻止中国在东亚领导地位的上升。不可否认的是，TPP是由美国主导的，并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有官员称：“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在最初阶段就被排除在外”。该智库的另外一份报告《亚洲的回绝没有引发任何同情》则指出，“亚太地区应努力避开西方自由国际主义倾向，建立自己强有力的区域机构”,“除了中国，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希望美国保护和维护它们的利益。尽管美国的新战略是指向亚洲的，但是美国的领导力正在衰落。华盛顿甚至不清楚到底谁才是其在该区域的真正盟友”,“TPP谈判由美国的意愿主导，美国试图通过加强与该区域盟友的合作，从而包围中国”,“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崛起”，因此“哈珀政府应继续其在亚太地区的进程，将重点放在加强与中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双边谈判上”。

该智库的《全球大型贸易交易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报告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新的贸易战略对全球贸易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当今世界“真正的大型贸易都直接涉及欧盟、美国、中国、东盟以及一些中等规模的经济体（如日本、加拿大、巴西和土耳其）”,“在未来，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多边贸易将有效地推动双边和多边大型贸易谈判。由于贸易和出口对中国实现7.5%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目标至关重要，比起其他国家和经济实体，中国将会通过发展其大型贸易，增强竞争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可能会被吸引加入TPP，到时中国可能会被迫就国有企业非关税问题进行谈判”。

加拿大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围绕中国和投资问题进行了有意思的研究。其在《投资协议和寻求进入中国的市场》报告中提到，“到目前为止，全球贸易投资体系是否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依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些宏伟的区域性协定目前正在谈判中，比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然而，各方在将市场准入的承诺纳入投资协定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在这种投资协定体系日益变得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的立场是什么呢？”“如果中国继续以现在的速度进行新条约的谈判，那么它将很快超过德国并且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数量最多的国家”。“鉴于全球趋势正在朝着更加全面的投资协定的方向发展，中国也最有可能面临着包括市场准入在内的更多需求……中国也将面临包括市场准入规则在内的强大压力……重要的资本输出国正在致力于将已建立的贸易保护与市场准入规则结合在一起，美国和欧盟在TPP的框架下起草21世纪的贸易和投资准则的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了，同样的还有TPP，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已经被排除在这两个协定之外了。不管这些问题是不是故意针对中国，这些宏伟的区域协定所包括的投资规则都将超越中国的贸易协定所包含的投资保护等的局限性”。该智库《中国与发展中的地缘经济学：准备一个新的贸易和投资体制》的文章则认为，“今天，世界上各国之间联系密切，成功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内发展和是否能持续具有满足其经济和社会目标的能力。因此，制定国内政策需要考虑到当今世界地缘经济学的演变”,“TPP谈判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外国投资、竞争政策、环境、劳动力、国有企业、电子商务、竞争力和供应链、政府采购、技术贸易壁垒、医疗技术和药物、透明度和监管一致性等。那些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谈判过的内容将在这里得到延伸。这些主题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们通过技术和其他标准来解决问题。如果多边谈判（如TPP）能设计和制定它们的基础框架，那么实际上它们的这些标准将成为许多国际贸易的标准”,“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其决策者越来越重视全球市场的和谐发展以及非歧视性的贸易合作和对外投资。因此，中国的任何改革议程都将致力于使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多边贸易和投资体制”,“据报道，中国正在寻求加入TPP，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要求保持对TPP谈判的了解”,“TPP的成员国、欧盟以及中国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二。如果中国为适应TPP而确定其标准的话，这些更高的标准事实上将适用于近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这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着重大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会在未来三到五年为人们所感知”。

作为西亚国家，土耳其的智库对亚太问题一直比较关注，其研究的视角和观点也很有意思。土耳其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美国-越南：新战略伙伴之间开启艰难的贸易谈判》的报告观察到，“美越双边关系自1995年正常化后一直有所改善。由于双方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共同关切，双边关系在过去三年里不断升温”,“越南于2010年11月参加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美国及其他谈判方对越南的加入表示欢迎。越南是TPP成员国中最不发达的经济体，包括市场与非市场的经济模式，越南的国有企业利用国有银行的贷款补贴运营，国有企业是越南经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与中国的 ‘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而华盛顿推动签署TPP的主要目标在于建立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平台。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贸易中拥有不公平的优势。国有企业的问题会使越南加入TPP变得更加复杂。由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中国国有企业表示不满，越南可能会对其国企保留较少的优势”,“美国视越南为其在亚洲的重要战略伙伴，越南则将美国视为维护东南亚地区战略平衡的关键”。在其发布的《希望之中：日本与TPP》报告中，作者写到，“安倍希望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加入TPP谈判可使日本在全球化市场上更富有竞争力。就经济战略层面而言，加入TPP会使日本有机会制定管理21世纪国际经济行为的规则。加入TPP也将会使日本与该地区的其他伙伴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战略诱因，即如果朴槿惠治理下的韩国也将加入TPP，那么日本也必定会加入”,“日本的参与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需要一个强大且自信的日本来应对区域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诸多挑战”。

该智库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的教训》中认为，在TPP谈判中，“美国应为该结果承担责任。由于美国的坚持，TPP中缺乏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是世贸组织和欧盟的根基……最惠国待遇规定，如果日本在特定产品上向美国收取零关税，那么其他任何国家也必须提供此待遇。最惠国待遇不仅能确保强者不会剥削弱者，而且也可保证最高透明度，促进经济增长。尽管如此，华盛顿方面认为，仅仅通过纯粹的双边谈判，美国也可以与一些TPP成员国达成更好的协议。但结果表明，没有其他国家愿意与美国合作”,“为何批准TPP会如此艰难？主要原因是该自由贸易协定会给美国民主党选民、劳动者带来伤害。的确，在各TPP成员国中，自由贸易是一个双赢的主题，但在每一个国家中，一些行业会从中受益，而其他行业会遭受损失。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中，资本家往往会受益，而劳动者的利益会受到侵害”。

该智库在《为什么我们需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将如何正确对待》的报告中认为，“TPP建立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设定的国际贸易规则之上。然而，它会在许多方面超越这些规则”,“圆满结束TPP谈判对于美国来说意义重大。这十二个国家的GDP总和达到27.9万亿美元，人口总和达8亿人……一旦TPP谈判取得成功，那么将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如果TPP谈判失败，那么美国需要面对严重的后果。目前，东盟国家与中国、澳大利亚、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正在进行协定谈判，该协定被称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TPP谈判相比，这些谈判似乎没有多大的作为，尽管如此，它们也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目前正与韩国、日本进行三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在与澳大利亚进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RCEP以及这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程将加快，并取得新的突破。其结果将是，美国的出口商会在亚洲市场上处于劣势”,“如果TPP谈判失败，中国将会是亚太贸易的中心，美国只能退居观望。美国要想达成此协定，并使之成为21世纪贸易协定的模板，需要做三个重要方面的改变：首先，必须澄清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处理规则，防止滥用诉讼；其次，在鼓励生产新药物的同时，保护药品知识产权的规则必须仔细研究，防止给消费者带来过多负担；最后，谈判方必须提出关于阻止货币操纵的条款，防止出现不公平的商业优势”。

在加入TPP的问题上，澳大利亚与美国基本上同节奏。早在2008年9月，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时，它就邀请澳大利亚和秘鲁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当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计划时，澳大利亚同意加入，并协助美国在墨尔本召开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首轮谈判。目前，在澳大利亚智库中，比较关注TPP的主要有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发展政策中心、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等。

国际事务澳大利亚研究所2015年7月发表的《TPP：打开达成更大APEC自由贸易协定的大门》的报告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完成谈判，但是，一个更大的覆盖所有APEC成员方以及全球60%的GDP的贸易协定也正在规划中。TPP对澳大利亚来说非常重要，从简单的层面来看，TPP是占世界贸易量40%的亚太经济体之间制定自由贸易协定的保护伞。从更高的层面来看，TPP正在为占世界贸易量60%的所有APEC（政府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方在未来制定自由贸易协定奠定基石，而APEC成员方目前也正在考虑制定更多的自贸协定”,“中国的利益是什么？中国需要继续修复其金融体系，它背负着巨额的债务而且需要实现现代化。人们普遍认为，习近平政府看到了一个机会，即利用主要的国际贸易协定来推进国内的经济改革。北京加入TPP的兴趣被礼貌地回绝了，TPP委员会认为北京还没有做好准备”,“从TPP的地缘政治意义上看，它不是建立在外交友好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通过贸易和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利益这一基础之上”,“TPP以及它所包括的内容是澳大利亚21世纪在亚太地区繁荣发展的基础”。

该智库同时还看到了另外一面。在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透明度》的报告中，作者也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涉及十二个国家，覆盖全球经济总量的40%，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协定，保密级别也是前所未有的，并且将会改变澳大利亚民主的基础。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大部分关于TPP的内容都是来自维基解密所发布的一些有争议的细节，这些细节内容会削弱主权国家的立法权以及对金融、成本、药品准入、劳工权利、环境和食品安全的监督。最有争议的是，TPP将引入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这一机制远远超越其他争端解决机制，如果跨国公司认为其所在国损害到自己的利益，它将能够起诉TPP成员国。无论澳大利亚法院做出何种决定，外国法院都有权对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及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裁决，并且对纳税人进行巨额的经济处罚”,“不出所料，十二个国家都出现了反对TPP的声音，贸易联盟、环保人士、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卫生机构和一系列其他民间团体都呼吁政府提高透明度，并且停止谈判，除非展开更广泛的检查。美国著名评论家、经济学家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TPP对普通民众来说毫无意义，它受美国大型跨国企业的需求与利益驱动。’在未来几周澳大利亚议会将会对TPP展开讨论，并且政治家们将会就支持还是反对TPP进行投票”。

在中国和TPP的关系上，发展政策中心的《中国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报告认为，“美国和其他国家希望能在确定未来亚太地区贸易和商业活动规则的问题上取得突破。然而，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的中国缺席谈判，引出了TPP是否能够成功的疑问。TPP的目的是把亚太地区连接起来，并且促使亚太各国经济关系更加稳定牢固。TPP面临的核心战略挑战涉及是否授予中国成员国身份”,“但是中国可以加入吗？应该加入吗？TPP最大的风险在于政治方面：它有可能会从战略上将其成员国分成两个区域，并且中国不属于任何一方。TPP已经变成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华盛顿主导的协定，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接受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那么它就自动归入了由美国主导的阵营”。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其题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澳大利亚是好事吗？》的报告中，作者认为，“TPP代表了一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旨在强行为其成员制定一系列统一规则（特别是 ‘边界后’规则）的贸易模式”，问题是“最大的贸易国——美国和中国——并没有共享同一个协定”,“RCEP可以实现澳大利亚的区域目标，而TPP则可以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作者最后指出，“你也许会认为TPP ‘黄金标准’的崇高规则是由一群将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放在首位的高尚的技术官僚制定的，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此，从3100多年前姜尚与姬昌的床前对话“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引出了奥巴马最着急上火的一个议题TPP，并把包括美国智库在内的国际著名智库的观点给读者进行了简单梳理。相信这一努力会对有关部门和人员起到一些作用，也希望这些文字能为我们看世界打开一扇小窗子。当然，放眼出去，美好的景色是看到了，但不那么美好甚至让人厌恶的东西也会随之而来。不过，正如陆忠伟先生所说的，面对全球战略智库们的评点，“不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各大智库的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值得肯定。正所谓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

本文定稿之时，正值新中国成立66周年的大庆日子。夜深之际，再次重温习近平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亲望亲好，邻望邻好。’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感到此言体现的真诚、善言和坚定，应该会像电波一样穿越太平洋，被彼岸的智库们感受到，使它们在今后的文字中多一些“义”字，少一些私“欲”，则太平洋真正太平矣，世界从此太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