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编撰者分布情况：经济与学术发达地区

除了在朱子之后的承继主编职责的黄榦、杨复之外，《通解》的编撰团队尚有许多朱门弟子及友人。据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所言：

《通解》底助理编集者姓名，有明文可考者，计有黄直卿、赵恭父、应仁仲、赵致道、吕子约、刘用之、刘履之、廖子晦、潘恭叔九人。黄直卿，名干，是朱熹底女婿而兼高弟者。赵致道名师夏，刘用之名砺，刘履之名砥，廖子晦名德明，潘恭叔名友恭，都是朱熹底弟子。吕子约名祖俭，是朱熹底朋友（注一）。赵恭父应仁仲底本名不详，以朱熹书牍中语气测之，大概也都是朱熹底弟子。第一条所谓“四明一二朋友”“江右一二朋友”，第六条所谓“四明永嘉”，其详不可考。当时，《王朝》以前之助理者，要再十人以上，是无疑问的。

白寿彝只统计《文集》，且局限于朱子主编时代，所以参与编撰者均是作为朱子的助手形式出现的。其后钱穆、戴君仁等均对此有详细的考证，而束景南在前人考证的基础上不仅详细考证具体编撰人员，而且进一步考证编撰团队在区域的分布及各地区主要负责人情况，他说：

至庆元二年，始全面分委弟子撰修《礼书》。大致先后参加编修《礼书》者有吕祖俭、路德章、潘友恭、余正甫、黄榦、蔡元定、吴必大、李如圭、刘砥、刘砺、赵师夏、赵师恭、应恕、詹体仁、叶贺孙、杨楫、廖德明、杨方、杨简、刘光祖、刘起晦、孙枝、杨复等。闽中以建阳为中心，由黄榦，刘砥、刘砺兄弟负责；江西以庐陵为中心，由吴必大、李如圭负责；浙中又分四路：金华由吕祖俭负责，四明由孙枝负责，永嘉由叶贺孙负责，黄岩由赵师夏负责。此皆从朱熹集中通信书劄中可见。

束景南对白寿彝的观点展开详细的考证过程，落实到参与编撰者具体分布区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巨大的方便。由白寿彝、束景南的研究成果可知，在朱子主持编撰《通解》时期，参编者主要集中在福建建阳、江西庐陵，以及浙江的金华、四明、永嘉、黄岩四地即浙江中南部地区，而其他参编者地域分布则较为分散。《通解》朱子主编部分的编撰队伍主要集中于上述三个地区，并非偶然，而是朱子面对图书编撰的客观条件问题而采取的解决方法。

前引《乞修三礼劄子》主要涉及编撰《通解》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朱子私人典籍不多，需要向秘书省太常寺关借礼乐诸多资料；另一方面，编撰团队分散各地，朱子无足够物质条件召集门徒。这两方面给朱子编撰《通解》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正如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所言：

朱熹晚岁以拳拳之心编修礼书，遇到的种种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也许甚至超过了朱熹在《乞修三礼劄子》中所预见的。当时正值庆元党禁，朱熹被灾蒙祸，顶“伪学”之名，很难借到校订编写所用的书籍，而且由于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学徒分散，有通礼者也畏于学禁而难相聚，礼书进展缓慢，导致后来在朱熹易箦之前也未成全篇。即使编好的礼书，也唯恐遭没收焚毁的厄运。

细考殷慧的论证过程，上述结论大体可信。正是庆元党禁的严酷政治形势使得朱子在《乞修三礼劄子》中所预见的困难成倍放大，但是尚未超过朱子原先预见的种类。

首先，朱子遴选处于印刷业较为发达地区的学者参与编撰《通解》，以解决图书资料不足的问题。

面对恶劣的政治形势及物质匮乏问题，朱子采取了分散编撰的形式。虽然朱门弟子遍布南宋各路，但参撰者主要集中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而已，固然有前两个选择编撰者队伍的条件限制，但是前两个条件均是在编撰礼书过程中才逐步确立。事实上，客观条件是当时印刷业发展情况决定了书籍的分布情况。在南宋，印刷业较发达的地区有四川、浙江、福建三地，正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介绍的南宋时期浙江越州（绍兴）、明州（宁波）、婺州（金华），福建建阳，四川成都、眉山的刻书情况，也如后来杜泽逊所概括：“从刻书地域看，南宋有四川地区刻蜀本、浙江地区刻浙本、福建地区刻建本（或叫闽本）。”

与之相似，江西是两宋时期的文化重镇，名流辈出，正如袁行霈所说：“江西在宋朝涌现的诗人特别多，此前和此后都比较少。”而宋诗是以丰富的文化知识为基础的风格，宋诗的典型代表江西诗派就是以丰富的文化知识来形成自身的主体风格，其藏书量的丰富程度亦可见一斑了。无独有偶，《通解》的最初刻本亦为江西南康刊本，虽有朱子曾在此处任职之因，但亦与此处的文化繁荣有关。

除四川外，其他三地均是《通解》编撰者的集散地，其最为重要的目的正是利用各地发达的印刷业伴随而来的藏书较为丰富的条件，便于收集图书资料，有助于解决图书资料不足的问题，成为“就秘书省太常寺关借礼乐诸书”的替代方案。

其次，朱子分散编撰队伍于各地，以解决缺少政府财政支持的经费不足问题。

《乞修三礼劄子》对需要政府支持的重要理由之二是缺少经费导致编撰团队不能够聚集到一起进行协同工作。由此衍生出诸多问题，朱子体会得甚为深刻。单在《答刘季章》的信中已有两封言及此事，分别如下：

第二十一书曰：

《礼书》四散，未得会聚参校。

第二十二书又言：

礼书此数日来方得下手，已整顿得十余篇，但无人抄写为扰，盖可借人处皆畏“伪学”之污染而不肯借，其力可以相助者，又皆在远而不副近急，不免雇人写，但资用不饶，无以奉此费耳。

第一封言及编撰人员四散而导致“礼书四散，未得会聚参校”的情况，第二封则是除了庆元党禁导致的外在环境恶化的情况在朱子预料之外，编撰人员分散及经费不足均是《乞修三礼劄子》所顾虑之事，他们的根源均是经费不足的问题。

正因经费不足，朱子把编撰团队分散于各地，意味着参与编撰人员需要在日常工作生活之余编撰礼书。以《通解》的第二代主编黄榦为例，他虽然有集中精力编撰《通解》的阶段，但主要在工作之余落实《通解》的编撰任务。朱子对此情形亦是十分清楚，却又因经费不足而颇为无奈。《朱子语类》载：

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书与黄寺丞商伯云：伯量依旧在门馆否？《礼书》近得黄直卿与长乐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顿。但疾病昏倦时多，又为人事书尺妨废，不能得就绪。直卿又许了乡人馆，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觉失助。甚恨乡时不曾留得伯量相与协力。若渠今年不作书会，则烦为道意，得其一来，为数月留，千万幸也！

此是胡泳戊午（1198）以后所记录的内容。虽然《文集》未收录此信，但是其前后内容完整，且所言内容正是涉及胡泳本人之事，当属可信。此信内容极其丰富，主要有三层内容。

朱子对黄榦出教私塾之事虽然不舍，却又不得不同意，因为他说“若不能留，尤觉失助”已道尽无边的惆怅，此其一。此时正是朱子编撰礼书的用人之际，因为朱子本人的健康情况是“疾病昏倦时多”，且在此时朱子后悔当年没有留下胡泳一起编撰礼书，而此信又希望黄商伯在不作书会的情况下能来一起编撰礼书，此其二。在朱子急需用人之际，又不舍黄榦离开编撰工作的情况下，黄榦却依然不得不暂离礼书的编撰工作而出教“乡人馆”即私塾，而黄榦不仅是朱子爱徒，又是朱子二女婿，且朱子为黄榦申请了门荫身份，两人的师徒情深可见一斑，此其三。

上述内容呈现三个方面的矛盾：其一，朱子编撰礼书正在用人之际，既非黄榦不能胜任礼书编撰工作，亦非黄榦有重要事宜要处理，且黄榦离开后，又需要烦请黄商伯来编撰礼书，按常情常理言，纯属浪费时间。其二，黄榦在其师编撰礼书急需用人之际，又不得不出教私塾，显然与两人师徒情深且兼丈人女婿关系极不相称。其三，黄榦要离开礼书编撰工作，朱子当有生气之意，但是文中所呈现的却是无可奈何的情绪，实不合常理。这三个方面的矛盾都指向了黄榦不得不暂离《通解》的编撰工作，而其工作既非军国大事，亦非个人家庭紧急事务，而是单纯为谋生出教私塾，其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朱子与黄榦的经济状况都处于极其糟糕的状态。

据高令印《朱子事迹考》，朱子因担任实职时间短，官禄少，主要依靠官品俸禄和奉祠祠禄，还要依靠为人撰文酬劳金和刻书售书获利金或馈赠来贴补家用，而在编撰礼书之时，朱子先处于闲职阶段，更于庆元党禁时期，落职罢祠，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与朱子相比，黄榦的家庭经济状况亦不乐观。《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淳熙九年条有言：

时文公声名已盛，公卿名家莫不攀慕，争欲以子弟求昏。公家清贫，门户衰冷，文公独属于公者，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

虽然“以吾道所在，欲有托也”当属郑陈二氏所臆测，但依据黄榦与朱子之间的学术渊源及黄榦学术成就，虽不中亦不远矣。不只此处所言如此，在宋宁宗庆元三年黄榦葬其母之时，对其家世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庆元三年七月条载：

先生家世清贫，诸兄官满，多无以归。又皇妣卒，先生鬻所跨驴，制衰服，从仲兄徒步以丧归。

虽然黄榦素称好礼，但是葬母需要卖驴来制作衰服，其家清贫的状况亦可见一斑了。前者为淳熙九年，尚属作郑陈二氏概说，而后者则是庆元三年，又有卖驴葬母的行为，特别是后者仅晚于朱子开始编撰《通解》一年时间，距前文所引《朱子语类》胡泳所载录的书信内容的时间相差亦仅早两年多时间而已，可见黄榦“家清贫，门户衰冷”之经济状况当属可信。正是清贫的经济状况迫使黄榦在朱子编撰礼书的用人之际，不得不出教私塾以补家用。与朱子上述书信所言之内容及情感基调，若合符节。

另外，此封书信尚涉及两人，一是胡泳，一是黄商伯。胡泳的离开原因不得而知，但请黄商伯前来参与《通解》的编撰工作，朱子亦充分考虑到了其中的经济原因，因为他邀请黄商伯前来编撰礼书的前提是黄商伯“今年不作书会”即不公开讲学而有空闲时间。虽然尚未有明确文献资料支撑我们的观点，但是以朱子对黄榦外出教学的无可奈何的情绪而言，虽不中亦不远矣。

因此，朱子虽然迫切想要完成礼书，却又得时时考虑到现实的经济状况，这亦可以从侧面管窥到朱子现实经济状况已经严重恶化的情况。

从上述内容可知，在朱子生前，因为经费不足的问题，参与编撰任务最重、编撰时间最长的黄榦需要在编撰工作之外为生计奔波，其后果便是难以保证充足的编撰时间。而在朱子去世之后，黄榦更是因为入仕无暇顾及《通解》的编撰修订工作。正如杨复在《宋嘉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祭礼后序》所言：“初，先生集《丧礼》、《祭礼》粗有成编，嘉定己卯奉祠闲居，始得订定《丧礼》……”云云。嘉定己卯年（1209）距离朱子过世时的庆元六年（1200）前后已有十年之久，而据杨复序言可知，黄榦在朱子离世之时已经初步完成了《续丧礼》《续祭礼》的草稿，但是十年过去，黄榦直到嘉定己卯年才能抽空编撰礼书，可见黄榦公务之繁忙了。《黄文肃公年谱》亦载有此事，虽然入仕是黄榦本人的主观选择的结果，但是黄榦入仕仍有无奈情况，因为缺少足够的经费，不入仕则意味着陷入困顿，这于黄榦晚年淡泊官场的表现亦可见其一斑了。《宋史》本传载：

厥后光、黄、蕲继失，果如其言，遂力辞去，请祠不已。

俄再命知安庆不就，入庐山访其友……未几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为御史李楠所劾。

虽然未及朱子屡辞任命之次数，黄榦亦非钻营官场之徒，但他仍旧入仕如此之长的时间，忙于政事，虽有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之次序的影响，亦当有黄榦自身经济状况不佳原因。此外，黄榦晚年再次主持编撰《通解》实亦由于当年没有获得财政支持而未及修订的部分。可见，黄榦因为需要谋生而教私塾或者入仕，使得《续丧礼》等到其晚年才修订完成，而《丧服图式》以及《续祭礼》亦因黄榦入仕而来不及修订。

黄榦只是《通解》的编撰者之一，其他学者的情况虽有差异，但是大体情形当不离以空余时间修撰《通解》的情况，导致难以全心参与《通解》的编撰工作，正如陈荣捷《朱子门人》的统计，朱子门人以普通的士人为主，虽然职业身份不可以确定参与《通解》编撰者的精力与时间投入情况，但是缺少物质与制度保障的编撰工作肯定会因各种事情而耽搁，这可由上述黄榦的情况而类推其他人的情况，虽不中亦不远矣。

第三，《通解》遴选分散于各地具备礼学知识的编撰者，束缚了朱子礼学人才的培养计划，而且严重削弱了《通解》的社会影响力。

前文多处引及《乞修三礼劄子》所言需要政府在政策、物质保障方面给予支持，朱子终生念念不忘此事。《朱子语类》载：

或问：“《礼书》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诸处，收拾不聚。最苦每日应酬多，工夫不得专一。若得数月闲，更一两朋友相助，则可毕矣。顷在朝，欲乞专创一局，召四方朋友习礼者数人编修。俟书成将上，然后乞朝廷命之以官，以酬其劳，亦以少助朝廷搜用遗才之意。事未及举，而某去国矣。”

此条沈戊午（1198）以后所记录的内容。朱子在回忆其上《乞修三礼劄子》之事前先说其礼书编撰处于“散在诸处，收拾不聚”的现状。与此同时，朱子所言“最苦每日应酬多，工夫不得专一”的对象有两种可能：一是指朱子自身的情况，一是指参编者情况。考之朱子当时情况，他已经奉祠在家，已没有任何实职，而此时朱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则是自身健康问题，因为朱子在离开朝廷不久就开始了庆元党禁，实在没有所谓“应酬多”之事，可见朱子所言当是第二种情况，即参编者“应酬多”之事，忙于社会各项事务。正因参与《通解》的编撰团队社会事务缠身，难以获得空闲时间，导致了前文所言“散在诸处，收拾不聚”即礼书编撰进展缓慢的情况。与此同时，朱子在编撰礼书的过程中只能把礼书分解为众多部分，由各个地方长于礼学者来参与编撰工作，并没有达到产生一大批礼学人才的目标，原因是分散编撰的前提是参与者本身已是长于礼学之人了，无须继续培养，显然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虽然培养礼学人才是编撰《通解》的附属效果，但是《通解》的编撰过程缺少了朝廷的制度保障，诸多学者面临着科举压力及生活压力难以集中精力潜心编撰工作，到庆元党禁时期更是面临严峻的政治风险，由此导致了《通解》的编撰工作始终局限于长于礼学的朱子学派成员范围内，并未见到溢出上述四个地方的情况。即使庆元党禁已经解除的黄榦主编时代亦没有为《通解》的编撰提供更多的人才，而是授予了朱子弟子，即黄榦的亦友亦弟子杨复。在杨复的主编时代，则局限于杨复本人及其子而已，亦未产生涟漪效应，对礼学人才的培养并未起到促进作用。这绝非我们臆测，而是有诸多事实可以佐证上述结论。

一方面是《通解》在宋代的影响仅局限于朱门弟子范围内，即使被朝廷收在学宫，未成为朝廷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甚至于到元代《通解》仅被列为科举考试《礼记》科的教学参考用书，与《四书章句集注》的学术地位差异甚大，其重要原因在于《四书章句集注》的社会影响力远大于《通解》。《宋史》朱子本传载：

熹没，朝廷以其《大学》、《语》、《孟》、《中庸》训说立于学宫。又有《仪礼经传通解》未脱稿，亦在学宫。

由此可知，《四书章句集注》与《通解》在南宋末年的朝廷影响力差别不大，但是到元代初年，两者的差距逐步扩大。以元代被官方承认的朱子学教育典范的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为例，程端礼把《四书章句集注》列于主修科目，而《通解》则是附属于《礼记》一科，且作为学习《礼记》的附属教材，而如此处理《通解》中的材料已属本末倒置了。朱子编撰《通解》之时秉持了“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的观念，虽然没有被贯彻落实到位，但是《仪礼》被列为全书的纲目，且每篇均被收录，而《礼记》则是在《仪礼》所缺载的内容上被列入经的范畴，即使在黄榦、杨复编撰部分，他们亦持与朱子一样的理念，具体参看下章。由此可知程端礼把《通解》作为《礼记》一经的辅助教材，实在是离《通解》的编撰理念甚为遥远，而更重要的是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是为元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服务的学习纲领，其根源当归结到元代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据《元史》可知，科举考试的科目设置到元仁宗才确定，细考《元史》可知，元仁宗在元代首开科举考试的政治措施与其老师李孟关系甚大。《元史》李孟本传载：

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为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为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其讲学之功如此者，实孟启之也。

因重视儒者，所以设科举考试，亦因此而设立科目，而《元史》的编撰者把元仁宗重视儒者的功劳归于李孟，实是独具慧眼。这主要归结为两方面：其一，成宗时，李孟教授元仁宗于宫中及怀州、官山，始终秉持儒者的君臣大义，如《元史》载：“大德元年，武宗抚军北方，仁宗留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成宗闻而嘉之。”“仁宗侍昭献元圣皇后，降居怀州，又如官山，孟常单骑以从，在怀州四年，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其二，李孟所持儒学观点较为通透，而非腐儒之说。“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正因李孟对元仁宗既有行动上的支持，亦有学理上的教育，元仁宗在即位之后说：“卿，朕之旧学，其尽心以辅朕之不及。”结合上文所言李孟与元仁宗之交往经历，可见李孟在元仁宗朝的巨大影响力了。现有《元史》实属宋濂等抄纂旧史资料而已，缺漏甚多，未确载宝祐二年的科举廷议过程，但是以李孟担任中书平章政事进阶光禄大夫的职务及其曾为帝师的影响力而言，自不可或缺此项内容的廷议，而元仁宗更是科目设置的最终决定者，其观点受其师李孟影响亦属情理之中了。不管历史具体细节如何，李孟的影响力均是元仁宗朝设置科举考试科目的最为重要力量之一。《元史》本传载：

李孟字道复。潞州上党人。曾祖执，金末举进士。祖昌祚，归朝，授金符、潞州宣抚使。父唐，历仕秦、蜀，因徙居汉中。

孟生而敏悟，七岁能文，倜傥有大志，博学强记，通贯经史，善论古今治乱，开门授徒，远近争从之，一时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辈与交……至元十四年，随父入蜀，……

我们通观李孟一生的主要行踪，尤其是年青时期的行踪及其家学渊源均是属于北方的儒学系统，即使青年时期随父入蜀，亦与《通解》没有机会接触，因为我们从前文考察《通解》编撰者的地域范围可知，《通解》的编撰者并未有四川籍的学者，至少目前考察所知如此。又因朱子《四书章句集注》成书较早，且在修订未完成之时已广泛传播，深刻影响了南宋学术界，被南宋朝廷立于学宫仅属锦上添花而已。与之相反，《通解》虽然被南宋朝廷保存于学宫，但是到王佖宝祐年刊本的序言甚至说：“曾几何年，字画漫漶，几不可读。识者病之，盖惧此书之无传也。”则《通解》现有刊本状况极差，有散佚之忧。由此可见，《通解》在南宋的学术界影响力远低于《四书章句集注》，甚至还比不上朱子其他作品。此外，《通解》的编撰者甚至都没有四川籍学者，青年时期的李孟对《通解》的接触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由此可知《通解》当时未被列入元代的科举考试教材范畴实属元代高级知识分子依据其知识结构制定出的合乎情理的政策。

另一方面，在朱门弟子范围内，《四书章句集注》的影响亦大于《通解》。细考《朱子语类》，涉及《四书》的内容有51卷，而涉及礼乐的内容仅有9卷。这难免有朱子晚年始热衷于礼书的研究与编撰工作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通解》编撰的时代正是朱子落职的阶段，甚至处于党禁时期，听讲的弟子较少的缘故，正因其少，《通解》在朱门内部的影响力亦小而微了。在朱门弟子中尚有影响不大的问题，更何况于学术界及社会各层面的影响呢？正是朱门弟子已对《通解》不够重视，《通解》的社会影响力较其他朱子作品影响力小亦属情理之中了。

综上所述，《通解》的编撰者队伍既遵循以朱子礼学思想为核心，亦有执着学术、勤恳做事的个人行为特质以及分布于学术较为发达地区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