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

不同的研究者对“自然资源”有不同的定义，有人把土地、渔业、森林、金属及非金属矿产和能源（化石性燃料）都视为自然资源，但大多数研究者将自然资源限定为矿产与能源。本书主要关注后一种定义。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在讨论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认为资源丰富的国家应该比缺少资源的国家有更快的增长速度，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Ginsburg Norton,1957；刘易斯，1999）：在新古典体系内，资本、劳动力与自然资源都是一个国家资源禀赋的基本要素，每一种要素都会对经济增长有正的边际贡献，那么，与资源贫乏国家相比，资源丰富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因而，会有更高的产出水平。研究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对这里的自然资源更是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摆脱贫困的重要工具。在他们看来，自然资源就是一种“自然资本”。

Rosenstein-Rodan（1943）认为资本短缺与市场规模狭小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最重要的制约因素，如果能够有一个外在的投资推动（Big Push），那么，在家庭手工业水平上实现均衡的国家（以规模报酬不变为特征）可以跳到以规模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大工业化均衡上来。Murphy K.等（1989）在Rosenstein-Rodan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如果多个部门同时出现一个投资推动，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的跳跃是可能实现的。由于某个厂商扩大投资会带来对其他厂商产品的需求，那么，即使这个厂商率先扩大投资无利可图，对整个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率的——刺激了其他厂商的投资，从而具有正外部性。但哪一个理性的厂商愿意充当宁可自己亏损也要扩大投资的领头羊呢？建议政府出面无疑是个难以拒绝的选择。墨菲等建议政府应该在基础设施上先投资，进行“大推动”（Murphy K. et al,1989）。沿着这种“率先投资带动共同投资”的发展思路，自然资源的出现无疑是带来“大推动”的“神赐天粮”。

然而，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却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外财富”（easy money）并没有带来这些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飞速增长，相反，与那些缺少自然资源的国家相比，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反而有更低的增长速度，广大民众并没有从这些资源开采中受益，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贫困和绝望之中（Ross,2001; Collier P. and Hoeffler A.,2000）。资源丰富反而陷入贫困陷阱，引起了经济学家对这个现象的各种解释。

1）“荷兰病”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荷兰病”的出现引起了经济学家的兴趣。1959年，荷兰格洛宁根（Groningen）大气田发现后，虽然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和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但是，荷兰的工业部门却出现了萎缩，经济增长也出现减速。形成对比的是17世纪的荷兰没有什么自然资源，也没有海外殖民地输入资源，但是，依靠积极的海外贸易，荷兰的国际贸易额为世界第一，取得了比西班牙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当荷兰的船队与世界各国进行商品贸易时，西班牙船队正从“新世界”的殖民地源源不断地往本土运送金银、矿产和其他原材料（布罗代尔，1992; Sachs and Warner,1995）。

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是汇率高估引起的挤出效应。Bruno和Sachs（1982）使用了一个“三部门比较静态模型”解释“荷兰病”的原因。在一个生产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国家，如果出现了资源收益冲击，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会增加，贸易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但非贸易品却不能通过国际市场，只能把贸易品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转入非贸易品部门，外汇收入增加导致本币币值高估，贸易品更加依赖进口，挤出了本国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汇率高估是主要病因。后来Sachs等（1995）在这个模型基础上进行动态化研究，但基本思想仍然是一致的。在Bruno等看来，“荷兰病”的发作是因为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在对资源收益对工业部门的影响进行推断时，认为可能会破坏工业部门低工资岗位的就业——资源开采部门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从而吸引工业部门的低工资劳动者流入资源部门。

“荷兰病”隐含的意义是资源收益增加了一个社会的财富和消费能力，但抑制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体系里，并不能对“荷兰病”的结果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评判。

2）“资源诅咒”

最早提出“资源诅咒”概念的是地理学家Auty Richard（1993），他发现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没有从自然资源中获益，相反，其经济表现甚至不如那些缺少资源的国家。应该指出的是，Auty R．虽然提出了“资源诅咒”这个概念，并承认它是个反复出现的现象，但Auty并不认为资源诅咒的存在是个普遍适用的“铁律”。

为什么存在资源诅咒呢？Sachs等（1995）给出了一些奇闻轶事般的解释：“轻易得到的财富使人懒惰”，他还借用法国16世纪哲学家Jean Baldin的论断来解释资源诅咒：“膏腴之地使男人变得柔弱怯懦，而国贫地瘠则能使男人变得谨慎自持、富有生产力。”

另一些经济学家推断，资源可能会对一个国家的制度产生“诅咒”，通过诅咒制度间接影响经济增长。Macfarlan等（2003）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例，说明这两个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在改进“制度质量”上有着不同的激励：中国资源稀缺，出口结构中主要是轻工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非常严重，而很多国家又对轻工产品设置了各种壁垒，因此，中国政府加入WTO的愿望更强，愿意作出更多的让步并承诺对国内市场及相关政策按照WTO基本原则的要求进行改革，而这种改革显然会提高制度质量并为经济长期增长奠定基础；俄罗斯资源丰富，出口结构中能源与原材料占有相当高的比率，这些产品在进口国几乎是零关税的，因此，俄罗斯没有激励去主动改进制度、调整政策和开放自己的市场。Auty R.（1997）在分析哈萨克斯坦的转型过程时，指出里海石油的发现对政府部门的影响：政府官员对石油收益过于乐观，很多本来应该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的困难，由于有了石油租金，政府就用这笔钱来缓解各种困难。资源收益降低了所在国提高制度质量的激励。显然，Macfarlan等（2003）与Auty R.（1997）的解释比Sachs等（1995）的解释更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

3）错误的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

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Hoteling研究了资源开采的最优动态路径，Hoteling（1931）预期，随着资源数量的减少——接近枯竭，开采的边际成本逐渐提高，那么，资源的价格必然上升。然而，50年代，经济学家注意到国际市场上的自然资源供给能力迅速增加而价格呈下降趋势。Hoteling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这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个好消息，但对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利的，一些经济学家建议发展中国家对资源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条。Prebish R.（1959）认为，如果把发达国家定义为“核心国家”，把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外围国家”，那么，在一个完全由市场价格决定的分工体系中，“外围国家”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外围国家主要出口初级品，这种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很低——核心国家即使收入水平提高，对初级品的需求也不会有太大的增长；核心国家出口的主要是收入需求弹性很高的工业品，外围国家收入水平一旦提高，对工业品的需求就会大增。那么，外围国家在与核心国家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Prebish R．建议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依靠关税和补贴扶持自己的工业，替代进口产品。Prebish的建议被他供职的联合国经济委员会采纳并向亚非拉国家推荐，这个政策建议后来被证明为“最糟糕的政策建议之一”（Sachs and Warner,1995）。

然而，这个糟糕的政策建议反而被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那些希望利用资源收益进行投资建立自己工业体系的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了实施“政府主导型进口替代战略”的道路。这些国家将出口资源得到的收益用来发展本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成了必然的政策诉求，当补贴成为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时，官员“寻租”现象便难以避免，从而带来浪费与无效率。尼日利亚是一个“高投资、低增长”的典范：该国的投资率平均在30%以上，甚至高于同期亚太地区的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严重的腐败、浪费和低效率，尼日利亚的增长率几乎是停滞的。一个例子是Ajakouta钢铁公司，这个由政府操纵的公司从1970年代就开始建设，但“直到今天，他们也没有生产出一吨商品钢”（Sala-I-Martin X. and Subramanian A.,2003; 2004）。

Auty R.（1995）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对比了巴西和韩国的经济增长。巴西在1920年代已经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该国不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大的国内市场和更多的人口，更符合Rosenstein-Rodan（1943）与Murphy K. et al等（1989）所相信的优越的发展条件，而且，巴西的确将资源收益转化为投资，实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大推动”。可以观察到的历史事实是，巴西自从1930年开始转而采用政府主导型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增长便陷入了泥潭。韩国的发展条件远不如巴西，缺少资源、国内市场狭小，朝鲜战争几乎毁坏了所有的基础设施，但是，韩国政府却执行了一个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劳动力价格低廉这个优势发展轻工产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变化状况，不断对这个战略和产品结构进行动态调整，结果，1960～1990年，韩国的经济超过了巴西（Auty R.,1995）。

总体说来，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有更慢的经济增长速度。1960～1990年，资源稀缺的国家人均GDP增长速度比资源丰富国家快2～3倍，……矿产丰富的国家，经济绩效最差（Stevens P.,20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