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装饰图案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国传统图案的起源与发展

中国传统图案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史前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样。彩陶纹样质朴而灿烂，与后世繁缛、绚丽的图案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它的构造元素单纯、简练，骨格清晰，节奏鲜明，具有十分醒目的视觉效果。

彩陶图案除了较为写实的动物、植物、人物纹样外，最普遍的还是几何形纹样，主要由线的粗细、疏密、长短、交叉和各种网纹、绳纹、日纹、月纹、水纹、火纹、雷纹、涡旋纹等有规则地排列组成（图1-1〜图1-3）。这些几何纹样通常又按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和适合纹样等各种不同的骨格方式来构成，从而产生一种既富于节奏和秩序，又蕴涵变化的形式美感（图1-4）。在创意上，彩陶图案含有一定的原始宗教色彩和图腾意味，但其基本的构成方式确定了中国传统图案的基调，并在图案的演变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商周时期，装饰图案的舞台从温厚的陶器转移到凝重而肃穆的青铜器上，图案的气质也随之由明快健朗变得神秘狞厉。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图案的题材多为神异之物，如饕餮、夔龙等（图1-5）；二是图案的结构更为繁多曲折，错综复杂，让人不能一目了然，如勾连纹、云雷纹，再加上大量运用充满力度感的方折线，使青铜器图案产生了一种震慑力量和诡异气氛。而且，青铜器的材料属性及其加工工艺，也使青铜器图案具有了镌刻的形式效果（图1-6、图1-7）。

由于青铜器在当时的祭祀仪式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因此，青铜器上的铭刻图案不是为了美化青铜器，而是为了使青铜器超越单纯的“物”的属性，以成为某种意义或力量的象征（图1-8）。这种意义便是青铜器图案的创意，正是在这一创意的引领下，图案的手法、题材、骨格变得更为丰富，显示出民族审美创造形式的成熟。青铜器纹饰的组织构成，很好地秉承了对称、均衡、节奏、韵律、条理、统一等艺术形式的法则，并将装饰纹样架构于铸铜这一载体（图1-9）。可以说，远古时代人们的审美意韵都鲜明地体现在图案上。

春秋战国时期，装饰图案基本改变了商代的中心对称、反复连续这两种相对较为单纯的图案组织形式，而是以重叠缠绕、上下穿插、四面延展的四方连续的组织形式为主，图案的形象元素也更为复杂，使人看去只有眩目之感，而难深得其究竟。此时的装饰图案更看重繁缛奇异的形式，图案的寓意性反而被遮掩了。但从形式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图案有了更多新的探索，为后人的图案创造提供了诸多借鉴（图1-10、图1-11）。

到了汉代，“独尊儒术”的思想使理性意识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强化，但充满神异想象的浪漫气息仍流淌在当时的审美意识中，这使图案的气质由青铜时代的狞厉诡异、春秋战国的繁缛浮华转化为浪漫雄健、意蕴丰赡，而无矫揉造作之气。汉代图案的格律虽单纯简洁，但形象取材广泛，仍能引发丰富的联想，不仅起到了美化的作用，也彰显了一定的文化共识和道德观念。我们从汉代铜镜、瓦当、画像砖石图案中，都能体会到这一点（图1-12）。汉代图案多穿插来自神话传说中的灵异之物，并与现实景象融为一体，意趣极为丰富，就连图案的骨格也与当时人们对自然法则的理解相联系，如强调四方八位的构成法则，而并非仅仅出自视觉上的好看或不好看。相比而言，汉代图案更具绘画性特征。

唐宋时期是装饰图案发展的繁荣阶段，受异域图案的影响较为明显，渐次出现了卷草纹、唐草纹、缠枝花纹、喜相逢纹、宝相花纹等图案样式，形成了以花卉图案为主体的民族图案格局（图1-13、图1-14）。尤其在当时佛教之风盛行的情形下，宝相花和莲花这两种出自佛教教义的题材在图案中频频出现（图1-15），代表了唐代图案风格的新风尚。宝相是佛相之意，莲花是观音菩萨的象征。莲花的形态广泛用于金银工艺品、瓷器、织毯、建筑装饰上，尤其多见于敦煌壁画的唐代壁画中。除此之外，唐代的织物、瓷器、玉器图案中，还出现了盘龙、对凤、双鱼、麒麟、狮子、天马、孔雀、松鹤、鹦鹉、鸳鸯、对雉、对羊、翔凤、喜鹊、团花、宝相花、牡丹、小簇花等近百种图案样式（图1-16〜图1-19），这些奇花异草、珍鸟瑞兽的装饰图案构图饱满，富丽华贵，有着鲜明的吉祥寓意。

传统图案的另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明清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的工艺品如瓷器、玉器、木雕、织绣、漆艺等更加繁盛，带动了图案应用的大规模拓展，并产生了更多的、分工更细的图案设计力量，新出现的雕漆、景泰蓝、金饰、琉璃、珐琅等使图案的样式更加丰富。工艺的变化使装饰图案的色彩、造型、构图更趋于成熟（图1-20〜图1-22）。由于对形式美的内在要求不断加强，对造型技巧的不断斟酌，工艺材料与技术的介入，使装饰造型艺术日臻完美（图1-23、图1-24）。

由此可见，图案并非只是单纯地起着美化的作用，同时也是充满寓意的形式创造（图1-25、图1-26）。学习图案不仅要深究图案的形式因素，而且也要体会、领悟图案的意味。只有具备了独特而精妙的图案创意，我们才能更好地应用图案的创造规律，创作出更好的图案来，而不仅仅拘泥于表面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