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生代农民工：新时代的新工人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特别的社会群体。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的确定却也几经周折。学界曾用“青年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等名称对这一群体进行过描述与研究。中共中央2010年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才算一锤定音。在这份文件中，中央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把做好新生代农民工作当作推进我国城镇化制度创新的重要举措。2010年6月，全国总工会发布了《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其中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确立以及对这一群体的规范界定，明确了“农民工”中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也凸显了这一群体的特殊性。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出现后，1980年前出生的农民工也开始被冠以“老一代农民工”或“第一代农民工”等称呼。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称谓中的“代”并不是世系意义上的“代”，不是父代子代的“代”,而是指由于社会变迁而形成的代际。这里的“代”是“时代”的“代”。在这种意义上，新生代农民工指的就是新时代的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的出现是与中国社会的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产业被纳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以珠三角的工业重镇广东东莞为例，2000年东莞的外来务工人员为244.8万，而2001年就几乎翻了一番，增加到449.7万。虽然东莞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在2001～2009年间有一定的波动，但是即使在受到国际金融风暴影响、外人务工人员最少的2009年也有413.5万，人数最多的年份是2006年，高达567.0万。正是在劳动力需求扩大的21世纪，1980后出生的劳动力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使得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都要超过老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村户籍人口进入了城市。新生代农民工正是在新的时代发展中成为经济建设主力的新工人。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新”，具体体现在他们与城乡关系、与企业关系、与国家关系方面的新社会群体特征。这些新社会群体特征是理解新生代农民工积极行动取向的关键。

（一）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疏远农村，亲近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兄弟姐妹数明显减少，而且还有相当比例的独生子女。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更多地受到长辈的重视，也更容易获得较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生活较陌生，也较为欠缺认同感；同时，他们在城市中长时间生活，熟悉城市生活，并且向往城市生活，渴望进入城市并留在城市中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征主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就个人经历而言，他们人生各环节更多在城市里进行。他们很少有务农经历，已经难以回到农村。第二，就经济状况与生活方式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经济联系减弱，他们逐渐形成了城市的消费习惯，并推崇休闲娱乐多样化的都市生活方式。第三，就社会关系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网络中，家人和亲戚的比重有所降低。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以同学、朋友为主。第四，就认同与未来定位而言，他们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有明显的城市特征，如对工作发展性与舒适性的追求、对留在城市长期生活的渴望，等等。新生代农民工也强烈体现出想获得真正的城市身份认同、尊重与公平待遇的愿望。农村对于他们来说，是“回不去的农村”，他们更强烈地渴望进入城市。

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初等教育群体与中高等教育群体之间的差异。比较而言，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更接近，而与农村更疏远。随着近年来我国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预见，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将会逐渐提高，这将进一步拉大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

1．农村：遥远的家乡

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受教育程度远较老一代农民工高，几乎没有务农经历，与农村老家的经济联系也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弱。对于新生代而言，农村更多的只是一个遥远的家乡。

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8.6年）。如今还留在城市工作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尚未达到九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的教育水平。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比九年义务教育超过近两年。进一步考察受教育水平则可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中专、技校及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为53.7%，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25.7%），见表5。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年限的增长与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同时也使他们在进入工厂之前有了更丰富、更长久的城市生活经历，使得他们在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与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理解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新社会群体特质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受过初等教育的农民工在与城乡关系、与企业关系、与国家关系上，都显示出不同的趋势和特点。因此，在后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群体特征的分析中，将特别关注中高等教育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之处，借以把握近年来我国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提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可能影响。

务农经历较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这意味着他们在受教育期间，在城镇生活的时间较长。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0.2%的人在从学校毕业的当年就进入企业工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6.6%）。新生代农民工在从学校毕业后第二年进入企业的比例也达到15%。也就是说，在从学校毕业的一年半之内进入企业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合计达55.2%。这一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企业前，很难有机会参加一个完整周期的农业生产。在学校期间，他们即便偶尔回到农村的家中，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可能也相当有限。我们的数据显示（见表5、图8），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农的经历明显较少。老一代农民工中经常务农的比例是31.0%，没有务农经历的比例仅有26.0%。而新生代农民工中，有44.0%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44.1%的人偶尔务农，经常务农的比例只有11.9%。也就是说，有相当比例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的经历，缺乏从事农业生产的技术和经验。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只是户籍意义上的“农民”，而很难胜任“农民”的职业身份。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回农村定居，由于缺乏相应技能，他们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的可能性也不大。对农业生产的陌生使农村已经成为“回不去的农村”。

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农经历更少。就务农经历而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农经历也明显比仅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少（见图9）。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有47.3%的人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经常务农的比例仅为9.9%。而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经常务农的比例为14.1%，高于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完全没有务农经历的为40.3%，低于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由此可见，随着中高等教育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务农经历的比例将会进一步提高。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如果不得不回农村定居，因为更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他们将更难以农业生产为生。对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农村老家更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经济上对老家的支持减弱。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图10），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经济联系也在不断地减弱。从将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明显不如老一代积极。老一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15377.47元，其中有11063.25元寄回家，占结余的72.0%。而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的平均年度结余仅9683.78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3.73元，仅为58.4%。无论是在寄回老家的金额上，还是寄回家金额占工资结余的比例上，新生代农民工都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在用打工的收入支持家人在农村的生活，但整个新生代农民工对农村老家的经济支持在逐渐减弱。

就将工资结余寄回家而言，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差异（见图11）。受过初等教育与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都会将部分结余寄回农村老家。就绝对金额而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寄回家的平均钱数为5953.25元，高出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5379.17元）近600元。但考虑到两代农民工工资结余的差别大约也是600元，也就是说，寄回家的钱数差异主要是由不同教育新生代的工资结余造成的。具体考察寄回家钱数占工资结余的比例，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寄回家的钱数总额占工资结余的59.6%，只比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57.2%）高2.4%，而且这种差异并不显著。

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只是户籍身份还是农民，事实上他们与乡村已经相当疏远。在进城务工之前，他们长时间在学校。他们的务农经历比老一代要少得多。虽然他们仍然将相当部分的工资结余寄回农村老家，但寄回家的金额占工资结余的比例明显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农村是他们“回不去”的家乡。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有显著提高，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分成了受过初等教育和受过中高等教育这两个不同的群体。相比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农村的距离更为遥远。

2．城市里的年轻人

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关系疏远，他们已很难说是农村的年轻人了。相反，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更为亲近。他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征。新生代社会关系网络也更加开放，他们交往的人中有相当比例在城市中工作生活，在工厂结识的同事开始进入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另外，新生代农民工也希望能在城市中过上稳定的生活。因此，新生代农民工事实上就是城市里的年轻人。

（1）城市的消费习惯

我们的调查发现（见表6），收入更低、消费更多，结余少、出现透支现象，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的整体特征。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具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特征。而这种消费倾向在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尤为明显。

月均收入更低，但消费高，结余少。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2416.46元，低于老一代，但新生代的月均消费额为1375.66元，高于老一代（1218.86元）。因此，新生代的月结余（1052.73元）比老一代少得多。

考察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初等教育与中高等教育的群体，可以发现，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收入仅为2161.89元，他们的月均消费与老一代基本持平（1219.16元）。由于工资水平较低，他们每月的结余为950.69元。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收入（2695.24元）高于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但他们的月均花费为（1545.04元），所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结余也并不高，为1221.06元，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可见，初等教育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最差，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花销较大，因此结余也不多。

透支情况较严重。我们的调查还发现（见图12），两代农民工中都出现了月花费不抵月收入的透支状况。在进城务工后曾出现过透支状况的老一代农民工比例为37.6%，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为46%。可见，新生代进城务工后遇到经济困难的比例比老一代高。特别是考虑到老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年份是新生代平均务工年份的3倍，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遭遇经济困难的可能性比老一代要高得多。此外，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0.3%的人经常透支，比老一代（9.5%）略高；偶尔透支的新生代为35.7%，也比老一代（28.1%）高。

对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和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透支情况进行比较发现（图13），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透支情况更为严重。尽管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均工资比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要高出600元左右，但他们经常透支的比例（10.7%）反而比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9.9%）高。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花费较高。

城市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倾向。对两代农民工的开支进行详细考察（见图14），可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消费习惯上逐渐城市化，他们在娱乐、服装、通信等项目上的花费都显著地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新老两代农民工每月的主要花费都在伙食和住宿两项，这是两者的共同点。除了这两项外，老一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其他开支项目只有两项，为生活日用品和请客送礼；而新生代农民工月均花费在100元以上的开支项目有四项，按花费多少进行排列为：服装、生活用品、娱乐、通信。从这些花费项目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花费与城市年轻人的花费习惯大体相同：喜欢新衣服，需要娱乐活动，更多地利用通信手段与人交流。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在服装（169.3元）和娱乐上（114.7元）的花费分别是老一代农民工的2～3倍。

我们的调查还对两代农民工的消费倾向进行了比较（见表7）。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经常购买非生活必需品，节日或生日也常去餐厅聚餐，买手机、电脑等更看重品牌，闲暇时间更喜欢去旅行。显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倾向是：远不如老一代农民工节俭，具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特征。

此外，对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分析可以看到，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消费更具有城市年轻人特征。与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见图15），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娱乐和通信上的花费要高得多。特别是就娱乐花费而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项目的月均花费为144.0元，几乎是初等教育新生代（87.3元）的两倍。中高等教育新生代用于请客吃饭的花费（93.8元）也比初等教育的新生代（63.9元）要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初等教育新生代的月均花费总额与老一代的月均花费基本持平，但初等教育新生代的消费习惯仍然带有明显的城市年轻人的特征。仔细考察各项开支的情况，就可以发现，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花销的分布大相径庭。老一代农民工在饮食、住宿和请客送礼方面的花费较高，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在这三项上的花费都低于老一代，但他们在娱乐、购买服装和生活日用品上的花费则远比老一代高。看起来，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努力满足年轻人的娱乐和时尚追求，宁可在住宿、饮食方面节省一些。

就消费倾向而言（见表7），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与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更为接近。在手机更新换代、购买非必需品、购置吃穿用戴方面，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无明显差异。但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购买名牌手机和外出旅游方面比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偏好。也就是说，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消费倾向与他们的消费行为所反映出的特质基本一致：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已有明显的城市年轻人特征，中高等教育新生代的城市年轻人消费特征更强。

（2）城市的生活方式

与消费类似，新生代农民工在休闲方式上也已具有了明显的城市年轻人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在休息时间偏爱玩电脑、手机，喜欢上网。与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方式更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点。

城市年轻人的休闲方式。我们的调查发现（见图16），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休闲活动基本上与城市年轻人相同。老一代农民工休息时的第一选择是“哪儿都不去，睡觉”（48.3%），这一比例比新生代（33.3%）要高15个百分点。另外，老一代农民工中还有26%的人选择“打牌、打麻将”作为休闲活动，而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2.7%的人选择此项活动。新生代农民工明显更偏爱城市年轻人的休闲活动。他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为玩电脑（57.5%）、逛街（45.2%）和玩手机（41.1%）。

若将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加以对比，则可以发现（图17），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玩电脑、读书学习、唱k蹦迪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而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选择“哪儿都不去，睡觉”和“打牌打麻将”的比例虽明显地高于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但仍然显著地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也就是说，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休息时都会选择属于城市年轻人的休闲方式，而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休闲方式上更具有城市年轻人的特质。

热衷网上活动。我们的研究发现（见表8），与老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上网比例高、上网时间长、上网方式多样化。老一代农民工中上网的人数仅占32.2%，而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是85.7%。新生代农民工的上网时间也明显高于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天上网2.7小时，而老一代平均不到40分钟。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主要的上网途径的分布上并无显著差别（图18）。比较而言，更多老一代农民工主要用自家的电脑上网，而新生代农民工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较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会用手机上网的新生代农民工也远较老一代多。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方便地利用手机随时上网。

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上网时间更长。比较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和中高等教育新生代的上网情况可以发现（见表8），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上网的比例更高（90.3%），他们每天上网的时间（3.3小时）也显著高于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2.1小时）。另一方面，就上网方式而言，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了解手机上网的比例只是略高于初等教育新生代。但在主要上网方式上，初等教育新生代与高等教育新生代之间的差异较大。初等教育新生代最主要的上网方式是手机，比例高达（55.8%），而高等教育新生代最主要的上网方式是自家的电脑（53.6 %），初等教育新生代用自家电脑上网的比例仅为28.3 %。上网方式的这种差异应主要是由初等教育和中高等教育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状况造成的。初等教育农民工中有相当部分住在宿舍中，即使不住宿舍，初等教育新生代能承担购买自用电脑花费的比例也有限，所以他们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会较高。

热衷以主动性和互动式为特征的信息使用、网络社交和娱乐。我们的研究把上网的活动分为三大类：网络信息（包括浏览新闻、信息搜索、网上购物等）、社交（包括用QQ、用微博、逛论坛等）和娱乐（主要是指玩游戏、观看影音资料）。数据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热衷于互动性的网络社交和娱乐活动。

首先，就网络信息使用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网上进行交互式的信息搜索和网上购物的比例略高。尽管老一代上网浏览新闻的比例（51.9%）比新生代（37.6%）高（应该注意：这里不包括不上网的工人，下同），但新生代信息搜索的比例达到42%，超过老一代的32%；同时，网上购物的比例，新生代为13.7%，也远高出老一代（见图20）。这说明，新生代的网上信息利用更具有主动性与交互性的特征。

其次，就网络社交活动而言，新生代较多使用QQ聊天、SNS论坛等社交性的网络活动。新生代QQ聊天的比例达到47.6%，用博客的比例为14.1%，用微博的比例为12.9%，逛论坛的比例达到10.8%，均远远高于老一代对应比例（见图21）。

最后，新生代在娱乐使用方面也比老一代频繁。新生代的网上娱乐活动集中体现在看电影，比例达到43.4%（见图22）。

综合来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较少关注时政新闻，更重视具有互动特征的网络信息、社交和娱乐活动。

就不同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在网络信息使用方面比初等教育新生代要强，并在社交活动和互动式信息传递方面更活跃。初等教育新生代在浏览新闻、评论新闻、信息搜索、网上购物四项网络信息使用活动上，比老一代农民工还要差。而在网络社交活动上，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在QQ聊天、收发邮件、写博客、写微博、浏览论坛、论坛回帖各项上也明显强于初等教育新生代（见图22）。就网络娱乐而言，初等教育新生代更热衷于打游戏，而中高等教育新生代观看影音资料的比例则更高。总体而言，中高等教育新生代更多地使用网络信息与社交工具，网络活动中的互动性更强。

（3）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心向城市转移

与消费、休闲的城市化倾向一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开始向城市转移。与老一代相同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仍有很大部分是家人和亲戚。与老一代不同的是，新生代的关系网络在逐渐地从家人和亲戚转向同学和朋友。这说明新生代的关系网正在逐步开放，社会关系网络的重心在向城市转移。

社会关系网络从家人、亲戚转向同学和朋友，更为开放。我们的调查发现，在遇到问题时会求助的“第一人”中（见图23），新生代农民工求助朋友的比例大大提高。老一代农民工讨论网中的“第一人”67%是家人亲戚，21%是朋友；而新生代农民工的讨论网中，家人亲戚的比例降低为54%，而朋友的比例上升为41%。两代农民工中同乡、同事等的讨论比例则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两代农民工手机里主要联系人的不同也说明了类似的倾向（见图24）。新生代的社会关系逐渐地由家人亲戚转向一同生活在城市的同学、同事、朋友。新生代与老一代手机的主要联系人都以家人亲戚为主，但新生代明显开放得多，老乡、同学和同事的比例都显著提高。从数据来看，老一代的手机联系人中同学的比例仅为0.4%，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手机联系人中同学的比例上升到10.5%，老乡、同事的比例也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显著提高。

在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同学和同事的比重更大。从手机主要联系人来看，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是家人多（69.9%）而同事少（11.7%），同学少（4.9%）；而在中高等教育新生代的手机主要联系人中，家人比例降至57.7%，同事比例增至17.6%，同学比例增至16.6%（图24）。此外，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手机联络人中老乡的比例（2.1%）也比初等教育新生代降低了5.3个百分点。

总体上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更为开放，并不再局限在自己的家人和亲戚。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在逐渐地从血缘地缘关系向业缘人缘关系开放。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倾向更为明显。

（4）未来渴望留在城市发展

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发展规划更多地偏向城市。我们的调查表明（见图25），将近6成的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打算是继续在外发展，明确表示回乡村老家发展的不到1/5。新生代农民工中计划留在城市的比例（58.4%）显著地高于老一代（50.0%）。

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更渴望留在城市。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见图25），无论是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还是初等教育的新生代，计划留在城市的比例都高于老一代。就这两个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而言，初等教育新生代与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关于未来的计划差异不大，但接受中高等教育者更倾向于留在城市发展。中高等教育和初等教育新生代中计划回家乡发展的比例都在19.8%左右。但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中61.1%的人明确表示打算留在城市中发展，比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高出5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首先体现在，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与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

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离农村越来越远。他们受教育程度提高，务农经历较少，经济上他们对老家的支持在不断减弱；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更缺乏农业生产的经验，更难以农业生产为生。农村对于他们来讲，越来越“回不去”。

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里的年轻人”。虽然收入比老一代更低，但他们却具有城市年轻人的消费特征，并有更多的透支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社会关系网络发生了变化。留在城市发展已经成为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的渴望。

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对农村更加疏远，而与城市更加接近。与初等教育新生代相比，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兄弟姐妹数量更少，他们从小受到长辈更多的重视。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务农经历更少，进入城市后，“城市年轻人”的特征也更明显，将未来发展定位在城市。

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疏远农村，而亲近城市，这是他们新社会群体特征的一个基本要点。

（二）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新型劳动者的结构困境

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城乡关系上表现出新的取向，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企业关系方面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从劳动力素质、对工作的期望等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是企业的新型劳动者。另一方面，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处于更劣势的位置。他们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拿着比老一代更低的工资，在劳动保护等方面的待遇也不及老一代。但新生代农民工试图用行动改变自己在企业中的“弱势”地位。

1．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企业的新型劳动者，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如今还留在城市工作的老一代农民工是老一代农民工中的“优胜者”。他们在自己的行业中站住了脚，技能和素质高于那些未能经受淘汰并留下工作的同辈人。但即便是与这些老一代农民工中的佼佼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也更胜一筹。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更长时间的学校教育，而且参与了更多的技能培训，对技能培训的评价也更高。

学校教育时间长，技能培训更完善。就学校教育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要远胜于老一代农民工。我们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71年，要比老一代农民工中的“优胜者”高出两年以上。从图26可以看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接受过“初中”（39.9%）和“小学及以下”（6.4%）初等教育的比例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拥有“高中”“中专”“职高、技校”“大专”“自考本科”等中高等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

从我们的调查数据来看，除了接受了较好的学校教育以外，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后接受专业技能培训方面也强于老一代农民工（见图27）。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较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后参加过专门的技能培训的比例为35.1%，比工作过多年的老一代还高出近5个百分点。

自己出资参加培训比例高。进一步对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的专业技能培训的出资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有6.3%的新生代农民工自己掏钱参与专门的技能培训，略高于老一代（4.6%）。考虑到两代农民工工作时间长短的显著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作年数是新生代的3倍），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培训的比例以及自己出资培训的比例上的优势得以凸显。对两代农民工每月日常生活开支的分析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老一代农民工每月开支中仅有6.9元（2.0%）用于“学习培训”，而新生代农民工每月在学习培训上的平均支出为31.7元，占月均花费的5.8%。

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更热衷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中不同教育程度群体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图28），新生代农民工中拥有中高等学历者参加技能培训的比例显著高于低学历者，其中自己出钱参加培训的比例也比低学历者略高。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技能培训的评价也略高于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图29）。这些高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技能培训带来的技术水平提高和晋升前景，而不单纯是福利待遇的提高。

综上所述，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中是更高素质的劳动者。他们不但接受了更好的学校教育，而且对专门的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更高，更愿意在技能培训和其他学习培训上投资。而这些特点在中高等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

2．对工作的“新”期望

作为劳动力素质提高了的新型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也有与老一代不同的期望。具体来说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工作环境，希望工作环境安全、企业管理规范；在工作选择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更关注工作的晋升空间。此外，新生代农民工还特别关注工作的意义。我们的调查考察了农民工换工作的原因。对他们变换工作的原因分析，清楚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对工作的不同期望（图30）。

获得经济收益仍然是首要目标。无论新生代还是老一代，换工作的主要原因都是“工资或福利待遇差”。也就是说，对两代农民工而言，追求经济收益仍然是工作的重要目标。这一点是农民工外出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重视工作的发展前景和意义。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发展前景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老一代。有22.0%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因为“晋升空间小”而换工作的。相比之下，老一代农民工对晋升空间的要求并不高，只有3.7%的老一代农民工希望通过换工作而获得更好的晋升机会。同时，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的变化还明显地表现为他们对工作意义的强调。有18.4%的新生代农民工因为觉得“工作太无聊”而换工作。这一点显然是多数老一代农民工难以理解的，他们中仅有5.2%的人因此换工作。

更重视企业管理制度。从对工作环境的重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从工作的“软环境”——企业管理制度来看，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更加显著。换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1%是因为认为企业“管理制度不人性”，比老一代农民工（8.2%）高得多。由此可见，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企业的管理制度对他们来说意义较大。就工作“硬环境”来看，两代农民工重视程度的差异不大。因工作环境差换工作的新生代和老一代比例基本一致；至于食宿条件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因不满食宿条件而换工作的比例（8.6%）只是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8.2%）。

工作天数和休息时数有所改进。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就业的基本环境已经好于老一代农民工。我们的调查显示（图31），新生代农民工每周的工作时间略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两代农民工每天的工作时数基本一致，这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每周的上班天数要比老一代农民工略少（见图32）。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休息的天数（4.46天）要比老一代农民工（3.18天）多1.28天。

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条件更好，对工作期望也更高。数据显示（图33、图34），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的周均、日均工作时间都要显著地低于初等教育的农民工，其中周均工作时间的差距达到了9.8小时。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每周工作天数也比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少0.45天，每月的休息天数要多1.61天。

进一步考察不同教育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离职原因（见图35），可以发现，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注意工作环境和发展前景。更多的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因工作环境差、晋升空间小、管理制度缺乏人性而离职。而对初等教育的新生代来说，食宿条件差是相对更为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的食宿条件等物质环境更差。

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新型劳动者的“新”，不仅体现在他们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更体现在他们对工作的期望和对工作意义的强调，这些与老一代农民工显著不同。虽然企业糟糕的薪酬待遇、工作环境和食宿条件都令两代农民工不满，但新生代农民工更看重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并且更多地关注工作本身的意义和发展前景。

3．处于企业底层的新生代

作为新时代的新型劳动者，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劳动素质，他们对工作也有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理解和期望。然而，在用工单位中，新生代农民工却不得不与老一代一样，忍受同样的低工资、低保障、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专制的企业管理制度。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的状况甚至更差，他们的薪酬待遇较低，受工伤和得职业病的比例也更高，而他们从企业中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比老一代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初等学历的新生代在各方面的情况更为恶劣一些。

新生代月薪低。虽然新生代农民工接受了更好的学校教育和更多的技能培训，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工资的增加。相反，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还要低于老一代农民工。表9显示，新生代农民工2011年上半年平均月工资为2416.46元，相较于老一代低约570元。单就6月份工资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也少大约360元。两代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应当是由他们在企业中的职位造成的。如今还在企业工作的老一代农民工多数是熟练工人，通常占据工资较高的职位。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进入企业时间不长，技术不熟练、职位较低，工资也就比老一代低。至于两代农民工上半年月均工资差异大于2011年6月工资差异，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为了保证熟练工人春节后（2月）返回企业，不少企业会在春节前给熟练工人多发一笔奖金，春节后给返回的熟练工人再多发一笔奖励，而作为新手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是拿不到这些“慰留金”的。

劳动保护情况更差。从我们调查的数据来看（见表9），新生代农民工在受工伤、得职业病方面的比例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异不大。然而，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年数只是老一代工作年数的三分之一，如此接近的受工伤比例与职业病患病比例就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了。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不长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13.0%受过工伤，与工作时间是他们3倍的老一代基本持平（13.3%）。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病患病率是8.5%，而新生代在工作短短几年后就已有7.6%的人得了职业病。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的劳动保护情况要比老一代农民工差，甚至可以说要差很多。当然，也要注意到，两代农民工这种强烈差距的背后，是老一代农民工中大量受过工伤、得了职业病的人已经退出了“农民工”行列，回到农村了。我们的调查只涉及了尚在打工的老一代，因此老一代农民工的工伤率和职业病患病率应该都被低估了。但是即使是指考察绝对数量，而不在两代农民工之间进行对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保护状况也令人忧虑。他们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四年，但已有13.0%受过工伤，7.6%的人得了职业病。

此外，从受工伤后企业的救治和补偿状况来看（见图36），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提供救治和给予经济补偿方面也比老一代农民略差。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中都有45%左右的人能够从用工单位获得定期体检，在这一点上两代农民工之间几乎没有差异。而与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提供的健康培训方面占优势。有16.1%的新生代农民工从用工单位获得过健康培训，老一代的比例则只有12.1%。这一差异可能是由我们的问卷中将“心理咨询”包括在“健康培训”之中造成的。

在企业中享受的社会保障并无明显改善。就合同签订率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签合同的比例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图37显示，55.0%的新生代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比老一代要高近10个百分点。

然而，从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来看（图38），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的合同签订率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新生代只在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上的比例比老一代高一些，且新生代享受这三项福利的比例也只在20%上下。而在获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等方面，老一代和新生代几乎没有差异，这三项的比例在两代劳动者中基本都在40%上下。也就是说新生代较高的合同签订率并没有改善他们在企业中享受社会保障的状况。

新生代在用工单位获得社会支持状况较差。课题组成员在珠三角的实地调查中，还发现了新生代在工厂中工作处境恶劣的另一面：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内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情况较差。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较长，他们与工友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难以在用工单位内部获得社会支持。这一严峻的状况从2011年富士康连跳事件可见一斑。在工作现场，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交流的机会；在寝室，室友之间甚至相互不认识。当年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时，多数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即使在冷漠的环境中也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相形之下，新生代农民工中有许多人刚出学校就进入了工厂，完全没有类似的经验和阅历。于是，当这些年轻人在面对人生中的一些“关卡”，如失恋、经济拮据时，如果无法从身边的人那里获得帮助，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另外，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频繁地换工作，他们与同事的关系也就较不稳定，这也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与同事之间的社会交往。综上所述，用工单位内部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也是新生代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困境。

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报酬更高，劳动保护状况更好，享受更好的社会保障状况，在用工单位也有更好的社会支持网络。他们在用工单位的状况明显好于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表9显示，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月均工资2695.24元，比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2161.89元）高500余元。此外，与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在获得劳动保护方面的状况要好许多。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受过工伤的比例为7.6%，不及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工伤比例（18.0%）的一半。不同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患职业病的比例比较接近，但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7.0%）还是比初等教育的农民工（8.2%）要低一些。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这种优势在享受企业提供的社会保障方面更为突出（见图39）。从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中享受的六大社会保障来看，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这六项上都占有绝对优势。除了工伤保险以外，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享受各项保险的比例都是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倍多，甚至两倍多。

可见，教育程度的提高，提升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和劳动保护状况。这种提升可能与中高等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工作的工种不同有关。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表10），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多为低端劳动力，他们作为生产工、建筑工和服务员的比例都高于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而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文员、中低层管理人员、销售业务员等工种的比例较高。也就是说，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工资福利条件较好、劳动保护状况较佳，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较高教育程度帮助他们占据了较好的工作岗位。然而，随着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的不断提高，仅完成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会越来越少。在不远的将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也将不得不在流水线上工作，以及充当服务员等。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重估教育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方面的优势了。

然而，课题组在珠三角的田野研究中也注意到：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单位内部其他员工的交往相对较频繁。这种良好的交往状况当然也与他们从事的工种相对较轻松并强调同事之间的合作有关。但也应看到，中高等教育使这些年轻人眼界更开阔，交友范围更广泛，对城市中的各种集体娱乐项目也更熟悉。在对不同教育程度新生代农民工的休闲活动和消费习惯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会与同事相约去KTV唱歌或蹦迪（11.1%）、举办庆祝生日聚餐会（38.4%）等，而初等教育新生代农民工只有5.8%在休息时去KTV唱歌或蹦迪，为庆祝生日或节日聚餐的比例也略低（30.0%）。因此，中高等教育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交往能力的提升以及对城市生活适应的影响都是非常显著的。

用行动改变弱势。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处于企业的底层，但他们正在以行动改变自己在结构中的弱势地位。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抗争是为了保护自己受损的利益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具有鲜明的进取性，他们力图从企业分享更多的利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中也包括相应的制度诉求，如建立工资上涨机制（即使利益分享制度化）。除了主动呼吁制度的改变之外，新生代农民工也会积极利用自身的结构力量，通过“用脚投票”来追求自身的更高利益，这一个体性的行为以集体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必将对现状造成冲击，从而迫使企业完善其工资与福利等制度，承担起对员工、对社会的责任。新生代农民工的行动，是改变农民工在与企业关系中弱势地位的努力和希望。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也表现在他们与企业关系的新特点上。就劳动力素质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是更优质的劳动力。他们教育程度和职业培训都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所提高，而且对工作有更高的期望。然而，就劳动过程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却处于劣势。他们的工资福利和劳动保护都不及目前还留在企业中的老一代农民工。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用工单位中也较难建立起社会支持网络。总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中处于底层，其中初等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企业的处境尤为恶劣。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工作和职业发展具有更高的期望，并且正试图通过“行动”改变自身的弱势地位。

（三）国家权力与新生代：改变体制的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社会群体特征还体现在他们与国家关系的变化上。近年来，政府在确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理顺与农民工相关的户籍、社会福利，以及调整农民工与企业的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虽然成效有限，但毕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抗争行动提供了一定的制度空间。新生代农民工不仅积极利用相关制度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而且力图推进相关的制度改革和创新。

1．政府的努力及其局限

农民工的户籍身份为“农民”，这给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和生活预设了种种约束。政府固然已经注意到农民工面对的制度困境，意识到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调整、理顺和创新为农民工设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但迄今为止，种种努力似乎成效甚微。

没有改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安排中，户籍制度居于核心地位。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会福利都建立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基础之上。一方面，社会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户籍人口；另一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上采取不同的标准。因此，政府对农村户籍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有较多限制。由于这些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户籍仍然保留在农村老家。这不但给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享有带来问题，也给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文件，特别是近年来的几个中央一号文件，都把破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列为重要任务，并明确提出要解决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以明确提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2010年中央“1号文件”为例，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其中包括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已经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落户并保障他们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甚至提出了要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然而，政府的这些政策尚处于酝酿阶段，或刚刚提上议事日程。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面对的户籍制度及相应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政策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他们仍然被排除在城市的各种福利制度之外，这在教育、医疗等方面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尚不能分享城市财富增长带来的各种集体消费成果。

调整劳资关系的法规实际作用有限。在酝酿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国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调整劳资关系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国于1995年颁布了《劳动法》, 2008年颁布了《劳动合同法》，这些法律的颁布都是为了调整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资关系，包括农民工与用工单位的关系。此外，各地方政府也根据当地情况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很多市一级政府都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要求所辖企事业单位的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在这一点上，农民工与城市职工都受到最低工资标准的保护。同时，政府还通过将劳资争议纳入司法解决途径中，给予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以一定限度的保护。也就是说，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我国当前的劳动保护政策确有一定的进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刚刚进城务工的那些年份，新生代农民工当前面对的政策环境已获得改善，但这种改善的成效却相当有限。与此同时，新生代农民工要通过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不但要承担时间、金钱等方面的高成本，而且还要面对司法执行中实践与文本分离的状况。也就是说，法律规定的种种权益多半仍是纸面上的权益，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无法有效地依法保护自己的权益。

“劳工三权”仍然受压制。与酝酿制度改革和完善劳动立法相对的是，国家权力仍然对“劳工三权”即组织权、谈判权、争议权采取压制态度。农民工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组织的要求和做法不被许可。各级工会更多地体现为国家权力的延伸，而非农民工利益的代表。在非国有企业中，这些工会在隶属于国家权力的同时，常常还依附于资方。农民工自发的集体维权行动往往受到严厉打压。在此种情境下，农民工难以与资方就合同、工资等事项进行集体谈判和交涉，劳资双方的集体协商覆盖范围狭窄且多流于形式。即使有所协商，成果也无法得到保证。

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政府的种种努力仅能有限地保障他们的基本权利，勉强维持劳资关系的底线标准。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生活方式、身份认同、发展定位等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这就必定引发矛盾和碰撞。如果说，老一代尚能忍受政府在户籍制度、劳资关系上的作为不力，新生代农民工则难以忍受此种状况，试图重新定义他们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业已知法懂法，试图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基本权益；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更为主动地推动制度变革，努力以推进制度创新来争取和保护自身的利益。

2．知法懂法：新生代农民工与国家的相处之道

虽然说调整劳资关系的相关法规实际作用有限，但新生代农民工仍然积极地通过各种合法途径，努力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这一点明显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法的认知上。

对《劳动法》熟悉程度较高。调查数据显示了新生代知法懂法的特点。以对《劳动法》的熟悉程度为例（见表11），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示对《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劳动安全与卫生”和“社会保险与福利”的相关规定“很熟悉”或“比较熟悉”的比例均在20%以上，而表示熟悉“工作时间与休假”和“工资”方面内容的新生代农民工则超过了37%，还有超过一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熟悉有关“劳动争议”方面的规定。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对于劳动法的认知比例只能说是略有提高。仅在对“工作时间与休假”这一方面规定的了解程度上，新生代明显比老一代更熟悉。两代农民工对《劳动法》其他方面规定的熟悉程度并无明显提高。但是，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务工年限仅为老一代农民工的1/3，平均工作时间不过4年，对《劳动法》的熟悉程度能够赶上工作十多年的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条款的认知还是值得重视的。

就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而言，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对《劳动法》各项规定的熟悉程度显著高于只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预见，随着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整体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对法律的认知也将不断增强。

3．新生代的集体行动取向与诉求提升

知法懂法、依靠相关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权利，只是新生代农民工与国家关系的一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也会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并以此推动自己的制度诉求。

集体行动转向。新生代农民工是行动的一代。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更为积极地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并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集体行动参与意愿。在“新生代在抗争：积极参与群体维权”一节，我们的分析已经明确显示，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一代农民工权益受侵害较少，但他们参与群体性抗争的比例却不低于工作时间长、权益受侵害更严重的老一代农民工。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在对群体性维权活动的参与上，比老一代农民工更为积极。面对国家权力对劳工三权的压制，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愿望，也用明确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受到不同教育的群体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在自身、亲友、老乡、同事或其他关系人权益受损时，参与集体行动的意愿显著高于初等教育新生代（见图40）。然而，就实际的参与行为而言（见图41），低学历的新生代农民工参与集体行动的实际比例却高于中高等学历者，但这种差异并不显著。特别是考虑到两个群体平均外出务工年数存在差异，截至2011年，初等教育新生代平均外出务工4.89年，而中高等教育新生代平均工作3.66年，初等教育新生代与中高教育新生代在集体行动的实际参与比例上的差异可能要比问卷所显示的数据低一些。但是，通过对初等学历和中高等学历新生代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具体境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面临微薄的薪酬待遇、专制的管理制度、恶劣的工作环境等境遇，这可能导致他们对集体行动的参与比例更高一些；而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所从事的工种相对较好，所以参与集体行动的频率并非很高。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所受的教育、他们身上更强烈的城市生活取向等都导致他们对现状较易产生更大的不满。通过集体行动来向国家提出更高诉求的，正是比例逐年增加的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

诉求提升。在新生代农民工与国家的关系中，需要注意到，新生代在知法懂法、利用国家权力保护自己权益的同时，越来越多地转向了集体行动，力图通过集体行动来调整与资方、与国家的关系。而这种集体行动转向也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诉求的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在调整与国家关系时，往往提出制度变革的诉求，努力推动制度的更新与变革。

各级工会通常难以反映农民工的诉求，农民工逐渐发现：缺乏组织机制往往导致集体行动陷入混乱，难以达到诉求目标。

在课题组深入研究的几个集体行动个案中，多数集体行动都是劳资冲突，是在农民工对资方管理长期不满、经某些偶然事件触动而爆发的。这些行动通常组织性较差，缺乏清晰的主张和计划，在与资方的谈判中不但容易陷入混乱，而且行动的走向也相当不确定，易于被分化、瓦解。在田野调查中，有数位积极参与集体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认识到缺乏有效的自组织对集体行动的损害，并表达了对此的不满。

一位在罢工中表现积极的新生代农民工描绘了与资方谈判时的混乱场面：

 

……有些纯粹是乱来的。就算上去谈判的时候，也不知道要说什么。或者只是说自己对某一方面的不满，用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很小的问题也反映到上面去，根本就没有用。因为他们都没有收集到那些相关证据啊。或者怎么样去加工资啊，或者以物价的上涨相提并论来和他们讲明应该给我们怎么样加工资啊。还有，每一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说法也不一样。

 

具有谈判意识的新生代已经意识到了，如果没有组织，就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人代表，那么，在与资方谈判时，就难以提出明确的利益诉求，难以和老到的管理层同台博弈。

同时，由于缺乏组织，资方在集体行动结束后，也会想办法来蚕食集体行动的有限成果，甚至迅速清算积极分子，使得农民工更难以发起新的抗争行动。一位资深的劳工NGO工作者列举了这样一个案例：

 

一个电子厂嘛，去年6月1号罢工。厂方怎么承诺的呢，8月份开始加工资，很狡猾的，说要延长两个月。工人看厂方承诺了，以为他会遵守信用。过了一段时间，那些带头罢工的，厂方要想知道肯定很容易嘛，通过工友打听打听他就知道了嘛。把那些带头的全都赶走了嘛。以后到8月份就理都不理你了。还不是那样子，这样的罢工就是失败的嘛。

经过种种的混乱和失败，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这位劳工NGO的工作人员一样意识到：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至关重要。

 

像本田那样，罢工之后依势而为，顺便就把那个工会也搞起来了。这样子最起码还有个领导的中心，是吧？这样的话，企业8月份不加工资我就再罢工。因为没有组织，企业只要把那些带头的工人给赶走了，剩下的工人就吓得不敢搞了，你看他们罢工的没有一个好下场，所以这个是很头痛的问题。

 

虽然新生代的集体行动仍然是以劳资纠纷为主，但在与资方的抗争中，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了自组织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发现地方政府和工会常常偏向资方。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明确地表达了对政府压制工人组织权的不满和抗议，并提出改组工会、建立自组织的诉求。这一点在南海本田事件和课题组在珠三角的调查中都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在劳资争议中，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明确地向政府提出了制度变革的诉求，特别是改革工会组织的诉求。这表明了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推动制度变革来改变自身与国家关系的尝试。

新生代农民工集体行动诉求的提升，不但体现在争取组织权，而且体现在争取谈判权。与争取组织权的情况相同，新生代农民工向政府争取谈判权也是始自劳资纠纷。在我国，多数企业没有建立起劳资双方常规性的谈判制度，尤其是集体工资协商制度。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但这通常只能满足城市生活的最低需求。各企业的市场盈利状况不一，且各时段的物价水平也有变化，这些都没有在最低工资标准中得到反映。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自2010年南海本田事件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集体行动往往还提出分享企业利润，以及工资随物价涨幅调整等要求。为了实现这些要求，就需要建立常规性的工资协商制度。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不满足于政府调整劳资关系的相关政策，而是努力争取自己的谈判权，试图通过与资方的直接谈判来争取和保护自己的利益。

课题组对近两年在珠三角发生的11个罢工个案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民工的年龄和教育结构的构成不同，导致他们在罢工时的诉求产生较大差异。在那些以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工厂中，罢工会明确提出建立工资调整制度和完善工会制度的要求。而在那些老一代农民工仍占相当比例或者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主要为初等教育的工厂中，罢工通常只是为了要求补发被克扣的工资或者要求企业遵守政府规定的工资标准，或其他保障劳动权益的规定。由此可见，以老一代农民工和受过初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罢工通常只是在捍卫自己受损害的权益，并没有提出分享企业利润的要求，也没有向国家争取组织权、谈判权等合法权利。以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罢工，则往往明确提出改组工会、工资与企业利润挂钩和建立工资协商制度等诉求。受过中高等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力图从国家争取更多权利，从企业分得更多利益。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用自己的行动，提出调整和改变自己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诉求。他们争取自己的组织权、谈判权、争议权并以此重新定位自己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新生代农民工与城乡、与企业、与国家形成的新关系，界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社会群体特质。新生代农民工的“新”不能简单地由“出生在1980年之后”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区分。相比老一代，他们较少有务农经历，接受过更好的教育，接受了都市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和价值观念，自身的发展定位也多在城市。他们的集体行动也形成了新的经济诉求和权利诉求。新的社会群体特质使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鲜明地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