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书选择的四个个案

本书选择马君武、宗白华、陈铨、冯至四个个案，作为研究的重要基础。总体来看，关于这四位学人的研究，已取得不少成绩，只是尚未深入。至今为止的研究，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料的收集整理

宗白华、冯至均有全集，相对来说解决了研究者的大问题。而作为辛亥革命元勋的马君武，虽然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并有相关文集出版，如马君武先生治丧委员会编《马君武先生纪念册》，莫世祥编《马君武集（1900—1919）》、曾德珪选编《马君武文选》、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马君武先生文集》，但如果考虑到马君武的著译涉及领域之广泛、产量之丰硕，系统整理还是非常必要的。陈铨的情况就更麻烦，其著作得到重新整理者甚少，只有《陈铨代表作》、《陈铨文集》等寥寥数种，大部分著作亟待进一步加以整理，以裨益后人。

二、传记的撰写情况

就笔者目力所及，冯至有三部传记：王邵军著《生命在沉思——冯至》由于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丛书”的一种出版，难免更侧重强调冯至作为作家的一面，200页的篇幅也略显单薄了些；稍后周棉的《冯至传》，显得比较厚重，提供的资料也更加翔实；最近的一本是2000年出版的蒋勤国著《冯至评传》，此书以“评”为名，自然是试图有所突破，虽未能“后来居上”，但作者独立的评论意识比较浓厚。关于马君武，则未见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评传：周伯乃著《桂水长清——马君武传》采用文学性笔墨；欧正仁著《马君武传》稍好些，但也相当简略；其他还有秦道坚著《马君武博士生平事迹》、《一代宗师马君武》等。关于宗白华，邹士方著有《宗白华评传》，但不及王德胜所著《宗白华评传》比较全面地探讨了作为美学家、哲学家、诗人等多种身份的宗白华形象。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尚未见到有关陈铨的传记。

三、研究的基本状况：热点热，余点冷

宗白华作为美学家的一面、冯至作为诗人与作家的一面，都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有若干篇博士论文是研究宗白华美学思想的：如张继的《宗白华美学思想论纲》、胡继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建构》、刘萱的《自由生命的创化——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此外，还有相关的研究著作：如林同华著《宗白华美学思想研究》、汪裕雄著《艺境无涯——宗白华美学思想臆解》。叶朗主编的《美学的双峰——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则汇集了很多作者从不同视角研究朱光潜、宗白华与中国现代美学关系的论文。冯至1993年去世不久，《外国文学评论》集中发表了一组朋友、学生的纪念性文章。近年来，冯至的文学史价值似乎得到了重新发掘，钱理群、谢茂松的《冯至博士〈伍子胥〉新论》对冯至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他在新诗、散文、小说三方面都做出重要成绩；Lloyd Haft曾专门论述过《冯至十四行诗中的一些韵律结构》（Some Rhythmic Structures in Feng Zhi's Sonnets）; Marián Gálik则注意到冯至十四行诗中外来影响的问题，著有《冯至的十四行诗：与德国浪漫主义、里尔克和凡高之间的超越文学的联系》（Feng Zhi's Sonnets:The Interliterary Relations with German Romanticism, Rilke and van Gogh）。不过，所有这些研究，都更看重冯至作为诗人和作家的一面。值得高兴的是，冯至与德国思想的关系开始被重视，如殷丽玉著《论冯至四十年代对歌德思想的接受和转变》（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就对冯至在20世纪40年代对歌德思想的接受进行了探讨；张慧文著《〈伍子胥〉的西方资源与创变》（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则从文本入手，探讨其与西方思想尤其是德国思想的关联。而马君武作为革命家的一面、陈铨作为战国策派代表的一面，也都得到了相应关注，如陈启源对马君武的研究：《论马君武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步评价》（载《广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马君武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载《广西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三长西大的马君武先生》（载《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马君武与辛亥革命》（载《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论文集》，陕西旅游出版社2002年版）等。而就笔者有限的目力所及，陈铨研究是相当寂寞的，除了早期有陈宁宁《尼采对王国维和陈铨的影响》（见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编《时代与思潮（2）——中西文化碰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外，真正为陈铨拨开尘土的是张辉的文章：《后台休息与粉墨登场》（载《读书》1998年第11期），揭示出陈铨试图主动“对他的时代发言”的“致用”一面。其余有关陈铨的论述，则多半可在有关战国策派的论述中找到。著作如江沛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论文如丁晓萍、温儒敏为《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所撰写的代前言——《“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史金豪著《对战国策派批判的批判》（载《广西右江民族师专学报》2000年6月，第13卷第2期）、鲍劲翔著《试论战国策派的文化救亡》（载《安徽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这样的研究状况，显然与上述学人的文化史地位不十分相称，尤其是马君武与陈铨。而本书作者所特别关心的领域，即他们作为留德学人与德国资源相关联的部分，除了冯至之外，很少被重视；而对他们的文化史意义的开掘，也显然很不够（如对陈铨就少有独立论述，而多将他作为战国策派，简单地贴上法西斯或叔本华、尼采的标签）。所以，本书尝试在中德文化交流的大视野中，立足于中国现代文化史的变迁，尽可能地发掘他们作为留德学人的独特一面。对于马君武，以“致用”理念来贯穿其早期启蒙翻译活动与日后出任广西大学校长的经历；作为美学家的宗白华毫无疑问已得到了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关注，但作为有独自的“文化建国理想”的留德学人宗白华，却还没有被更多研究者的视角所触及。其实，同许多学人一样，宗白华也有“致用情怀”的一面，只不过长期为其悠闲的美学家形象所遮蔽罢了。冯至的文学史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已经得到充分肯定，其与德国思想文化的关联也得到相当的关注，但其具有特殊文化史意义的“学院写作”，似乎还未得到足够的挖掘。本书从此点入手，尝试探讨冯至作为“文人”与“学人”的两面性和统一性。虽然与冯至同为留德学人，但陈铨的文化选择却显然不一样。这两位经历相近、专业相同、交游颇多的朋友的遭遇大不相同，是很可让人感叹的。尤其是在冯至的文学史地位被再三拔高的情况下，关于陈铨的研究却显得十分寂寥。就文学创作的艺术性来看，陈铨确实要弱冯至一筹，但若论“入世”的积极与“致用”的情结，陈铨又胜过冯至。本书择出陈铨的“民族文学观”加以发挥，也有同类比较的思路在内。

关于歌德与中国的关系，杨武能著《歌德与中国》已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一方面梳理了歌德与中国文化的渊源，另一方面则对中国20世纪以来对歌德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梳理。张辉著《审美现代性批判》专列一章“浮士德精神的审美阐释”，在概述歌德作品在中国的流播之后，探讨浮士德精神的中国语境审美诠释。关于歌德接受史问题，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其著作有Mandelkow, Karl Robert:《歌德在德国——一位古典作家的接受史》（Goethe in Deutschland-Rezeptionsgeschichte eines Klassikers. München,1982. ）以及高中甫著《歌德接受史1773—1945》。本书之谈论歌德，不在歌德本身，更看重留德学人的接受意识，即歌德如何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为我所用”。“德国资源”的东渐过程，即便是在一个共同的歌德话题下，也展现极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总体而言，除冯至之外的这三位学人，没有得到学界的足够关注，尤其是他们作为留德学人与德国思想资源发生关联的一面。本书大力开掘的正是这一点，希望通过这四个较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展现20世纪上半期留德学人对德国思想资源的接受和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