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振风肃纪——减轻百姓负担

万历十三年正月，海瑞在籍家居16年后复出，任命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不久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五月抵任，因尚书未到任，署吏部尚书，一年内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卒于留都任上，在南京度过了最后两年半的官场生涯，画下了明代清官也是中国古代杰出清官形象圆满而又光辉的记号。

关于海瑞在留都任上的作为，《明史》本传只有寥寥六七十字，既有研究更显得相当不足，均未对海瑞施政时的具体背景作探讨，个别叙述甚至与其应天巡抚任上的作为混淆不分，今主要依据海瑞所发告示、黄秉石所作《海忠介公传》及地方文献记载，予以简要胪列述论，主要概括为如下三方面。

一是崇俭去奢，整肃官箴。永乐迁都后，南京是留都，设官如常，但地位下降，中央官员政务简单，甚至无实质性事务，人称“及北京定为京师，大政悉归于北，而财赋入出于南京户部者，曾不能以十一，虽其地望如故，而事则简矣”;“南京文武诸司，其职务多简，凡有官君子，每朝视事，或不过数刻即罢，居常既多暇日，则往往相与为诗酒之会，山泽之游，畅然皆有以自乐者”。万历时期，时人记载：“南京百司事简，若太常寺则尤闲寂。先辈有为是卿者，终日酣眠坐啸而已。”为政清闲，官员生活上却往往追逐比攀，铺张奢华，徜徉于秦淮河畔，出入于烟陌柳巷。海瑞履任，遵行大学士申时行的指令，要使南都官员的靡靡士气振作起来。海瑞认为，吏部既为六部之长，岂可不念以百姓为先，于是在公布告示禁革铺户供张的同时，凡衙门办事官吏的公费银，新任官员的贺礼等一切革除。有感于南京官员的茸阘无所作为，海瑞向朝廷上“治安要机”，主张欲安百姓先在守令，欲督守令先在司道，欲督司道先在抚按，寄望于阁部诸大臣，最后归本于君主。有鉴于贪残现象极为严重，而屡禁不止，屡劾不止，海瑞因而主张，太祖高皇帝时严惩贪官，有剥皮食草之重条，应该参照沿用。后来海瑞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据说特别置立二条大红板凳，要严惩不法御史，以厉台纲。南京原来每逢夏至、冬至二节，文武百官俱斋宿公署，勋卫世家各以肴蒸酒果馈送，海瑞予以禁止，以致坊市不敢制作此类饼饵食品。海瑞处理政事，秉公持正，即使权贵关说，也毫不徇情，留都官箴，因而大为好转。有次海瑞因送表文，要在三山门内举人家借坐，举人宅第极为壮丽，惮其清严，闻其要来，事先撤除厅事陈设什物，以旧椅数张等待。海瑞倡率俭约，自己先行做到。履任时，行舟已泊近郊上新河，南京地方官府仍未知道。平时生活俭朴，衣着布素，萧然有如寒生，出行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有靴一双，穿破了发上元县补缀。去世时，宦囊只有银子八两，葛布一匹，旧衣数件，连受其惩处而怨恨在心的御史陈海楼也大为感动，说从此“回吾怨恨之心矣”。

二是革除承值，严禁抑勒。海瑞为南京吏部右侍郎，署吏部尚书事，刚抵任，即收到通政司转来的告状，南京五城兵马司所需办公及聚宴之物，均发票取诸市场铺户，各铺坊承应兵马司的票据多达三百余张。更有甚者，进士观政、监生举人历事，所在衙门也收取银两，谓之“罚班”，或“办纳”，公私用度皆取用此银。海瑞认为，吏部统领百官，岂有不能行令兵马司之理，乃发出《禁革积弊告示》，对衙门滥取民物，规定：“今后如有部议之外，仍前票扰者，虽小费一分一文不及先日万分之一，亦不姑恕。”对所谓“罚班”银、“办纳”银，一律停止不收。对各衙门办公用具，规定：凡自上手流传下来者除外，若用“罚班”等银置办者，一律退出，必用不可无者，一律以本身薪俸银两给还，一如原价分文不少。对于告状，规定：居民被害，可以放胆来告，“做百姓不可做刁顽不听法度的百姓，亦不可做软弱听人打听人而不言的百姓”，可以拦街，可以叫门，所在不禁。状纸上必须明说通政司因畏异，告状若干次而不准字样。海瑞认为，今日做了朝廷官，便与家居之私不同，因此对于赠送上官的所谓“交际银”，规定合行告止。南京是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职官机构，以及操江、守备、五城兵马司、应天府、上元江宁两县衙门等，官员丛杂，供张之物既多且繁，衙门向铺户索取钱物，由来已久。当时实行当行制，官府所需供张由各铺户承应，但铺户“一入衙门，则胥徒便视为奇货，掯抑需索，无所不有，或给不偿本”，官吏乘机勒索铺户，或白白供奉，或半价而偿，“人始以市物于官为厉，而其党递相扳告，当行纷纷矣”，铺户或逃或败，官府所需百物反有亏欠之虞。官府一再采用审行的办法，对铺户加以控制，“籍其人于官以备呼唤”,“每行列名以次轮流承应”，或者相对固定，派办某行。如摆酒一项，多由各铺户承办，“吏部是办事官吏，户部是箩头与揽头，礼部六科是教坊司官俳，兵部是会同馆马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是店家，工部是作头，太常寺是神乐观道士，光禄寺是厨役。大韶摆酒一桌，给银二钱，刻剥者止给钱半”，而“衙门中官员既多，日有宴席，人甚苦之”。审行轮值衙门供张，困扰铺户仍然严重存在。何良俊致仕后，嘉靖末年客居南京，见“各衙门官虽无事权者，亦皆出票令皂隶买物，其价但半给。如扇子值二钱者只给一钱，他物类是，铺户甚苦之”。至于监察御史，气焰熏灼，尤为可畏。有一御史买橙丁一斤，其价只五六分，而皂隶诈银五六两。一官员买果馅数斤，各铺家被皂隶骗银12两，而仍未交上。一官员取松江绫数十匹，每匹只给银一两二钱，还警告铺家不许控诉，“于是疾痛愁叹之声彻于市井间”。铺户既要承担供应的义务，还要承受各级官吏胥役的无端需索，实在苦不堪言。海瑞先为南京吏部右侍郎，后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认为五城兵马司于民事铺户之事尤关切要，都察院无不当问，对此刻剥诈扰铺户的恶劣行径，海瑞屡屡严禁，每下一令，洞中情弊，南京人途传巷诵，一时间遍在人口。而且严惩顶风作案者。御史陈海楼用红票买米，仍按往常做法只付半价，铺户怒而不敢言。该家秀才何敬卿，持红票进都察院击鼓告状。海瑞要以太祖严治贪官之法惩治，经众御史恳求，改为杖责办事皂隶三十大板，革除其役，并将该皂隶枷号该御史之衙前。经此一番惩创，收效极为明显，“一时六部两衙门与府县，闻风凛凛，不敢妄取市物”；“自大僚至丞郎，无不凛凛奉法，无以片纸取市中物者，其市物必以价，无敢剧饮为大宴乐”。雨花台、牛首山、燕子矶等风景名胜之地，官舫游屐一时绝迹。后来继任者进一步采取措施，“自是宿弊一刬，贸易者始得安枕卧，而民不至于罢市焉”。

三是议革总甲，定额夫差。与禁革铺户供张相应的是，海瑞在南都任上的另一举措是禁革火甲和均平夫差。所谓火甲，是南京作为都城自明初以来一直沿用的城市巡夜办法，以加强治安和防止火灾。原来做法是，每日总甲一名，火夫五名，沿门轮派，富人雇人代役，贫人自役。设施有锣、鼓、梆、灯笼、火把等。每夜人执一器，每人支应一更，一更三点禁止通行，五更三点放人通行。城中各地设有更铺，可蔽风雨，可拘束犯人。遇到有事，各铺前后传讯，灯火相接，锣鼓相闻。此火甲法，平时凡刀枪兵器与救火之具，由铺家准备，若损坏，也由铺家负责修理，但一旦遇到突发的差役或人命案件等，却无常设机制应对，而一直由总甲承应，有时往往数年不能结案，甚至其他杂差也由总甲出应，总甲以至拖累败家。所谓夫差，指南京大小衙门，凡需供张，往往滥发红票，派夫取物，无所节制。海瑞在南京右都御史任上，不时接到投诉，深悉其中弊端，制定《简可照繁册》，以革除总甲，减少衙门对坊里人户的派役。针对各衙门滥征民间夫差，海瑞会同南京兵部商议，制定《夫差册》。册中称道，“议得火甲专为地方防守，京师百官用，本有皂隶而已。南京不然，以致地方之人不堪而诉”。现在遵行圣旨，会同兵部商议，将应存应革，逐一开列，“今日知有朝廷之法而已，不复能念各官之私，有册外取一物一夫者，先执其将票之人，参奏候旨。兵马司暗地奉行，地方总甲私为科派，一同处治。部院科道官犯，互相纠，护不纠，又有别衙门官之口在”。《夫差册》具体开列了各衙门可以动用的夫役人数，而且针对现状强调，“每款应革事下云自行租办，盖设立公费银两，充上下人情，各衙门有之，人情属私字，不属得公字。先日资用火甲，若不问银所从来，转此代火甲用，有恤人心，犹近于义。然细推其所事之故，皆非不可以已而不已之”，因此“酌而革之，无不可”。既经查革，今后“身可着役之事方为之，多多少少，调停其便，今后若事出不可以，用其力，不可索其财，盖俸禄柴薪，下之供上已而不尽，不堪重出”。凡各官衙及官员按规定取夫，发票至兵马司，兵马司登录，按数拨送。所需仪物，送该城御史查验，必待票取而应。要求公私分明，不得借公济私，徇公肥私。海瑞试图禁革火甲和滥差夫役，一时并未完全付诸实施，万历末年南京工部尚书丁宾时继续改革，才收到实效。

海瑞复出，在南京任官，已是72岁的高年，身体和精力虽大不如前，但从上述三方面内容可以看出：他为民请命为民申冤之念时存心中，刚直不阿、廉洁自律之节操始终未易；崇俭去奢、励行官箴之基本理念丝毫未变；体恤民艰、兴利除弊的敢于担当精神一如往昔；要求官员公私分明，不借公济私，不损公肥私，不以势刻剥侵蚀百姓利益的施政理念始终不渝。趋向奢靡的南都，一时之间风气大为好转，所以吏部办事进士顾允成等称颂道：“近在南都，禁绝馈送，裁革奢侈，躬先节俭，以示百僚，振风肃纪，远近望之，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海瑞节俭清廉、刚正不阿的形象得到时人和后人的肯定，一直深深保留在了江南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