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转型新常态”的经济增长动力重构

长期结构性因素推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的“新常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约束投资主体的原有行为模式，“新常态”经济的增长动力在转型期被重构。

（一）缓慢校正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循环

在“新常态”经济下，人口结构变化一方面使原有的人口红利丧失，带动经济增长率下降；另一方面，人口结构变化还拉低储蓄率，在服务业比重上升、城市化速度趋缓等因素的作用下，投资增速也将略有趋缓，“旧常态”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储蓄循环在“新常态”下将被校正。

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带动经济增长率略微下降。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局部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招工难”等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2011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上升至13.7%, 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也已上升至9.1%。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从2010年开始下降，每年的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从2011年开始持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量2013年也出现了下降（见图1-12）。根据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15年左右中国15～64岁人口达到峰值，随后缓慢下降，到2060年劳动人口占比将从2010年的73.5%降至57.3%（见图1-13）。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峰值，总量为9.99亿人，之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将下降至9.87亿人。2011～2020年就业年均增速将比前期下降0.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率下降约0.4个百分点。城镇化加速推进所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仍然不能弥补劳动力人数下降对经济增长造成的负面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同时意味着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就业压力缓释，对以往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经济增长构成压制。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同时，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据测算，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随着人口结构变化，我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2011～2020年，人口结构变化将带动储蓄率下降2.8个百分点（蔡昉等，2005）。随着储蓄率下降，如果不考虑国外资本流入的影响，中国投资需求的增速也会略有下降。

另外，从服务业发展趋势来看，2013年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第二产业，今后服务业比重还将继续上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将降低资本/劳动密度，降低固定资本投资效率；因中国服务业生产率低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降低经济增速。

从城市化速度来看，中国城市化发展遵循逻辑曲线的规律。城市化比率从1996年的30.5%升到2003年的40.5%，用了7年；从2003年的40.5%升到2011年的51.3%用了8年；根据模拟结果推算，预计将用10年，即2021左右，城市化比率从2011年的51.3%升至60%。如果用线性关系的同比指标来计算，城市化比率的增幅早在10年以前就开始下降了，2013年城市化比率达到53.7%，未来城市化比率的增幅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城市化驱动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也将减弱。

劳动力市场、土地、能源和环境约束加大。经济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低工资、土地成本、低能源成本和低环境成本的时代已经过去，我国依靠扭曲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等形成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这些因素决定了投资、消费结构将发生缓慢的逆转。

（二）财务纪律约束投资主体行为

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旧常态”下投资驱动的经济主体受到更严的财务纪律约束，国有企业管理层降薪面临激励不足的问题；深化财政体制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行为受考核指标和债务清理改革双重约束；经济下行过程中，企业去产能和去杠杆，地方政府清理债务必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上升。“旧常态”下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和银行三主体追求经济增长的动机被约束。

1．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可能带来激励机制不足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审议了《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拉开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高管人员薪酬改革的序幕。国企薪酬改革的关键和难点是建立真正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企业所在行业性质对绩效要求的差异，如自然垄断行业、公益性企业和竞争性行业的标准就不一样；也要统筹兼顾到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管理者与员工、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薪酬待遇。由于市场选聘经营人员进展太慢或滞后，央企90%以上的管理人员都是行政任命的。这样就使薪酬改革涉及的人很多，不但影响面大，阻力也大。董事长薪酬一变，几乎全部管理层薪酬都按比例下降。这会触动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还可能会带来激励机制不足、人才流失的问题（张卓元，2014）。

2．地方政府债务清理将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将受更多约束

2014年10月2日，政府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这份文件与修订后的《预算法》以及10月8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一起勾勒出了存量债务如何处置和未来增量如何融资的框架。财政部10月23日又印发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简称《办法》），为债务清理提供了具体细则。这些举措的目的是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形成财务硬约束，并降低政府债务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办法》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清理甄别工作，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要大力推广PPP模式。此外，《办法》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存量债务，锁定政府一般债务、专项债务余额。各级政府要将锁定后的政府存量债务情况及时向同级人大或其常委会报告，并按照预算公开有关要求及时向社会公开。甄别工作为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对于地方政府性债务，原来是从银行端、从资金供给端来控制；现在从需求端控制，以后只能通过政府债券来做，发多少债完全达到计划可控。从财税角度切入，通过预算制度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进而转变政府行为，这是改革真正的意义所在。短期内，清理地方政府债务，可能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但长期来看，或将倒逼地方改变以投资拉动GDP的模式，有利于地方建立规范的举债融资体制。

3．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约束信贷投放

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底的1%到2014年第一季度末的1.04%，到第二季度末的1.08%，再到第三季度末的1.16%，虽然变动幅度不太大，但对基数庞大的不良贷款余额而言，这样的增速使银行与监管机构开始警惕。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一、第二、第三季度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分别增加了540亿元、483亿元和725亿元，截至9月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7669亿元，已连续12个季度上升。国内经济下行、房地产销售收缩和价格回落、投资回报率下降等因素迅速波及银行体系，银行贷款随之过度紧缩甚至冻结，形成中国式“抵押品（房地产）-损失”螺旋，加剧了金融和经济波动，是造成不良贷款上升的主要风险因素（阎庆民，2014）。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整，银行不良资产可能进一步上升，其结果是至少在短期内抑制贷款的高增长。

（三）经济增长动力的需求约束

1．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投资结构调整

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放缓，投资结构调整，一方面反映了去产能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保持经济增长不跌破底线的要求。2014年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40616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5.9%，增速比1～9月回落0.2个百分点。2014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6875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1.7%），增速比1～8月回落0.7个百分点。从投资结构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9%、13.4%和17.4%，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投资占比分别为2.4%∶41.9%∶55.7%，第三产业的投资已经超过第二产业13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的主要原因是第二产业投资增速下滑。第二产业投资内部结构充分反映了去产能过程中某些行业（如采矿业等）的压力。

为对冲第二产业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中央政府加大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都超过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因第一产业投资占的比重很小，不能扭转投资增速整体下滑的趋势。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对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上升。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67733亿元，同比增长22.6%，增速比1～9月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增长21.9%，增速回落1.6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25.2%，增速提高0.9个百分点；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8.9%，增速提高0.3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25.1%，增速与1～9月持平。

2014年1～10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7722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2.4%，增速比1～9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投资52464亿元，增长11.1%，增速回落0.2个百分点。住宅投资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67.9%。

在“新常态”时期投资仍然受诸多经济因素制约：地方财力不足，负债过大；房地产业去泡沫任务仍很艰巨，房地产投资难以出现大幅反弹；企业去库存化、去过剩产能任务艰巨，以及产业升级缺乏新技术和赢利项目等。

2．消费增长速度难有大的改善

2010年以来连续4年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月度同比增长率大体上保持下降走势，1～10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13118亿元，同比增长12.0%。其中，限额以上单位网上零售额3307亿元，增长55.6%。2014年第四季度消费增长可能受季节性因素推动，略高于第三季度。在总体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收入增长缓慢的背景下，中央坚持反腐败、改革事业单位养老金、规范财政支出等政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消费将保持平稳增长，消费在短期内也不太可能成为保增长的主要动力。

消费增长的长期制约因素主要是：①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显著改变，居民持久可支配收入增长乏力；②房价与平均工薪收入比畸高，潜在购房者需要进行大量储蓄，贷款购房者需要支付按揭月供，挤压了其他领域的消费；③统计上没有按照市场价格将房地产消费产生的服务流纳入消费核算；④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居民需要通过储蓄养老防病治病；⑤财产性收入不支持消费扩张，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是房地产收入和股票，房地产价格畸形已经是拉大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两套房以上的人关注的是投资收益，一套房的居民不太可能从房价上涨中变现增加消费，无房者更不可能分享房产增值的好处，反而被迫增加储蓄；股票市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没有恢复，投资者资产缩水。这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相背离，也与美国股市连创新高形成鲜明对比。

3．中长期出口形势依然严峻

2014年第二季度国务院推出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人民币汇率出现贬值，8月和9月出口改善。第二季度以来，美国主要宏观指标好转，经济复苏的基础更坚实；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好转对中国增加出口有一定的好处，但欧洲、日本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迟滞，加之近期美元升值，引导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随美元升值而升值，总体的出口形势并不乐观。

（四）“新常态”经济的韧性与新均衡增长动力

随着深化改革和推进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也在增多，中国经济增长的韧性加强。一是改革红利正在积聚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简政放权、国有企业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自贸区建设等改革举措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和大数据为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创新创业提供了契机。二是新的开放红利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舞台。以建设经济共同体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反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共同利益诉求。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建设，中国将从贸易大国转向资本输出国。三是新型的区域发展战略为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是未来区域经济优化空间布局和协同发展的两大增长极。四是依法治国方略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性红利将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