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强化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仍很尖锐。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元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倭寇的侵扰活动，政治局势动荡不安。针对这种状况，明太祖大力强化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几年的实践，明太祖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容易产生皇权旁落的弊病。他决心进行改革，使“权不专于一司”,“事皆朝廷总之”。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号称“外政府”。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个独立王国。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司法和军事。三个机构彼此独立，互相牵制，都直接隶属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再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有人告发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明太祖以“谋危社稷”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就由皇帝来兼使，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也就是集中到皇帝手里。

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明太祖又撤销中央军事机构大都督府，分设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分领全国的都司和卫所的军队。规定五军都督府管军籍，掌军政，但无调兵之权；兵部掌管铨选和军令，但无直接指挥军队之权；“征伐则（皇帝）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这既可防备将领擅调军队反叛朝廷，又使军权集中到皇帝手中。为了屏藩皇室，洪武初年，明太祖对元朝的分封制度稍加变革而予以继承，分封诸子为王，授予很大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分镇各地。随着中央集权的强化，他又对分封制度进行改革，削弱亲王的政治权力，而加强其军事权力，并规定朝廷调动诸王封地内都司卫所的守镇兵，“须有御宝文书与王，并有御宝文书与守镇官。守镇官既得御宝文书，又得王令旨，方许发兵”。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事代表，起着监视各地驻军、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也于洪武十五年（1382）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至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均可举发弹劾，遇有朝觐、考察，还可“同吏部司贤否陟黜”，职权极大。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在京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巡视仓场、内库、皇城等；在外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漕；出征则监军纪功。而巡按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此外，明初还承宋元旧制设立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负责监督六部的工作，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为了加强对臣民的监视和控制，在改御史台为都察院的当年，明太祖还将身边的侍卫机构亲军都尉府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有监狱和法庭，专门从事侦察、巡捕、审问、判刑等活动，俗称“诏狱”。

除了改革国家机构，明太祖还大力强化礼、法之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所谓礼治，实际也就是德治，首先强调道德仁义，强调以德服人，施行仁政，用道德教化，用争取民心归附的方法来治理国家。元代实行“外汉内蒙”的基本国策，儒学和儒士被边缘化。明太祖登基后，即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程朱理学，以之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大力兴办学校，推行科举，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规定各级学校都要祭孔，所有学生都要研读《四书》《五经》，科举考试一律以《四书》《五经》出题，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一概以宋代的程朱注疏为准。在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指导下，又开设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相继制定各种礼乐制度。礼制对臣民使用的各种礼仪、饮食、服饰、房舍和器具都作出严格的规定；乐制则包括各种祭祀、朝贺、宴飨之乐舞器服制度。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则用以求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乐并用，相辅相成，起到安定社会、巩固统治的作用。

明太祖还召集儒臣制定了《大明律》，并先后颁布《御制大诰》四编，与《大明律》一并施行。明律肯定了元末农民起义的某些斗争成果，降低各级官僚的法律特权，提高劳动者的法律地位，减轻对间接触犯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并增加反映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扩大、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有关律条，同时又大大加重对直接危害封建统治行为的惩处。明律严格保护皇权的无上权威和君主的绝对专制，将反对封建专制的各种行为定为“谋反”“谋大逆”之罪，一律按重罪加重的原则处刑，不在常赦之列。为了保证皇权的高度集中，明律规定国家文武官员的任用权专属皇帝，臣下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的命令，否则都治以重罪。就连读书人也必须绝对服从皇帝的差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律还进一步强化皇帝的审判权，加强朝廷对司法的控制。《大明律》规定，各府、州、县只能判决徒、流刑以下的案件，死刑的案件都要报请皇帝裁决。洪武年间，明太祖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司法大权，迭兴大狱，清除异己，借以强化自己的专制统治。左丞相胡惟庸骄横跋扈，专恣擅权，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甚至谋反。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以“谋危社稷”之罪把他诛杀后，便以胡案为武器，将其罪名不断升级，由谋危社稷上升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早已经退休的开国元勋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3万多人。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贩卖私盐，侵占民田，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命令，最后发展到谋反。洪武二十六年（1393）得到特务的告发，明太祖又将蓝玉凌迟处死，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他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等15000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明太祖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整顿，明太祖把全国的军、政、司法大权都集中于中央，最后统归于皇帝一人掌握，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新的高度。明太祖认为这套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在《皇明祖训》序中明确规定：“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在强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明太祖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腐败，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了明太祖深刻的印象。他说：“所畏者天，所惧者民。苟所为一有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驯致其极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认识到“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此弊不革，欲成善治，终不可得”。就帝位后，便大力整肃吏治，严惩贪污。

明太祖制定了一套官吏的考核制度，分为考满与考察两种。考满的对象包括官员吏员，侧重考核其政绩；考察的对象仅限于官员而不包括吏员，侧重考核其素质品德。考核之后，官吏有好的表现，即给予表彰、奖赏和提拔，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则严加惩处。明太祖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而庸鄙者次之。”因此，对贪污行为的处刑尤重。规定“官吏受赃者，并罪通贿之人，徙其家于边”,“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赃者，不分南北，俱发北方边卫充军”，贪污“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时的打击外，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尤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有人告发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员与户部右侍郎郭桓通同作弊，贪污税粮。明太祖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死，追出赃粮700余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地的地主富豪，许多中产以上之家被弄得倾家荡产。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驸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禁令，多次派家奴去陕西偷运私茶出境贩卖，案发后，也被明太祖赐死。由于措施得力，吏治腐败的现象得到逐步扭转，“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明太祖还采取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并隐瞒丁口和土地，向农民转嫁赋役负担，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祸根。当时的江南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豪强地主的势力也最为强大。明朝建立前后，明太祖几次下令将依附于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的江南豪强和元朝孤臣孽子迁到凤阳。他还下令把江南一些富户迁到南京，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徙天下富民5300户“以壮京畿”。这些豪强富民一旦迁离故土，就丧失其原有的社会地位，无法再鱼肉乡民。明太祖还借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等几个大案，牵连诛杀了一批江南豪强。

明太祖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明初的政治局势日渐趋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