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明清以来，扬州地区一直是中国学术的繁盛之地，先后涌现存在着一定学术赓续关系的泰州学派、扬州学派和太谷学派等重要学派。太谷学派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里儒家的最后一个学派”，长期活跃于苏鲁沪浙地区，并延伸到京津、陕甘、闽赣等地，成为晚清以来长期存在并不时活跃的一个重要的民间儒学学派和区域文化流派。扬州是太谷学派的学术发源之地和主要活动区域，研究太谷学派不仅对建设文化扬州、文化江苏，而且对传承和弘扬区域文化的精髓都有着较为现实的意义。

太谷学派是清代嘉道年间，安徽池州府石埭人周太谷于扬州创立的一个民间学派。周太谷宗儒兼释道，其广纳门徒，三教九流不禁，除讲学外，相传还“联系辟谷，符箓役鬼”等，懂“阴阳奇赅之数”。咸同年间，其弟子张积中、李光炘以南、北宗为己任，“还道于北”“传道于南”。同治五年（1866）黄崖惨案事发，张积中殉难。黄崖事件之后，李光炘坚持传学，渐入地下，其去世后，在黄葆年、刘鹗等门人的努力下，实现“南北合宗”“牧马归群”。此后，李泰阶等后辈继倡师说，不移师志。至新中国成立前活动渐息，但余脉至今尚存。学脉延续已近200年，极盛时，受众达万人，其中多有社会精英，影响及于大半中国。时人曾以“大成教”“崆峒教”“太谷教”“泰州教”“黄崖教”等呼之，至民国时期卢冀野作文以“太谷学派”冠之，遂定名。

光绪十年（1884），张焘《津门杂记》中首见“大成教”之说，时人得知其事。1940年，刘蕙孙著《张石琴与太谷学派》，是为此派研究的开山之作。卢冀野、陶元珍、马幼垣、章士钊、范文澜、戴逸等学者皆曾关注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派研究渐入佳境，史料辑汇、文论频出，至今已出版相关著作数部，文论300余篇，出现了以南京、扬州、福州为中心的研究阵地，在前辈学者笔耕不辍的同时，一批中青年研究者也逐渐充实其中。学派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深入，逐渐在中国学术研究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因黄崖事件，太谷学派活动转入地下，加之心口相传，文献不征，遂隐秘而不显。后人难窥其门，往往只见一斑，或以讹传讹，甚至一些文人墨客也多以其为民间宗教抑或邪教之流。“不为世所称道；间有耳其名者，则厚诬之”。于秘密社会的分类，陶成章、马西沙、韩秉方、濮文起等学者多有阐述。笔者以为，所谓教派，即民间宗教一说，可指为流传为民间，未经政府承认的信仰膜拜团体，此类团体多具有秘密地下性质。所谓学派，多指以师承关系、流行区域或某一学说为中心而形成的文人结社或不结社团体，此类团体多为公开或半公开性质。从概念上而言，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信仰（或其学说）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组织结构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祭祀、礼仪的宗教性与非宗教性等诸方面。具体而言，民间宗教普遍信仰杂糅，除原始崇拜、祖先崇拜外，还受佛教、道教的影响，多有末世之说，实行非理性的修养方法。中国传统学派多以诸子百家学说为信仰，如儒家学派，就其信仰层面而言，多以孔孟圣贤之说为皈依。即使谈论周易理性心身命等哲学命题，也从实际修养出发，少走极端。儒家学派崇拜孔子及其他人文始祖，但不神化。民间宗教的组织结构与宗教类似，具有经神化了的教主或类似的人物，并以绝对权威统领整个教派，从思想到肉体都强调绝对服从真实或虚拟的神，以成员的宗教层次来确定内部成员地位的高低。其成员须自愿或被迫向教派交纳资财，以满足团体的运转或教主的挥霍。学派则多以师承辈分或学术造诣划分其组织层次。其成员不须被迫交纳资财，其宗师多以讲学为立身或维系团体的手段。在祭祀、礼仪上，民间宗教杂合释道及民间祭祀风俗，祭祀与礼仪具有多元化、随意化特征，但目的是为强化其宗教信仰。学派大多以慎终追远为祭祀目的，实行政府所承认的祭祀规制，其祭祀内容也为政府所认可。如儒家学派大多以各人文始祖为祭祀对象，封建社会统治者也公开设立孔庙等祭祀场所加以褒扬。民间宗教与学派尽管存在着以上种种不同，但在一个存在丰富民间信仰且信仰杂糅的国度，两者的区分并非泾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