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研究接触的打工妹既不能安装固定电话，长途话吧又不能随身携带、想用就用，所以手机是她们唯一可选择的、方便使用的通信工具。她们每个人都有手机，有的甚至同时使用两部手机或两个手机号码；她们每月的手机话费支出都很高。同时，她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使用手机与身边的或分散在老家、全国各地的亲人朋友聊天；她们随身携带的手机都很漂亮，她们非常看重手机的多媒体功能（照相/音乐）；她们十分依赖手机，每晚都是伴着手机里的mp3音乐进入梦乡的。

手机在打工妹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到底是怎样一种角色？——她们为什么花如此多的精力和金钱在手机上？她们为什么看重，又是怎么使用手机的外观和多媒体功能的？她们用手机和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方式交流？又从这种交流中获得了什么？

（二）文献综述

早期的流动人口手机使用研究主要从宏观的阶层理论出发去理解流动人口的通信工具（手机、长途话吧、小灵通、固定电话等）使用，如Qiu等人将流动人口视作“信息中下阶层”，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制约，他们无法获得更加舒适便利的通信方式和服务，只能在信息服务和经济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选择相对来说最经济、便利的通信工具和使用方式。近期的研究则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理解手机给流动人口的生活带来的切实帮助。

本研究接触的打工妹可以每月花很多手机费（100～400元/月）去联络亲朋好友和享受各种通信服务，因此“信息中下阶层”的框架无法解释她们如此高昂的手机话费。而她们主要用手机联系亲人、同侪和老乡这样同质性很强的群体，这些人在帮助打工妹向上流动方面起不到太大作用。因此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无法看出手机的作用体现在哪里。

按照Ling和Yttri的观点，手机作为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通信工具，可以被人们用来协调和处理各种人际关系和日常事务，而人们对手机的使用主要出于三种目的：“出于安全考虑”（safety or security）的使用、“微观协调”（micro-coordination）的使用和“超协调”（hyper-coordination）的使用。其中“出于安全考虑”的使用主要发生在弱势群体中，使用手机是为了保障安全或应付突发事件等。“微观协调”的使用主要发生在成年人中，主要是“工具性”的使用，即用手机来组织和安排日常生活，包括安排见面或会议、协调时间安排、在空间移动过程中处理事务等。“超协调”的使用主要发生在青少年中，其中包括“微观协调”的使用，主要指自我表达（self-express）和身份协商（identity negotiated）层面的使用。

有的学者从自我表达和身份协商的角度来理解流动人口的手机使用。杨善华和朱伟志从现象学、社会学的“生平情境”概念出发，关注青年打工者的手机消费，认为青年打工者的手机使用源自一种“社会竞争”心理或经营社会关系网的需要，它表达了青年打工者“告别过去的生活方式、肯定自己的城市存在”的愿望；Wallis在研究了北京地区的女性流动人群的手机使用之后，认为手机虽然提供给打工妹拓展人际交往、提升社会资本的新途径，但是同时也使雇主等人更加容易寻找和控制她们。

抛开宏观的阶层理论和功能主义的解释，本研究从自我表达和身份协商的视角出发，理解打工妹利用手机进行身份建构的实践。按照McRobbie的观点，身份建构是一个能动的、实践的过程，它能够“指引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不是阶级层面上的主体，不是心理学层面上的主体，不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主体，不是文本层面上的主体，而是积极的行动者（active agents），能在一个广阔的文化实践领域，包括文本、形象、商品等，塑造并表达自己”。因此，一个人的“身份建构”过程即其利用各种文化实践进行自我表达和身份协商的过程。

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包括以下方面：

1．从外地农村来到北京务工的年轻、未婚打工妹的城市生活状况是怎样的？其中的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着她们包括手机使用在内的日常生活？

2．除了安全性和工具性使用以外，打工妹对手机的象征性使用有哪些？她们利用这些象征性使用表达了怎样的象征性涵义？她们如何利用这些象征性使用去进行身份协商（家庭/雇佣/亲密/同侪关系）？

3．打工妹利用对手机的象征性使用，渴望建构出什么样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