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五个时期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建构与分析

4.1　晋代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

汉代冶城时期，三坊七巷所处的今福州市鼓楼区为江河水域（黄启权，2009）。直到晋代修建子城，才在城外形成了住宅区和商业区，三坊七巷雏形形成。西晋末年由于战乱等原因,中原汉族“衣冠南渡、八姓入闽”，他们多为宗室贵族、官僚地主、文人学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带来了中原的“廊院式”民居形式（林旭昕，2008）。刘敦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这样定义廊院：“在纵轴线上建主要建筑及其对面的次要建筑，再在院子左、右两侧，用回廊将前、后两座建筑连系为一。”

福州三坊七巷传统聚落是传统民居的活化石，晋代中原贵族带来的廊院民居形式仍存于现存的民居中。本文以文儒坊24号民居平面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理论，将廊院平面组成元素——公共庭院、廊、功能用房、走道视为“点”，它们之间能够直接到达的关系为“1”，不能直接到达的关系为“0”，从而建立晋代廊院社会网络分析模型。如图3所示，晋代廊院的社会网络分四个层级，其网络密度值为2.933，等级度为0.133 3，关联度值为2.9。网络密度值较高，完备度高，但网络节点分布不太均匀。中间公共庭院连接的节点最多，为网络的凝聚点。这说明晋代廊院社会网络关系不够紧密，廊院的空间层级较丰富。

4.2　唐代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

唐代罗城时期，“开闽三王”（河南固始人王潮、王审邦、王审知）率五千部下入闽,数万移民随军迁徙进入福建，主要定居在福州一带，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此时三坊六巷（只少吉庇巷）格局形成，“后街”地名也有了（梁克家，2003），聚落为严格中央集权的“里坊制”，方正棋盘式格局，形成界面分明的商业经济区和居民区。院落形式出现廊院与合院混合式格局。

唐代三坊七巷传统聚落为里坊制，院落形式逐渐由等级高的廊院式过渡为合院式。以唐代三坊七巷里坊制聚落、街道格局和廊院与合院混合式院落为研究对象，依据地方志记载和古图，从历史学角度分别建立唐代里坊制聚落形态社会网络模型（图4）、唐代廊院与合院混合式院落形态社会网络模型（图5），进行量化分析。

如图4所示，唐代里坊制传统聚落形态社会网络图为一个拥有四个层次关系的椭圆形，从圆心向外依次为街巷、街巷与胡同实体连续墙、公共庭院空间、院落（住区），层次清晰，各层级分布均匀。该社会网络模型密度值为2.103，等级度值为0.461 7，关联度值为5.0。因此，该社会网络模型整体密度值比较大；整体网络关联度比较高，表现在一般单个节点与实体墙的关联度较高，其他节点通过实体墙间接与街道连接；网络等级度值比较大，具有很强的等级度，层级特征清晰。这说明三坊七巷唐代里坊制聚落为等级森严、封闭式的城市管理，与唐代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吻合。居民主要交流场所局限在院和市；“平民住宅只能建在坊内,不得当街开门,只有王公权贵才能沿街建宅,直接向大街开门”（林旭昕，2008）。

三坊七巷传统聚落存在许多廊院与合院混合式的院落，以三坊七巷文儒坊18号平面为研究对象，建构量化模型。如图5所示，该网络密度值为0.721，等级度为0.498，关联度为4.2。整体网络连接性一般，等级度值高，等级层次比较丰富且明显。该院落形态有四个空间层级，分别为公共庭院、廊、功能用房、走道与厅堂，廊、公共庭院及走道与其他层级联系密切。该院落形态的网络密度较低，中间出现多个单一联系的节点，网络稳定性较差，但是廊的节点数量较多，这与古代居民方块居住、以家族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相吻合。院落与外界分隔明确，对内以庭院为中心，廊、庭院方便居民对内交流。

4.3　宋代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

宋代外城时期，宋室南渡,中原文化的重心移到南方,北方士民再次大规模南迁,福建地区人口急剧增加。三坊七巷打破唐代里坊制，形成以街巷分地段的坊巷制，此时出现了廊庑四合院、街市和临街建筑。以地方志收集来的宋代三坊七巷古图为研究对象，分别建构宋代坊巷制聚落形态社会网络模型和宋代坊巷制街道网络社会网络模型。

如图6所示，宋代三坊七巷传统聚落形态社会网络图为一个向心椭圆形，具有分布相对集中的三个空间层级：第一个层级以南后街为中心，凝聚街市和临街建筑；第二层级以坊巷为凝聚区，凝聚院落；第三层级以庭院为凝聚点，凝聚各功能用房。第二、三层级又以第一层级为凝聚点。因此，该网络密度值比唐代高，为2.99,整个网络的便捷性提高，网络完备度高。这是由于宋代打破唐代封闭的里坊制，坊向内的大面积连续实体墙被打破，“曲”形的街道变成了直通大街的“巷”，大大提高了居民的活跃度。该网络的等级度为0.1382，比唐代的等级度降低，这是由于宋代城市的商业、居住格局由“面”变为“线”，聚落内向、封闭的管理转为外向、活力式。网络关联度值为8.7，关联度较高，说明聚落形态更为自由，隔阂被打破，权力也被分散，讯息分散，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更为平等。

如图7所示，宋代三坊七巷街道层级分别为城市中轴线、南后街、坊巷、巷弄、支弄。网络凝聚点为南后街和城市中轴线。该网络密度值为2.438，较高，网络整体凝聚力较好，且凝聚点集中在南后街和城市中轴线上；该网络的等级度为0.125 0，等级比较弱；关联度为2.1，整个网络整体完备性较强，社会活跃性较高。

4.4　明清时期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

明清时期为三坊七巷的鼎盛时期，形成鱼骨形有机生长的街道网络，以南后街为中心轴，向东西方向发散，形成与现在街道格局一致的三条坊和七条巷。据明代王应山《闽都记》所绘的“明福州府城图”，三坊七巷聚落三面临水，一面临街。此时的三坊七巷院落形态更加丰富，形成纵向组合的多进式院落布局（陆元鼎、杨谷生，2003）。宅院错落，巷弄相连，街坊纵横（黄启权，2009），坊巷发散性生长，聚落更外向、更具活力。

如图8所示，明清三坊七巷街道形态社会网络层级分别为城市中轴线、南后街、坊巷、巷弄，与宋代街道层级分类基本一致，仍然以南后街和成干道为凝聚点向外发散，只是空间层级更加丰富，均衡性更好。该网络密度值为2.943，等级度为0.213 4，关联度为2.9。网络密度和关联度值都比宋代大，说明明清时期街道的可达性、均衡性更好，人流聚集度更高，街道交通层次性更强、更有活力。此外，街道的等级性比宋代更强，道路的大小、宽度规划更明确。

明清时期，三坊七巷的院落蓬勃发展，院落基本单元构成要素十分丰富（图9）（周丽彬，2017）。选取保存完好的明清传统民居二梅书屋、林聪彝故居、林觉民故居、水榭戏台等为研究对象，建构社会网络模型（图10）。明清三坊七巷典型院落社会网络层级为公共庭院空间、廊、功能用房、走道、厅堂和亭台楼阁，空间层级比宋代更丰富，凝聚性也更强。如表2所示，水榭戏台网络密度值最大，网络整体凝聚力最高，院落的空间层次性最强；林觉民故居和林聪彝故居的等级度相对比较高，院落等级度更高，等级层级数多，自由度不如其他院落；林聪彝故居的关联度最高，网络整体可达性最强，空间活跃性最强。不管哪种院落模型，单点凝聚力最强的仍然是公共庭院空间、廊、厅堂等人们常用的活动空间。

4.5　近现代三坊七巷社会网络结构

近代，三坊七巷传统聚落基本保持明清时期的聚落格局，只是坊巷里的支路增多，形成了更密集的街道网络。在城市更新地段延续三坊七巷传统聚落肌理，新建了一系列多进厅井式院落，与保留下来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谐共生。住区建筑形式更多元化，并出现了多层青瓦砌筑、具有典型民国时期建筑特色的民国楼。

以近现代三坊七巷传统聚落的总平面图、街道地图及院落平面为研究对象，建立量化模型，计算分析网络密度、等级度、关联度三项指标，发掘隐藏在聚落形态背后的量化特征。

如图11所示，三坊七巷聚落网络层级依次为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南后街、坊巷、巷弄、支弄、院落（住区），聚落形态比前面四个时期更具层级性。网络整体以南后街及街巷为凝聚点的多中心区的特征更加明显。该社会网络密度值为2.254，等级度为0.191 2，关联度为5.0。网络整体的凝聚力较好，整体完备性较高，聚落的网络层级比前面四个时期更丰富，等级更多。

如图12所示，近现代三坊七巷街道网络层级为城市主干道、次干道、南后街、坊巷、巷弄和支巷，网络节点分布更均衡，凝聚点集中于南后街（S29）。该网络密度值为3.026，比前面四个时期的网络密度大，说明近现代三坊七巷街道数目增多，层级更加丰富；近现代三坊七巷街道网络等级度为0，说明街道等级性降低，发展得更自由；近现代三坊七巷街道网络关联度为2.9，与明清时期相同，表明街道的可达性更好，社会活动活跃。

近现代三坊七巷传统聚落既保存了大量完好的明清时期传统院落，而且在更新地块设计了一系列贴合三坊七巷传统聚落肌理的新的院落形式（图13）。该院落社会网络层级为公共庭院空间、廊、功能用房、走道、厅堂、亭台楼阁、垂直交通等，院落类型更加自由灵活、丰富。网络凝聚点也由原来的注重家庭共享的公共庭院、廊、厅堂等空间转变成功能用房，且功能用房多为满足当前商业需求，多被利用为商业店面、展览空间等。随着建造技术的进步，院落空间向垂直方向生长，提高了空间利用率。如图13所示，除工艺美术博物馆地段雕刻总厂的网络密度值为2.667，其他更新地段院落的密度普遍比较低。整体网络等级度低，层级性弱，网络的自由度高。除工艺美术博物馆地段雕刻总厂的网络关联度为6.5外，其他院落量化网络关联度都比较低，可达性弱。

4.6　五个时期三坊七巷社会网络比较分析

根据以上五个时期（晋代、唐代、宋代、明清时期、近现代）三坊七巷聚落形态社会网络、街道形态社会网络及院落形态社会网络分析，计算网络密度、等级度、关联度三项指标，从而说明三坊七巷传统聚落空间层级的变化规律。

在三坊七巷聚落形态社会网络模型数据中（表3），从唐代到近现代，网络整体的密度值越来越大，网络的凝聚力越来越强，网络的完备程度越来越高。从唐代到近现代，网络的凝聚点一直在南后街，但形式略有变化。唐宋时期为单个凝聚点、向心扩散；近现代发展成“以南后街为主轴，多个凝聚点共同发展”的模式。宋代的网络关联度值最高，唐代和近现代的关联度值相同。唐代实行里坊制，聚落比较封闭，因而“以家庭为中心”，关联度低；宋代打破里坊制，聚落由封闭转向开放，街道网络更加通达，所以关联度变高；到近现代，三坊七巷聚落处在城中心，空间有限，院落在方块里生长，院落对外联系只能随“非”字形坊巷网络稍作变化，因此关联度降低。

在三坊七巷街道形态社会网络模型数据中（表4），从唐代到近现代，街道形态单体网络的密度一直呈上升趋势。网络中的各个层级联系密切，街道的凝聚力也越来越好，“一街”“三坊”“七巷”的总体格局自唐代后基本没有变化，只是随历史变迁，支巷、曲弄的数量有所增多。街道形态网络的等级度越来越低，层级越来越直观、明确，自由度也越来越大。街道形态网络的关联度越来越高，说明坊巷、街巷、坊弄之间的联系途径越多，社会活动就越活跃，三坊七巷街道的尺度等级也越丰富。

根据三坊七巷院落形态社会网络模型（表5），从晋代到近现代，院落形态网络密度值呈多元发展，类型也越来越丰富。随着时代的变迁，院落形态从早期等级高的廊院式向合院式转变，从廊院与合院混合式向相对自由生长的多进厅井院落式演变，再到近现代的多元发展的院落形式，院落形态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空间层级越来越丰富；院落的凝聚点由原来以家庭活动为中心的公共庭院、廊、厅堂转向对公众开放的商业空间、展览、文化空间。院落形态网络等级度值越来越高，说明三坊七巷院落层次越来越丰富，可游性越来越大，对内的社会活跃也越来越大。院落形态网络的关联度越来越大，说明三坊七巷院落内部的整体可达性较好，有利于多元发展的保护规划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