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的遗产
曾几何时，冷战对美国来说是一场并不复杂的游戏，国际阵营善恶对垒，黑白分明。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被看成是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美国及其盟友所得就是苏联及东方阵营所失，同样，共产主义在任何一处的发展都被看成是给苏联增加力量，美国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制止。与对手任何的妥协与和解都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但是到60年代末，越南战争、中苏分裂、美苏战略武器的均势，这些事件都使冷战的上述规则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越南战争是战后美国外交史上的一场灾难，平均每周200人的伤亡使人们对战争的正义性提出了质疑，美国人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花费如此高昂的代价，在一个对美国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的地方去为“美国的利益”作战。许多美国人甚至认为越南战争是违背美国理想的不道德的战争。即使那些认为越战符合美国反共道义的人，也认为其代价过高。中苏分裂是60年代世界政治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使美国的道义标签变得模糊起来，因为当“共产主义变成许许多多派别时，美国人应该同哪一派共产主义去‘斗争’呢？难道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只是由于信仰共产主义，就都成为美国的敌人了吗？还是说美国人必须就区别它们，决定哪个共产党国家是敌对的，哪个是友好的，哪个是中立的？”
这样，美国运用意识形态斗争来证实其外交政策合乎正义的做法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苏联战略武器发展到60年代末已达到与美国大致相当的程度，这给冷战的两极体制带来更为巨大的冲击。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遭受屈辱后，卧薪尝胆，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以赶超美国。1965—1970年，美国陆基洲际导弹由854枚增至1054枚，而苏联则从270枚发展到1300枚，在数量上取得了对美国的优势。虽然美国在潜艇发射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机以及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仍具有一定的优势，但苏联威力特别巨大的SS--9重型陆基导弹却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均势没有形成稳定的威慑性均衡，美苏在核领域的竞争使冷战不再是简单的零和游戏，美国再不能如以往那样随心所欲地挥舞实力大棒了，核领域的相互依存使双方合作变得必要。当然，美苏的对抗与竞争仍是冷战两极格局的主题曲，美国仍然需要遏制和影响苏联。上述的变化说明，由杜鲁门政府制定的，后来得到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执行的遏制战略应该有所改变。美国应该停止用意识形态判断是非，而根据“实力、均势、势力范围、威望、国家利益、美国力量的局限性”来制定外交政策。实现这一战略变化的，就是尼克松及其外交顾问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
亨利·基辛格是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籍移民，1947年进入哈佛大学，1954年以一篇分析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欧洲重建和平的论文《重建的世界》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重建的世界》并不是一部维也纳会议史，它是一曲赞扬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的颂歌。基辛格称赞梅特涅是一位“政治科学家”，对他的均势理论大加赞赏，认为他在“力量均衡中寻求安全，他们的目标是稳定而不是完美，均势是历史教训最经典的表述，即没有反抗侵略的物资保障就不会有安全的秩序。”从基辛格对梅特涅的崇拜和对均势理论的推崇看，基辛格是一个更具欧洲观念而不是美国观念的知识分子，其思想更多地体现欧洲的保守主义、权力政治信条而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如果国家的利益是最高价值，统治者的责任就在于扩大及提高其荣誉。强者会寻求统治，弱者会形成联盟来扩大自身的力量以进行抵抗。如果联盟强大到能够阻止侵略者，均势就会出现；否则，就会出现霸权。”基辛格认为战后初期和50年代那种双边冲突的时代已经结束，世界出现了由美、苏、中、西欧、日本五个力量中心组成的多极格局。美国应该适应多极世界，在五大力量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基辛格关于均势的理论及世界多极化的观点得到了尼克松的赏识。尼克松原来是以强烈反共著称的共和党右派，但是在美国政坛二十多年的跌宕起伏，使他熟谙权力政治的真谛而回归现实主义阵营。与基辛格一样，他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实理性地观察历史与世界：
在世界历史上，和平唯一得以延续的时期是权力达到均势时期，是一个民族具有超越其潜在竞争者的无限实力时期。……如果一个更强大和健康的美国与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相互制衡，而不是相互对立——一个恰好的平衡，我认为这个世界将更美好与安全。
尼克松与基辛格
尼克松任命基辛格担任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两人密切合作，携手开创了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能在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顺应世界的潮流。
尼克松—基辛格的主要构想是在稳定的持久均势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和平结构。这个结构以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为力量中心，每个力量中心有责任在其势力区域内维持秩序，并制止对另一个势力范围的干涉。尼克松解释说：“因为经济力量是其他各种力量的关键，这五个经济中心将决定未来的经济，并以其他的方式决定本世纪最后三十年的未来。”为此，美国必须从战略次要地区（越南）收缩，摆脱不必要的负荷，集中精力构建大国均衡的和平秩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战略信任关系和与苏联缓和是尼克松—基辛格外交战略中最富有创意的成果，因为任何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建立都必须包含所有的力量中心。如果一个大国不在这一国际秩序之内或敌视这一秩序，就不会有稳定的国际秩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不仅为美国主导的和平秩序减少一个潜在的敌对者，而且与中国的修好也使美国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互动中占据了先机。与历届总统班子一样，尼克松—基辛格班子仍把苏美竞争视为世界事务的首要因素，但是，尼克松政府不再把苏联视作邪恶的化身，而是作为具有与美国同等核力量的大国。与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竞争，美国应该放弃以前靠武力迫使对方民主化的习惯性做法；美国应该承认自己的力量有限，还不能改变对方的内部体制。同这样一个强国打交道，谈判“并不是什么道德问题，用不着在讨论之前先净化内心世界，……在力量均衡的参数范围内，有必要试着容忍一下那位干扰和平的首要分子的正当需要”。一支强大的美国军事力量是迫使苏联对自己的外交行为自我克制的“大棒”，但还需要足够的“胡萝卜”来补充这根“大棒”，这就是“联系”政策。美国以增加农业出口和技术转让，提供金融信贷，取消对苏联商品的歧视性关税，甚至包括承认二战后中东欧的边界等让步，编织成一张利益之网，换取苏联在美国认为重要的一些问题，如军备控制、地区冲突等上的自我克制及与美国合作。与敌对的中苏两国同时修好，加上与西欧、日本的“伙伴关系”，基辛格意在像俾斯麦一样操纵五球不落游戏，使美国处于大国均势结构的权力中心。
但是冷战时期的世界与19世纪德国统一时的世界大相径庭，美苏尖锐的两极对立以及核武器毁灭世界的恐惧都使五大权力中心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单向性。大国间权力关系一定意义上的简单化制约了美国的外交活动空间，使当时的美国不能像统一时的德国那样在五大国之间纵横捭阖，游刃有余。而且基辛格毕竟不是俾斯麦，缺乏操纵五球不落游戏所需的杂耍般外交技巧。尼克松政府虽然在从越南脱身、与苏联缓和、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这三个问题上取得了非凡成就，但尼克松—基辛格孜孜以求的大国均势的和平结构却收效不大，美国寻求力量平衡的愿望为不断转向劣势的现实所代替。美国用“联系”政策编织的利益之网对苏联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小，要求西欧、日本分担防务的“伙伴关系”政策使盟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尼克松去职后，基辛格在福特的支持下仍在苦苦维持着大国均势政策，但他们设计上的结构性缺陷已经使缓和大厦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