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礼部韵略》产生的社会背景

自唐末“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连年战乱的动荡环境之中。赵宋王朝建立以后，赵匡胤及其后继者吸取了藩镇割据、君权卑弱的前车之鉴，深知掌握军权的重要和军权旁落的威胁，因此，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偃武修文”的基本国策。“政治冲动不仅仅是对手段和目的进行考虑后做出的理智推理，而且也是先于个人的思想和经验，尽管为思想和经验所修正的意向。”宋初的“右文”政策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在治国理念和政治态度的基本倾向，从而引起了宋初用人路线的巨大变化。建隆二年（961），赵匡胤召见谋臣赵普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因此，他以“杯酒释兵权”的手段，夺得中央禁军指挥权并削弱了地方节度使的权力，使武将的权力始终控制在皇帝允许的范围之内，不致构成对中央的威胁。在消极防范的同时，宋太祖还积极采取措施，提高文臣的政治地位和待遇，以牵制武将的擅权，最著名的就是“以儒臣知州事”。他曾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太宗秉承太祖遗风，自谓：“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宋史·太祖本纪三》对宋初的文治政策给予了充分评价：

 

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间，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甚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

 

宋初为何采取“尚文抑武”的国策，宋人王栐曾一语道破：“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故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由此可知，“尚文抑武”在宋代已不仅是一种嬗变权术后统治者个人的认识，而是演变为一种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广泛渗透、辐射的治国方略和政策趋向。诚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朝野读书向学之风渐成社会风尚，大大地刺激了宋代科举事业的发展。

宋初的统治者还清醒地认识到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和以仁义礼乐为根基的“王道”，对确保国祚的长治久安，防止重蹈短命朝代的覆辙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因此，他们都试图通过提高儒生政治地位来振兴传统文化，恢复奉“三纲五常”为律条的儒家伦理道德，以达到重整和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纵观宋朝的文教政策，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尊孔崇儒的特点。太祖建隆元年（960）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并亲自为赞，书于孔、颜座端，其《宣圣赞》称：“王泽下衰，文武将坠，尼父挺生，河海标异。祖述尧舜，有德无位，哲人其萎，凤鸟不至。”赞扬颜渊云：“生值周衰，爵不及鲁，一箪藜藿，陋巷环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建隆二年（961）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著为定例。太宗更是极力提高儒家的地位，规定选拔出的人才“须通经义，遵周、孔之教”。提出“兴文教，抑武事”,“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 “以文化成天下”等主张。太平兴国八年（983）诏谕大臣重修孔庙：“朕嗣位以来，咸秩无文，遍修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灵宇修矣。惟鲁之夫子庙堂未加营葺，阙孰甚焉。况像设卑而不广，堂庑陋而毁颓……既非大壮之规，但有岿然之势，倾圮浸久，民何所观？”宰相吕蒙正撰碑铭云：“夫子无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丧祭，为民立防，与世垂范；用之则昌，不用则亡。”其根本旨意较宋太宗还要明显，孔庙不修，则儒学不尊；儒学不尊，则纲常不振；纲常不振，则大宋基业不稳。宋真宗的尊孔崇儒更是达到极点，他不仅亲赴曲阜行礼祭奠，还亲自撰写了《文宣王赞》和《崇儒术论》。《文宣王赞》颂孔子为“人伦之表”，称儒学是“帝道之纲”，《崇儒术论》则曰：

 

儒术污隆，其应实大；国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则经籍道息，汉盛则学校兴行。其后命历迭改，而风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风浸微。太祖、太宗丕变弊俗，崇尚斯文。朕获绍先业，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

 

这段话把宋廷的“右文”政策已讲得非常清楚。同时特命邢昺、孙奭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孝经》《论语》《尔雅》等经典的注疏，将其正式奉为儒家经典的正宗，作为法定教科书，颁行学宫。

清代四库馆臣云：“说《春秋》者莫夥于两宋。”《四库全书·春秋类》共著录著作114部1838卷，而宋人之作，即占38部689卷，以部数卷数论，均在三分之一左右。“《春秋》以道名分”，宋儒之所以重视《春秋》，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的需要。儒士们深感晚唐五代社会动荡与纲纪松弛密切相关，所以极重名分，力主尊君权，以维护下之视上凛然不可犯的威仪。宋学开山“三先生”之一的孙复就曾作《春秋尊王发微》，倡导尊君之义。宋初诸帝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所以都十分重视知识和器重读书人。北宋曾有三次大兴官学之举，而且对私学和新兴的书院也同样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使我国封建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宋太祖不仅明确告戒臣下：“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还任用大批儒臣“分治大藩”。为了鼓励知识分子关心国事，建隆三年（962）诏：“自今百官每五日内展起居，以次转对，指陈时政得失。事关急切者，许不时上章，无以触讳为惧。”太宗则云：

 

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政治之具矣。

国家选才，最为切务，人均深居九重，何由遍识，必须采访。

 

宋初诸帝不仅勤于治事，而且还都是勤奋读书的典型。如太宗“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曾日读《太平御览》三卷，“有时因事耽误，亦必于暇日追补”。终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这部千卷大书诵读一遍。他的读书目的自己说得很明白：“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代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真宗好学不倦超过乃父，曾用一年时间读完十一经，又用一年半通读了十九史，其读书目正如王旦所说：“陛下博观载籍，非唯多闻广记，实皆取其规鉴。谈经典必稽其道，语史籍必穷其事，论为君必究其治乱，言为臣必志其邪正。”

重“文治”，就离不开文官，而文官又主要源于科举。从太祖开宝六年（973）殿试进士开始，到太平兴国二年（991）二十年间，录取进士就达27300人之多，“自是取人益广，得士益多”。单就太平兴国二年的贡举而言，共得进士吕蒙正以下109人，诸科207人，赐同出身191人。宰相薛居正等认为“取人太多，用人太骤”，表示反对。但太宗“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从而一改唐末五代“及第不必读书，做官何须事业”的读书人无用武之地的局面。录取名额的逐渐扩大，大大刺激了读书人应考的热情，宋代科举的兴盛，给专门为科举服务的《礼部韵略》的产生提供了前提。

“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宋朝统治者重视知识，器重读书人，提倡读书，自然把书籍的收集、保管、整理、编纂和印行等放在重要位置。太祖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求亡书，大开献书之路：“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具以名闻。”“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者，令史馆视其篇目，馆中所无则收之”，赐以官爵。此后太宗、真宗、仁宗各朝也多次颁诏鼓励民间献书，太宗曾对臣下讲：“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因此“献图籍于阙下者，不可胜计”。宋代学者王明清记录了宋初诏求遗书的情况：

 

太宗向儒学，下诏搜访民间，以开元四部为目，馆中所阙及三百以上卷者，予一子出身……真宗咸平三年，诏中外臣庶家，有搜得三馆所少书籍，每纳一卷，给千钱，[送] 判馆看详，委是所少书数，及卷帙别无差误，方许收纳。其所进书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试问，与出身。

 

有感于五代战乱，书籍破坏、散乱严重，从太祖起就注意将原割据地区的藏书运抵京师保管，设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专门负责图书的收集和整理校勘。如建隆三年（962）平荆南，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乾德三年（965）取后蜀，得书万三千卷；开宝八年（975）平江南，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等。太平兴国四年（979）平太原，太宗命雷德源“入城点检书籍图画”辇载以归。为保存图书，太平兴国三年（978）建成崇文院，端拱元年（988）创建秘阁。李焘也曾记录了宋初广集图书及修建崇文院的史实：

 

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之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然乎一变矣。

 

景德二年（1005）龙图阁的藏书情况是：“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画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据此统计，龙图阁藏书总数为三万两千零七十六卷、轴、册，其数目是相当可观的。

从太祖到真宗期间，宋朝政治相对稳定，社会秩序井然，经济繁荣，为了点缀太平景象，在积极收书的同时，统治者还十分注重文化遗产的整理，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太宗命李昉等“取野史小说集为五百卷，三年成书，号曰《太平广记》”。太平兴国八年（983）命李昉、扈蒙等修成《太平御览》，雍熙三年（986）修成《文苑英华》，雍熙四年（987）编成《神医普救方》《太平圣惠方》。真宗时，王钦若、杨亿等编修成《册府元龟》。刘壎《隐居通议》尝论其事云：

 

宋初编《文苑英华》之类，尤不足采。或谓当时削平诸僭，其降臣聚朝，多怀旧者，虑其或有异志，故皆位之馆阁，厚其爵禄，使编纂群书，如《太平御览》《广记》《英华》之类，迟以年月，困其心志，于是诸国之臣，俱老死文字间，世以为深得老英雄法，推为长策。

 

有学者对北宋各朝文献整理校勘次数做过统计：太祖朝1次、太宗朝5次、真宗朝19次、仁宗朝14次、英宗朝0次、神宗朝4次、哲宗朝3次、徽宗朝9次、钦宗朝0次。真、仁两朝是校勘活动最频繁，成果也最显著的时期，“两朝时间跨度为65年，校勘次数为33次，平均频率约为两年一次；其余七朝共102年，校勘次数却仅为22次，平均约四年半一次。两相比较，前者为后者的两倍多”。宋代最重要的韵书，也正式完成于这一文献整理最活跃的时期，同时宋初辞书的编纂也实现了由私人向国家的转型，几部重要的辞书均是由国家组织编纂的。如雍熙三年（986）命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付国子监雕刊，大中祥符六年（1013）敕令陈彭年修《大广益会玉篇》，韵书的编纂更是如此。凡此大规模的聚书、修书、编书活动，不仅工程浩大，而且涉及一些专门学科，在资料搜集、体例确定和编纂班子的遴选等方面积累下丰富的经验，为《礼部韵略》的编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