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前的社会现实主义小说

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末期，出现了一股“承诺小说”潮流，作为对少数精英纯文学的补充和修正。它的代表作家试图把小说重新定位于社会、政治现实中（先锋派艺术将两者分离），引导他们的理想是互助、进步和社会正义。个体让位于集体，空洞的技巧让位于情感，主人公则为劳动阶级（不论在城市还是农村）。

通常把1928年视为这一流派的开端，那年“新历史”出版社开始出版“社会小说”。第二共和国成立后这一社会艺术获得了彻底的胜利，产生了方向性的变化。大部分作家尽管出身小资产阶级（只有个别人是工人领袖），但持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观点，捍卫革命运动，把它获得看作社会结构深层变化的唯一可行之路。1933年11月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局势变得紧张，社会小说遭遇倒退。内战爆发后这一小说流派完全中断，作家不得不投入真正的行动。

那些年工人和农民的罢工、暴动，特别是他们所遭受的镇压，成为这些“社会小说”的常见主题。另一个重要题材是知识分子的意识逐渐醒悟，开始站在劳动者一边，投入革命斗争。其和平理想导致他们视战争为最荒唐、最愚蠢的行为，北非的摩洛哥战争为几部著名小说提供了素材（基调是狂热的理想主义，主人公为反叛者，他们不得不面对逆境）。

从艺术角度看，他们不放弃世纪初的文学新理念和新技巧，但其目标和接近大众的愿望使之倾向于现实主义，通常运用简洁、口语化的语言。他们的作品构成先锋派的抒情与客观主义之间的桥梁，将主观的诗意与社会性内容结合起来。这类作家有：

何塞·迪亚斯·费尔南德斯（1898—1941）曾从事新闻职业，为《太阳报》的编辑，1930—1931年与华金·阿德柳斯和安东尼奥·埃斯皮纳共同创办了《新西班牙》杂志。他积极参与政治，支持第二共和国。内战后曾被关入集中营，后定居法国图卢兹。处女作《掩体》（1928）具有社会批判意图，分成7个场景（主人公讲述自己的战地经历和生活片段），其共同主题是摩洛哥战争。《机械的维纳斯》（1929）通过先锋派和现实主义技巧再现了普里莫·德·里维拉独裁统治时期马德里的社会画面（女主人公为了过上好日子，甘心沦为一个富翁的情妇），抨击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玩弄和蹂躏。美学散文《新浪漫主义——关于艺术、政治和文学的论争》（1930）捍卫艺术“重新人性化”的必要。他还与华金·阿德柳斯合著了传记《费尔明·卡兰的生平》（1931），出版了报告文学《阿斯图里亚斯的红色十月》（1935）。

拉蒙·何塞·森德尔（1901—1982）大学教授、诗人、文学评论家、散文家、戏剧家、“27年一代”及流亡文学最重要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以西班牙历史和社会问题为题材，追求个人在哲学和伦理方面的满足。1922—1924年森德尔在西班牙驻摩洛哥军队服役时参加了摩洛哥战争，处女作《磁石》（1930）就是根据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描写一位西班牙士兵在摩洛哥战场的浴血战斗和回国后的不公平待遇，主人公就像一块磁石那样专门吸引厄运，因而外号叫“磁石”。小说尖锐抨击了西班牙政府发动的摩洛哥战争，揭示了普通人在生存极限下的本能挣扎和求生希望。

1931年森德尔因从事反对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的独裁政府而被监禁了几个月，利用这个机会他创作了《公共秩序》（1931），反映西班牙的监狱生活，这是《预兆的术语》三部曲的第一部。后两部分别为《犯罪村庄之行》（1933），记录了对一个村庄的镇压；《100个人头的夜晚》（1934），对资产阶级社会和文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属于这类反映社会问题的纪实小说还有《7个红色星期天》（1932），描写30年代马德里的一次罢工，强调社会正义的重要性。森德尔战前最好的作品是历史小说《威特先生在这地区》（1935），描写1873年西班牙第一共和国期间发生在卡塔赫纳地区的分裂主义运动，作家指出，缺乏领导和政治意识只能导致起义的革命行动失败。

塞萨尔·阿尔科纳达（1898—1964）战前属于“非人性化”文学团体，1923—1926年为《阿尔法报》评论欧洲先锋派音乐，撰写了《关于德彪西》一书。之后创作了几部电影明星传记，如《格莱达·嘉宝的生平》（1929）、《电影业的3个喜剧演员》（1931）和《影像传记》（1931）。从1929年起阿尔科纳达关注俄国革命，1931年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参与了左派所有文化活动和杂志的撰稿。

1930年出版的第一部社会小说《叶轮机》描写3个工人（文明进步的代表）到一个原始落后的村子安装电线，遭到无知农民的冷落。以磨房主为首的落后势力千方百计阻挠工人送光明行动，最后还是光明战胜黑暗，磨房被改造成叶轮机发电厂，农民告别了煤油灯，用上了电灯。作品刻画了西班牙社会进步与落后势力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流亡之前还发表了《战争谣曲》（1937）、滑稽剧《占领马德里》（1937）。

华金·阿德柳斯（1885—1969）放弃了工程师专业，从事文学和新闻。作为左派积极的政治家，在内战中曾担任国际红色救援团主席，1939年流亡海外。他的小说，如《我的乞丐》（1915）、《查拉图斯特拉就这样让我多产》（1923）、《尼特女公爵》（1926）、《马刺》（1927）、《相同的王子》（1927）、《威尼斯客栈的食堂》（1930）从表现主义的基调、尼采的影响和色情的内容进步到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社会小说”，如《农民》（1931）和《犯罪》（1934）。

曼努埃尔·贝纳比德斯（1895—1947）：记者出身，曾为西班牙社会工人党党员。内战期间担任过各种职务，战后流亡墨西哥。在那里做杂志《重新征服西班牙》的编辑秘书，去世前不久加入西班牙共产党。在贝纳比德斯的早期小说里，如《哀叹》（1922）、《在最深处》（1923）、《坎迪多，坎迪多的儿子》（1924），心理分析和色情内容占主导地位。从《一个30岁的男人》（1933）起，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上升到第一位，这部小说有很多自传素材，是对作家那代人的分析和对西班牙现状的纪实描写。他还出版了小说《地中海的最后一个海盗》（1934）、《神甫和乞丐》（1936）和文献性作品《一场革命的日记》（红色和黑色十月）（1935）、《欧洲的罪行》（我们的战争）（1937）。在墨西哥发表了《新预言家》（1942）和《班长指挥这个班》（1944）。

安德烈斯·卡兰克·德·里奥斯（1902—1936）是位自学成才的作家，从事过各种职业。他曾参加根据比奥·巴罗哈的小说《冒险家萨拉卡因》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的拍摄，有幸结识了巴罗哈，后者为反映其个人经历的小说处女作《一个人》（1934）作序。卡兰克·德·里奥斯还作为西班牙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保卫文化国际大会，他的作品通过现实主义的技巧向我们展示了作家对现存制度、意识形态体系以及支持它们的文化艺术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困难的生活》（1935）和《电影人》（1936）以新兴的电影产业为主题，指出它变成了又一个剥削人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