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

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受到马关条约的刺激，士大夫从过去的醉生梦死中幡然醒悟，开始大规模地议论时政，参与变革。一时间，报纸、学堂、学会，层出不穷，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在当时，全国维新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和湖南。报纸、学会、学堂等，也以这三个地方发展最甚。但是，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会以上海为中心，而不是北京和长沙呢？

公共领域的出现，有两个很重要的条件：一是从私人领域中发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间，伴随书籍、杂志、报纸的日常生活化，出现有教养的阅读公众，这些公众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核心，逐渐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公共领域。二是公共领域讨论的虽然是公共政治问题，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权力之外建构的公共讨论空间，相对于权力系统来说拥有独立性。

从这一角度检讨，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和长沙分别拥有上述两个条件中的一项，唯独上海，同时拥有上述两个条件。先说北京。维新运动的序幕——公车上书是在这里拉开序幕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早也是在北京办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而在这之前，就有京师同文馆等新型学校。然而，北京毕竟是京城，风气比较保守，且政治色彩浓烈，缺少市民社会的基础。任何变革事业，都不得不与体制纠缠在一起，容易形成意识形态之争，所以，办学、办报、办学会等事，往往事倍功半。同是洋务办的学校，上海的广方言馆，成绩卓著，而京师同文馆，则风波迭起，阻力重重。而最早的维新团体强学会，成员中多是官府中的重臣要员，不具有独立性，可以说是一个半体制、半民间的团体。很快便卷入朝廷内部的利益斗争，无法在京城生存，更不要说发展了。再说长沙。虽然在巡抚陈宝箴的支持下，1895年以后，湖南新政轰轰烈烈，且远离京城，维新士大夫云集，时务学堂、《湘学报》也办得有声有色，有形成中心的趋势。然而，长沙有其不可克服之短处：地理位置偏于内地，风气比较闭塞，对外部大势了解有限，也不易形成全国影响。维新势力多是靠地方官员一时一地的鼎力推动，且多外来，缺乏本地的扎实基础。一旦地方官易人，失去政治背景，公共领域就全面崩盘。

比较起北京、长沙，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本来，上海不过一区区弹丸之地，在传统政治地图中找不到它的位置。1843年开埠以后，借助租界带来的特殊地位和八方汇集的欧风美雨，到19世纪末，短短半个世纪之间，就成为京城之外中国最重要的城市。现代上海的权力结构是奇怪而复杂的，西方列强、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官员之间形成了微妙的抗衡，谁也无法主宰上海，因而现代上海体制外的空间，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最大的。西方人带来的新型事业、洋务运动所形成的商业氛围，使得上海在建构公共领域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早在19世纪末，就拥有了多项全国之最：数量最多的中外报刊，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申报》、《新闻报》，历史最悠久的西书出版机构广学会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全国数量最多、办学最成功的新型学校广方言馆、格致书院等。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在全国也处于遥遥领先的水平。这一切，为新型士大夫的公共交往和公众舆论的形成，提供了别的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环境。

那么，上海公共领域的形成，与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有什么关系呢？在许多场合，人们总是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相提并论。的确，欧洲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市民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本来，市民社会涉及的是有关市场交易的私人事务，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活动的，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市民。而公共领域不一样，它涉及的，是有关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事务，在其中活动的，是具有公共关怀和政治参与意识的公众。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资产阶级的市民们，日益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务的需要，遂作为公众出现在咖啡馆、沙龙、报纸等公共空间，讨论社会公共事务，形成制约权力的公众舆论。由此形成体制化的公共领域。

然而，在现代上海，公共领域的出现，并非受到了市场社会的推动，也与资产阶级无关。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几乎是一个平行的过程，甚至，前者的出现，要比后者更早。作为市民社会建制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的商会组织，中国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现，即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而成规模的建立，要到1903年《商会简明章程》发布以后。相比之下，作为公共领域重要标志的政论性报刊，在1895—1898年间，就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形成，并非与资产阶级的市民利益有关，而是同晚清帝国的内外危机密切相关，是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它的参与者，没有一个类似欧洲那样的从市民到公众的资产阶级的身份转变，从一开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来推动的。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的形成，相对于市民社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因而，研究现代上海的公共领域，不是由下而上，从市民社会着手，而应该从新型士大夫的凝聚开始。

由于上海是中西交汇之处，而且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凡是有改革意向的洋务士大夫，如冯桂芬、王韬、郑观应、张焕纶等，几乎都有过在上海的经历，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上海就成为得风气之先的新型士大夫的凝聚之地。这些新型士大夫，虽然有传统功名，但已经不再重复传统的仕途，而是面向社会，走另外一条人生的道路：当买办、开报馆、办书院、译西书等等。这些创造风气的士大夫，再加上报纸、杂志、西书和书院所培养和创造出来的受过新式教育的阅读公众，成为上海公共领域中基本的骨干。

不过，在189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虽然陆续形成了公共领域的多种基础和条件，但不能就此判断说，这些就是公共领域本身。公共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而且是公共的、批判的。虽然，18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报纸、书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质，比如我们以后将谈到的格致书院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讨论，但它们并非是公开的，也没有直接面对公共大众。而且，作为主持者洋务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属于体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间身份。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在上海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有两位思想家功不可没，不得不提。第一位是郑观应。在早期洋务思想家中，不少人都重视民权和议院，但真正认识到公共领域，特别是报纸的重要作用，并将此与议院相提并论的，可能只有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他专章讨论了“日报”的作用，认为要使君意与民情上通下达，除了开议院之外，“莫如广设日报矣”。郑观应明确认识到：“日报与议院，公论如秉炬。”此外，他还重视学校的作用，将办学校与开议院看成是“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的重要途径。能够在开议院之外，如此重视办日报和办学校，以此作为“公论”的基础，在当时恐怕仅郑观应一人。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也参加了公车上书，但他开始走出乃师康有为的光芒，开始崭露头角的，却是在上海主笔《时务报》期间。上海是他的真正发迹之地。维新运动领袖，一般以康梁并称，但两人的改革旨趣和所代表的路向是有区别的。康有为的目光往上，致力于体制内部的变革，开议会，追求君主立宪；梁启超的旨趣在下，办报纸，搞学会，兴学校，后者更接近公共领域的思路。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章，在变法的总题目下，富有感染力地论证了“报馆有益于国事”、“有助耳目喉舌之用”，也指出了“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他以自己那支“笔锋常带情感”的锐笔，不仅提出了一套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观念，而且还身体力行，通过主持《时务报》的言论，提供了在中国建立公众舆论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郑观应、梁启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们的公共领域思想，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应该与当时上海浓郁的民间氛围有直接的关系。

《时务报》不仅对梁启超个人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上海来说，也是重要的标志。1896年《时务报》的创办，标志着“一个规模虽然偏小，但已经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正式形成。

之所以将《时务报》创刊视作上海公共领域的起点，乃是基于三个理由。其一，《时务报》不是一份孤立的报纸，其背后还有一个维新派组织：强学会。强学会的性质，按照康梁的自我理解，是“兼学校与政党而一之”。报纸、社团和学校，将成为现代中国公共领域的主要形式，而四马路上的时务报馆，也成为当时维新人士的聚集地。以报纸为中心，再加上学校、学会的配合，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开始初具规模。其二，《时务报》及其创办者康、梁、汪（康年）等人，虽然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基本的活动方式已经从体制内部转移到了民间，朝下诉诸于舆论的教化，向上对朝廷施加变革压力，开始具有了现实的批评性格。其三，《时务报》虽然办在上海，但影响在全国，如梁启超所说，“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这表明，《时务报》已经具有了公众舆论那种公开的、覆盖全社会的影响。

自《时务报》以后，上海就一直执掌全国舆论之牛耳，上海众多的报刊杂志左右并影响着全国的舆论，谁要对全国产生影响，首先必须控制上海的舆论。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引证《上海闲话》一书的话说：“全国报纸，以上海为最先发达，故即在今天，亦以上海报纸最有声光。北京称上海报为南报，而广东及香港南洋群岛称上海报纸为沪报。凡是未经上海报纸登载者，不得作为证实，此上海报纸足以自负者也。”

现代上海作为全国舆论和公共领域的中心，从此不可动摇，拥有了无可质疑的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