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书籍介绍之基本

以宋代刊刻的宋代史料为例，说明书籍的部分基本制度，以及原生态书籍的重要意义。

一 装帧与版式

（一）装帧

书籍装帧是一个循序渐变的过程，与书籍逐渐形成、印刷术逐渐普及相关。早期出现的卷轴装，与秦汉时期的简册，与纸的逐渐普遍使用有关。书籍在宋代，基本上不多使用卷轴装，大量使用的是经折装、蝴蝶装。现在所能看到的多为后人改装的线装，但仍能看到一些留存下来的蝴蝶装。装帧，体现了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一部分。纸发明以前，先秦至汉时期的竹简已有形制，王充《论衡》曰：“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又说：“二尺四寸，圣人之语。”郑玄在《论语序·勾命决》曰：“六经皆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论语》八寸书之。”出土的简册印证传世文献的纪录，相关研究，可以参考各种考古报告及早期书籍史研究论著。纸发明以后，用于书写，出现的装帧形式有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等。我们今天关注的主要对象，是比较常见的，与宋代关系密切的装帧形式。

经折装。多用于佛经的雕刊和抄写。经折装源于卷轴装，敦煌写本多用卷轴装。4至7世纪的古纸大约宽24厘米，与简牍的高度相仿佛。纸的长度，从41厘米到48.5厘米不等，约等于古制的二尺。这种长度可以印证当年荀勖用以抄写竹书的“二尺之纸”。纸的长度之所以基本一致，与当时造纸技术有关。纸逐张连接，长度可以无限。唐代末叶，卷轴形式被折叠形式所取代，出现经折装。将一幅长卷，依版面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首末二叶用硬纸裱糊，类似今天的封面封底。这种形式完全脱离卷轴，近似后来的册页书籍，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态。但是，这一形态在佛经印刷中经常使用，甚至线装书相当普及时，佛经装帧依旧使用经折装，比如清代的《龙藏》。自此以后，书籍的形式逐渐变化，经折装之后出现蝴蝶装、包背装及线装。在此期间，还有旋风装、梵夹装，甚至缝缋装，因与宋代史料关系不密切，故而略之。

蝴蝶装。宋代主要采用雕版印刷，印出的书籍采用何种装帧形式，此前已有的卷轴装、经折装、旋风装是否沿用下去，是装裱工人自然而然要考虑的问题。于是，蝴蝶装出现了。这种装帧是将每张印好的书叶，以版心为中缝线，以印字的一面为准，上下两个半版字对字地折齐，然后集数叶为一叠，以折边成为书脊，书脊处用糨糊或其他粘连剂使逐叶粘连在一起。再用一张比书叶稍长的硬厚整纸粘在抹好糨糊的书脊上，成为前后封皮，也叫书衣。然后把上下左三边馀幅裁齐，一部蝴蝶装的书便装订好了。这种装帧，外表看，很像现在的平装书，打开来，书叶似蝴蝶两翼张开，故有是称。蝴蝶装突出书版一版一叶的特点，文字朝里，版心集中于书脊，利于保护版框内的文字，即使版框外馀幅磨损了也不会影响版框内的文字。同时没有穿线针孔，易于重新装裱。这种装帧形式在宋元两代流行将近四百年，说明其优点显著。但因单面印刷，故翻叶时常有白叶，不甚方便。

线装。用线装订书籍，起源于何时，尚不清楚，但在敦煌和西夏的文献中，均可见到一些书册右边或上端打二、三或四个透眼，用线穿过书叶，横索书脊。其样式并不固定，比如西夏文献中的缝缋装，说明这种装帧形式尚在初级阶段，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成为装帧形式的主流。南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中曾说：“王洙原叔内翰常云‘作书册粘叶为上，久脱烂，苟不逸去，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初得董氏《繁露》数册，错乱颠倒，伏读岁馀，寻绎缀次，方稍完复，乃缝缋之弊也’。”这段话说明南宋人依旧认为缝缋不如粘叶。明代以后，书业更加发达，文化更加普及，蝴蝶装的不方便越来越明显，而线装书较之五代时的缝缋，有了很大改进，更加精整，至今仍然在使用。它与蝴蝶装的主要区别：1，书口移至左侧；2，每次翻动是一叶的前后面，与蝴蝶装时需翻一个空白面不一样。

（二）版式

书的版式如同装帧，缘起很早，帛书写卷时就已经有界行之说。版刻印刷以后，版式有了相对固定的组成部分，一般包括：边栏界行、书口等等。南宋刻书的版式一般比较疏朗，不像有些明代福建的坊刻书，为了节约，行密字小，显得拥挤。今天我们看到的以浙江刻书为主。

边栏界行。大致可以分为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几种情况。几种不同形式反映了书籍雕刻的精细程度不同，宋刻本多为左右双边，即左右粗黑边栏内，再各镌一条细黑线，显得整肃古朴。有些明版书的边栏不是简单的直线，而在两道直线间雕饰花纹，如草纹、云龙纹等，即花栏。由于与宋代书籍关系不大，故从略。宋版书的行款不固定，半叶九行十行至十三四行的情况均存在，每行字数各书也不相同，所以不能单纯依靠行款判定是否宋版书。

书口。这是印刷书籍特有的版式组成部分，是指一版的中缝，也称版心、版口，为折叶之用。看见蝴蝶装的时候，可以理解版心和书口的关系了，他们本是同一事物。但书口有种种装饰性和实用性。书口有黑口白口之分。黑口又分粗黑口、细黑口。宋代刻书书口多为白口，白口是刻书精细的表现。南宋开始出现细黑口。元代《宋史》初刻本即细黑口，后来刻书不求精细，将细黑口扩大，成为粗黑口，明代前期依旧。嘉靖以后，文化又一次兴盛，刻书转而精细，又出现白口。

鱼尾。也是书口中的内容。这里本是版心，鱼尾本为折页整齐，后来成为版心的标示之一，鱼尾之黑白、方向、鱼尾上下的文字若何，都成为判断版本的途径。上下鱼尾之间常常镌刻简化书名、卷次、页码。下鱼尾下方常常镌刻刊工姓名，以便分清责任，按字数计报酬，以《咸淳临安志》为例。有时上鱼尾以上至上端栏线，镌出一道细黑线，称之为象鼻。象鼻两边记大小字数。

刊工。刊工不属于版式，但在宋版书中，版心下方一般刊有刊工姓名或名。刊工姓名是判断该书刻于何时、何地的重要辅助方法。之所以说辅助作用，是由于刊工生活年代很长，可能三四十年都在工作，同时也可能是流动状态，比如在杭州、宁波各地工作。但是，一本书一般不是一个刊工完成，所以用这些同事来共同判断，还是可行的方法，比如赵明诚《金石录》，既有宋洪迈《容斋四笔》“赵德甫《金石录》三十篇，其妻易安李居士作后序。今龙舒郡斋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记载，又有该书刊工曾于淳熙三年（1176）为舒州（今安徽舒城）公使库刻《大易粹言》的纪录，所以尽管该书并没有书牌记，仍可以断定这是安徽舒州公使库初印本。《舆地广记》宋刊本有两种，顾广圻与黄丕烈为孰早孰晚有一番笔墨，后来当代学者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于此曾有考论，从刊工入手，确认曾藏曝书亭者较早。《中国版刻图录》曰：“刻工蔡才、熊海、余彦、陈信等，南宋初年又刻赣州本《文选》。此书撰人欧阳忞原籍庐陵，庐陵与赣州相距不远，此书疑是庐陵刻本。”

二 宋代刻书特点

（一）避讳问题

宋代书籍避讳严格，正好与后面的元代形成鲜明对照，成为宋版书特征之一。比如吕祖谦音注《唐鉴》，书中卷十九“构”字阙末笔，卷七、卷九、卷二二“慎”字阙末笔，是避高宗、孝宗讳，说明此书刊成于孝宗时期。范成大《绍定吴郡志》中避讳与《宋史》相合之处，此本避讳严谨，讳“桓”、“敦”、“惇”等字，避宁宗讳最严，“廓”、“扩”多拆分为两部分，如卷四十“陈蔚真书从广从郭落”，同《宋史·礼志十一》记载钦宗庙讳即从某从某之例。该书卷首有赵汝谈为之序，宋刻本序文申明龚颐、滕宬、周南三人尝为范成大搜访佚闻。龚颐即龚颐正，此人原名龚敦颐，因避宋光宗名讳而改，赵汝谈序文因讳而称“龚颐”。《咸淳临安志》的避讳亦非常严谨，遇玄、匡、贞、署、桓、构、启、璇诸字，作“庙讳”、“旧讳”、“今上御名”（度宗）等等。其中玄、匡乃赵匡胤及其始祖玄朗讳，贞讳仁宗，署讳英宗，构讳高宗，启讳度宗，见卷四。又如卷十一：1，大成殿门外礼毕，御庙讳化堂；2，寅奉基图庙讳崇教化；3，蘧孝宗旧名字伯玉；4，五臣论著御旧名沃良多；5，子能御旧名问；6，擅誉鲁邦御旧名祚巨野。避讳成为书史重要现象，从以上列举的例子，可知宋代避讳的方式多种多样：1，缺末笔；2，换字；3，直称“庙讳”;4，从某从某；5，省字。了解并利用避讳，判别书之真伪及时代，并可应用于校勘学及考古学，感受宋代的制度，是史学一辅助学科。

（二）牌记

牌记的作用在当时大约体现了一种模糊的版权意识。为什么说大约或模糊？是由于尚未见到当时人对牌记有专门的阐述，牌记的内容也详略不一，著录项不全一致，位置不固定（卷首、卷尾、目录之后、一书之最后）。但是，基本内容为刊刻者、刊刻时间及地点。这三点，对于判断一书之版本，起决定性作用。有时虽然三项不全，但可以根据其他资料考订，比如著名的临安陈宅书籍铺，所刻书卷末有一行牌记“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但这一行字稍有变化，又有“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陈起本人会写诗，是江湖派诗人之一，曾因此被贬谪。但他出版刊刻的《江湖集》成为现在研究南宋诗人最重要的资料之一。

李焘撰《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南宋毕万裔富学堂刻本，关于富学堂，乃南宋建阳崇化魏齐贤的书坊名。据《巨鹿魏氏宗谱》所载魏甫序称，魏家远祖乃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允公，武王末年受封于毕，故后世子孙以毕为姓。春秋时，其后裔毕万为晋献公右师，伐霍有功，封之于魏，故又以魏为姓。唐末黄巢起义，魏氏兄弟十馀人避地来闽，分居建阳、南平、漳州、泉州。魏齐贤乃第四世潘公之子，潘公乃成公之子，行二，从麻沙迁居崇化，娶杨氏，继娶陈氏，生子一，即魏齐贤。魏齐贤在崇化以富学堂名义开书坊，以刻自编《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名振书林，其次便是刻了这部《李侍郎六朝通鉴博议》。牌记所称“毕万裔宅刻/梓于富学堂”，毕万裔过去长期被理解为人名，其实并非人名，而是指毕万后裔，这位后裔就是魏齐贤，堂号便是富学堂。所以此本似应著录为“宋绍熙毕万后裔魏齐贤富学堂刻本”。

《大唐西域记》，这是宋代刊经，有书牌，可见安吉州地理变化。此次再造善本所选系资福寺大藏经，为著名《思溪藏》本。该藏经由湖州归安县王永从与弟王永锡施刊，始刻于北宋末年靖康元年（1126）至绍兴二年（1132）已完成。后来曾经补版。国内原无存完整之《思溪藏》，日本尚存，杨守敬从日本寻访归国一部，今藏国家图书馆。扉页书牌题“宋绍兴二年王永从刻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寺大藏本”,《宋史·地理志》记宝庆元年（1225）改湖州为安吉州，时距绍兴二年已有九十馀年。杨守敬《日本访书志》认为这是“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寺所刊”。根据日本藏本中题记，王永从宋绍兴二年刊经时已致仕，此时当不在世。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中曰：“疑此藏即就思溪王氏所刊加以增补，未必别有一刻。”王国维之说，可增进对扉页书牌之题的理解。

《三苏先生文粹》仅婺州地区在宋孝宗前后就刊印两次，分别为吴氏和王氏，从牌记可以分辨出版先后。《舆地广记》卷二十六刊三次重修记录，对后人了解该书流传、庐陵郡守对本土欧阳忞著作的重视都有重要帮助。所以这些牌记除了有广告、版权作用，还对我们研究当时历史很有帮助，比如陈宅书籍铺的地址，在棚北大街睦亲坊南，经南宋城市史研究，此书籍铺与宗学距离非常近，占到了地利。

（三）官刻书

官刻书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中央刻书，比如国子监刻本，一种是地方政府刻书。北宋国子监刊刻了各种正史及经部书，如《春秋公羊传》《穀梁传》《说文解字》等等，这些书今基本无存，仅见于记载。今存较多的宋板官刻书，是南宋各地官府刻书。比如淳祐十年（1250）福州府曾刊《国朝诸臣奏议》，淳熙三年（1176）严州刻印《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任严州教授时所为。今国家图书馆存严州初刻本及宝祐年间湖州重刻本。地方官在任上刻书，有时是表现政绩，也有时的确在提倡兴学之风，或者二者兼有，且他们掌握地方经济，所以南宋地方官府刻书甚多。赵明诚《金石录》即是安徽舒州所刻。官府刻书，财力雄厚，所以刊书一般都比较精美，比如《咸淳临安志》，版式宽大，疏朗，字迹严整，是杭州官刻的代表作之一。《宝庆四明志》,《中国版刻图录》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刻本曰：“此为绍定原刻本，世无二帙。”坊刻书开本、用纸有时稍逊，尤其避讳不严格，比如《通典详节》卷三“沟”字不讳，卷八“惇”不讳，但卷十一讳“惇”字，卷十三讳“勾”字，时讳时不讳，坊刻本中常见。

（四）作者署名

作者在书题下一般有署名，也当引起注意。比如吕祖谦音注《唐鉴》，他的署名“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据《南宋馆阁录》及《续录》，淳熙三年（1176）十一月吕祖谦为国史院编修，淳熙五年四月除著作佐郎，同年十月除著作郎。根据衔名，可知该书成于淳熙五年四至十月之间，因为衔名尚称“著作佐郎”，可以判断该书成书年代。

三 原版书之重要

原版书刊刻之时，与作者关系紧密，是当时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所以彼时彼地的现象、信息较多，后之翻刻本，不一定能够完整保存这些信息。比如，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四库全书》虽收录此书，但无陈之贤序、无李焘“乞尚史学札子表”、无图、无目录。国家图书馆所藏清抄本，曾经潘祖荫藏，有藏印“潘印祖荫”、“伯寅”，无图，但陈之贤序、“乞尚史学札子表”、目录俱在，只有宋刊本，序、表、图、目录皆完整。李焘“乞尚史学札子表”，陈述了对分裂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其实是对南宋国家前途深切关注，应当也是李焘研究的重要文献。

再比如，《开庆四明续志》，此志修于开庆元年（1259），记宝祐四年（1256）至开庆元年吴潜任州牧间诸事。吴潜（1195—1262）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宁宗嘉定十年（1217）举进士第一。理宗淳祐十一年（1251）为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枢密使，封崇国公。曾两度掌庆元府。后被沈炎等奸臣排挤，罢相，谪建昌军，徙潮州、循州，卒于循州。著有《履斋遗集》，词集有《履斋诗馀》，二书均不存宋元刻本。此《志》卷九至卷十二载其《吟稿》二卷，《诗馀》二卷，名臣著作借以获存，足资考镜。此开庆元年刊本，第十二卷末至“贺新凉（和惠检阅惜别）”，残，清烟屿楼刻本《宋元四明六志》予以补全。而《四库全书》底本系两淮盐政采进之抄本，第十二卷较原刊本少十一首词。

范成大《吴郡志》以征引浩博著称，该志中所征引者部分今已不存宋刻本，而吴郡志保存了这些书的宋刻状态，足当重视。《咸淳临安志》卷三引《朝野杂记》，是该书的宋版状态。

以上仅举数例说明，凡是需要考察文献，当尽量查找早期刊本，并对比多种刊本，把握该书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化，同时重视后来学者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