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参与意识与公共性问题

——对“上海市居民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结果的满意度调查”数据的再诠释

戴建方

一 问题意识

市场经济下如何去重新构建城市社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从政府主导型社区转化成社区居民自主型社区，确立城市社区民主化模式，以构建和谐社会？如何有效控制或化解社区中的潜在危机？这些或许是我们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实施的社会项目，不仅在市政建设上，而且在社区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些直接与社区相关的项目上，对于“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作为社区主体的社区居民如何参与、为何参与，这些问题显然与社区参与意识的有无或者强弱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而且，随着城市社区人口的文化素质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自然老化、外来人口增加等），社区居民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会产生不同的、显著的反应。这一结果对公共性的扩大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这一公共性又会如何提升社区参与意识？最终在未来能否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体？这是一项值得长期探讨的课题，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就发展趋势而言，在未来随着社区参与意识的提高，社区自治体结构和体制的完善，“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会转变成政府行政的一般性项目，而在实现这一战略转换之前，我们需要了解目前社区参与意识及公共性构筑的基础建设现状，由此把握或预测未来社区自治体制运作的一般规律。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着重从“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满意度调查（徐红，2008a, 2008b）中反映出的“高缺失值”这一数据去分析社区参与意识与公共性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及内在机制。也就是说，不管是作为政府主导的或社区居民主导的社区建设，还是在“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这一政府项目或政府行为上，社区参与意识都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意识，是社会行动的一种价值取向；而且，这种意识也是作为社区建设原则之一的“扩大民主、居民自治”（民政部，2000）的重要保证。

与此同时，本文认为，提出“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的重要性在于扩大“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而非“自上而下”的公共性。只有在这种“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形成的前提下，才可能有助于认识和协调上层（政府）、中间（媒体、工商企业、学校、社区等）与基层（社区居民或个体）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三者彼此协调、良性互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如果它们彼此之间处于一种表面上的协调或和谐而实质上缺乏互信甚至对抗，即无奈和怨恨情绪长期被压抑，处于未释放状态，或者长期处于一种极为不协调、互不信任甚至是消极的、对抗的关系之中，那么这必将会影响或制约经济发展，更谈不上促进社会进步。因此，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基础——社区，在这些关系中处于一个重要位置，一旦社区出现重大问题，就会发生“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因为社会群体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社会公信力正在滑坡，并受到历史性挑战。对中国现代化的未来而言，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依赖于构建一个长期的、共生的、和谐的社会，其关键所在就是社区参与意识的提升和丰富。

二 “满意度调查”与社区参与意识、公共性

意识调查（research of consciousness）是指有关每个人的意识现象的社会调查。把每个人社会生活的主观层面这一现象作为客观存在而加以阐明，就形成了意识调查。所谓意识现象是指各种社会条件所规定或以此为条件而形成的人们的意识活动。具体地说是指对于特定的存在物和事情的好恶、评价、意图、见解、态度等这些个人和群体所共有的意识。因此，在意识研究和调查中，作为现象而采用的包括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民族精神、道德等（见実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1994）。

“满意度调查”（citizen satisfaction survey, CSS）（徐红，2008a）就是属于上述类型的社会调查之一。本文在“满意度调查”数据（徐红，2008b）的基础上，分析已知的相关数据，建立满意度与“社区参与意识”之间的关联性，又扩大至公共性（公共领域），构筑本文假说。为此，在分析数据之前，本文首先就这些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参照个人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社区参与意识、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大众媒体、公信力、自我认同的关联图式（relevant schema, RS），以下简称关联图式〕，以及与本文所关注的“高缺失值”现象之间的内在机制等问题进行说明。

首先，以个人意识（IC,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为横坐标，以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 SC）和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CC）（Durkheim, 1893/1964, 1895/1982, 1897/1951; Mead, G. H., 1934）及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 collective, RC）（Durkheim, 1912/1967）为纵坐标。然后，在这一坐标体系里，导入社区参与意识（the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for the participation, CCP）、公共性或公共领域（Ö, Öffentlichkeit, P/PS, publicness/public sphere）（Habermas, 1962/1989）、大众媒体（mass media, M）、公信力（public trust, PT）、自我认同（self-identity, SI）等概念，以构建概念关联，分析强弱大小变化（见图1）。在个人意识、社会意识、集体意识、社区参与意识、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大众媒体、公信力、自我认同的关联图式（relevant schema, RS）中，将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指向（顺时针方向）设定为：{L-End} {L-End} 。注1

注1a.{L-End} 与本文探讨的“社区参与意识”“公共性”等内容关联度低，因此不作分析。有关{L-End} 的强弱程度可以通过关联图式（RS）中的一些符号加以理解。b．以下论述中出现在括号内的字母符号均出自关联图式（RS）。

就个人意识而言，不管其强或弱，积极或消极，虽然存在个体差异，但个人本身具有参与社区的主观愿望（CCP）。是否付诸行动，即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或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不仅与诸多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有关，还与某一情境下的一些偶发性因素相关。所有这些因素或是促使，或是阻碍，都可能决定个体是否有效进行社区参与。公共参与或公众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或实践，亦可被视为一种权利，亦可转化成利益攸关契约（stakeholder engagement）或大众参与（popular participation）的概念或实践。与“社区参与意识”相关的有“公民意识”（civic consciousness）、“公共意识”（public consciousness）等概念，这些概念也可放入关联图式加以分析，但这部分内容不是本文的重点。{L-End} 是在社会意识绝对强大转为相对强大{L-End} 的状态下，伴随个人意识的觉醒和发展，社区参与意识及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形成、大众媒体成熟的过程。而且，在这个阶段，作为个体的社区参与意识尽管微弱，但其与个体对政府或权威以及媒体等所构筑公共性的信任度的上升是同步的，而且后者对促使个体完成个体意识及提升信心具有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在关联图式{L-End} 阶段，个人意识不断提升，社区参与意识由弱变强[CCP（p→f）]，大众媒体过分发达[M（f→ff）]，导致“从上而下”公共性或公共领域的扩大化[Ö（t→b）（f→ff）]。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意识十分强大，个体意识无法抗拒社会意识，个体意识完全服从于集体意识。作为个体或个人，在与大众媒体互动中处于不利的境地，过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消极的或被动的“个人意识”，而对于这种意识有时又不得不掩饰，因为其自身有时又处于不得不参与或必须参与的状态中。因此，这是一种不真实的高度社区参与意识[CCP（qf）] 作用下的社区参与。这里所谓的社区参与意识与其说是出自个人意识，倒不如说是出自社会意识或集体意识。社区参与意识的强弱或大小与个体本身的态度有关，更与其所处的社会意识或集体意识的强弱或大小有关。由此不排除出现“个体排异”，面对强大的公共性，个体处于弱势，由不想参与的状态转向出现厌恶或排斥情绪的状态[CCP（f→p）]。在{L-End} 阶段，公信力进一步提升，甚至达到极限，随后又不断受到质疑[PT（f→ff→f）]，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个体或个人的“自我认同”意识出现萌芽，开始由弱变强 [SI（p→f）]。

就个人而言，社区参与意识处于转换期，只有伴随其外在的公共性结构转化（Habermas, 1962/1989），即传统大众媒体在个体意识的反思过程中被削弱或重组，出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或公共领域[Ö（b→t）（f→ff）] 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完全出自“自我认同”[SI（f）] 的社区参与意识 [CCP（f→ff）]，这是一种高度的社区参与意识，至此我们就进入了{L-End} 阶段。在{L-End} 阶段，最为突出的是“自我认同”与公共性趋于平衡或和谐状态。这就是本文理念型（ideal type）中的最高阶段。

三 “缺失值”与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

笔者对于满意度调查（徐红，2008a, 2008b）中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了解度、满意度及关注点等问题的回答中显示出来的“有效选择”与“缺失”数据，重新整理如下（见表1）。

从表1可以发现，除了问题8、14、15、18以外，其余均表现出高缺失值。问题8和问题14的缺失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问题8近似无缺失值是因为作为一个已经实施了20年以上的“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其本身作为专有名词，已经“约定俗成”。问题14近似无缺失值，问题15低缺失值，问题18较低缺失值，反映出问卷回答者对问题8、14、15、18与对问题9、10、11、12、13、17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说问题14说明了市民是关注政府项目和政府行为的，他们所持的态度是积极的、自主的、具有高公共意识或者社区参与意识的{L-End} ，那么问题9至问题13显示出市民的低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L-End} 或{L-End} 。问题17为所有缺失值中最高的，与问题15（被征询过意见的66人，有效百分比为4.3%；未被征询过意见的1468人，有效百分比为95.7%，绝大多数人并未被征询过意见）（徐红，2008b）有关联性。由此表明，调查对象在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方面存在差异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但不可否认其中之一是体制上的因素使得他们无法参与或有效参与{L-End} ff）]，结果导致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的麻木状态，或采取默认或无所谓的态度{L-End} 。从问题18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态度（知道上海市政府有明确的联系方式听取市民有关意见的440人，占有效选择人数的29.3%；不知道的1061人，有效百分比70.7%。这说明上海市政府听取市民意见的联系方式并未为市民普遍所知）（徐红，2008b）。当然，这里也要怀疑或警惕虚假的低缺失值，低缺失值有时并不一定代表高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L-End} ，因为这同样是失真的。

从问题9.1至问题12、17所显示出来的较高缺失值说明，问卷调查对象似乎对于这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态度是无反应的、茫然的、消极的，即他们并不会去关心具体的内容，因为这些或许同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或许没有必要去关心{L-End} 。由此，反映出问卷调查对象在“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上的参与度不高，同时亦表明被调查对象对公共性持怀疑态度，由此公信力由强转弱{L-End} 。前面我们假设这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L-End} ，但也不排除是历史的或文化的因素，相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公民而言，我国公民的政治觉悟依然较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唤起“公民意识”提升问题，与本文所提的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缺失问题，尽管不是同一问题，但具有相关性。

对于问题9.1至问题12、17中反映出来的“低缺失值”，解读为个体或个人的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强烈或稳定{L-End} ，而与上述的“低缺失值”中反映出的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弱化或不确定{L-End} →p）] 现象形成反差。由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高缺失值”并非完全在于个体或个人的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的缺失，而在于情景的不确定性和偶发性以及制度的过于强势{L-End} 。以下分析将围绕后者（制度）这一论点展开。

四 “缺失值”与既有体制

本文不仅仅关注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的缺失问题，还关注与其不可分离的体制问题。从制度层面而言，“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在媒体宣传方面，可谓强势{L-End} ，而为何会出现低参与度或有效参与度低{L-End} 的情况呢？“满意度调查”的问题15（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被征询过意见），反映出绝大多数人并未被征询过意见：被征询过意见的为66人，有效百分比为4.3%；未被征询过意见的为1468人，有效百分比95.7%（有效选择1534，缺失23）（徐红，2008b）。由问题18（是否知道上海市政府有明确的联系方式听取市民有关意见）得知，上海市政府听取市民意见的联系方式并未为市民普遍所知：知道上海市政府有明确的联系方式听取市民有关意见的为440人，占有效选择人数的29.3%；不知道的为1061人，有效百分比为70.7%（有效选择1501，缺失56）（徐红，2008b）。问题19（在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中，“想反映，但不知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反映”占比重最大，为42.6%（有效选择1323，缺失234）。从问题20（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您认为市政府与市民的沟通状况）中可以发现，市政府与市民的沟通状况一般：27.4%的人认为不好或不太好，30%的人认为比较好或很好（有效选择1326，缺失231）（徐红，2008b）。在问题21（“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规划实施中，市政府与市民沟通的必要性）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有必要或非常必要，占90.1%；极少数人认为没有必要或不太必要，占2.1%（有效选择1504，缺失53）（徐红，2008b）。

以上数据表明，个体或个人的参与意识高或较高，缺失值低或较低；同时表明个体或个人的公共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与公共性和媒体的互动仍然存在问题，远未达到较高水准。从这里或者可以将较高缺失值解释为公民意识低下或缺失，不关心政治，无法适应体制，由此从体制上加强公民意识教育{L-End} 是一项主要政治任务。但是，这一主张虽然从提出的时机上看具有合理性，即城市化或城镇化在中国还处于发展阶段，对于刚从“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的人而言，“缺失”是实实在在的。但是，以往的国民意识教育在既有体制下{L-End} ff）/M（f→ff）] 是否有效呢？对此显然无法确认，需要进一步论证。而且，如果再考虑公信力下降因素{L-End} ，这也为个体或个人的“自我认同”意识回归提供了反思的空间及可能性{L-End} 。

随着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社区参与或公共参与程度会有所提高，这从满意度调查的相关分析（徐红，2008b）中已得到确认：“满意度受文化程度影响较大：由均数分析看，满意度整体在各文化程度人群中或多或少高于不满意度，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满意度有下降趋势。再由卡方分布表及百分比图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明确表示满意的人数在下降，选择比较满意或一般等较中庸选项的人数在增加。大专文化的人群不满意度最高。”但是，如果说这一数据反映的是一种变化趋势的话，那么这就为个体反思{L-End} 而形成“自下而上”的公共性{L-End} ff）] 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有可能出现完全出自“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L-End} 。但是，就现状而言，即使在公民意识教育或强大的公共性及媒体下{L-End} ，个体依然可以完成“自我认同”的转化{L-End} ，即在{L-End} 中个体行动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是为实现{L-End} 要件创造条件，实现部分转化。这一转化意味着削弱既有公共性结构，使其强度相对化。当然，不排除这一转化过程是漫长或艰难的，也有可能在强大的既有的公共性下无法实现，但作为一种力量积蓄本身个体行动不会消灭，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只是形式转化而已。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一些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虽然未达到较高层次，似乎与上述所描述的趋势也不完全符合，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的。从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了解度”这一层面也可以看出：“文化程度对了解度的影响比较微小，小学和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了解度明显比其他人群低。而初中及以上的文化程度人群了解度的差别就不太明显了”（徐红，2008b）。由此，强化个人或个体的“参与意识”是“自下而上”的公共性形成的重要参数，如将“了解度”看成个体对公共参与或社区参与的一个要件的话，那么在{L-End} 中也可以实现{L-End} ，这说明文化程度不是决定进程的唯一依据，而只是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个体对公共参与或社区参与达到普遍化程度，即在现有条件下公民意识超前，那么就可以从“自上而下”的公共性过渡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L-End} （f→ff）]。

从以上两种见解看，第一种认为公民意识是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化回归常态，这显然属于{L-End} 阶段的思维方式，也是普遍看法；第二种是对公民意识的重新定义，更为强调“自我认同”，属于{L-End} 阶段的思维方式，为本文论点之一。两个阶段相互转换，虽然在满意度调查数据直接分析中或许无法达到或满足本文假说的所有条件，但从已知数据的重组中可以发现这一事实，这是以上分析的核心。

五 结论

本文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满意度调查为基础，从社会意识/个人意识的分析框架（paradigm）去关注社区参与意识提升的重要性，并引入一些关联性论点：“自上而下”的公共性与“自下而上”的公共性，以及媒体的强势与弱化等。由此，在上述构造中，本文提出从“自上而下”的公共性过渡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的设想，而对作为其重要条件之一的社区参与意识提升的现状把握是本文的切入点。通过“满意度调查”提供的分析数据，或二次合成的数据，本文将满意度的缺失值作为一种态度或意识加以研究，结果发现所谓缺失值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缺失值，而是与公共参与意识或社区参与意识、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大众媒体、公信力、自我认同等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的，而且，这种缺失有可能源自既有体制本身。由此，本文认为，完成从“自上而下”的公共性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转换取决于“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的有无；而作为后者目前尽管依然微弱，但就其本身而言，如果在外在条件相对成熟（比如公信力逐步恢复、媒体结构转变等）的前提下，有可能实现内在“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转化，最终实现“自下而上”的公共性扩大。这是本文的初步性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直接针对社区参与意识的调查，并展开系统和详尽的研究。

长江三角洲区域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市场经济相对完善的地区。市场经济过度发展有可能弱化城市社区功能。单位制度消失以后，城市社区再建势在必行，但城市社区再建中如何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如何构筑中国特色的城市社区，依然是需要摸索和探讨的重要课题。由于市场经济的介入，城市社区资源被瓜分，或被非法占用，社区利益分配严重不公，社区利益并非反馈至每个社区居民，而为一小撮人所有，这不仅损害了政府形象，导致公信力下降，而且使社区矛盾日益激化，甚至出现群体性事件。因此，在市场经济下，如何控制社区内公共资源不再任意流失，使公共利益回归社区居民，将是关系到和谐社会能否真正构建的重要指标之一。而本文就是在这一前提下，作为一种政治战略资源去摸索“自我认同”的社区参与意识的可能性，构筑“自下而上”的公共性，以期在社区这一社会中间层面（middle range）构筑起真正的舆论威力。这并非平常所说的“公民意识”教育，即所谓内化，便可以达到的层次；而是靠每个人在文化反思机制下出现“自我认同”的参与意识，由此扩大至公共意识层面，逐步形成一种可以有效规范公共资源分配、重塑公信力、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参考文献

北原淳：《共同体思想——村落開発理論の比較社会学》，世界思想社，1996。

陈弱水：《公共意识与中国文化》，新星出版社，2006。

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24/content_6938568.Html，2007。

梁玉成、周怡：《问卷调查中的调查员因素》，载边燕杰、李路路、蔡禾主编《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http://www1.mca.gov.cn/mca/news/news2000121802.html，2000。

実田宗介、栗原彬、田中义久：《社会学事典》，弘文堂，1994。

王建平、张立娟：《调查中的被访者因素》，载边燕杰、李路路、蔡禾主编《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小浜正子：《近代上海の公共性と国家》，研文出版，2000。

徐红：《上海市区居民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满意度调查与评价》，同济大学，2008a。

徐红：《上海市居民对“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实施结果的满意度调查》（同济大学“985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之一），同济大学，2008b。

俞纯麟、戴建方：《农村社区生活空间与公共性问题——江苏省射阳县Z村个案分析》[待刊用], 2007b。

俞纯麟、戴建方：《农村文化再建与农村社区建设——探讨农村文化危机问题》，载《迎接亚洲发展的新时代》，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俞纯麟、戴建方：《全球化时代中国农村的困惑与再构——农村汉民族、少数民族与农村文化的现状与问题》，载《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19/content_218932.htm，2008。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New York: Free Press,1964）.

Durkheim, Suicide（New York: Free Press,1951）.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New York: Free Press,1967）.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New York: Free Press of Glencoe,1982）.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Cambridge,1989）.

Mead, George Herbert, Mind, Self, and Society, Ed. by Charles W. Morri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4）.

Robertson, Roland,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Sage Publication,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