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经济全球化是近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的改革开放便是一个自身不断融入全球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经济全球化不断推动的过程。但是经济全球化果真如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样让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人受益，造就了普遍的富裕和繁荣吗？自由贸易确实是使一个贫穷的国家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根本途径吗？那些当今的发达国家，又是否像它们所提出的理论那样始终坚持自由贸易呢？我们不必探寻更远的例子，只从近年我国收购外国公司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例子上便可见一斑。2005年，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事件在美国引起了轩然大波，最后以收购失败结束。如果这仅仅是一个个案还情有可原，可是此后发生的一连串并购失败的事件使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意识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障碍并不完全是资金和技术的问题。欧美国家虽然总将自由贸易口号喊得十分响亮，但是他们才是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大师，对自己有利时就将自由贸易挂在口边，对自己不利时便抬出“经济爱国主义”。既然现实如此，那么历史上是否存在过真正的自由贸易？欧美国家是否依靠自由贸易取得了今天的成就呢？作为一个经济史研究者，笔者并不打算给出一个逻辑的证明，只是希望从历史的角度追寻自由贸易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国家是否完全放任企业自由经营而不加以干涉。

众所周知，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全球贸易的迅速扩张，旧有的欧亚贸易因为美洲白银的加入而大幅度扩张，美洲则因为大量人口的涌入和出生而成为重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市场，非洲则为不断扩张的世界贸易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伴随着贸易扩张而来的是商人群体的扩大，他们奔走于世界各地，建立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但是在这个贸易网络的构建中，欧洲商人显然更好地抓住了机遇，逐渐控制了海洋和贸易，而原本强大的亚洲商人不但没有扩大自己的贸易范围，而且在自家门口被排挤出了贸易行列。那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是西方商人经常标榜的自由贸易吗？如果熟悉历史，很快就可以回答这不是事实。欧洲商人并不是在经商技巧和效率上高于亚洲商人，而是他们有着坚船利炮。

西方商人扩张之初便是采用武装贸易的方法，一旦有可能，便采取赤裸裸的海盗手段。葡萄牙第二次亚洲之行便暴露了他们的海盗面目，肆无忌惮地在海洋上抢劫阿拉伯商船，并且以武力进攻卡利卡特。随后，在亚洲的武力扩张更成为葡萄牙的战略，通过近半个世纪对亚洲主要贸易中心的武力进攻，葡萄牙构筑了一个连接欧、亚、拉美的贸易网络。西班牙也不甘示弱，以武力摧毁了几乎整个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占领了美洲大片的土地以及亚洲的菲律宾，同样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海陆帝国，并且授权本国商人垄断这个帝国的市场。作为后来者的英国、法国与荷兰等国，在与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先行者竞争时表现出了更高的效率，这些国家的各个阶层都卷入了海外贸易与海盗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创立了将贵族与商人的利益紧密结合的军事贸易组织——特许公司与其他国家武力争夺市场和原料。所以伴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便是大海盗时代，袭击商船和沿海城镇、村庄以获取战利品只不过是海盗活动的表象，其背后则隐藏着对殖民地和贸易的国家间的竞争。正是这种武力竞争才使欧洲国家逐渐控制了海洋和贸易。

那么在欧洲商人武力扩张海上贸易之时，中国商人又在做什么呢？伴随着全球贸易的扩张，中国商品的海外需求也大幅度增加，随之而来的是进行海外贸易的中国商人也越来越多。但是他们不得不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西方海商在海洋上的武力竞争，不论是最先来到中国沿海的葡萄牙还是随后而来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商人，都以武力排挤中国商人，希望以此获得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权；另一方面更大的压力则来自本国政府禁止或限制出海贸易。中国的统治者并无扩张海上贸易的野心，相反时刻都在防范海上带来的威胁，因此，对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持怀疑态度，明朝前中期更是实行了严格的海禁政策，禁止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然而在海外贸易扩张的背景下，私人海外贸易还是广泛发展起来。尤其是在葡萄牙来到以后以及日本白银发现之后，海外贸易更进一步扩张。然而欧洲国家来到亚洲海域之后，原来存在的亚洲贸易模式受到了极大挑战。欧洲武装商船劫掠在海上见到的每一艘亚洲商船。中国商船当然也成为欧洲武装贸易的牺牲品。这使亚洲海商受到极大打击，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束手投降，在西方商船的庇护下苟延残喘，要么以武力对抗武力。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首先选择了武力。但是中国海商一使用武力对抗西方商人，便立刻引起了本国统治者的警觉。相对于欧洲国家寥寥数艘武装商船，本国统治者强大的力量无疑成为他们最大的威胁。结果本来海商之间的对抗便成为中国海商与本国统治者的冲突。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海盗不过是武装海商。然而统治者对任何平民武装化的倾向都十分担忧，恐怕会使他们的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这使统治者不遗余力地对武装海商进行打压，王直集团、郑氏集团作为堪与西方商人竞争的武装贸易集团，均因受到本国政府的打压而失败。

喧闹的海盗时代在17世纪末期已经进入了尾声，各主要海洋国家相互之间签订了条约，制止海盗的随意活动。1856年，各海洋强国甚至共同制定了《巴黎宣言》，宣布非战争期间在海洋上劫掠为非法，彻底宣告了海盗时代的终结。

如果能够从空中一直观察这段历史，一幅奇特的场景便展现在我们面前：当明朝统治者正在打压东南沿海的王直等走私贸易集团的时候，英国正在支持霍金斯与德雷克的走私与海盗活动；当清王朝以海禁这样的滑稽政策对付郑氏集团的时候，英国与荷兰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进行三次英荷战争；当乾隆帝醉心于东南沿海太平无事的时候，英国与法国已经展开了全球范围内的海上角逐；当嘉庆帝最后以收买的办法平息了东南沿海海盗的时候，英、法、荷几个海洋大国则在巴黎签订了条约，宣布海盗为非法并给予武力打击。此时的清朝连沿海海盗都已经无法以武力平定，就更不要提几十年后更加强大的英国舰队了。打击商人不但使中国的海商衰落，也使中国的海防衰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变得不堪一击。

这段海洋上纷繁复杂的历史清楚地表明，西方先是利用海盗获得了海洋和贸易的垄断权力，然后确立了规则保护自己的权利，这使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西方国家，促进了西方国家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而中国则相反，在海商受到镇压后，贸易利润不断缩减，以致中国产品逐渐由技术密集型向土地资源密集型退化。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对我们重新理解在全球化过程中中败西胜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是本书选择海盗（海商）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

一旦明确了研究对象，与本书相关的研究便骤然丰富起来，很多学者对明清时期的海外贸易与海商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全汉升、傅衣凌、田汝康、林仁川等老一辈学者，对此问题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使我们认识到随着全球经济联系的建立，中国海外贸易在明清时代规模越来越大，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中国在晚明时期已经成为世界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也积极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这些研究虽然对海外贸易以及海商的活动做了诸多的探讨，但是他们似乎忽视了在海外贸易扩张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武装海商群体的出现及其兴衰。这个问题似乎交给了另外的学者研究，他们更多的是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起，在研究中更多采用的是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虽然为读者提供了事件的细节，但是缺乏更广阔的视角，也没有把握问题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希望将海外贸易与海盗（武装海商）的研究整合，借助全球史学者倡导的整体主义方法，将明清海盗（武装海商）置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以下几个问题的认识。

第一，海盗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他们打家劫舍，甚至进行大规模的起义，但是他们的性质不过是沿海渔民、农民，他们无以为生，进行了一系列反抗行为。那么明清海盗在性质上是不是仍然如此，抑或与以前的海盗性质完全不同呢？

第二，明清时代不但经历了海盗活动的高潮，从全球范围来看也是海盗活动的高潮时期，海洋成为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是到19世纪初期，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大规模海盗活动衰落了。那么中国与全球的海盗活动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表明了什么呢？中国与欧洲各国对待海盗的态度又有什么差别呢？第三，歌德曾经说过海盗、战争与贸易是三位一体的，这是基于欧洲经验的总结，但是也表明了海盗活动与贸易的密切关系。中国的海盗（海商）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存在何种关系呢？尤其是中国的海盗（海商）衰落以后，对中国的海外贸易造成了何种影响呢？对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来临时的竞争又产生了多大影响呢？西方的大规模海盗活动在19世纪初期同样衰落了，但是西方为何主宰了全球的海洋和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对西方成为世界的中心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本书关于明清海盗（海商）的资料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官方史书，包括《明实录》《清实录》《明史》《清史稿》《大明律》《大明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康熙起居注》等，也有辑录明清大臣的奏折、书信，包括《明经世文编》《清经世文编》《明清史料》等。二是明清时期大量的私人笔记、小说、文集、地方志、商人文书、海道针经等，如《筹海图编》《日本一鉴》《东西洋考》《天下郡国利病书》《东南纪事》《台湾外纪》《先王实录》《圣武记》等，这些私人笔记、小说记录了很多正史当中不曾记录的资料，对了解明清海盗（海商）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三是西方商人与殖民者来到东方以后，对中国商人行为的记录。中文资料致命的缺陷是缺乏对海外贸易的详细记述，私人笔记也大多语焉不详，从事走私贸易的商人为了躲避官府的盘查，也没有记录航海活动的习惯，不曾留下如西方那样丰富的航海资料。西方商人与殖民者虽然并不关心中国的命运，但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以及习惯，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有关中国商人的资料，这些资料有些是中文资料中所完全没有的，有些则可以与中文资料相互印证。然而由于语言能力，本书很难从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详细地搜索这些资料，只能够更多借助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与英国文献，如《荷兰人在福尔摩萨》《热兰遮城日记》《巴达维亚日记》《中华大帝国史》等。对西方海盗的研究，则主要参考各国历史著作、一些英文著作和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