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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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世界上。曾经分割着不同民族的界线正在逐步消失；过去存在于部落和家庭、村庄和教区，甚至国家间的古老边界，随处都在瓦解。自17世纪以来，大部分欧洲民族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这种国家形态很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将它视为适合未来的政治秩序了。在过去数千年间，很少有人能到离出生地48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数字是根据《福音书》中出现的地名算出来的，这差不多是耶稣基督离家最远的距离，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并不特殊）。不到一个世纪之前仍被人们视为遥远、难以到达和危险的地方，今天不过是观光景点。现在，西方世界的大多数人在寿命大幅延长的一生中，旅行距离通常会达到几百甚至几千英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其他民族的人，他们有不同的信仰、穿戴不同的服饰、秉持不同的观点。大约在三百年前，当现在被我们称为“全球化”的进程刚刚开始时，人们希望不同族群间的接触会迫使人们承认世界上存在着种种差异的事实，从而磨平大多数人在年轻时形成的棱角，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优雅”和“斯文”（这是18世纪的说法），更加熟悉他人的喜好，对他人的信仰和妄想更加包容，这样不同的人就可以更加和谐地在一起生活。
这种想法已经部分实现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国家边界和民族感情逐渐萎缩，这已经导致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并且带来了一些切实的利益。在20世纪曾经两次撕裂欧洲（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无数次）的由来已久的仇恨和对立没有再次出现，我们只能企盼它们永远不会复苏。19世纪时在很多方面主导了西方人对其他民族看法的贻害无穷的种族主义可能尚未消逝，但无疑已经萎缩。老式的帝国主义无以为继，尽管它所造成的创伤还没有痊愈。民族主义在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了贬义词。反犹主义仍然潜伏在我们的身旁，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哪个地方会像不到一个世纪之前那样不假思索地接受它了。宗教还没有安静地消失（至少在欧洲如此），这和很多人早先的预期相悖。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导致为祸惨烈的宗教战争（即使是在16、17世纪宗教战争的最后哨所北爱尔兰，争端正一步步得到解决，而且相较于宗教，它们经常与地方政治和民族认同问题关系更大）。
但是在过去几个世纪分割着不同民族的几条断裂带，现在仍然伴随着我们存在。其中之一是亚洲和欧洲的区别与对立，当上述两个词语开始失去它们在地理上的重要性之后，人们开始用“东方”和“西方”代替亚洲和欧洲。
二者的区分由来已久，它经常是虚构的，总是带有隐喻的性质，但是直到现在仍然非常有影响力。“East（东方）”和“West（西方）”当然是西方的说法，不过最早区分二者的很可能是一支东方民族，也就是大约活跃于公元前二千纪的古亚述人，他们用Ereb或irib表示“日落之地”，用Asu表示“日出之地”，即亚洲。不过在他们的眼里，并不存在可以区隔二者的自然边界，而且他们也没有给这种划分赋予任何特别的意义。不过现在我们说到东方和西方时，并不只是意味着世界上的两个不同的地区，而且还意味着居住在两个区域的不同的民族，他们的文化不同，崇拜的神祇不同，最关键的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的看法也迥然相异，最先产生这样的想法的不是亚洲民族，而是欧洲的希腊人。在公元前5世纪进行创作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第一个停下来提出“是什么将欧洲和亚洲区别开”，以及“为什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的两个民族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相互敌视”的问题的人。
希罗多德所知悉的东方，位于欧洲和恒河之间，这里居住着许多不同的民族，他非常热情地花了很大篇幅详细描述他们奇特的习俗。不过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且风俗各异，他们似乎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些共同点把他们和欧洲，也就是西方的诸民族区别开来。那里土地肥沃，城市繁荣。他们非常富有，贫穷的希腊人完全无法与其相提并论，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可以非常优雅。与此同时，他们在战场上是狂热、野蛮和难以战胜的对手，所有希腊人都对这一点敬佩有加。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最大的特点却是盲从和缺乏反抗精神。他们敬畏自己的统治者，并不将他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区区人类，而把他当作神。
希腊人认为（亚述人也持相同的观点），西方位于世界的外缘。在希腊神话里，夜神希赫斯珀洛斯的女儿赫斯珀里得斯姐妹生活在这里，她们住在大洋河的岸边，负责守卫一颗金苹果树，它是大地女神给众神之父宙斯的妻子赫拉的结婚礼物。生活在这片区域的各个民族同样千差万别，经常出现纷争，但是他们也有着某些共同之处：他们热爱自由超过生命，他们服膺法律，而非人，更不是神的统治。
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诸民族以及到海外拓殖的人口（这些人居住的地方就是现在我们一般理解的“西方”）开始认为自己拥有某种共同的身份。从古至今，人们对“这种身份是什么”“该如何理解它”的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不过同样明显的是，无论这种共同遗产和共有历史的纽带有多强，它并没有使从中获益良多的各个民族避免血腥且代价惨重的冲突。1945年以后，这类冲突可能已经减少了，而且正如最近围绕着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战争是否正当而展开的争论所显示的那样，现在对立双方经常通过暴力之外的手段来解决分歧，但是暴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况且，就算欧洲内部的古老敌意能够消解，那么在连为一体的欧洲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裂隙已经开始显露。
“东方”这个词曾经被，而且现在仍然经常被用来形容喜马拉雅山以西的亚洲地区。在欧洲强权于19世纪和20世纪占领亚洲大片土地之前，显然没有亚洲人会真的认为这片区域里的众多国家有多少共同之处（或者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和所有的地理标识一样，东方和西方明显也是相对而言的。如果你住在德黑兰，那么你的西方可能是巴格达。将亚洲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的现行习惯做法源自19世纪，它的着眼点是英属印度。近东或是中东位于欧洲和印度之间，而远东则在这个区域之外。但是对于这个区域的居民而言，这种分类法显然没有任何意义。
在18世纪，人们开始用一个相对较新的词“东方（Orient）”来形容从地中海东岸一直到中国沿海的全部地域。这也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一个共有的（如果不是单一的）身份。20世纪70年代，当我在牛津大学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时，我的教室在一栋名为东方研究所的建筑里，而这里也是学习波斯语、梵文、突厥语、希伯来文、朝鲜语和汉语（更不用说印地语、藏语、亚美尼亚语和科普特文）的地方。向东走过两条街，所有教授欧洲语言的教室都被安排在（向东）两条街之外的一座名为泰勒研究所的建筑里，这栋楼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这些欧洲语言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被称为“现代语言”，这个称谓明确地将它们确认为古典世界的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这两种语言的地方在另一座大楼里，该学科被简单地称为“人文学”）——的真正继承者。
欧亚分野最开始完全是文化上的。波斯人和帕提亚人这两个古代世界伟大而“野蛮”的亚洲民族，明显带着某些后来被称为“民族性”的特质。但是从族源上看，他们和希腊人非常近，而且有保留地说，将传说中的祖先追溯到特洛伊人的罗马人最初也是一支亚洲民族。但是到了稍晚的时期，大部分欧洲人皈依基督教，并且开始从《圣经》里探寻人类历史的起源，大洪水后世界人口的再度繁衍导致了人类最初分化的说法，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解释。诺亚的儿子们从亚拉拉特山下来，然后分别来到三块不同的大陆，于是“洪水以后，它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后来相继发现的两块更远的大陆美洲和大洋洲，给这种说法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不过如同所有圣经释义一样，巧妙的解读克服了这个难题）。根据记载，诺亚的儿子闪去了亚洲（因此在随后的分类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被称为“闪米特人”），雅弗去了欧洲，而含去了非洲。
到了19世纪，这种对人类前史的叙述在某些地区仍然很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它潜藏着种族主义的根基。不过，虽然它看上去提供了一种很有道理的（至少从基督徒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欧洲民族和亚洲民族会有如此显著的区别（更不用说和非洲民族的差异），但是这种解释的重要性从来都远远不及另一种观点，即欧亚大陆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因为人类起源的不同，和种族更没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原因在于二者对人和神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构想。
实际上，欧洲甚至不是一块单独的大陆，而是亚洲的一个半岛。18世纪伟大的法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人们更熟悉他的笔名伏尔泰）曾经评论道，如果你假想自己位于克里米亚东面亚述海附近的某个地方，你根本无法分清哪里是亚洲的终点，哪里是欧洲的起点。他由此得出结论，最好不要再使用这两个词。现在流行的词语“欧亚大陆（Eurasia）”，即使不是要抛弃它们，也是在尝试着使它们融合。这个词不仅抓住了一个明显的地理事实，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揭示了一个文化上的真相。
在希腊神话里，欧洲民族起源于一位亚洲公主。希腊科学（接下来是整个欧洲科学）源自亚洲，希腊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的异教信仰同时带着欧洲（或者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印欧语系）和亚洲的特点。希罗多德的困惑恰恰就来源于此。我们将会看到，他给出了一种在很长时间里都非常有力的解释。但是，血腥的战争在差别很小的欧亚民族（至少在17世纪之前如此）之间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这可能需要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过观察得出的著名结论来解释了：人类之间最严重的冲突源自他所谓的“对细小差别的自恋”。我们憎恨和害怕那些和我们最相似的人，程度远超过我们不熟悉，或是和我们距离非常遥远的人。
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在地理上也是不稳定的。对亚述人而言，“西方”指的不过是“那边的土地”，而希腊人因为自己的神话而使用的“欧罗巴”一词，最开始也不过是指希腊中部，然后指希腊本土，最后到了希罗多德进行创作的时代，已经扩大到它背后的大陆块了。但是它仍然是个模糊的区域，在很长时间里，不过是广阔的亚洲大陆的一个狭小、重要性相对较低的半岛，它的西面只有无边无际的大洋河，也就是传说中环绕着三片大陆的汪洋。英文中的“西方（West）”最初是个方向副词。它的实际意思是“更向下、更远”。到了中世纪，欧洲人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欧洲了，而到了16世纪后期，它开始和进步、青春、精力充沛等词一起使用，而最终当欧洲向西扩张时，它成了“文明”的同义词。从18世纪开始，这个词不仅指欧洲，也指欧洲人在海外的殖民地，也就是更为广阔的欧洲世界。
自古典时代以来，为了确立欧洲和亚洲之间有意义的分界线，欧洲的地理学家绞尽了脑汁。其中一处是赫勒斯滂，也就是现代的达达尼尔海峡，它是位于黑海入海口的狭窄水域，从古代开始，海峡两边的不同民族都将其看作神，负责将两片大陆分开。这种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流传到了现在，尤其是那些反对现代土耳其将自己定义为欧洲国家的人，更是经常引述这种观点。然而，从此向北，这条界线就愈发模糊，难以确定。最初这条线划在了顿河，这实际上就直接把现代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划到了“东方”。但是到了15世纪末，它前进到了伏尔加河畔；16世纪末，它到达了鄂毕河；19世纪，是乌拉尔河和乌拉尔山；20世纪，它最终停在了恩巴河畔和刻赤海峡。
然而，当我们今天说到西方或东方时，和古人一样，我们谈论的也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我们谈论的是文化特性、差异极大的人类群体的目标和雄心。当然，还有经常被人提及，但很少被深入讨论的“西方价值”，它大体上包括人权、民主、宽容、多样性、个人自由、尊重法治和根本的世俗主义。2006年9月，教皇本尼迪克特十六世做了一个不太符合一般外交辞令的评论之后，基地组织的反应是，发誓要继续进行“圣战”，直到“西方被彻底摧毁”，他们头脑中的“西方”绝不是所有或多或少尊重上述价值的地方。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口中的“西方”现在必须要包括很大一批传统上属于“东方”的国家，如日本和印度，甚至包括土耳其。
基地组织和西方的战争不过是旷日持久的东西方对抗的最新表现而已，双方的冲突经年累月，其起始之日已不可考，只能归入传说的范畴。冲突很可能始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分别是阿卡亚人（即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北部的希腊人）和属于半神话的小亚细亚民族特洛伊人，战争的起因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的尊严受辱，他的妻子海伦被一个名为帕里斯的放荡的特洛伊花花公子拐走了。
对希罗多德同时代的希腊人而言，特洛伊战争，或者更准确地说，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是对希腊（后来是欧洲）的诞生和它对亚洲的胜利的歌颂。但荷马本人并不是这样看待的。他笔下的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享有相同的价值观，而且他们明显说着相同的语言。他们给相同的神敬献祭品，而不同的神根据自己的好恶选择加入不同的阵营，他们甚至会出现在战场上。战争是因愤怒而且不受控制的人类而起，但是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大地女神向众神之父宙斯抱怨，人类太多了，她已经不堪重负。
但是在后来那些通过荷马的诗歌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世代看来，特洛伊的陷落标志着两个民族争夺霸权的斗争的历史的开始，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之间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明显。公元前334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强大的波斯帝国时，他戏剧性地、准确地再现了希腊人远征特洛伊的事迹，而他自己则扮演了希腊最伟大的英雄阿喀琉斯。对古人和他们的继承者而言，从此以后，两块大陆的民族之间的区分变成了无法改变的自然而然的事实。“整个自然界，”公元1世纪的罗马学者瓦罗非常直白地说道，“被分为大地和天空，正如大地被分为亚洲和欧洲。”
特洛伊、亚历山大和罗马只不过是开端。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和亚洲的文化、政治和宗教版图，因为具有新的身份认同的陌生民族（西方是游牧的日耳曼部落；东方是蒙古、突厥和阿拉伯人）的闯入而发生了改变。但是每一次，当迁徙的浪潮逐渐平息之后，经历剧变的西方和同样经历了动荡的东方之间由来已久的争斗都会重新开始。在特洛伊燃起的战火，在随后的世纪里继续燃烧，特洛伊人的继承者是波斯人，腓尼基人继承了波斯人，帕提亚人又继承了腓尼基人，萨珊人继承了帕提亚人，阿拉伯人继承了萨珊人，奥斯曼土耳其人继承了阿拉伯人。
1453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了希腊人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非常清楚上面提到的历史。1462年，在访问假定的特洛伊战争古战场时，他站在希腊入侵者停靠战船的海岸，宣称通过自己的努力，那些相同的希腊人的后裔已经“因为那一次，以及后来多次对我们亚洲人的不公待遇，在经过漫长的时间之后，受到了应受的惩罚”。在大约500年后的1918年，英国和意大利的军队进驻伊斯坦布尔。联军在那里待了不到五年，但是当时有很多人歌颂他们的占领犹如第二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双方长达诸多世纪之久的冲突的巅峰，给希罗多德所说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永恒的敌意”画上了休止符。
欧洲和亚洲的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历史悠久。但它并不是连续而没有中断的。虽然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逐渐在中东消失，但是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世界的边疆仍然能够保持着不太稳定的和平。来自北非的所谓的摩尔人、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在8世纪占据着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他们和他们的基督教臣民以一种不太安定的状态相互合作，在一起生活了几个世纪（人们用一个非常有名，但不太准确的词convivencia来形容他们的关系，这个词的意思是“共同居住”），虽然与此同时，他们仍然处在正式的战争状态之中。16世纪后期，奥斯曼人、西班牙人、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东部维持着脆弱的合作关系，奥斯曼的军舰曾经不止一次卷入基督徒的战争。法国瓦卢瓦王朝和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君主们，在他们自己那似乎永不止歇的斗争中，竞相寻求奥斯曼人和萨法维人的帮助。
但是这些约定总是不确定的、暂时的。古老的敌意，关于自然和神明对人类的希冀的不同看法，以及对由来已久的敌对关系的记忆，通过双方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诗人和传教士的精心滋养，总是能为重启战端提供充足的理由，正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皇帝薛西斯在公元前5世纪末准备发动远征时所意识到的，“（要么主动进攻，要么被动挨打，）折中的道路是没有的”。
战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停移动，对阵双方的身份也经常变化。但是双方对于是什么在更为宏观的层面上将他们区别开来的理解，依赖于积累的历史记忆（所有这样的理解都是如此），其中一些相当准确，另外一些完全是虚假的。本书试图写下那些历史，既包括真实的，也包括虚构杜撰的；此外，本书还将尝试解释它们为何会被以那样的方式呈现出来。尽管我不想假装只是在讲一个故事，也不准备隐藏我对启蒙的、自由的世俗社会的偏爱，而且也不打算掩盖我认为一神教（实际上是所有的宗教）造成的持久伤害比其他任何单一信仰都要大的看法，但是本书并不是另一本关于西方如何主宰东方以及已知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历史书。如果在这个故事里，基督教的遭遇看起来要比伊斯兰教稍好一些，那只是因为（正如我将在第八章给出的解释）基督教更无力抵御因为自身的内部矛盾而释放出来的毁灭力量，因此它无法阻止几种形式的世俗化运动，到18世纪末，它差不多已经被从西方的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了。当然，很多欧洲人（还有更多的美国人）继续宣称自己是基督徒，其中一些人显然确实如此。而且也很少会有人否认，基督教仍然是形塑西方历史的重要文化要素之一（不过吉斯卡尔·德斯坦想把它引入时运不济的欧盟宪法，作为“欧洲性”的定义之一的尝试遭到了拒绝）。但是正如一任又一任的教皇、牧首和主教痛苦地悲叹那样，无论人们的个人宗教信仰是什么，在过去三百年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西方国家的市民和政治的发展已经沿着自己的轨迹一路而来，仿佛任何宗教都不曾存在过。
“我们需要历史，”伟大的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曾经说过，“为了生活和行动……只有在历史服务于生活的前提下，我们才服务于历史。”我希望这本历史著作也能够以它自己的方式为生活服务，虽然只能用浮光掠影的方式说明，现在由于一些西方强权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重组一片传统上属于“东方”的重要区域而引发的悲剧性战争，实际上只是源远流长的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远超人们对此所拥有的十分模糊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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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本书的写作都始于偶然。某日清晨吃过早饭后，我的妻子、古典学者朱莉亚·西萨盯着《纽约时报》上一幅一群伊朗人跪下祈祷的照片，评论道：“真是讽刺！这正是那种古波斯人下跪的习惯，令古希腊人感到十分震惊。”“或许，”她补充道，“你可以考虑写本书，讨论一下希罗多德所说的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永恒的敌意’。”于是，我这样做了。这本书的灵感、谋篇布局和大部分章节的标题都要归功于她。
不过所有的偶然都有自己的前因。20世纪60年代后期，我正等着上大学，没有正式工作，只能靠临时做翻译的收入勉强度日。整个夏天，我和我的姐姐住在一起，她的丈夫当时正在驻塞浦路斯的英国高级专员公署工作。我当时在翻译一本有点枯燥的保罗·塞尚的传记。不工作的时候，我会去参观古迹，或是跟在姐姐和姐夫身后参加大使馆的聚会，抑或是在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聚居区闲逛，我对这种之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文化非常着迷。
塞浦路斯恰好位于从古典时代开始就将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分开的断裂带上，相传它是维纳斯的诞生地，据说几位从特洛伊战争中得胜归来的希腊英雄选择在这里定居。埃及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和罗马人依次来到这里，而逃亡的十字军国王吕西尼昂的居伊选择这里作为自己的避难所，接着来的是威尼斯人和奥斯曼人，最后是英国人。1878年，这座岛被奥斯曼苏丹割让给英国。1960年，经过艰苦的独立战争，塞浦路斯共和国成立了，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起组成了议会。但是三年后，总统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府垮台了，议会中的土耳其议员实际上无法继续行使他们的职权，这座岛也分裂成土耳其区和希腊区（至今如此），两个区域之间的分界线把岛分成南北两部分。希腊区非常繁荣，欧洲国家承认它是合法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承认它）。土耳其区则是一块贫穷、处境艰难、自治的飞地，从那时起到现在，只得到土耳其的承认。
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两片区域间弯弯曲曲的分界线恣意地将村庄和城镇一分为二，而在之前的帝国统治者（英国人和奥斯曼人）治下，人们相对和谐地（或被迫）生活在一起。现在边界的一侧是希腊人，他们将自己形容为西方最古老文明的继承者，不过我当时觉得这种说法很荒谬，因为从这些人的外表上来看，他们和伯里克利或柏拉图完全不同（尽管经常用他们的名字给自己取名）。边界的另一侧是土耳其人，他们背负着另一种历史重担。和大英帝国相似，他们的帝国过往也还是相对较新的记忆。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奥斯曼先祖是其骄傲的源泉。对另一些人来说，这段历史非常尴尬，是他们期望成为现代欧洲民族的路上的绊脚石。我必须承认，在那个时候，我更同情和喜欢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好感胜过希腊人。
和1989年之前的柏林一样，首都尼科西亚也被一条叫做“绿线”的狭窄条状地带一分为二，一群看起来无精打采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正在那里巡逻。没有人因为穿过这条界线被拦下来，很多土耳其人定期到希腊区买东西，有些人甚至在那边工作。但是希腊人很少会冒险进入土耳其区，他们相信，如果过去就绝不可能活着回来。一次又一次地，我会坐下来和一个名叫凯末尔·鲁斯塔姆的人一起喝香甜的土耳其茶，他有一爿小店，卖书和赃货古董（这是土耳其人的新兴产业，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岛上的希腊罗马历史毫无意义），而且他还是土耳其人的政府和希腊人的政府间非正式的联络人。我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故事，间接了解了生活在边界，特别是这里的边界，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他是定期前往希腊区的众多土耳其人中的一员，当我的侄子受洗时，他也来了，这个微笑着的、看起来有些讽刺的、不太虔诚的穆斯林混在一大群同样不太虔诚的基督徒中间。类似这样的日常生活的简单经验，使那些自独立以来就让整座岛屿陷入分裂，甚至自那时起就开始让整个中东陷入纷争的可怕的宗教和民族力量看起来非常遥远、荒诞和愚蠢。
塞浦路斯的经历使我开始了解奥斯曼史和伊斯兰教。它也向我展示了欧洲和亚洲由来已久的对立是多么根深蒂固，让我更想知道这种分歧是如何形塑双方的历史的。
翌年，我前往牛津大学学习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制订了一个粗略的论文写作计划，准备研究17世纪伊朗萨法维朝统治者和葡萄牙人之间的关系。这份写作计划最终没能完成，我的兴趣转移到了西班牙和美洲的西班牙帝国。虽然波斯淡出了我的视野（至少部分如此），但是任何一个研究西班牙历史的某个方面的学者，即使只是那些研究它最西边的疆域，都无法完全无视伊斯兰教的存在，或是忽略它在现代欧洲诞生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同样地，土耳其人也仍然在我的脑海中占据着一席之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有点一时冲动地前往土耳其东部，也就是被随意贴上“库尔德斯坦”标签的地区，它位于凡湖和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三国边界之间。和现在一样，当时库尔德人正在对遥远的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主人施压，要求独立。虽然我去的时候该地区对外国人开放，不过就在不久之前，它曾一度处于戒严中，而且所有的一切都暗示，很快会再次宣布戒严（后来情况确实如此）。我有个朋友在安卡拉的英国大使馆工作，他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中间都能找到可以帮得上忙的关系，他一直想去东部访问，想找一个能陪他一起旅行的同伴。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机会。
由于在凡城染上了副伤寒，我没能走多远。不过我还是成功地到了亚拉拉特山脚下，在塔凡城外和警察署长一起朝满不在乎的鹰徒劳地开了几枪，在穆什附近的一条浅河里炸鱼，当穆斯托伐·巴尔札尼的库尔德武装穿过伊拉克边境向这边缓慢移动时，我和他掉队的手下交谈了一番。我还和一伙季节性迁徙放牧的牧羊人一起，睡在寒冷的安纳托利亚的夜空下，我在那里亲身体验到了古老的好客传统，还了解了一些“传统”生活方式的可怕之处，对妇女来说尤其如此，而一些对此一无所知却又多愁善感的西方人常常在哀叹它们的消失。
那些画面，以及像我这样一个既没有任何合理理由可以待在那里，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关系的人，却受到了非常殷勤的招待，这些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但是令我印象深刻，而且直到现在仍然可以栩栩如生地回想起来的，是我在旅程行将结束时看到的场景。
一天早晨，我发现自己站在现代城镇凡城城外的一座山丘上，衣衫褴褛，疲惫不堪，正望着山下一座城市的废墟。它几乎完全是用经过日晒的泥巴制成的砖砌成的，在这个地方被遗弃后，严冬的雨水缓慢侵蚀着它，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两到三英尺高的外墙遗址。这一幕令人难忘。目之所及，只有一排排过去的房屋、店铺、广场、市集的痕迹，而一种更高、保存更好的石头遗址则遍布在各处。乍看上去，它和1945年2月毁于轰炸的德国城市德累斯顿没什么区别。
但是几乎将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并不是炸弹，而是忽视和天气。开车把我带到那里的土耳其人解释说，这个地方非常古老，已经被废弃了几个世纪。我问他曾经住在这里的是什么人。“古代民族，”他答道，这意味着他们至少是前伊斯兰教时代的人了，“非常古老的民族。”他们有名字吗？没有，他答道，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又补充道，这些都是他在学校里听到的。对于其他人来说，这个地方是个谜，而且和所有其他遗迹一样，只有外国人对它们感兴趣。他看起来确定无疑，而且非常真诚。
但是我知道，我们正望着的那个幽灵般的地方，曾经是亚美尼亚首都凡城的一部分，而且绝不是“在很久以前”被废弃的，它的住民实际上死于1915年6月针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除了土耳其政府之外，所有人都将这起事件称为“亚美尼亚大屠杀”。从1894年到1896年，奥斯曼军队曾经有计划地摧毁和掠夺了亚美尼亚人的村庄，很多人认为他们杀害了20万人，《纽约时报》将其称为“另一起亚美尼亚大屠杀”（它可能是第一个使用这个名称的）。亚美尼亚人之所以惨遭杀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基督教的第五纵队，为了争取自身的独立，和奥斯曼帝国的敌人串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们向帝国最棘手的仇敌俄罗斯人寻求帮助，1915年5月，他们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它存在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这件事的后果是，关于胜利的亚美尼亚和俄罗斯军队屠杀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的传言四起（这点必须提及），伊斯坦布尔政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报复，将所有亚美尼亚人都驱逐到东南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在驱逐的过程中，数千人死于非命、受到有组织的酷刑折磨，他们的住宅和财物被毁坏或抢走，他们的教堂受到亵渎，他们古老的首都被清空，最后关于他们存在过的所有记忆都被抹去了（关于这一点，我的土耳其导游显然就是很有说服力的证人，即使他自己并不知情）。
那天的见闻使我认识到了族群冲突的残暴和现在仍然存在于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分歧，在西方世界过着舒适安全生活的人是从未想象过的，至少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是这样的。
当我最终坐下来写这本书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两个场景：匍匐在地的波斯人和城市的断壁残垣。这两个瞬间处于一个既没有明确的开始，至少在现在看来也不会有可预见的结局的历史之中。
安东尼·帕戈登
洛杉矶-巴黎-威尼斯，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