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商业集群的理论依据

集群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产业集群的运行机理，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业集群是产业集群的一种特例，它也具备产业集群的特点，因而集群理论同样可以用来很好地解释其运行机理。

一 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基于外部经济的视角，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和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集群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分别形成了产业区理论和新经济理论。由于他们的理论视角都是外部经济，所以把他们的理论概括为集群的外部经济理论。

马歇尔于1890年较早地关注了集聚这一经济现象，列举了英国一些产业区（Industry District）的典型例子，如斯塔福德郡的陶瓷生产、贝德弗德郡的草帽生产、白金汉郡的椅子生产、设菲尔德郡的利器生产等。

马歇尔将产业区定义为一种由历史与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相互协作、协同竞争，产生了较之一般经济区更高的区域和产业竞争力。他认为，当专业化的企业之间在劳动和工作方面进行分工时，由产业空间聚集发展起来的产业区会更有效，这是马歇尔分析产业区效率的基本出发点。

马歇尔以亚当·斯密的劳动力专业化理论为基础，研究了早期英国产业聚集的原因。马歇尔据此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即“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概念。内部经济是有赖于从事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而外部经济是有赖于这类工业产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马歇尔认为外部经济对于产业区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

马歇尔认为，企业的外部规模经济是十分重要的，当产业持续增长尤其是产业聚集在特定区域时，则会使用产业区出现熟练劳动的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或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改进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等。马歇尔的外部规模经济是一种因共享区域而相邻企业之间相互提供的“免费服务”，包括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培训劳动力、创新及其扩散等。这种外部规模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的历史潮流和社会性结构之中。而且，马歇尔还用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引起的知识量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传播，即技术外部经济，来说明产业空间聚集经济现象。因此，以后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等把劳动市场共享、专业化附属行业的创造和技术外溢解释为马歇尔关于产业集群理论的三个关键因素。

马歇尔认为，产业的地域空间聚集形成的产业区会产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外部经济性。

第一，产业空间聚集能够使更多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新思想等在集群区内的企业间迅速传播和应用；

第二，产业区熟练的专业化劳动力的可得性大大提高，产业的空间聚集为产业区提供了一个熟练的、专业化的、“不变的”、有规则的劳动力市场；

第三，产业聚集促进了相关配套辅助产业的成长和专业化协作，并提高了专业化机械设备的利用效率。

马歇尔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对产业区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把某一区域原本相互无关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结合起来，营造一种企业生存、发展的产业氛围，即外部规模经济。在现实中，产业区的优势正是因为这种氛围的存在促进了这一地方经济的发展，而地方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产业聚集因素，提高区域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但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马歇尔对产业区的研究又是初步的和不完全的，他对产业区的功能、度量和效应等问题均未能触及。而且，马歇尔的产业外部经济理论没有考虑区域内企业成长和区域间企业的迁入、迁出等动态因素的变化，也忽视了区域产业组织的外部连接与创新，也没有注意到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和可持续性等问题。而就方法论而言，由于缺少严格的数理表述方法，从而使得马歇尔的畜牧业区理论长期游离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外。

二 韦伯等人的集聚经济理论

聚集经济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分布上的集中现象，主要表现为相同（类似）产业或互补产业在一个特定的、邻近地理区位上的集中所形成的产业群或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网络。聚集经济是一种古老的经济现象，1750年，世界经济就开始出现引人注目的经济地理集中现象。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相继涌现出了一大批聚集的“新产业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聚集的新产业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科技创新，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典型代表。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聚集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发展，对聚集经济的理论研究也取得了新进展，不同学者从主流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创新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的角度对聚集经济进行了研究，而且各种理论融合的趋势日益增强。其中，Weber（1909）、Hoover（1948）和K. J．巴顿（1976）的区位理论是聚集经济研究中的主要成果之一，能较好地解释我国存在的集群现象，并对我国聚集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Weber（1909）提出的区位理论将影响工业区位的因素分为两类：区域性因素和集聚因素。工业如何布局于各个区域，是受区域性因素的影响；而在工业区域内，厂商为什么会集中于此地而非彼处，则受集聚因素影响。工业在某个地方集中是集聚力和分散力相互作用直至均衡的结果。集聚力受技术发展因素、劳动力组织市场化因素及经济环境因素影响，分散力则可归结为伴随工业集聚而带来的地租增长的影响。

韦伯的区位理论认为集聚的产生是自下而上的，是通过企业对集聚好处的追求而自发形成的。他认为，若干个工厂集聚在一个地点能给各个工厂带来更多的收益或节省更多的成本。在他看来，影响集聚的因素有如下几种。第一，技术设备的发展。韦伯认为生产过程必须贯穿完整的技术设备，而技术设备的专业化使得即使是很大规模的企业也无法完全使用所有的设备。因此，这必然导致一些生产过程分离出来，即实现生产过程专业化，而专业化的生产部门要求集聚。第二，劳动力组织的发展。韦伯将劳动力组织等同于一定意义上的设备，劳动力的高度分工也要求集聚。第三，市场化因素。与孤立的企业相比，集中的企业在购买和存储原材料等方面的生产成本降低，同时，企业的集中产生了统一的产品市场，降低了企业的销售成本。第四，经常性开支成本。集中化可以使基础设施得到共享，而基础设施的共享降低了企业的一般经常性支出（如煤气、自来水管道、街道等），同时一般开支的降低还会进一步促进企业的集聚。

韦伯的工业聚集理论有一定的创新性，他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阐明了企业是否聚集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可以说，韦伯的工业集聚论为古典产业集群理论奠定了基本框架和研究基础，其后的集群理论，基本都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韦伯的工业聚集理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以成本分析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所以他没有考虑垄断价格给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也没有考虑政府的作用和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所以他的理论不具有产业集群理论的一般性。

Hoover（1948）在《经济活动的区位》中指出，可以将集聚经济视为生产区位的一个变量，并把企业集群产生的规模经济定义为某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体的规模所产生的经济。他认为，就任何一个产业而言，规模经济都会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企业联合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以及该产业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

英国区位经济学家K. J．巴顿认为，企业集群有利于熟练劳动力、经理、企业家的发展。与同类企业地理集中进一步相关联的经济效应是日益积累起来的熟练劳动力汇集和适用于当地工业发展的员工安置制度。如同熟练劳动力的汇集一样，有才能的专业人才、企业家的汇集也发展起来。

K. J．巴顿理论的独到之处是讨论了企业集聚与创新的关系。他指出，处于地理上的集中能给予企业很大的刺激去进行改革。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革新与地理集中相关联。首先，地理上的集中必然会带来竞争，而竞争促进了革新；其次，地理上集中本身就有助于在商品制造者、销售者与顾客之间产生一种更为自由的信息传播，相当数量的革新正是由于了解了顾客的需要以及发现供给上的特殊问题而产生的结果；最后，通信工具在大的集中地是比较优越的，这样就能使该地区的所有企业很快采纳这种革新。

三 基于交易费用的集群理论

科斯、威廉姆森和斯科特（A. J. Scott）是这一理论的典型代表。科斯（1937）、威廉姆森（1975、1985）界定了交易费用的市场组织分析方法，提出了以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三维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的方法。交易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经济环境下交易的可预见程度；交易频率是指在特定时期交易发生的次数；资产专用性是指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情况下，资本通常可用于不同用途以及被不同的使用者使用。

一般说来，当交易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程度三个维度都处于较低水平时，市场就是有效率的交易协调手段；在高交易不确定性、高交易频率和高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情况下，企业等级规制结构替代市场平等的规制结构就是有效率的组织安排；而当交易的特质（由三个维度共同决定）处于这两者之间的状态时，双边、多边和混合的中间组织形态则是最有效率的组织结构，产业集群就是其中的一种。

斯科特是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比较成功的学者。也可以说，他是对科斯、威廉姆森用交易分析经济组织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斯科特认为产业集群的兴起和增长是企业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之间进行抉择的结果。他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垂直分离”的空间经济结果。当企业垂直分离时，经济中外部交易活动的水平将增加，由此将促使那些有强烈愿望和经济联系的生产企业相互向集群区域集中。反过来，大量生产企业的聚集会极大地降低外部交易的空间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经济效果将会产生：一是企业搜寻和续约成本（Recontracting Cost）的下降将进一步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二是投入需求的高度非标准化以及生产企业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接触，也加剧了企业的垂直分离。因此，“企业垂直分离”强化了产业空间聚集，产业空间聚集又进一步加剧了“企业垂直分离”。

斯科特还认为，在社会劳动分工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大大增加，企业交易总费用上升。由于交易成本与地理距离呈正相关，所以企业通常有近距离寻找交易伙伴的愿望，促成了地方产业集群内有众多的企业，从而增加交易频率，降低区位成本，使交易的空间范围和交易对象相对稳定，这些均可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减少企业的交易费用。同时，由于数目众多的企业相互靠近，增加了市场参与的角色，市场机制更能发挥作用，从而有利于提高信息的对称性，克服交易中的机会行为。此外，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根植于地方性社会网络，各个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可加强企业间的合作与信任，促使交易双方达成并履行合约，节省企业间搜寻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大大降低交易费用。

四 克鲁格曼等人的空间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等人的空间经济理论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等人在迪克西特（Dixit）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核心—外围模型（C-P模型）为基本工具，形成有关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区域分工以及企业活动空间分布等理论的集成。

与新古典的规模收益递减（不变）和完全竞争不同，空间经济学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主要的理论基础。虽然张伯伦早就提出了垄断竞争思想（1933, 1950），但垄断竞争思想与主流经济学所推崇的一般均衡建模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框架，是由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兹于1977年完成的。他们指出，最终产品生产者的规模收益递增来自于消费者对多样性产品的偏好。另外，艾瑟尔（1982）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多样性中间投入品上，指出最终消费品生产者对中间投入品的多样性偏好决定了中间投入品生产者的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就奠定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理论基础。规模收益递增和某一生产部门出现垄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由于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生产者不可能选择多元化战略，而是各自选择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的生产部门进行生产，因此不同的生产者成了其生产领域的垄断者。尽管这些厂商都具有垄断特征，但这些生产部门不是自然垄断行业，也不是获得特许权的部门，因此市场上存在许多潜在进入企业。正因为存在许多潜在进入企业的威胁，才使得这些垄断厂商不能按垄断价格定价，而是按边际成本加成定价法定价。

Dixit和Stiglitz（1977）构造了一个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多种产品最优分布的分析模型。他们假设市场结构是垄断竞争的，并应用了一个简单消费者偏好函数，该模型试图从规模经济的角度回答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即市场是否能产生社会最优的商品种类和数量。在他们构造的模型中有两类产品生产，其中一类是相关产品的集合，从社会效用函数出发，分别就相关产品常替代弹性、可变弹性以及效用函数的不同形式展开市场均衡分析，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垄断权与市场扭曲的关系并不明显；在常替代弹性效用函数模型中，市场解是有限的Pareto最优，与弹性的取值无关；在可变弹性条件下，变差可以是两个方向的，变差的方向决定于效用弹性的变化，而与需求弹性的变化无关。

Paul Krugman（1991）构造了一个两个区域的模型，模型中有两类产品：一类是农业产品，由不变报酬的农业部门生产；另一类是制造品，由分布在两个区域内的报酬递增的工业部门生产。农业部门生产单一的农产品，而工业部门则生产品种繁多的工业品；农业部门是完全竞争的，工业部门则是垄断竞争。在效用函数的设计上，该模型采用了Cobb-Douglas函数形式，同时在工业品之间，假设存在不变替代弹性的关系。可见，Krugman构造的模型实际上是Dixit -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变形发展，然而，Krugman的分析重点则转向了两个部门企业在两个区域间的均衡分布，讨论分工的条件及其影响因素，进而分析国际贸易实现的条件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在所假设条件下，两个区域的经济最终会内生地形成以工业化的区域为核心（Core）、农业化的区域为外围（Periphery）的核心—外围构架（C-P pattern）；该构架的形成，取决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以及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国际贸易的产生并不完全由于比较优势的存在，更在于规模经济产生的报酬递增。此后，Krugman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企业集聚的论文著作，其中1999年与另外两位学者合著的《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系统地把上述有关的理论思想进行了总结，并对C-P模型进行了发展。自Krugman提出C-P模型后，大量相关文献涌现，学者们提出了各种分析模型，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了空间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