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从20世纪三次历史性巨变和三次历史性机遇说起
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及“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两大历史任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为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20世纪的中华民族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那就是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第二次历史性巨变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第三次历史性巨变使中国人民富起来了，标志着中国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反映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走向再创辉煌的历史进程，反映了先进的仁人志士努力“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进程，没有比20世纪之初革命党人喊出的“建设新中国”再恰当不过了。辛亥革命开启了建设新中国运动的大门，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都是辛亥革命所开创的‘新中国运动’的发展和继续”。这三次历史性巨变，可以说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毛泽东就曾指出：“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在，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把握住了历史赋予的机遇！
我们不禁要问，对于历史要比中国共产党更长久的中国国民党来说，何以不能把握住历史赋予的机遇？无可否认，国民党“在某些关键时刻每能与时俱进，不守故常”，这主要体现在它的三次历史性转变之上：第一次为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立中国同盟会，这对它“成为辛亥革命之中枢，实起了决定作用”；第二次为1924年的改组和与共产党的合作，如果“无此一举”，中国就“不可能结束辛亥后十余年之困顿，而下开北伐战争之局面”；第三次为1937年的与共产党再次合作，两党共同拯救民族危亡，有此一举，中华民族终于取得了“百余年来第一次抵御外国侵略之完全胜利，帝国主义加于中华民族之一切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湔雪，数代志士仁人所企望之民族独立亦从此得以实现”。
蒋介石所说，含义虽有不同，时期划分则一。他说：国民党“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的经过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894年至1911年，“其目标在于推翻满清的帝制，建立主权在民的中华民国”。第二个时期为1913年至1928年，其目标“在于扫除军阀割据的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第三个时期为1931至1945年，“其目标在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扫除建国的障碍，完成独立自由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建设”。
然而，国民党与此同时却又三次丧失了历史赋予它的机遇。南京临时政府基本上是按照西方民主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府，但是很快就被北洋军阀专制政权所取代，中国陷入了旧军阀混战的境地。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1928年中国大陆形式上统一，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算起，国民党历经30余年终于取得了全国政权，许多人认为中国实现国强民富的机会到来。但是“不特国共两党内战不已，国民党各派系、各地方实力派互争雄长，甚至导致大规模混战”，招致强敌入侵。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威望高涨，中国成为“五强”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被日本帝国主义割占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即将回归祖国，因此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中国人民又以为建设机会到来了，但是和平民主建国的曙光瞬间消失，国民党随即也因战败而退出中国大陆。
国民党领袖和当今学术界对国民党为何丧失历史机遇不断作出总结和探讨。对于第一次历史性机遇的丧失，孙中山在辛亥革命遭到顿挫之后曾以法国为例解释中国走民主共和之路非易，说法国在大革命后“大乱相寻，国体五更，两帝制而三共和；至八十年后，穷兵黩武之帝为外敌所败，身为降虏，而共和之局乃定”。蒋介石认为“国父只知有救国建国的责任，从没有自私自利的观念。所以辛亥革命一经成功，就让与政权于袁世凯，不意袁氏窃国，民国颠危”。学界则认为是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表现的软弱性、妥协性和动摇性”；或是列强迫使革命党人屈服，等等。对于第二次，蒋介石认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嫉忌我们国家的统一，自始就勾结军阀，制造割据，欲以分裂中国者达成灭亡中国的目的；始则有九一八的侵略，制造伪满傀儡，继之以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对于第三次，蒋介石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的一次讲演中认为“经济、政治、军事之所以失败的最基本原因，乃是自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一般党员，尤其是文武干部，精神上与心理上乃至一切行动生活上都忘了革命，忘了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精神上根本已解除了武装”。学界则认为或是腐败；或是国民党的组织涣散，没有效率；等等。这些看法从不同角度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不能足以说明国民党何以三次丧失历史赋予它的机遇。
张学良生前有一句至理名言，那就是“国民党把大陆丢了，怎么丢的？那是自己找的”！这句话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国民党执政以后的一切败笔，他还从国共两党对比的角度，从四个方面作了阐述。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认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无论是妥协、软弱、屈服，还是腐败、组织涣散，都与国民党派系集团林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派系斗争伴随其始终。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政党，其独特之处正在于学界公认的“其派系之庞杂、斗争之激烈、性质之多重、影响之深远，在中外政治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
在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性机遇的过程中，每一次都深深打上了派系集团斗争的烙印，只不过特点不同罢了！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为各个集团之间的名位之争，这导致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由哪一个派系集团尤其是蒋介石集团还是桂系来掌握全国政权，在这争夺之下的国民党政府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在国民党从中国大陆败退的过程中，主要表现为蒋介石集团与桂系对全局的角逐和战略撤退，蒋介石集团内部各派系的权力之争也贯穿其中。尽管国民党多次因时而变地发生了三次历史性的转变，但是在这激烈的派系集团之争下又三次丧失了历史赋予的机遇，历史自然而然地把复兴中华民族、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使命赋予中国共产党，民国政治就在这样的历史中发生着它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