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面向未来的教育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这是我们当今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在日夜思考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一百个人有一百个答案，一百个标准。

在就这一问题给出我的见解之前，我想不如先来回忆一下现实中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曾经多次出现在中国报纸杂志的头版版面。

1978年3月，14岁生日还没过的宁铂走进中国科技大学校门，成为中国第一批少年大学生中声名最响的一个。同一批进校的少年大学生还有20人，如谢彦波（入学时仅11岁）、申喻、谢旻、郭元林。

1979年，年仅11岁的张亚勤入校。他后来回忆说，1978年，他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讲的是“神童”宁铂的事迹，看完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整晚睡不着；几天后，他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他在科大默默无闻，后来赴美留学，获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担任过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如今是微软全球副总裁。2004年，他与科大校长朱清时一起出现在上海，应对自如，只是早生华发。

……

当年所有的大报、杂志上都发表过这样一张照片：宁铂在中科大校园内的葡萄架下读书。有段时间这个葡萄架成为科大新生和来宾必瞻仰之处。

80年代，所有被归入“少年预备班”或“实验班”的神童苗子都记熟了宁铂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此外还有谢彦波、申喻、干政……许多家长也时不时拿一张珍藏的剪报出来吓唬自家天资平平的孩子：“你看看人家！”

事实上，宁铂入校后并不愉快。一年后他就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当时他被安排攻读理论物理——中国科学界最热门的领域，而他在赣州八中时就不喜欢物理。汪惠迪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按照宁铂本人的兴趣将他转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多年以后，退休的汪惠迪告诉记者。从正面理解，科大将宁铂看成本校的“荣耀”，实际上已经将他当作“棋子”——尽管这些词语可能有失厚道，或者也有违主事者的初衷。

从1978年入校到2004年元旦后离开科大，25年里宁铂做过许多次“离开”的挣扎，无一成功。

他必须服从人们安排好了的事，父母、师长、学校、国家，满足媒体围观一位神童的嗜好，譬如他的“七步成诗”；他必须压抑16岁甚至更早到来的青春期的骚动，不能说，也无处求教，因为他是宁铂；他还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与神话不符，这让有些人觉得“宁铂已经不行了”。

一面陷入自卑的痛苦，一面又不得不武装成一个天才的样子——在对天文学的求学之路被阻断之后，他转向了对神秘的“星象学”的研究。有老同学反映，“当时他就神叨叨的”。

1982年，宁铂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又是一则抓眼球的新闻。同年，他第一次报考研究生，但报名之后就放弃了考试；第二次，他前进了一步，完成了体检，随后又放弃了；第三次，他又进一步，领取了准考证，但在走进考场前的一刻退缩了。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但汪惠迪老师和许多人一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惧怕失败。

如果一个人被反复告知：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这种选择属于正当防卫。事实上，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那种“光荣”之下的压力。

1998年，宁铂与程陆华结婚，然后生子、给儿子喂奶、烫尿片、去菜场买菜……婚姻生活似不和谐，于是他醉心于研究佛学。2002年，他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被学校领回去；一年后，他“成功”遁入空门。在此之前，他引用高尔基的一句话形容自己：“我的心眼，是皮肉上熬出来的。”

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求的产物，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绝不会再读少年班。

“我的那些同学，今天有的很棒，有些很平常，还有的不怎么好。”张亚勤认为现在就为这些当年的神童下定论为时过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大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才30多岁40出头，这个年龄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败。如果宁铂以后成为一位高僧呢？”

这个案例留给我们教育者的思考很多，直到今天，业界依然在讨论“少年班”这种办学模式存在的利弊问题。当然，纠结于“少年班是否适宜”这些形式上的问题并不能得出“宁铂”现象的实质。但如果要宁铂本人来评价自己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我想他绝对不会用“成功”两个字来回答。我们感觉是：定然是出现了某些违背教育规律的不和谐因素，导致了宁铂成长过程中的不快乐，甚至促使这个学生最终做出了与既定路线截然不同的选择，遁入了空门。

这个故事留给我最大的启发是：教育真的不能急功近利，要向前看。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一种能力，就是要有前瞻的能力。将视野放远，放宽，就能用一种更理智的眼光来对待当前教育工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唯有如此才能心平气和，去除浮躁、功利，更从容地做教育。

什么是前瞻的能力？就是要看到孩子未来会怎么样，而不是现在。要做适合未来人才发展趋势的教育，而不是满足当下一时之需的教育。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教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总体上令人担忧，原因就在于目前采用的这种教育理念缺乏远见性，也就是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中有两种传统：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它们弥漫在中国人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中，扩展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由于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在改革开放阶段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导致我们的教育也是围绕着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学校当“工厂”，把教师当流水线上的“工人”，把学生当“产品”，强调类型化、单一化和规模化，过分重视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价值观念的传递和创造能力，这种粗放型的教育模式就像一把双刃剑：我们国家在短短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经济建设成就，不能不说得益于以经济建设为价值取向的教育观。但这种价值取向的无限放大，也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和贪婪，忽略了人文精神和人性美的建设。

历史的经验是：我们已经在政治、经济领域遭遇了实用和功利主义带来的各种痛苦，如果在教育领域继续——其后果大而言之危及国家和民族，小而言之则将危及个人、家庭和社会。

有前瞻的能力，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是看到学生今年考什么学校，考多少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的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绿色教育”，我们绝不能通过牺牲青少年的未来，来换取今天的高分，这种教育模式最终只会得不偿失。

做教育不是“开工厂”，教师应当像农民而不是工人。开工厂和种庄稼有什么区别呢？开工厂是开动所有的机器，制造出一样的产品，追求的是制造大规模和标准化的产品，且不认为它们是有生命的；种庄稼则是因地制宜，承认有的庄稼长得快，有的长得慢，有的贴着土地长，有的喜欢爬在屋顶上长，有的长得高，有的长得矮，不能是千篇一律的。

对农民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是看到庄稼在自己的浇灌下开花结果，但不到最后的那一刻，你永远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到底哪一株会开花。我们需要用心静静地等待，给每一株庄稼开花结果的时间。妄想使用一种神奇的化肥使得花朵一夜之间全部开放，其结果必然是庄稼的枯萎。

正如有一个富有哲理的小故事这样讲道：

一位隐士住在山中，他很勤劳，每年春天，台阶上的野草刚探出头便被他清理掉了。

一天，隐士决定出远门，叫了一位朋友帮他看守庭院。与他相反，这位朋友很懒，从不修剪台阶上的野草，任其自由疯长。

暮夏时，一株野草开花了，五瓣的小花氤氲着一阵阵的幽香，花形和林地里的那些兰花一样，不同的是花边呈蜡黄色。这位朋友怀疑它也是兰花中的一种，便采撷了一些叶子和花朵去请教一位研究植物的专家。专家仔细地观察了一阵，兴奋地说：

“这是兰花的一个稀有品种，许多人穷尽一生都很难找到它，在城市的花市上，这种腊兰的单株价格至少是一万元。”

“腊兰？! ”这位朋友惊呆了。而当那位隐士知道这个结果时，惊呆的人又多了一个，他不无感慨地说： “其实那株腊兰每年春天都会破土而出，只不过它刚发芽就被我拔掉了。要是我能耐心地等待它开花，那么几年前就能发现它的价值了。”

耕学手记

有前瞻的能力，应当回归教育的本质，不仅是看到学生今年考什么学校，考多少分。“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好的教育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是“绿色教育”，我们绝不能通过牺牲青少年的未来，来换取今天的高分，这种教育模式最终只会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