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媒介对“剩女”内涵的转换策略与文化编码分析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对舆论传播现象进行了奠基性的研究，他提出了“刻板印象”和“拟态环境”两个重要概念。前者指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的固化的、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这种观念和印象通常伴随着人们对该事物的价值评判和好恶感情。后者是指媒介呈现的内容并非对现实世界“镜子”一般的再现，而是通过对象征性的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呈现的内容，这样的内容不仅制约人们的认知，而且通过制约人们的认知达到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作用。

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涵化理论对“刻板印象”和“拟态环境”的基本内涵进行了深化，指出大众媒介描绘的“象征性现实”对人们认知和理解世界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当媒介呈现的内容与人们已有的价值观一致的时候，大众媒介的涵化效果会得到强化。

文化编码分析是对刻板印象、拟态环境和涵化理论的综合运用与发展，即通过阐释符号的内涵具有哪些刻板化的认知特征，解析这些认知是基于怎样的拟态环境被转化和编码的，并分析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涵化效果如何与传统性别文化形成共鸣，从而形成强化人们的刻板认知与传统性别观念的效果。

近年来，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日益提高，出现了不婚或晚婚这样一类特定的女性群体，她们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参与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对刻板化的“妻职”和“母职”有了一定的批判意识，因此对何时走入婚姻抱有比较开放的心态。这一类“职位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三高”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传统婚恋观念中“男高女低”的刻板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涵化效应的冲击，在媒体的拟态环境中，不婚或晚婚的这一类女性群体被习惯性地解读为“甲女丁男”效应中“被剩下”的尴尬群体。

从文化编码的角度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原本指向特定女性群体的身份特征——具有优势的“三高”内涵，被刻板化地转换为具有“三低”特征的身份标签：“挑剔”“焦虑”和“不孝”。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剩女”的性格特征被贴上“挑剔”的标签。

不婚或单身是人们的一种婚恋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与非常复杂的外因和内因的共同影响相关。但是，媒体在报道“剩女”群体时通常忽略对外因和内因的分析，而单方面归咎于女性个体“挑剔”的性格缺陷。

“剩女之‘剩’是因现代女性择偶要求较高而难以找到合适对象。”

“只要她们稍微降低标准，或做些迁就，她们就会与我们许多人一样进入婚姻生活。”

“调查显示，如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只有6.9%的女性会降低择偶要求，超过44.1%的女性坚持宁缺毋滥，而男性会降低要求的则有18.0%。”

其次，“剩女”的心理特征被贴上“焦虑”的标签。

媒体在报道“剩女”时，偏好于渲染单身者“被剩下”的不快与焦虑情绪。

根据2028274份问卷及访谈作出的《2009中国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有42.0%的单身女性担心自己嫁不出去，而忧虑讨不到老婆的男人只有8.1%。

中国医师协会HMO等40余家机构及媒体单位共同发布的首份《中国城市“剩男剩女”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剩男剩女”目前的心理状态中，快乐情绪仅占25.0%。

“为了免于贴上‘剩女’标签，一些年轻女子居安思危，对择偶充满紧迫感。”

“‘又过了一年’是新年伊始剩女们最烦恼的事，看着别人成双入对，自己还孤独一人，不免有些失落。恋爱没对象、结婚没着落、家长的唠叨、亲友的追问，就连自己都害怕真的会一年一年地剩下去。”

最后，“剩女”的道德特征被贴上“不孝”的标签。

媒体对“剩女”的报道时常无视单身女性差异化的个体经验，而是倾向于从传统观念及父母意愿出发，给“剩女”贴上“不孝”的标签。

“年迈的妈妈领着大龄的女儿，为自己挑选中意的女婿。”

“这个春节，陆苑从工作地广州回到了老家河北。刚到家，母亲就连续安排了两场相亲。刚见完面，母亲就焦急地刨根儿问底儿，想尽早知道‘有戏没戏’。‘我在家都快被烦死了。'”

“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些‘剩女’多少有些尴尬，她们的婚姻成了家人最惦记的事，她们甚至成了亲戚朋友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剩女”们为了摆脱这些负面的标签，纷纷弱化自己在职位、学历、收入方面的优势。同时，倡导女性“降低职位追求”“降低学历追求”和“降低收入追求”成为了主导性的舆论潮流，这种舆论潮流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男高女低”等传统观念形成了传承与呼应，强化了对公众和社会所产生的负面、消极效果。

透过文化编码分析、审思媒体对“剩女”的转换策略所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剩女”的身份特征从“三高”被转换为“三低”，与媒介文化中一直传承下来的“扬男抑女”的传统性别观念有着直接的关系。媒介在转换“剩女”内涵的文化编码过程中，表现出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及主体认同上的消极反向引导，归根结底，这是对女性实现自我发展的一种隐形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