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后学语境促使女权主义哲学发生了转变，对于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女权主义哲学的后现代转向，既受到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思想家的影响，也有女权主义理论内部的、自身的原因。在此过程中，某些女权主义者也经历了对后现代的不理解或抵制，到逐渐感受到后现代与女权主义的一个共通之处（这也被称为女权主义走向后现代的必然性）：对启蒙以来宏大叙事的质疑与批判。人之本质探究无疑正是宏大叙事最基本的部分。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后殖民女权主义等派别的兴起，使女权主义日趋差异和多元，促成了女权主义哲学与后现代思想的链接，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开始纳入了对大一统知识系统的解构。

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起于对“妇女”作为统一体的质疑。女权主义运动自始就非“铁板一块”。如美国黑人女权主义者贝克·胡克斯（Bell Hooks）所指：“从孕育开始，女权主义运动就是两极分化的。”较早就已确立“妇女”是“差异”的，并非是一个统一体的理念，也成为后学转变的起点。如后现代哲学质疑“人”和“人的本质”的概念的普遍性一样，法国后女权主义哲学家者露丝·伊利格瑞认为，其实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同质化的、统一的妇女群体和概念，“性别差异并不是一个事实、一种根基，也不能以拉康式的说法视其为一种顽固的‘真实’。相反，它是一个问题，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语言内部一个无解的厚重时刻，而且标志了属于我们的当代语言图景”。后殖民女权主义更揭示出，第三世界妇女、社会边缘的底层女性、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妇女及女同性恋群体等，她们与欧洲和北美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许多方面，包括她们所处的“位置政治”（politics of location）都绝非可同日而语的。因地域、文化、种族、阶级阶层、性取向的差异，妇女存在着多种不一致。若把妇女当作一个统一群体就可能推进“欧洲中心”或“白人中心”的霸权主义。因此，后学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哲学从反思统一的妇女范畴开始，使妇女本质以至人之本质探究都面临挑战，甚而面临崩塌。

后学语境下的女权主义哲学对人之本质的批判首先是指向自身的。批判指出了一些由欧洲、北美的女权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其实并不具有“普适性”，并揭示了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研究有可能充斥对非西方妇女的“殖民”话语，进而形成“话语殖民”。后殖民女权主义先锋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的批判很尖锐。她指出，某些西方女权主义文本在二元论哲学框架中，力图制造出“如铁板一块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些妇女被读作：愚昧无知、贫穷、没受教育、受传统束缚、被禁锢在家、易受欺骗等）。更有研究称：“所有非洲妇女都依附于人，卖淫是作为群体的非洲妇女唯一的职业选择。”这些言说确有抹不去的殖民色彩，“仍然携带着西方人本主义论述的权威性署名”。莫汉蒂还指出，以第三世界女性的眼光看，西方女权主义研究所取得的那些“重要成果”实际上“是同帝国主义合为一体的”。这就意味着，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包括对妇女本质的探究，不仅处于宏大叙事之中，而且处于与资本利益和政治权利攫取的紧密关联之中。因此，可认为传统西方哲学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实际上是西方对非西方、欧洲对非欧洲、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一种霸权式言说。当欧洲中心主义以“普遍的”“类的”的方式和以“理性”界定人之本质时，不合乎“理性”标准的女性和第三世界民众就被剥夺了权利。女权主义的哲学批判对“理性”与政治及权力关系的深刻揭示，再次充分显现“解构哲学是一种政治责任”。

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批判，还与是否放弃妇女作为一个“主体”范畴的争议相联系。美国后女权主义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审视性别与人之本质探究时，援引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对“黑人不是（男）人”的批判。法农指出“人在当代的表述中完全被人种化了，使得黑人不可能具有人的资格”。巴特勒认为，法农实际上指出了一个“公式”：“谁不是男人，谁就不是人”。这个公式表明：“性别这个属性僭越了人”——充分显示在理性人基础上对人之本质的界定，是由“男性特质和人种特质共同支撑”的。当哲学探究在“人”和“人”的各项权利时，传统西方哲学所指出的方向是：“成为一个男人”——要成为一个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就必须以一系列行动（即操演）来建构“男人”这一性别身份。既然男性和女性都是在强制秩序下被管控生产出来的，按巴特勒的看法，这个“实在的本体本身不仅是一个人为的结果，同时它在本质上也是多余的”。

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哲学家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对人之本质探究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一种反本质主义立场将有助于女权主义政治学的构建，因为“本质主义所生产的关于身份的观点同激进的和多元主义的民主观念是不相容的”。本质主义认为“男人和女人的身份是由生理、心理和社会确定并决定的”，无任何变化的可能性。而要推进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应的女权主义政治哲学，就必须摒弃这种本质主义。她还指出，尽管批判本质主义的当代哲学很多、批判方式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相似点，即都指出：“主体”并非是一个理性的、透明的实体范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精神分析学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后期的语言哲学、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解释学等，都批判了基于理性的同质性主体范畴，解构了人统一的“本质身份”。这对女权主义意义重大——应解构本质身份，即抛弃同质化的理性主体范畴，这是理解当代社会关系多样性的必要基础，因为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就贯穿于多样性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应把它看成一种多元性，它依赖于各种主体”——不是指多种主体并存，而“只是指主体之间经常性的相互颠倒和相互决定”。墨菲认为，这点对女权主义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使女性与黑人、劳工等其他群体建立一种“等值性的链接”，且“每一个主体地位都是在一个不稳定的随机建构中被建构起来的”，即“没有任何一种主体地位与其他主体地位之间的联系是确定无疑的，进而人们也就不可能彻底永恒地获得任何一种社会身份”。

这样，妇女与人之范畴一样，就不再与任何统一的、完全一致的本质相对应了，对于妇女本质探究的问题也就此转变为“‘妇女’是如何在不同的对话过程中被构造为一个范畴的？”——对妇女本质的探究失去了意义，对人之本质的探究同样也失去了意义。有的误读以为，后现代语境下妇女作为统一主体被解构了意味着女权主义的终结或落入无从解脱的困境。但明确的回答是：“后女权主义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的终结，而是女权主义理论的一次转型。”这一转型显然不同于一般哲学，就如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谈到的：“在我看来，关于当代女权主义的一个最好的东西是，它能避免这种启蒙的逃避幻觉——是从历史的境况逃避到非历史的苍穹的幻觉中”，而“在非历史的苍穹中，道德理论能够在一个不可改变、不可扩展的逻辑空间中被追求”。如果女权主义哲学真的能够拥有如罗蒂所说的“最好的东西”，即可更自觉地脱离“非历史的苍穹”，那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哲学推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