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谈文说艺(2)

天才的眼睛

这个题目，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一个意思是谈天才，另外一个意思是谈天才的眼睛，即观察。

第一个话题：文学创作，需不需要天才？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首先看看，什么是天才？我们不妨望文生义做一个简单的定义，天才即天生的才能。紧随这个问题的是，什么人可以称为天才？我还是简单地回答，人人都可以说是天才，哪怕是个傻子，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在这方面可能智力不是很健全，在另外某个领域可能有特异功能。

那么，回到我们关心的问题，文学创作，当然需要天才。文学创作的天才，等于文学创作的先天潜质加上后天兴趣的开发。也就是说，文学创作的天才，需要兴趣作为武器，一点一点地开发出来。

兴趣这东西，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遗传的，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是后天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很神秘，我解释不了，我们还是谈谈后天的兴趣吧。

后天形成的文学创作的兴趣，源头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童年记忆。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说：“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实现。作品本身包含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性事件和旧事的回忆。”

尽管我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不以为然，但是我认为，弗氏的这个判断是有道理的。我以我的经历验证了弗洛伊德的理论。

作家王汶石说，作家跳不出他的生活经验，就像一个人跳不出他自己的影子。可以说，我的写作，主要是靠经验，而在经验里面，有很多是童年记忆。我小时候住过的公社大院，炊事员陶大伯给我讲的那些故事，对我以后的创作产生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我曾经开玩笑说，那个公社大院就是我的少年军校和文学系。

关于童年记忆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不少名家大师都有阐述，大家可能都有类似的体会，应该是共识，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主要谈在生活中培养出来的兴趣。

兴趣的形成，除了接近天生的童年记忆以外，也有后天强制性的。比如，大家今天坐在教室里，把学习文学创作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这么一种强制手段，能不能产生兴趣呢？我看也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招生对象是应届高中毕业生，现在的孩子，对于将来要从事的职业，有很多种选择，不客气地说，有些学生报考军艺文学系，可能并不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可能很多就是为了就学和就业，但是，到了文学系这个氛围，我们要求他用文学的意识思维，用文学的语言说话，我们判断他的成绩，用文学作品说话，久而久之，就在他心里埋下了种子，他从茫然到清晰，从被动到主动，四年下来，很多人已经热爱上了文学创作，并且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

这里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讲的是一次远洋航行，旅途生活十分枯燥，有个刚刚获得国际大奖的象棋大师在船上摆擂台，那自然是战无不胜。这个消息在船上不胫而走，终于来了一个象棋高手，要求大师让他两个主力棋子，大师慷慨答应。于是，情况有了变化，大师面前有了对手，二人对弈还真的难解难分，引得围观者群情激昂，高手似乎也有些得意忘形。然而，就在他即将展开新的攻势的时候，围观的人群中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千万不能这么走！”下面的话大约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

下面的故事可想而知，在这个被作者命名为K君的羸弱苍白的男人的指导下，大师输了。再往后，大师数次挑战，围观者押上赌注，K君无处可逃，只好同大师对弈，结果是，大师屡战屡败。

这个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层层剥开悬念，写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转，很有可读性。但是，我要说的不是茨威格的创作技巧，而是那个名叫K君的男人，他的高超棋艺是怎么来的？

原来，K君是个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德国军队关进集中营。在长期的关押中，寂寞难耐，有一次提审，纳粹军官中途外出，K君发现审讯室内有一本书，喜出望外，冒着生命危险将这本书带回牢房，然而，却大失所望，因为看不懂。K君将书一扔老远，可是几天之后，还是寂寞，忍不住又把书找出来看，就这样，就靠这个棋谱，他坚持活了下来，并把象棋琢磨得滚瓜烂熟，终于在获得自由之后，一展身手。

茨威格是个写实高手，而且擅长纪实，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小说取材于真实的故事。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兴趣是可以后天培养的，因此，天才也是可以后天形成的。今天，我们幸运地不再有那样特殊的遭遇，我们是在自由的环境里，如果我们决心投身文学创作，那么，我们更有条件在文学创作这一领域里得心应手。那就要看毅力和恒心了。

兴趣驱动热情，而仅仅有兴趣有热情，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个人认为，进行文学创作，必须首先提高几种能力。我在军艺文学系的教室里给我的学生写了八个字：观察、想象、审美、表现。我告诉我的学生，在文学系四年，就学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悟透了，就可以进行创作实践了。

今天，我们就从“观察”讲起。

一、观察力是创作的基本功

初学写作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个普遍的问题，面对丰富斑斓的生活，却往往不知从哪里下手。因此，培养一双慧眼，能够从司空见惯的生活里面发现文学的元素，找到自己的创作支撑点，是非常重要的。

观察力是构成智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的知觉能力。观察，是一个广义词，并不仅仅单指视角，也包括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等。

一个作家，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意义。一个成熟的作家，抓住什么都能引申开去，写出作品。

罗丹说：“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美。”要达到这个境界，就要培养观察力。作家和其他门类的艺术家有很多培养观察力的方法。画家从写生入手，就是对观察力的培养。小说家也有类似写生的方法，福楼拜就曾经要他的学生莫泊桑做过这样的训练，他说：“当你走过一位坐在自家门前的杂货商的门前，走过一位吸着烟斗的守门人的面前，走过一个马车站的面前的时候，请你给我画出这杂货商和守门人的姿态，用形象化的手法描绘出他们的包藏着道德本性的形象外貌，要使得我不会把他们和其他杂货商混同起来。还请你只用一句话就让我知道马车站有一匹马，和它前前后后五十来匹马有什么不同。”

福楼拜对莫泊桑的强化训练真够狠的了，所以莫泊桑也成了世界级大师。

作家、艺术家的观察，不仅仅是用眼睛去看，它是用身体各个感觉器官去感觉，最后用大脑去看。作家有一颗多愁善感的心和一双反应灵敏的眼睛，对过去的事情记忆犹新，对眼前的事情始终保持好奇和敏感，随时随地发现那些具有审美价值的素材，首先让自己动心，然后让读者动心。

二、观察的核心是“察”

观察观察，观其行，察其心。“观”是外部行为，“察”是内心省察。“观”是手段，“察”是目的，是观察力的核心。“观”是感觉，是我们身体的各个感觉器官对外部事物的反应，包括眼看、耳闻、鼻嗅、体触等等。而“察”则是心理活动，是感悟。观察力的核心是感悟能力。观察的过程好比雷达在空中扫描，得到的信息要进入数据中心进行分析。

作家的观察力通常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观察自然界，二是观察人物，三是观察社会。

1.观察自然界。中国古代诗人，在观察景物方面堪称一绝，唐诗宋词里面有很多名作都是见景生情、借景抒情、咏物言志，而且里面不乏通感，不仅能看到景物，而且能听到景物，嗅到景物的思想，甚至“人景一体”，情感交融。

前段时间我读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他笔下的雨，那真是声势浩大、无孔不入，你读了几段，很有可能放下书本站起来，看看门后有没有雨伞。再读几段，大晴天里闭上眼睛，也似乎能够看到杏花春雨江南，千山万山，千伞万伞，历历在目。离开大陆二十五年，那种挥之不去的乡愁就像冷雨的气息，弥漫在我们的肺叶上。你甚至可以看到更久远的一幕：“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离情别绪，一脉相承，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啊！

2.观察社会。通常说来，伟大的作家也是思想家，他们除了观察人物，善于在寻常生活中发现艺术的源泉，还站在社会的高度，进行形而上的感悟。比如鲁迅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像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再如钱钟书先生说，婚姻好比围城，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大都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等等，这些至理名言都是在对社会生活反复观察体味中得出来的。

观察社会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观察社会现象、风俗民情、精神面貌、生活状态，这也需要作家独具慧眼。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对中国民间进行细微的观察，终于发现了阿Q，概括出“精神胜利法”（“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儿子打老子”），刻画了典型的阿Q精神。茅盾为了写《子夜》，曾有一段时间泡在民族资本家的中间，深深地体会到旧有的经济体制奄奄一息，所以在小说的第一章就写乡下的吴老太爷进城，患脑充血而死。吴老太爷好像“古老的僵尸”，一见太阳和空气便风化了。这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实际上是作家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悉心揣摩得出来的。

同样一件事情，个人的看法也不同，一千个人读过《红楼梦》，就会出现一千个林黛玉。而作家，往往会看出一千零一个林黛玉，他从林黛玉的身后又看出来另外一个，作家的艺术眼光往往比肉眼锐利。比如请客吃饭，普通人的重点在于“吃”，而作家一定是在“请”字上做文章。中国古代女子包小脚，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那是因为审美需要，男人变态，喜欢那东西。而作家刘震云却从中看到了另外的动机：为了防止她跑得快，所以就把她的脚包得特别小。当然这个看法不一定正确。作家的看法无须多么正确，但是必须独特。

3.观察人物。对于作家来说，观察人物尤其是看家的本事。

观察人物，通常都是从肢体语言观察，由上而下。大家都知道，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但是，这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了，有些人就会掩饰自己的眼神，实在不行就装瞎或者戴墨镜，不让你从他的眼睛看到他的心灵。

其实，心灵的窗口远远不只是眼睛，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有表情，面肌痉挛就是一种表情。两个人在茶馆里聊天，你看他们的坐姿，你就知道他们的关系，谁是谁的老板，谁有求于谁。还有，人紧张了是什么表情，他会不厌其烦地抽烟，或者喝水。人恐惧的时候是什么表情，除了瞳孔放大，还有手脚，手指和脚趾都会有反应。

我们大家看电影，看里面的独裁者，肢体语言是最丰富的。希特勒是全世界的公敌，但是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煽动力，我感觉他就是会演讲，而在演讲的过程中，他的独特的手势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我读中学的时候，对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印象很深，这个人物外在形象的刻画，前面只有一笔：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就这一笔，祥林嫂的呆滞、绝望、希望，全都跃然纸上。

鲁迅先生用寥寥几笔把一个活人写得像个死人，而且写得那么传神，入骨三分，一个字都不多。这无疑得益于长久细致的观察。

茨威格写了很多精彩的小说。在我看来，他有一个特殊的本事，就是善于观察。以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为例，作品写的是一个寡妇受丈夫影响，学看手相，在赌场里，发现各种各样的手，有的手有激情，有的手有个性，有的手有思想，手的表情来反映输赢。“每一只手都仿佛是野性难驯的凶兽，只是生着形形色色的指头，有的钩曲多毛，攫钱时无异蜘蛛，有的神经战栗指甲灰白，不敢放胆抓取，高尚的、卑鄙的、残暴的、猥琐的、诡诈奸巧的、如怨如诉的，无不应有尽有——给人的印象却是各各不同，因为，每一双手就反映出一种独特的人生，只有四五双管台子的人的手算是例外……”

我们知道，真正观察这双手的，当然不是作品中的所谓C夫人，而是作家茨威格观察的结果。有一天，一双陌生的手出现了——“我绕着走向第三只台子，摸出几个金币预备下注，忽然迎面传来一阵非常奇怪的声响，使我吃了一惊。那时正当人人定睛个个紧张，心神似乎都被静默震慑住了的一霎，每逢圆球奔跑得疲惫无力只在最后两个码盘上颠踬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霎，此刻我竟听到一阵咯咯喳喳的响声，像是骨节折裂。我不自主地向对面望了一眼，立刻见到——真的，我吓呆了！——两只我从没见过的手，一只右手一只左手，像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扭缠，在疯狂的对搏中你揪我压，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皙，指甲放着青光，甲尖柔圆而带珠泽。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是那种狂热的感情，那样抽搐痉挛的互相扭结彼此纠缠。我一见就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激情一齐驱上手指，免得留存体内胀裂了心胸，突然，在圆球发着轻微的脆响落进码盘，管台子的唱出彩门的那一秒钟，这双手顿时解开了，像两只猛兽被一颗枪弹同时击中似的。两只手一齐瘫倒，不仅显得筋弛力懈，真可说是已经死了，它们瘫在那儿像是雕塑一般，表现出的是沉睡、是绝望、是受了电击、是永逝，我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这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没有也再见不到这么含义无穷的双手了……”

这是写手吗？是的，可是，确实通过对于手的描写表现赌徒灵魂的搏斗和挣扎。正是因为这双手，给C夫人带来了不可抗拒的好奇，结果把她拖入一场难以忘怀而又羞于启齿的感情纠纷中。茨威格对人的外在行为观察得如此细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是他的小说受到普遍欢迎的主要原因。作家要写的当然不是手，而是C夫人的情感经历，但是他是通过C夫人的观察，从手的表情入手，进而观察赌徒的表情，进一步观察赌徒的心灵世界，从而写出C夫人的情感历程。

茨威格写手，堪称一绝。我记得还有一个作品，名字好像叫《恐惧》，写一个女人偷情，做贼心虚，回来的路上提心吊胆，老是怕被发现。后来她真的被打劫了。她把钱财交出去之后，怀着庆幸的心理，正要离开，突然又一只狰狞的手出现在她的面前，让她毛骨悚然，这一只手的描写，把女人内心的恐惧刻画到极致。其实，那还是盗贼的手，盗贼获取钱财之后，还不罢休，“把钱包给我！”出人意料，但是悬念吓人。

观察力的敏锐程度决定了从一个人身上得到的信息的多寡。也就是说，只有敏锐的人才能迅速判断一个人的职业。比如，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个身穿便衣的军人，不管他怎么乔装打扮，他总会留下一些痕迹。我曾经写过一个小说，里面的女特务被我们的地下组织识破了，最初的线索就是她走路的姿势，地下党在这个女特务匆匆行走的时候，突然喊了一声立正，这个女特务立马以标准的军人姿势站定了。本能反应。

同学们都知道，我们部队的著名作家朱苏进，写了很多好作品，像《炮群》《射天狼》《第三只眼》等等，尤其是他写部队基层生活的军事训练，活灵活现，让你身临其境，不仅抓住你的眼睛，还能迅速抓住你的神经。他从军营最平凡的生活提炼出可以上升到军营文化层面的元素，比如他在《射天狼》里写队列：颜子鹄站在与全团排面成等腰三角形的指挥位置上，目光掠去，一眼就认出那一片是一连。他们普遍比其他连队的战士黑些瘦些，一声向右看齐，腹部回收，胸脯一概挺起来，胸兜里没有凸出香烟盒、打火机之类的杂物，也没有歪腰扭腚、抽动腮帮子的。这高质量的队列，就像一串环环相扣的铁链，胆小鬼夹杂其中也会勇敢起来。

这是一段关于队列的经典描写。想一想，我们谁没有经历过队列训练？可是我们往往认为，那静止的队列，实在没有什么写头，而朱苏进就是从这静止的队列里发现了很多东西。首先，从外在的形式上，他看了一眼就看出那是“一连”，因为他们比其他连队瘦一些黑一些。接着他发现：胸兜里没有凸出香烟盒、打火机之类的杂物，也没有歪腰扭腚、抽动腮帮子的。这高质量的队列，就像一串环环相扣的铁链……作品里的叙述者副团长颜子鹄发现了连队扎实的作风，要害是后面一句：胆小鬼夹杂其中也会勇敢起来。就这一句话，他把从队列里观察出的外在形象，同人的内心世界，同战斗力结合起来了，这可真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观察得入木三分。

在我看来，朱苏进是一个特别善于观察，观察得特别出新意的作家。二十年前我读他的中篇小说《凝眸》与《第三只眼》，感到他本人似乎也有第三只眼。作家都应该有第三只眼，那就是感觉。

前几天我看一篇回忆文章，美国的一个摄影师回忆他的九十三岁的父亲临终之前的三年，他一直陪在老人身边，在描述了他的诸多观察之后，他突然来了一笔：他还表现为一个“色老头”，老人家对儿媳妇的穿着很感兴趣，赞美她的身材，还建议她穿超短裙。老人家色眯眯地看着儿媳妇。这段回忆，也涉及性，还涉及伦理道德。可是我看这段文字，丝毫没有龌龊的感觉，我觉得我被他打动了。显然，这个摄影师发现了人生中的一大隐秘，并且把它用恰到好处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小说之所以是小说，或许就是因为它可以小中见大，以微观映照宏观，影响宏观。

一个作家有没有才华，其标志是能否从生活中直接发现别人熟视无睹的题材和其中包含着令人深思的、发人深省的人生真谛，并且能否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一个作家成功的根本因素是他丰富的生活库存和他对于生活的洞察力。我们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离开这个源泉，我们就会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会观察这个源泉，不会从这个源泉里感悟出具有审美价值的元素，我们同样一无所有。

三、观“表”察“内”，找到“故事”

我们知道，故事是小说的载体，只有通过故事，我们才有表达情感，表达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的平台。初学写作的人往往会感到棘手，就是找不到故事。

那么故事在哪里呢？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故事就在你的身边，故事就在你的心里，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故事，就看你有没有一双慧眼，能不能从寻常的生活中发现故事，能不能从千头万绪的故事中找到你需要的故事。俄罗斯作家契诃夫有一次对朋友说：“只要你高兴，我可以根据这个茶杯写个小说，你信不信？”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只要你手里掂着锤子，满大街都是钉子。我刚到空军的时候，听过一个钉子汤的故事，讲的也是观察和发现的意思。带着文学创作的眼睛观察生活，你会发现满眼都是素材，就看你要写什么了。

结合自己的创作体会，我总结出一个路径，大家可以试试。

发现故事的路径：需求——行动（故事诞生的缘由）——得不到满足（矛盾）——部分得到满足（转折）——产生新的不满足（更大的矛盾）——新的满足（更大的转折）——愿望实现或者绝望（结局，前者是喜剧结局，后者是悲剧结局）。如果是一部长篇，小说情节推进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主要人物化解危机的过程，不断地面临危机，不断地化解，不断地遭遇新的危机。《历史的天空》就是这么构思出来的。

小说实际上就是对人的一种检验，只有让人物始终处于非常状态，才有可能呈现非常态。那么如何让人“非常”呢？有很多路径，我选择的是“需求”。人的需求有很多层次，大致有精神层面的和物质层面的，更多的是兼而有之。我曾经在课堂上让学生出个题，我们师生当场在课堂上完成一个构思，学生出的题是：街上行色匆匆的农民工，下面就看我们构思的小说框架。

我们先讲第一个层面：物质需求生发的故事。

首先，我们赋予这个农民工一个符号，假设他就叫张三，再假设他的需求，春节前要回家团圆，需要购买火车票。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买到了车票，需求满足了，但是旧的需求满足了，新的需求又出现了，他上了火车之后还有故事，我们按下不提。

现在我们看看第二种情况，他第一次去排队，轮到他了，票没了。他第二次去排队，他怕悲剧重演，加塞，结果与别人发生争执，被驱逐出来了。第三次去排队，遇上“好心人”，卖给他一张票，付钱之后，他发现是假的。第四次还去排队，票贩子又来了，被他发现。他联合老乡将票贩子扭送派出所，路上交给了一个正巧路过的警察，警察带走了票贩子。张三继续排队，这是第五次了，正排着队，结果发现票贩子又出现了，原来警察是假的，是票贩子的同伙。假警察和票贩子联合起来敲诈勒索张三，故事就进入高潮阶段。

以上各个阶段，都有情节点。这些情节的产生自然而然，奥秘就是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不让他顺利地买到票。我们不断地给他设置障碍，障碍派生情节。

只要你展开想象力，我们可以设想无数个结局。

结局之一：张三自认倒霉，给了票贩子一笔血汗钱，回到家里，一蹶不振，大病一场。一场人生悲剧就此展开。

结局之二：在票贩子勒索他的时候，他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证件，原来他是新任的铁路公安局的局长。一个抑恶扬善的故事诞生了。

结局之三：张三作为公安局长，收拾了票贩子之后，得到一笔钱财，并没有上交，而是收买了一批打手，也在车站干起了票贩子的行当。原来张三的公安局长身份也是假的，证件是他伪造的。几年之后，张三成了最大的票贩子，火车站的龙头老大，而且是武装贩票。再几年后，张三被抓获，再几年后……再几年后，我们这些作家想让他是什么结局，他就是什么结局。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只要有需求，就一定有行动，行动一旦受到障碍，就一定会有解决障碍的行动，依此类推，各个阶段都有情节，故事应运而生。

田野之上有我们的城郭

——《四面八方》后记

《四面八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我想，这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生长在皖西的一个集镇上。三十年前，这个集镇其实是一座以土墙和草房为主体建筑的大村庄，仅有的砖墙瓦房就是一家百货商店和一座清真寺，再加上街东头的一座道观小庙。童年时代，我很向往城市，那城市出入在成年人们的口头描述中，有汽车、公园和高楼，还有吃不完的饼干、糖果和冰棒。城里的人们似乎都很神奇，无所不能，人间的一切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那里似乎没有饥饿、寒冷和疾病。我羡慕他们并且幻想成为他们。

一个梦被我记了很久。

以后回忆起来，那个景象应该出现在我刚刚出生不久，我还在母亲的怀里。母亲抱着我在春天的阳光下行走，我依稀记得不远处有一团鲜艳的绿树叶子，在绿叶丛中露出红楼一角，叶子和楼角水洗一般闪闪发光。

这个画面照亮了我的整个童年。稍大一点，每当和小伙伴谈起我还在襁褓里就去过大城市，我就会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脑子里尽是高楼大厦，脸上都是幸福自豪。以后我曾经多次问过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中是不是有人带着我到过大城市？母亲和父亲总是摇头说，小时候家里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哪里可能去过大城市？

我不能说《四面八方》是我童年梦想的结晶，但是我可以说，它同我的梦想有关。

我的梦想是什么呢？是一幢楼。

《四面八方》就是一幢楼。这幢楼的基本轮廓是这样的：

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幡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这部小说，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渗透了“城堡情结”，也渗透了我自己的很多生活体验，甚至包括童年的梦境和记忆。我曾经研究过《皖西革命斗争史》，对安徽省政协编辑的《安徽文史资料》也很有兴趣。家乡有很多老干部，譬如著名的淠史杭水利工程的早期领导人、原六安地区专员赵子厚，为皖西的水利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很像焦裕禄。还有我父亲的一个老同事，名叫许友明，曾经是我老家的公社主任，在粮食困难时期，他有一句名言，群众吃干，干部吃稀，群众吃稀，干部喝水。他就像一辆救护车，哪里旱了，哪里涝了，哪里的老百姓出现了困难，哪里的生产出现了问题，他就扑向哪里，以致积劳成疾，五十多岁就去世了。家乡人民对他们那一代基层干部非常崇敬、非常怀念。每当写到乡土的时候，我的眼前就会时不时地出现他们的影子。

在《四面八方》里，我这支怀旧的笔描述了一段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历史，在这段历史里，我笔下的人们追求健康和文明的生活，尊重自然，改变社会，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建设和谐美好的家园，一代又一代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那座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也是我在心灵世界里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象征着人民意愿的十八层白色大楼耸立起来了，它在天穹之下、阡陌之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田野的气息，脱颖而出，茕茕孑立。我们所有的苦难、曲折、悲伤、爱情、希望、成功，都被这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大厦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也许这座城堡并不真实存在，却依然屹立在我们心灵的上空。

文化的力量

史红雨和徐航都是我所敬重的文学前辈。敬重他们的不仅是我，还有家乡的许多各层次各等级的文化人，也包括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没有学历但又不乏文化意识的人。人们敬重他们的不是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是他们的财富，甚至不是他们的才华，而是他们身上所特有的率真、质朴、敬业的文化人的品格。

文化的力量有多大？我认为文化的力量无穷大，大到可以毁灭宇宙或者重建乾坤。这是一个天大的哲学命题，抽象到让人难以想象下去的地步。但是，对于一个特定的时期里的一个具体的地区来说，文化的力量却是有目可睹、伸手可触的。首先，文化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建设和发展的总和；其次，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建议和发展状况，又无不显示着该地区的文化层次。只要是关乎建设和发展的，就必然离不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这样讲似乎有点玄乎，再具体一点进行微观分析，文化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和推进作用，是再清晰不过的了。

两位先生在皖西都是颇负盛名的文人，但他们不是那种为文而文的人，他们都属于奉献型的文人。早些时候，我读过两位先生主编的《皖西经纬》，也读过他们的一些随笔散记文章，内容多是歌咏风土人情，介绍山水美景。近日他们又把一部厚重的《皖西漫步》书稿给了我。我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心中生出许多感动。这是一部介绍皖西风景名胜、土产特产和地域文化的文集，也是介绍皖西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百科全书。我的感动之处不在于书稿对于家乡地域文化的全面细微的观照，也不在于字里行间涌现的那种让我感到亲切的浓浓的乡情，而是两位先生渗透在这部书稿里的艰辛的劳动。这部书稿与其说是用笔写出来的，不如说是用心智用双手和双脚写出来的。我说这话，是有感而发。

2003年春天，我回皖西探亲，因故滞留，两位先生有空便带我游历家乡河山。所到之处，我有两个发现，一是他们对于故乡山水的熟悉程度，二是家乡老百姓对他们的熟悉程度。在金安区开发中的东石笋风景区，史红雨先生几乎能说出每个景点乃至每条小河、每块岩石的名字。在霍山的铜锣寨，一位农家妇女一见到我们，马上闪到路边含笑注视，一问才知道，当初勘察铜锣寨的时候，就是这位妇女给史老师带的路。她告诉我们，这里的群众都很感激史老师。从她嘴里我听明白了，开发铜锣寨，从总体设计到景点取名，史老师出了不少点子，譬如“象趣园”，若不细看，本是一堆山间乱石，因了一个“象”字，使其有了生命的动感；又因了一个“趣”字，使其有了灵性。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还果真隐隐约约、似真似幻地看见一头母象带领一群象仔嬉戏玩耍，其乐悠悠。我记得当时我说了一句话：“铜锣寨处处有景，史老师景景有情。”这句顺口溜还真不是顺口说的。想当初，对铜锣寨进行开发包装的时候，满山荆棘巉岩，有许多地方，两位先生硬是在没有路的线路上踩出了一条路，在没有景的地方找到了景的模坯和观景的角度，并独具匠心地取了一些形似神似的名字，奇松异石，各得其所，使得一座静态的山峰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勃勃生机。

我和史红雨先生都是霍邱南乡人，但交往历史并不悠久，而一旦认识了，就迅速成了忘年莫逆。不久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皖西有个史红雨》，对他有过一番评价，把他定位为百姓文友、民间文豪。在我看来，文人做学问，目的千万种，出人头地是多数人的夙愿，然而，学以致用并且用在老百姓的头上，则更是一种高尚的追求。史老师在企业文化包装和开发皖西旅游方面的创意，如果投放市场，可以换取不菲的报酬，但他分文不取。他创作的那些歌词、楹联、散文、小品以及即兴之作，整理起来应该是一本十分丰富的专著，但他没有整理，他只是为六安市潜心主编了一本旅游指南《皖西概览》，而他自己的那些作品，都像散珠碎玉般地流落民间，成为皖西百姓劳作之余丰富精神生活的美味佳肴，也包括这部《皖西漫步》。

认识徐航先生，是十多年前的事，那时我是文学青年，他是《皖西日报》的副刊部主任，承蒙先生厚爱，多次帮助和赐教于我。今年春天，他和史老师以及《皖西日报》副刊部现任主任文济齐同志，陪我攀登大别山主峰白马尖，由于所选道路险峻，登山过程中时而躬身侧脊，时而手脚并用，来回耗时七个多小时。本人正值壮年，已是精疲力竭，头重脚轻，几欲瘫痪。而已过花甲之年的徐航先生则全无怯意，始终精神抖擞，并不断鼓励我“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下山时，徐航先生一路昂首挺胸，谈笑风生。那天史先生同文济齐走的是另一条路，据文济齐说，大腹便便的史老师虽然气喘吁吁，走不了多远就要躺在岩石上“耍赖”，但小憩片刻，则又重抖精神，时而吟诗作词，时而引吭高歌。我想，两位先生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大约得益于两点，一是皖西的自然风光赋予他们豁达的胸怀，二是皖西的山路走硬了他们的筋骨。他们为装点家乡的锦绣河山和发展经济，进行企业文化包装，不辞辛劳地常年跋山涉水，家乡的山水则回报他们以美好的心境和健康的体魄。久而久之，他们已经同皖西山水浑然一体、相互映照了。

说到这里，再回过头来看这部《皖西漫步》，我们就能品味出其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了。书稿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文和自然景观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介绍不是说明书式的，而是凝结着两位先生理解皖西历史的真知灼见和独特体验。第二部分是楹联，共有三百余副，几乎把皖西值得一提的地方都囊括进去了，形式精巧，语言机智、风趣，从而使这些城、镇、山、水、楼、寨、寺、馆的特色更加鲜明，优势更加集中。第三部分属于地名文化范畴。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地名都有一番经历和一段故事，从一定意义上讲，一方天地的历史往往就是由这些林林总总的地名文化编织而成的。两位先生选择了十个较有代表性的古集古镇，基本上构建了皖西地名文化的主体工程。第四部分是风俗民情。这是一个地方特色文化的重点部分，其中包括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以及民俗和民间艺术，追本穷源，考究细微，集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浏览这四大部分，两位先生数年来坚持不懈地研究家乡地域文化，深入生活，收集、考证、整理、刷新，并使之系统化、体系化、规范化。一书在手，皖西气息扑面而来，皖西山水历历在目，皖西的奇石异葩尽收眼底，皖西的风土人情也了然于心了。还有皖西的人才资源、区位优势、发展趋势，基本上都有了轮廓。

在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海洋里，皖西这方土地的特色文化是一笔不可轻视的财富，是民族文化中值得着力发掘和发展的一个分支。一个地区的地域文化不仅有着丰富的积累和传播价值，而且，通过她的润色和影响，也必然使该地区的综合文明素质得到提升，甚至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文化的渗透力量是不动声色和天长地久的，也是不可遏止和中断的。基于这种看法，我有理由认为，《皖西漫步》的出版，不仅是皖西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皖西人民政治、经济乃至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文学系的一二三四

同学们：

从开学到现在，你们一直在参加军训，我们没有见面，只是在开学典礼大会上，我们隔台相望。我想，你们一定和我一样，也在打量这个陌生的地方，这个有过许多传说，令人神往的地方，你们一定会有很多想象，想象那些将和你们一起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老师们，想象军艺的校园、教室、宿舍……你们来得正是时候，你们走进军艺校园的同时，也走进了金秋季节，你们很快就会看到，图书馆前面的花园里，硕果累累，你徜徉在林间小道上，不时会有亮晶晶的红枣落在你的面前，就像一颗颗微型太阳在你面前舞蹈，它们代表北京魏公村这块土地，向你们表示欢迎，告诉你们，这里一直是文学的百花园。

自从你们报考了军艺文学系，并真的梦想成真之后，有一个问题一定会在你们的脑海萦绕，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到底是干什么的？现在我来告诉大家，军艺文学系是培养部队文学创作人才，进而培养军队作家的。也就是说，未来四年，你们将以军事文学创作作为主攻方向。把你们培养成为军队文学创作人才，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今天我来谈谈设想：

一是高举一面旗帜，这面旗帜叫作真善美。同学们现在已经是一名军校生了，军校生同地方大学生是有区别的，毕业之后就是军官，即将成为人民公仆，所以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用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美的力量来净化我们这个社会，用富有感染力的作品伸张正义、弘扬正气、鼓舞士气，为民族振兴添砖加瓦。上个月，我们让大家反复写开学典礼和军训的感受，一遍不行再来一遍，三遍四遍地修改，为什么？除了测试大家的毅力、意志、悟性和表现能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校正大家的价值观，看看在同学们的心目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值得发扬的，什么是应该摒弃的；什么是值得赞美的，什么是必须反对的。你们身上的军装向你们发出指令：高举真善美的旗帜前进！

二是开辟两个战场，课堂教育和课后创作训练相结合。学而时习之，“学”是一个有形的战场，而“习”则是无处不在的战场。我们文学系，建系初衷是培养军队作家，但自21世纪以来，也承担学历教育。因此同学们可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要应对学历教育的各种要求，一方面要提高写作能力。这二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从本质讲，没有矛盾，但是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矛盾。我们的政策是，两条腿走路，学历教育任务必须完成，写作培养绝不放松。而且，对于能力培养而言，应试教育尽管有很多弊端，但是在公正选才方面，还是起到了把关作用。这次招生中，专业考试成绩靠前的，在后来的高考统考中，成绩同样靠前，这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说明我们文学系的专业考试慧眼识珠，二是知识和能力往往相辅相成。我们有三个教研室，史论教研室承担着培养作家素质，提高作家修养的重要任务，在文学创作原理、文学概论和文学史方面，帮助大家打基础；文学创作教研室和影视创作教研室，则具体承担创作指导任务，从观念到技巧，从内容到形式，引领大家入门。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除了教室上课，我们的创作课贯穿在生活的所有领域，甚至在你们的梦中。我们将进一步规范阅读指导，力所能及地组织各种教学实践活动，比如体验生活、观摩参观、召开作业分析、组织各种讨论会报告会等等，我们致力于把同学们的作业打磨成作品。在课堂以外的第二个战场上，我们所有的老师都是你们的师父。将来你们毕业了，还是两个课堂，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相辅相成。

三是增强三个意识，即爱民意识、爱国意识、爱军意识。首先，作家是人类社会的良知，是人民的代言人，所以作家必须有一颗爱民之心，以人为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雨果、鲁迅、茅盾这些人类灵魂的大师，无不以关注人民生存状态和命运作为自己书写的目标。当代优秀作家，其作品也是因为关注人民受到我们的敬重。我最近读了几位新锐作家的作品，如鲁敏、魏微、孙频等，他们的字里行间频繁出现“取暖”“照亮”“抚慰”“滋润”等意象，还有毕飞宇的《推拿》，这些作品总是洋溢着温馨的暖意。我最近读了李浩的《爷爷的“债务”》，阅读过程中一直感到揪心，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陷入困境，争吵甚至殴打，但是良知未泯。在种种矛盾中固守诚信，互相慰藉，他们遭遇的、应对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坏事，但是他们的本质特征却又都是好人，让我们在阅读中动心、动容、动情。这就是文学的力量。说到底，文学应该是照亮人生的灯光。民国时期，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概括作家素质时，强调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前面三个字讲的是观察、体验和表现，是技术层面的。所谓菩萨，则是指作家的心灵，就是说，作家要有爱心，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其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知识分子千百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抱负，文学作为思想意识形态一个重要阵地，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部分，要为国富民强提供正能量，维护和捍卫国家利益是作家的神圣职责和使命。最后，我们培养的是军队作家，之所以在“作家”的前面冠以“军队”二字，就是突出我们的职业特征，以追求和平、启迪智慧、塑造英雄、鼓舞士气、鞭挞丑恶为己任。

四是培养四种能力。这四种能力就是观察、想象、审美和表现。

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一双作家的眼睛。今天我先谈谈观察的问题。既然文学是“人”学，我们就要学会研究人、了解人、找到人，首先就要训练我们的观察力。作家应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在平凡中“观”出不平凡。作家还应该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在寻常的事物中“察”出不同寻常的思想。一个人到底能不能成为作家，归根到底取决于“观察”，取决于体验和感悟能力，取决于见解和境界。所以说，观察能力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能力，是作家艺术培养感觉和材料储备的第一种能力。当然，这四种能力不是截然分界的，它们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这个以后再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培养观察能力。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实现从学生到军人，从普通学生到军队创作人才的转变，我们不仅要带着作家的意识打量我们身边的事物，还要带着作家的思想体察领悟事物表象后面的实质。

怎么培养作家，这也是我们苦苦思考的问题，因为创作教学是一门新的学问，有很多东西需要我们摸索探讨。但是，文学创作也有一些普遍规律，有一些基本原理。我刚才讲的四种能力，是文学创作的ABC，前三种能力主要解决的是“写什么”的问题，侧重培养作家意识和作家素质，进行艺术积累。而后面一种能力，则可能主要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侧重于技术层面和形式探索。我个人认为，一个学生把这八个字悟透了，基本上就可以写作了，可以放单飞了。当然，我这样说，不是说大家必须先具有这四种能力再去写作，写作不比科学实验，没有公式和定律，我们提倡“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写作中学习写作”，我们将采取师父带徒弟的办法，根据你的手艺活直接启发点拨。

同学们，你们经过四十多天军训，今天刚刚返校，鞍马劳顿，征衣未解，就把你们集合起来。陈政委和廖副主任要我讲讲话，目的是为了赶在放假之前，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度过入校参军后的第一个假期，从眼下起，你们就要迅速进入状态，迅速转换角色。四年时间，虽然很长，但也短暂。暑假后上班第一天我就对陈政委感慨，暑假结束了，寒假还会远吗？看看，确实又快了，时不我待，必须以一当十，争分夺秒。

今天简要提几点要求，也算是个动员。以后我们就开始朝夕相处了，再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讨论，细化深化。

我们的文学理想

写作有经验，讲课不敢当。这就好比一个木匠，刨刨锯锯，做几件家具，手把手带徒弟还凑合，但是很多窍门可能难登大雅之堂。所以，这次东莞文联让我来参加这个文学沙龙，一方面感到很荣幸，一方面又有点忐忑，不知道讲什么好，想来想去，还是选了一个力所能及的角度，结合自己的作品，谈谈我对文学的一些认识，零零星星，不成体系，好在是交流，大家对我这个“老木匠”也不抱太大的期望，完成任务而已。

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是个教育工作者了，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因此，我的创作体会，可能或多或少地掺杂着一些教学体会。

前不久，我接手招收的第一批学生军训结束，我给他们上了第一堂课，课题名叫《文学系的一二三四》，要求我的学生高举一面旗帜，即真善美；开辟两个战场，即课堂与课后；增强三个意识，即爱民意识、爱国意识、爱军意识；提高四种能力，即观察、想象、审美、表现。我的这个“一二三四”，主要谈的是对文学的看法，这其中，或者说是我个人对文学的理想和目标，也是我本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的目标点。

一、文学是照亮人生的一簇火光

先讲个故事。

去年我去俄罗斯，到雅斯纳·波良纳庄园（即托尔斯泰庄园）参观，看到了追求“平民化”的托尔斯泰当年种地用的农具、做鞋的工具，还有一些简朴的生活用品。庄园里面有一棵小树，据说，当年托尔斯泰在这里写作的时候，周围的穷人经常到托尔斯泰庄园来寻求帮助。他们不愿意在托尔斯泰工作的时候打扰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待，待托尔斯泰出来散步，这才上前向他倾诉，获取帮助。后来，这棵树就成了一个中心，托尔斯泰常常在树下的长椅上同农奴们交谈，帮助他们寻求自由之路。所以，这棵树被人命名为“穷人树”。托尔斯泰晚年因不甘被家庭和社会的种种矛盾缠绕，离家出走，在逃亡途中罹患感冒，弥留之际又一次振作起来并呻吟道：“农民——农民究竟怎样生活？”庄园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托尔斯泰最后说的话是，人类所有的哲学只有一句话：爱与和平。

我的阅读非常有限，中学以前读的都是在当时被视为“毒草”的东西，其中包括《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的毒草，也包括当时同样是“毒草”，后来被平反为“红色经典”的那一部分，比如《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等等。参军之前我读的外国作品，屈指可数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茶花女》等。我阅读外国名著，基本上都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那时候我决定挤上文学小道，所以如饥似渴。

在这里，我可以向大家透露一个秘密，我读外国作品有一个障碍，记不住名字，托尔斯泰的作品让我特别痛苦，他的《战争与和平》是我作为一个军旅作家不得不读的作品，但那里面往往长达十几个字的人物名字和对于景物不厌其烦、近乎工笔画的描写，常常让我望而却步，所以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办法，阅读的时候，把他作品里的人物编成甲乙丙丁，就靠这个办法，还是常常张冠李戴，看起来特别费劲，这大约就是我至今未能读完《战争与和平》的缘故。但是，我记住了《复活》里面的那个叫玛丝诺娃的妓女，记住了玛丝诺娃在法庭出场的时候那个震撼人心的场面。我第二次去俄罗斯，在冬宫博物馆看到一幅以《圣经》内容为素材的油画，主题是一个因通奸而即将被处以极刑的女人，耶稣说：“如果你们谁能证明你比她更纯洁，那就用你手中的石头砸她吧！”这是一个无言的结局，我不知道人们手中的石头会不会砸向那个女人，我只知道耶稣的话命中了我们心灵深处最柔弱的地方，也因此我知道，作家托尔斯泰和上帝的情感是一致的，文学具有上帝般明察秋毫的慧眼和博爱精神。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人的短篇小说等等。

鲁迅一生中没有写过长篇小说，但是他那短小精悍的作品，总是渗透着对底层百姓生活状态和命运的关注，比如《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等。这些作品或揭示人的苦难，或传递人的温暖，无不把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命运作为自己的主要关注对象。

普希金是伟大的诗人，我不懂诗，但是我喜欢普希金的小说，他的《驿站长》是个短篇小说，里面写了一个忍辱负重的底层角色，他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唯一相依为命的女儿，经不住一个过路上尉的诱惑，无情地弃爹而去，这个受伤至深的孤独老头从此踏上了悲愤的寻找之路，无望而不屈，艰难而执着。我至今还能记得，作品写到老人终于找到了女儿，而女儿避而不见的时候，老人一遍一遍地哀求上尉：“把她还给我吧，反正你已经把她玩够了，还给我吧……”读到这里，我们内心涌动的就不仅仅是同情了，拍案而起、拔刀相助的念头都有。

郭沫若说，个人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根直线的三个分段，由个人的苦闷可以反射出全人类的苦闷来。所以说，文学往往就是针对这苦闷发出的呐喊。

我的早期阅读经历告诉我，作家是人类社会的良知，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站在弱者一边的，所以作家必须有一颗爱民之心，以人为本。

二、文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的一剂良药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蹂躏，书斋里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对晚清政府深感失望，备感屈辱。官场中有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魏源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除了对政治体制的疑惑，西方的坚船利炮让中国朝野不得不正视“科技的伟力”，文人墨客，柔弱书生，痛定思痛，开始做梦，试图用文学的方式敦促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一批以追求“坚船利炮”“奇电飞船”为创作主旨的小说应运而生，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和《未来空中征战记》《电术奇谈》等等，描写中国抵御外侮的军力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并且在上个世纪初的小说作品里就出现了空降兵（飞兵队）和潜艇（海底神兵），这些作品虽然因其过于神话而遭到讥讽，为文学史所忽略，但是，其呼唤“科技强军”的爱国愿望是难能可贵的。

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开始注意到了文学，尤其是小说同民族精神和国家命运的关系，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

最早把小说推到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前台的，是近代思想启蒙家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两眼漆黑，看不见出路，大约是从日本的“政治小说”中获取灵感，一时间竟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了。1902年，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在梁启超当时的感觉中，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小说这个文学家族的远亲，一下子回到了家族的祠堂中央，并摇身一变，一跃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简直就是灵丹妙药、救世良方。

在20世纪之初，把文学当作救世良方的并不是梁启超一个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之后，一些有地位的评论家和作家纷纷拟文呼应，呼吁大力创作新小说，比如夏曾佑、吴趼人、严复等等。与这支队伍成为精神同盟的还有后来的鲁迅。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他在《藤野先生》中说得很明白：“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尽管后来的事实让梁启超和鲁迅等人深感失望，文学并没有达到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也并非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在此后不久的抗日战争和各个阶段的民族战争中，文学还是以它独特的魅力给了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和情感慰藉，当时的民族主义文艺（以国民党官方为主体）、左翼联盟（以茅盾等人为代表）和稍后的“国防文学”（以周扬等人为首倡导），并且作为战斗力的一部分同日本的“笔部队”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博弈，我最近正在撰写《战争文学与文学战争》，还没有定稿，暂不多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和西方同盟国出现了许多反思战争、披露灾难、开掘人性、呼唤和平的作品，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对中国军队作家影响很大，在新中国，也出现了大量的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在当时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半壁河山。遗憾的是，这些作品处在当时火热的语境中，因为明显的政治功利追求而多数呈现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瑕疵，但是，它们对几代人的英雄主义精神的培育，还是不容抹杀的。

关于战争小说的人性书写，我想举两个中国的例子。

1.《百合花》。在座的朋友大都读过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讲的是解放战争一次战斗前夕，文工团员鲁兰让他的通讯员为包扎所借被子。小战士来到刚过门三天的新媳妇荷花家，笨嘴笨舌，未能完成任务，向鲁兰抱怨新媳妇“落后”。鲁兰批评了小战士工作方法简单，亲自前去借被子。当他们发现借来的是一床精心刺绣着百合花图案的新婚嫁妆时，十分过意不去。小战士又把被子还了回去，荷花却坚决不肯收下。总攻打响后，小战士身负重伤。在包扎所护理伤员的鲁兰和荷花见担架队抬来生命垂危的小战士，十分震惊。小战士牺牲了。新媳妇饱含热泪，为小战士缝好军装上的破口，庄重地将那床绣着百合花的新婚被子，盖在这位不知姓名的年轻子弟兵身上。

我特别欣赏的是小说的结构，《百合花》虽然是写战争的，但是通篇极少出现正面战斗，作品里面有两个道具，我把它们命名为“结构核”，一个是那床百合花图案的被子，它是故事的缘由，并且起到了将故事发展各个阶段的情节凝聚在一起的作用，被子是道具，借被子是结构核。还有一个是小道具，就是小战士肩膀上的破洞。我们不妨稍微展开分析一下。破洞一共出现过四次，第一次是通讯员终于借到被子，搂着被子慌慌张张往外走，衣服被门钩挂住了，刺啦一声，破洞诞生了。第二次是通讯员还回被子后回部队，“他人已经走了，但还见他肩膀撕扯下来的布片在风中一飘一飘”。第三次是通讯员牺牲前，新媳妇端着水盆过来，看见门板上伤员肩膀上的破洞，啊了一声。第四次是作品结尾部分，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新媳妇却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

这个破洞很重要，它实际上承载着结构情感的作用，是情感的结构核，从最初的接触、好感、震惊到最后的悲痛，一次一次向上推动感情。表达悲痛有很多方式，但是作者表达悲痛的方式却是别出心裁的，她没有让人物放声大哭，可是却让我们禁不住热泪滚滚。

卫生员让人抬来一口棺材，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里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地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地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地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

这篇小说没有写战争场面，却将战争中人性的光辉擦亮了、放大了，至今仍然让我们为之动容。

2.《通腿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山东作家赵德发的《通腿儿》是一篇非常精致的小说，通篇没有战斗，写的却是战争故事。这篇作品里的结构核不像《百合花》那样有显而易见的物质的道具，而是一件“事情”或者说习俗。沂蒙山穷，一家只有一床被子，孩子大了怎么办，两家合伙再添一床被子，让两个半大男孩“通腿儿”。后来男孩长大了，结婚了，先后参军走了，远走高飞了一个，以后在城里当了“陈世美”。还有一个牺牲了，剩下两个寡妇，怎么办，还是“通腿儿”，两个人养一个儿子，儿子大了又参军走了，牺牲了，两个寡妇又“通腿儿”。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若干年后的一天晚上，当年离开家乡，后来在城里另娶的那个男人带着他同城里妻子生育的男孩回到家里，在油灯下看着两个瘦弱的老女人有气无力地躺在一张床上。两个女人看见那孩子，一起起身喊“抗战”。小伙子倏地闪开。他把老的拉到一旁，用上海话悄悄地问：“爹爹，伊拉一边一个头，啥个子困法？”老的泪光闪闪地说：“这叫通腿儿……”

到了这个地步，两个通腿儿一辈子的女人，已经不分彼此，认不出谁是谁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远远不是物质、精神层面的了，已经渗透到生命的核心位置。作品没有特意描写沂蒙山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通腿儿这么一件事情，把两个女人先后送走了自己的丈夫，送走了自己的儿子，同中国的解放战争宏大背景勾连在一起。

三、文学是我们生活中盛开的鲜花

文学是语言艺术、形象艺术、情感艺术、思想艺术的总和，具有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的文学性特征。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个框架里面，起到核心结构作用的，应该是感情。感情是文学创作的灵魂，也就是说，作家在感受生活时产生的强烈的心理反应，在引导作家进行创作，进行表达。罗丹说过，“艺术就是感情”，托尔斯泰更具体并且形象地描述了感情和创作的关系：在自己心里唤起曾经一度体验过的感情……之后，用动作、线条、色彩、声音以及言辞所表达的形象来传达出这种感情，使别人也能体验到这同样的感情——这就是艺术活动。

中国的文学大师，对于情感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也都多有阐述。鲁迅说：“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就愈热烈”。巴金说得更明确：“我的生活里有过爱和恨，悲哀和渴望；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有我的爱和恨，悲哀和渴望的。倘使没有这些我就不会写小说。”

由此可见，情感既是作家进行创作的目的，也是推动创作的内在驱动力。

一个投身文学事业的人，会经常遇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写作？面对这个问题，我常常会想到《安徒生的童话》，或许，那个饥饿的寒夜就是弱者的人生，那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就是底层人民的缩影，而她手中的火柴，就是作家的作品，尽管她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在擦亮那根火柴的瞬间，她还是给我们带来刹那的光明和温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擦亮自己手中的火柴，也许，那就是一堆永不熄灭的篝火，火光中，香喷喷的烤鹅和亲爱的祖母真的会向我们走来。擦一根火柴照亮人生，这就是我的文学理想。

担负教学工作之后，我突击读了几位当代作家的作品，如鲁敏、魏微、孙频等，他们的作品字里行间频繁出现“取暖”“照亮”“抚慰”“滋润”等意象，还有毕飞宇的《推拿》，这些作品总是洋溢着温馨的暖意。

这里我讲两个作品。

一、李浩的《爷爷的“债务”》

我先把故事简要介绍一下：

爷爷是个农民，有天赶集回来，在路边草丛里发现一个绿色的布袋，里面是四百多元钱。忠厚老实的爷爷守在路边等待失主，一会儿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男人愁眉苦脸而来，爷爷如释重负，主动上去询问男人是不是丢了东西，是不是一个装钱的布袋，男人慌乱地点头，接过布袋，千恩万谢地骑上车子走了，爷爷还在后面追着喊，数数钱少了没有。男人走后，也往回走，半路上遇到一个干瘦老头，一路低头寻找，爷爷疑惑，一问，才知道，这干瘦老头是村里的会计。布袋里面的钱是全村凑齐让他买织网材料的，全村人都指望织网脱贫，没想到钱丢了。爷爷稍微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坦诚相告，钱是他拾的，但是又被骗走了。干瘦老头坐地大哭，爷爷安慰他，一定要把骗子找到，把钱还给干瘦老人。

从此，爷爷就走上了寻找的道路，走遍了周边几十个乡村，渺无音讯。这期间，干瘦老人村里数次寻衅，到爷爷家里要钱，干瘦老人的儿子儿媳多次到爷爷家里赖吃赖喝，家里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屡次发生战争，爷爷忍辱负重。后来爷爷听说老会计病了，爷爷前去探望，两个老人高度默契，互相信任，爷爷毅然决定摔锅卖铁把这个钱还上——这里，出现第一个转折，老会计的不慎失误由爷爷主动担当过来。爷爷的行为自然又引发家庭各派势力的战争。就在爷爷厚着脸皮东借西凑把钱凑齐了，送到老会计家里的时候，老会计的儿子过来了，说钱不用还了，老会计已经去世，父债子还，欠村人的债，由他慢慢还——第二次转折出现了，恩怨开始转化，由爷爷的主动担当又回到老会计儿子的担当。之后不久，在村人的帮助下，爷爷终于找到骗子，骗子的妻子投水寻死，爷爷冒险相救，差点冻死在骗子家门外的水塘里。“我”的四叔得到这个消息，二话不说，连夜赶到骗子家，二人发生争斗，四叔砍伤了骗子的一条腿，结果被关进看守所。爷爷全家为营救四叔，凑钱给骗子治腿，以求给四叔减刑，却意外得知，骗子坚决不去县城医院，只在乡村卫生院里做简单治疗，并且向政府提出，不起诉四叔，二人自我了结——第三次转折，也是第三个担当。原来，这个骗子，也是一言难尽，当初并没有想到要骗钱，只是母亲病重，弥留之际想吃一顿饺子，骗子见财起意，把钱骗走，本想把剩余部分还回，可是后来，因为想给母亲买药，一分一分地花完了，骗子愿意到爷爷的村里做工，继续还钱……

我在阅读这篇作品的时候，一直感到揪心，一群社会底层的人，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陷入困境，猜疑、争吵甚至殴打，但是良知未泯。在种种矛盾中固守诚信，互相慰藉，他们遭遇的、应对的所有的事情几乎都是坏事，但是他们的本质特征却又都是好人，让我们在阅读中动心、动容、动情。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二、孙频的《青铜之身》

小说选取一段抗战往事，日军进犯黄村，将全村男女分别关押在祠堂两侧，轮奸一侧的老幼妇女，另一侧的男人但闻其声却无可奈何。强奸结束后，连经常劝说失贞妇女“死了吧”的黄寡妇也不再言死，而是抻抻衣襟，若无其事地对众女人说，都回家吧，愣着干啥。这个“若无其事”意味深长，至少表示了一种反正大家都一样的感觉。自此以后，黄庄男女在度过了短暂的尴尬之后，炊烟照常升起。突然又一天，回来了三个躲过劫难的女人，庄大有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女儿，从此打破了黄庄好不容易才沉寂下来的平静，理由很简单，既然大家都被强奸了，为什么唯独他们家没有被强奸？大家都被强奸了，就平等了，彼此的尊严就有了保障。可是她们母女三人没被强奸，她们在精神上就成了村里的上等人，因此庄大有一家很快就被孤立起来。再过些日子，鬼子又来了，要村民推举三个慰安妇，在祠堂门口，大家经过短暂的沉默，突然一个女人高喊一声，庄大有家的，接着，不仅是女人附和，男人也振臂高呼。庄大有叫天天不应。庄大有家的三个女人被抓到日军炮楼，母亲和大女儿很快被蹂躏致死，小女儿明珠被日军军官西山看中，据为己有，反而保了一条命。抗战结束，明珠回到村里，原以为母女三人献身使全村躲过一劫，却不料村人见之如躲瘟疫。明珠带着西山的孩子生活在山洞里，坚持不死，每当村庄红白喜事，明珠就带着孩子出现，似乎在揭示村人最忌讳的一段耻辱往事。直至最后，形如青铜。后面的结果这里不说了。

坦率地说，在新锐作家里面，我是比较欣赏孙频的，这个刚刚三十岁的山西女子，对于历史、战争和人性深层的细微洞察，几乎是我这一代和上几代作家都难以企及的程度。我还读过她的其他一些作品，其中的《月煞》也是很有深度的，结构精致，引人入胜，不动声色地挖掘人性的丑恶和善良，说到底，真善美是由假恶丑反衬出来的，假恶丑挖掘到了极致，真善美尤其绚丽。我喜欢这样对人深刻认识的作品，它让我们警醒，也让我们振作。

最后，我想谈谈我的作品《四面八方》。故事梗概是这样的——小城皖西解放前夜，攻城部队兵临城下，一封公开的情书拉开了国民党军医学校四名同窗生死抉择的序幕。地下党员肖卓然釜底抽薪，策反同学反戈一击，成为新政权的翘楚；程先觉接受汪亦适劝说，先行一步赶往风雨桥头，跻身起义队伍；被特务裹胁的汪亦适劝说郑霍山携枪起义，阴差阳错，双双被俘。四个人的命运从此分野，历次运动此起彼伏，爱情友谊峰回路转，事业前程各有千秋。作品主要人物的遭遇阴差阳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新政权第一代领导人陈向真，清正廉明，鞠躬尽瘁。天地之间有杆秤，秤星就是老百姓，这句话从他的心里喊出来，他的追随者跟着喊了几十年。老八路丁范生，解放后当了领导干部，有补偿心理，多吃多占，后来发现老百姓还很困苦，幡然醒悟，终生赎罪，一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是用这句话鞭策自己——这就是《四面八方》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也是一个特殊文学建筑的地基。

作品的主人公肖卓然，是一个被赋予了浓厚理想色彩的人物。事实上这个人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皖西的老百姓建造一个体检大楼，从而让老百姓知道自己正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进而知道怎样才能过上那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粮食，我们的生活不仅需要金子。我们的物质条件改善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等于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不等于我们幸福了；我们幸福了，不等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还能得到幸福……肖卓然的这些观点，即便在今天看来，也应该是振聋发聩的。

这部小说，从结构和内容上看，渗透了“城堡情结”，也渗透了我自己的很多生活体验，甚至包括童年的梦境和记忆。我崇尚英雄，崇尚肖卓然那样引领人民走出困境、走向健康的真正的公仆，在他们的身上，我寄托着我的梦想和希望，我甚至希望我就是他们。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终于，那座凝聚着几代人心血的，也是我在心灵世界里惨淡经营了几十年的，象征着人民意愿的十八层白色大楼耸立起来了，它在天穹之下、阡陌之上，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呼吸着田野的气息，脱颖而出，茕茕孑立。我们所有的苦难、曲折、悲伤、爱情、希望、成功，都被这幢以梦想为栋梁，以文字为砖瓦构筑的大厦承载其中，昭示四面八方。

当然，这座城堡并不真实存在，它只存在于一个作家的想象世界，它是我们的白日梦，我们的梦乡鲜花盛开！

结束之前，做一个招生广告：就学即就业，当兵即当官。

小说的说

——在空军文学创作笔会座谈上的讲话摘要

去年夏天，有一次参加一个活动，我和空政创作室同事、诗人简宁同乘一辆车子。路上聊起我的新作品《马上天下》，简宁热情洋溢，谈笑风生。但是后来出现一点小小的意外。简宁讲着讲着，进入了哲学状态，两眼望着远处，烟卷举在鼻子和嘴巴之间，旁若无人地嘟囔了一句：“太不像话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学准备的人，居然也能写出这么好的小说！”语气中颇有几分不服气。

实事求是地说，简宁的困惑，也是我本人的困惑，甚至是很多人的困惑。

反思了大半年，我琢磨出头绪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学准备的人，有时候也能写出比较好的小说，可能的答案是，得益于经验。

经验是什么？望文生义地解释一下，经验就是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积累的经历和体验，这种体验不是以逻辑概念储存在我们的脑海中，而是像盐粒一样渗透在我们的血液之中，在你需要它的时候，它就会本能地、无须刻意寻找地涌现出来，带动你手中的笔尖前进。

第一个问题：小说是什么？

小说这个概念，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我没有找到答案。我还是望文生义地解释，小说是相对于大说。大说是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任务，他们站在宏观的、社会的、历史的高度，他们要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而小说家，是站在微观的立场上，关注的是微小个体的，那些发生在生活中的小事，表达作者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我说它是用形象诠释抽象。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我的判断是，至少有两个原因，促使我们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一是我们曾经阅读的那些小说和由小说衍生出的文艺作品，让我们感受到小说艺术的美妙和神奇，唤起我们的共鸣，使我们产生了敬仰的心理，因此愿意成为这门艺术的一名信徒；二是生活中有一些特殊的人和事激活了我们的审美本能，使我们产生了从生活中提炼、加工、升华我们的感情，并进一步照亮生活的冲动。如果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谋生糊口、实现价值的需要。当然，后一个原因不是孤立存在的，为当小说家而写小说，把写小说仅仅作为一门技术和一门机械性的工作，是不太可能写出好小说的，除非他在干技术活的过程中领悟到小说艺术的真谛。

第三个问题：写小说要具备哪些条件？

有人说，写小说需要天赋，这话我同意，但也不是绝对的。所谓天赋，有先天的，比如作者的性格、习惯，但更多的是后天形成的，如环境的影响、经历、受教育程度方式等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兴趣。我认为，只要有兴趣，沉浸其中，苦中作乐，很多先天不足可以得到后天弥补。一个写小说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几种能力。

一是想象力。想象力就是虚构的能力。人类是以两种形态生活的，一种是可视的外在行为，一种是不可视的内心世界。就是这两种形态给小说提供了可能，即根据人的外在行为去捕捉、感受、判断和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把人员变成人物，把事件变成故事。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外在行为理解为真实的话，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虚构的部分就是小说。事实上，不仅是文学，在其他学科领域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虚构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在人的所有的能力当中，想象力是最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想象力，就没有飞机，没有舰艇，没有《西游记》；没有想象力，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个人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是中国最有想象力的作家，也是一个科学的预言家，《西游记》里所有的超人的想象，在今天都已成为现实，比如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千里眼、顺风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预见性也是很重要的，他能从历史和现实这两个点上，连出一条直线，扫描到未来。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一部作品的成败得失，归根到底就是看高出生活的那一部分，也可能就是虚构的那一部分。

二是洞察力。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就读的时候，曾听一位学者说过，历史学家停笔的地方，可能正是作家应该敏感的地方。生活的源泉每个人都有，但是，只有少数人从源泉里面提炼出小说。那是因为，作家有着不同寻常的洞察力，有一颗敏感的心，能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90年代中后期，我为一位老将军整理回忆录，在回忆一次著名的战役的时候，他对手下一名师长进行了高度评价，末了，他情不自禁地来了一句：“那个白匪！”因为那个师长是红军时期从直罗镇战役中俘虏过来的。后来我采访的那位师长，虽然对老上级充满了敬佩之情，但是末了他也来了一句：“他对我很好，但是只要是硬骨头，他就交给某某某，我只能助攻。”这两个人无意间流露的情绪，回忆录里不好表现，但它恰好是小说家要关注的重点。此后几年，我一直在回味他们的话，猜测他们的关系。他们那种既亲密并肩战斗，同时在内心深处又隐约争斗的生活真实，为我的《历史的天空》提供了人物关系新的模式和丰富的故事基础，于是乎，梁大牙、张普景等人的形象在脑海里就有轮廓了。他们在革命战争中同敌人战斗，同本阵营的对立面战斗，互相战斗，他们在战斗中成长。到了最后，他们自己同自己斗，自己战胜了自己，一个全新的形象就像太阳一样冉冉升起了。

从那两位战争人物的回忆中，我捕捉到了正史不可能深入的，也不可能表现的人物内心的隐秘活动，从而对人物的本质有所洞悉，对战争人物关系有了新的理解，才写出了几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再举一例。有一部长篇小说叫《沧浪之水》，这部小说后面有点啰唆，但开篇有一个细节非常精彩。一个研究生毕业了到卫生厅报到，接待他的是一个本科生，本科生对新来的研究生有点傲慢。受自尊心驱使，这个研究生向本科生介绍自己的情况的时候，在简历上标注自己是某某名牌大学研究生的那行文字的下面，用手指特意划了一下，这是研究生对本科生的反抗或者说挑衅。但是，本科生也做出了反抗，他的反抗就是故意不去看研究生特意强调的那行文字，而是漫不经心地淡淡地说，放那里吧。研究生以后每每想起这个细节，就羞愧难当，因为在那次不动声色的较量中他的自尊受到伤害，而且是自己造成的。就是这个细节，使两个人物的形象在极短的篇幅内便栩栩如生。贯穿这两个人的终身的争斗，就是从这个细节拉开的序幕。这个效果，与其说是作者虚构的，我更相信它是真实的事情。可惜的是，生活中有很多这样极具艺术审美价值的细节被我们忽略了，值得庆幸的是，生活中仍然有很多、更多的这样的细节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捕捉。

小说之所以是小说，或许就是因为它可以小中见大，以微观映照宏观，影响宏观。

三是鉴别力。一个作家，写出的东西是个什么品位，这与作者的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有关。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作品，任何小说作品都能体现作者的立场，就连《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的童话，里面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含量，譬如同情、惋惜、期待等等。尤其是军事题材的小说作者，因为我们创作的领域具有更强的社会性，所以更需要提升思想境界，高举真善美的旗帜。写小说是需要见识的，也需要社会责任感。我不太喜欢那些对审丑津津乐道的作品，比如对于性爱无孔不入的描写，对于人的具体的动作，尤其是不具有审美价值的言行不厌其烦刻画的作品，就像我们描述吃饭，没有必要把舌头和牙齿的动作写得淋漓尽致。

前几天我看一篇回忆文章，美国的一个摄影师回忆他的九十三岁的父亲临终之前的三年，他一直陪在老人身边，在描述了他的诸多观察之后，他突然来了一笔：他还表现为一个“色老头”，老人家对儿媳妇的穿着很感兴趣，赞美她的身材，还建议她穿超短裙。老人家色眯眯地看着儿媳妇。这段回忆，也涉及性，还涉及伦理道德。可是我看这段文字，丝毫没有龌龊的感觉，我觉得我被他打动了。显然，这个摄影师发现了人生中的一大隐秘，并且把它用恰到好处的方式表现出来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有一部电影，《西西里美丽的传说》，开场就是一群少年，在沙滩上远远看着一个美女，袅袅娜娜地走来，孩子们的眼睛直了，其中有一个镜头，一个孩子身体某一部位发生了变化。这个镜头，也涉及性和伦理道德，同样没有让我们感到龌龊。回想一下，我们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吗？作品表达了我们最渴望、最困惑、最想搞明白、最想表达的情感。这两个故事的主人公，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揭示的是性心理而不是性行为。老人的“色”意识和孩子的肢体语言表达的是心理变化，不仅不丑，而且有美感，因为它触动了我们心中最敏感的部位，命中了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的角落。

文学的功能是什么，就在于我们生命的细微之处发出细微的声音，然而又能牵动我们排山倒海的感情。文学对这个社会、对人类文明的作用，也许，就在于它会越来越深入地、越来越精确地拨开社会强加于我们的包装，而将我们的隐秘展示在阳光之下。当然，我们还会有新的隐秘，这就是文学永远不会消失的理由。

四是创新力。怎么才能做到创新呢？我的笨办法是多读。你要想知道什么是新的，必须首先搞清楚哪些是旧的，所谓“温故而知新”。我有一个观点，读书读书，“读大于书”，意思就是读出书以外的东西，对书籍进行深度开发。读书的过程就是感悟的过程。我们阅读那些优秀的经典作品，往往就是读出一种感觉，一种境界，一种体验。当你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比别人高出一截，那就叫脱颖而出。简宁为什么表扬我的《马上天下》？就因为里面有个战术专家陈秋石，这个人因为不愿意打仗才学会了打仗，这个人以他的怯懦行为展示了他的勇敢，对于世人来说，这是一张全新的面孔。我从别人的作品里见过太多的与生俱来的英雄，我偏要塑造一个胆小的英雄，因为这才可能是真实的英雄。

当代中国战争文学，走过了一段漫长的概念化脸谱化历程，到了《高山下的花环》《西线轶事》等，受苏联卫国战争的影响，从情感到人性的复归，再到意识和潜意识的发掘，已经向人类的灵魂深处挺进了。谈起创新，可能会有一些误区，认为创新就是标新立异，甚至就是故弄玄虚。我认为真正的创新还是体现在对书写对象的深层理解，把那个人写得越像那个人，把那件事写得越像那件事，创新就在其中了。我们读过的那些经典文学作品，那些让我们记住的人物，都不是老面孔，因为他们“只像他自己”。王光英在谈到企业成功秘诀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人无我有，人有我好，人好我转。”用在文学创新上，同样适用。

五是表现力。对于作家而言，表现力就是作者驾驭作品的能力。表现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往往是由上述几种能力决定的。具体地说，表现力就是技术含量，对于人物个性的把握，各种修辞技巧的运用，故事结构的谋局布阵，情节细节的组合编织，甚至包括语言风格特色，还有作品的思想高度、思想含量、时代特色等等。这种能力的表现形式是外在的，是技术性的，但是实质上却是一个作家的看家本事。怎么提高表现力，我不知道有没有诀窍，我的路数就是多写。套用鲁迅的话说，世上本无小说，写得多了，自然就成了小说。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路径，我的习惯是用人物带动故事。比如《历史的天空》，最初就是因为我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因为娶不上媳妇，发愤图强，终于成功。我把这个人放回到战争年代，我把他命名为梁大牙，然后设计一个女人不愿意嫁给梁大牙，宁肯上吊，梁大牙的一辈子就因此改变了，他要改变自己的活法，他后来的所有的成功都起源于他要征服这个女人，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也有一些作品，是用故事带动人物。比如《第四十一个》里的玛柳特卡，始终都是被爱和恨这两种交织的感情折磨着，爱和恨快把这个女人撕成两半了，她是跟着故事前进的；再比如《象棋的故事》里的B博士，首先是他遇上了法西斯，他的人生轨迹就不由自主了，通过法西斯的摧残成长为一名象棋高手，这个人物也是跟着故事走的。还有的时候，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甚至一个动作，就可以让我们产生灵感，脑子里会出现一个形象，然后我们的思维紧紧地跟在这个形象的后面，注视着他，分析着他，久而久之，他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脑海里成型了。

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写作同战争一样，需要有一颗坚强的心。在座的都知道我出版过不少作品，可是有一个情况你们未必清楚，比作品数量，你们可能比不过我；比退稿的数量，你们也一定比不过我，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接到的退稿可以以麻袋为单位，我为退稿承受的苦难不比海深，但是一定比你们深。开句玩笑，要不是心理素质好，我恐怕三十岁之前就成了抑郁患者或者上吊了。可是我没有成精神病，也没有上吊，我挺过来了，还能正常地跟大家坐在一起探讨写小说。挺好。

虚构的力量

——2006年在世界图书和版权日的讲话

很高兴参加这次盛会，感谢北京出版集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学习机会，也很感谢北京出版集团给我们选择了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真实与虚构。作为一个小说作家，我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显而易见，正是虚构的出现，才为小说的存在和发展铺平了道路。人类是以两种形态生活的，一种是可视的外在行为，一种是不可视的内心世界。这样就给小说提供了可能，即根据人的外在行为去捕捉、感受、判断和描述人的内心世界，根据已经出现了的人物去勾勒尚未出现的人物，根据已经发生了的事件去编织尚未出现的事件。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外在行为理解为真实的话，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虚构就是小说。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的虚构和生活的真实，又似乎不是对立的，而往往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讲，真实和虚构的关系，是母体和新生的关系。

事实上，不仅是文学，在其他学科领域里，包括自然科学领域，虚构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虚构既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结晶，又是引导想象力和创造力前进的太阳。虚构常常让我们梦想成真。

去年年初，北京出版集团出版了我的长篇小说《八月桂花遍地开》，除了时间和空间模拟真实以外，小说的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我虚构了一个克己奉公的政府，虚构了一群把民族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官员，虚构了一批深明大义的军官，虚构了一群有着良好爱国素养的百姓。结构小说的核心来源于我内心期待的一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骆安州全体民众，包括新四军、国民党军、地方武装、老百姓，甚至良知未泯的汉奸，一句话，全体中国人同仇敌忾，同日本鬼子决战。

虚构不等于神话。我不知道在我们的抗战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的上下军民一心抗战的局面，有没有我们描述的那样严谨的、理性的和义无反顾的，甚至是完美的爱国行动，但是我知道，在抗日战争中，我们毕竟有杨靖宇、冯玉祥、佟麟阁、狼牙山五壮士和淞沪抗战的八百壮士等等光耀千秋的名字和事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事实，我们的虚构便有了精神基础，我们的梦想变成了理想。我找到了深埋在我们民族土壤里的那些值得珍藏的东西，我看到了我们民族中那些目标坚定、不屈不挠、韬光养晦、公而忘私的民族气度，我把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发掘出来，提炼出来，积聚起来，赋予我的作品人物如沈轩辕、方索瓦、霍英山这些中国人的身上，赋予在1938年的江淮土地上。在创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日子里，我的内心波澜壮阔，我甚至经常在心里哼着国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和我的小说一起度过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当写到国民党军队和新四军前嫌尽弃，尤其是写到最后一股“皇协军”反戈一击，日军松冈联队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我从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热泪长流。

是的，《八月桂花遍地开》是虚构的，然而它却是存在于我心灵世界的真实，是我艺术良心千呼万唤的真实。我相信，这种虚构是可靠而有益的，是从现实的土地养育的精神之花！这种虚构对于唤起民众的自尊，提高民族素养，铸造英雄品格，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虚构的力量地久天长！

寻找英雄

——《马上天下》创作谈

21世纪最初几年，文学评论界有人称我为“正面强攻战争文学”，引起了我的反思。回顾创作经历，我的确写了不少战争题材的作品，大约要占到我所有作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客观地说，我是军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边境局部战争，曾经在野战部队参与整理本部队军史，曾经就读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曾经主要阅读和观赏战争文艺作品；调入解放军出版社工作之后，曾经参与战争人物回忆录和传记的编辑、整理工作，曾经接触、采访过近百名战争亲历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战争体验、战争回忆、战争想象和战争思考，占据了我文学思维的主要空间，这是我当时并没有清醒认识，如今逐渐醒悟的事实。也许，就是这些比较特殊的经历，在不知不觉中牵引我的笔触，以至于混出个“正面强攻”来，近水楼台也好，得天独厚也罢，其结果似乎成了情有独钟。

我并不排斥“正面强攻”的说法，这些年，我提着我的狼毫，攻打一个又一个山头，从《历史的天空》到《仰角》，到《明天战争》，从《高地》到《特务连》，到《四面八方》，再到《八月桂花遍地开》。

扪心自问，写小说只是外在的行为。其实，一个自诩为战争文学的作家，打遍天下也许只是为了寻找，寻找什么？当然是英雄。

我的寻找从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我非常渴望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一个让我五体投地的人，就像童年，从长者嘴里听到的那些能够扭转乾坤、拯救人类的大力士，他们既有超凡的本领，又是道德完人；既能驱除人间一切邪恶和灾难，又能在天塌下来的时候毅然挺起肩膀扛住。如果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的人，那么，我们跟在他们的后面，一切就变得简单了，我们就可以偷懒而不必自己奋斗了。

可是，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在天上。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在人间寻找肉身英雄，我们还是很难找到我们最理想的，他们或者足智多谋，但存在道德瑕疵；或者道德完美，却又昏聩无能；或者道德智慧一流，却又在性格上存在致命弱点；或者能够安邦济世，却又贪杯好色，生活作风糜烂；等等，不一而足。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人值得我们完全信赖或者依赖。

找不到了，我们失望了。怎么办？一旦放弃了寻找，也就是放弃了信仰；而一旦放弃了信仰，我们的灵魂就会流离失所；一旦我们的灵魂随风漂泊，我们的生命就只剩下一堆碳水化合物了。

好在我们没有放弃，因为有文学。年复一年，我们在自己的思维空间里耕耘，我们栽树种花植草。于是，这个人先后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了，梁大牙、韩阡陌、兰泽光等等，八仙过海，各显身手，特别是《八月桂花遍地开》里面出了个沈轩辕，忧国忧民，韬光养晦，大智大勇，几乎就是我要找的大力士，我感觉我的思维触角正在向战争的深层挺进，正在向我理想中的英雄靠近。曾几何时，我自鸣得意地认为，离那个地方还有一步之遥，快了，快了……

直到有一天，我深入地研究了一个战例，了解了许多前所未闻的内幕，并为在战争中一位高级指挥员超常的思维所震惊，引发了我对于战争的深层思考。我突然发现，我和“那个地方”的距离，还有很远很远。

我捧着那个战例，反复想象那场战斗，想象着那些活着或者死去的人，日复一日，忽然发现一个人，从字里行间冉冉升起。

两年后，我写出了《马上天下》。

《马上天下》故事很简单，我写了战术专家陈秋石和战斗英雄陈三川父子在不同的战争阶段不同的战争生活和迥异的战争观念、悬殊的战术水平，我想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这对父子的生离死别，对于战争与和平、勇敢与怯懦、忠诚与背叛等对立关系以新的视角进行诠释。

战争小说，不能不写战术专家；战争文学，不能不追求战争境界。中国是一个兵法大国，关于战争，老祖宗早有警言：“兵者，国之利器，不可不察也。”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我在《马上天下》里营造了这一境界，我让我的主人公陈秋石说，三流的指挥员被敌人消灭，二流的指挥员消灭敌人，一流的指挥员既不是消灭敌人，更不是被敌人消灭，而是让他投降滚蛋。作为声名显赫的战术专家，陈秋石还老老实实地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因为不想打仗，才学会了打仗。”

这两句话，可以看成是《马上天下》的核心价值。

文化与知识决定了人的思维的高度，陈秋石的“读书人”的身份决定了他的战争境界。我在创作《马上天下》的时候，从战术这一核心要素出发，重视了战争文化的价值，通过陈秋石表现知识分子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上战不战，止戈为武”的战争理念。这与当下弘扬的英雄主义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可能不相吻合，但我坚持认为，这是战争文学作家必须达到的高度。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小说，我强调的是战术意识而不是战术本身。战术意识只是作品人物内在联系的结构线索，而并不是战术教科书。

战争意味着杀戮，但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守望大爱与大义的终极人文关怀就显得弥足珍贵。理智和审慎地对待战争，用智慧和人格化解战争，也许就是最好的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陈秋石才是英雄，尽管他可能是一个缺乏亮度的英雄，但这样的英雄才可能是真实的英雄。

一个女兵半部《仰角》

认识丛钰坤，是在二十六年前，那时候因为军队干部制度改革，一度一刀切，不从基层提干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干部苗子被“抢救”到桐柏山下的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进行学历速成培训。到教导大队之后不久，我就注意到，保障排里有一个女兵，看脸蛋不过十七八岁，看神情却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后来得知，她比我还早一年参军，已是三年兵龄了。她是我们大队卫生所的女兵班长，据说也是个干部苗子，还没有来得及穿上四个兜干部服，提干指标就冻结了。也就是说，在我们考入教导大队之前，她同我们的境遇是一样的，而在此后，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培训，过渡一下，多数人还能提干，而她却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也许就这么再当几年老兵，然后复员。

我想，这大约就是她不苟言笑的原因之一吧。那个年代，当军官是多数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一颗红星两面红旗的领章帽徽，加上四个兜的军官服，虽然简朴，但是其中蕴含的荣誉感和优越感却丝毫不比今天的毛料军服逊色。更何况，她是那样的执着，又是那样地热爱军人这个称谓呢。渐渐地我们就知道了她的一些情况，她的父亲是一个军医，“文革”中很不得志，她是在下放农村后，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贫下中农和当地领导充分好感之后，才被推荐参军的。那年头崇尚表现，衡量一个人表现如何，主要是看能不能吃苦，能不能搞好团结，能不能艰苦朴素。这些她都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她年年受奖，还立过两个三等功。保障排的任务很重，除了本职工作，还要打杂，放完电影后要清场，学员洗完澡后要打扫澡堂，抽空还得帮厨，这些粗活累活她干起来总是默默无闻。更难得的是，她当的是卫生员，却把自己当成医生，医书看了不少，小伤小病也治了不少，在我们教导大队，实际上她是被当作一个军医使用的。也正因为如此，她被干部部门顺理成章地纳入预提对象，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干部苗子”的花名册。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声干部制度改革，预提成了不提，苗子永远只能是苗子，只能为人作嫁搞保障。

她倒是心安理得，我们野训，她跟班，风里雨里，一丝不苟，呼来唤去，绝无怨言。我记得有一次定点，有个学员迷路了，大家分头去找，她也跟去了，还给各个小组发了防创伤和防毒蛇的药。她话不多，走在山路上，一个学员跟她聊天说：“眼看就快脱军装了，还这么任劳任怨地为我们保障，心里平衡吗？”她说：“有什么不平衡的？红花还需绿叶扶持嘛，我当不了红花，给你们当一片绿叶也是人尽其才了。”这些话现在看来有些冠冕堂皇，似乎不太像心里话，但是我们知道，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真实话语。

那年春天，我因为坐骨神经疼发作，经常去卫生所打针，接触丛钰坤的次数就多了一些，我发现卫生所门外的水泥地上晾晒着许多中草药，其中有一味就是治疗坐骨神经疼的。据卫生所姚所长介绍，我们教导大队因为训练强度大，学员中患有腰肌劳损、胃病和关节病的不少，这些中草药大都是丛钰坤从山上挖来的，经过临床检验，效果不错，有些学员毕业之后，还写信到教导大队要药。至此，我对丛钰坤更是刮目相看了。

丛钰坤的转机出现在1981年夏天，军区给了炮兵教导大队几个考军校的名额，大队领导首先就想到了丛钰坤。从表现上讲，丛钰坤一直是教导大队有口皆碑的，勤劳，好学，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从文化程度上讲，丛钰坤高中毕业，虽然那个年代的学历水分很大，多数名不副实，但是丛钰坤不一样，她性格文静，不浮不躁，即使在动乱的岁月里也能潜下心来读书，比起一般的高中生，自然又多些功夫。如此说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不行，因为本大队还有一个后台很硬的女兵跟她竞争。大队两次向上申报丛钰坤，两次被驳回。就在这时候，丛钰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她父亲的老上级家里打来的，当年在朝鲜战场上，这位老上级突发急病，就是丛钰坤的父亲把他从死神手中抢救过来的，首长家没有女儿，自幼视丛钰坤为掌上明珠。“文革”前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文革”中丛钰坤的父亲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不牵连首长，这才主动疏远。现在，老首长也恢复了工作，在总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几经打听，知道了丛钰坤一家的消息，首长夫人身患绝症，弥留之际要见丛钰坤。丛钰坤赶到北京，首长夫人拉着她的手，一再问她，需要不需要她帮助，首长家里的人也劝她，改掉清高的臭毛病，赶紧把自己面临的难题跟夫人说，以首长的威望和老太太的余热，解决她的问题轻而易举。但是丛钰坤踌躇再三，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她一切很好，请阿姨放心。一个老兵的自尊心再次堵住了丛钰坤前途上的捷径。

这件事情终于不了了之，后来同丛钰坤竞争的那位女兵如愿以偿上了军校，丛钰坤仍然在教导大队当一名老兵。

我是提干后第三年因编写教材回到教导大队的，丛钰坤见到我，居然一本正经地给我敬了一个礼。看着她一身发白的棉布军装和依然平静的脸庞，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天我联络了几个同学，请当年的教员吃饭，把唯一残存在教导大队的老兵丛钰坤也请了去，大家一再追问丛钰坤，为什么当年放弃那么好的机会，她起先不讲，问急了才说：“机会就一个，大家都不容易，我可以竞争，但我不能开后门。”

这些话今天听来难以置信，而我们大家相信丛钰坤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放弃并不意味着自暴自弃。丛钰坤之所以能够拿得起放得下，是建立在充分自信的基础上。后来的情况是，就在这次重逢不久，大裁军开始了，教导大队解散。以后又得到消息，丛钰坤复员后，凭借自己的实力考入南方一家医科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

2003年秋天，我到武汉出差，原教导大队的一名教员组织了一场聚会，席间有十多人，都是当年在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学习或工作过的，教员一一介绍，但只介绍当前情况，不介绍名字，让我自己辨识。我注意到了，在窗前的木椅子旁边，站着一名优雅端庄的中年女子，含笑不语，静静地看着我。

毕竟快三十年没见面了，大家的变化都很大，我还真的不敢马上确认。教员说：“你们是老战友了，当年她给你治过坐骨神经疼，现在她是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真正的大知识分子。”

我脱口而出，丛钰坤……

她还是一脸平静的微笑，眸子还是当年那样清澈，她微笑着向我点头致意，让我在瞬间似乎又看到了二十多年前忙碌于桐柏山下的那个略带忧郁而又执着不屈的年轻女兵。

两年后，我写出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仰角》，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详细地刻画了一个自尊自强，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兵形象，作品中的丛坤茗，即来源于生活中的丛钰坤。

一张旧地图

——《高地》创作谈

公历2005年最后一天是个假日，我懒洋洋地起床后，发现北京的天空似乎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喜悦，预感到要下雪。果然，到了八点钟左右，花瓣一样的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而且越下越猛。我喜欢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下雨、下雪乃至下霜都会让我感到亲切，让我产生一种同自然和童年亲密接触的感觉。我于是出门，在款款不绝丝绸一样的落雪中走到北三环，尽情地享受苍天赐予我的天籁之音。

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宿舍，打开电脑。坐在桌前，我仍然密切关注着窗外的情景，我渴望雪花来得更猛烈一些，这种感觉就像高尔基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场大雪仅仅下了个把小时就停了，然而我心中的大雪却刚刚启程。

就是那个上午，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知道我的冲动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有没有关系，我只知道，那场大雪让我心灵的大门洞开，我透过漫天飞雪看到了另一场大雪，曾经真实地诞生于朝鲜战场的那一场大雪。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河南安阳驻军某部政治部当干事，认识了本部队一位首长，并从他的遗产里继承了三样东西，一个公文包，一把指挥尺，一张作战地图。这张作战地图的正反两面都有文字，推理，推翻，论证，否定，还有很多气象信息和问号。

那是在本部争议很久的一个战例。两支亲如兄弟的部队，因为一场战斗的功过是非，存疑了几十年。我认识的那位首长，在那场战斗中，是本部某团的参谋长，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突如其来的大雪把他的道路堵塞了，他带领的主攻营未能在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于是他的部队成了助攻营。这个结果，让那位首长哑巴吃黄连。从此，他就收起那张作战地图，变得沉默寡言。因为他后来到师里工作，他要顾及本部队的稳定与团结，直到晚年退休，那张地图才被重新翻出来。老八路戴着老花镜，在干休所的葡萄架下一遍又一遍地推演，地图正反两面的笔记记录着老八路的困惑和希望。

老八路去世之后，我接过那张地图，对照已经拥有的战史，开始了我的研究。我后来常常来到老首长经常待的葡萄架下，想象老首长在生命最后岁月里，默默无语，独自看着西边燃烧的晚霞，回忆他的年轻时代，回忆他最辉煌的，可能也是最后的，还可能是最伤感的那次战斗。可是，我还是没有搞清楚真相，老八路失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耿耿于怀的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战例，难道他想重返战场，证明自己没有失误，证明另一支部队错误？

地图已经快被磨烂了，有些地方模糊难辨。随着对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我渐渐发现，凡是有记载的战例，几乎都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几年过去了，我对那个战例的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偏离老八路的初衷，因为我不可能帮他找到答案。而我却在研究中收获了另外的东西：对于那场战斗参与者的研究，对于战斗中人的研究，包括那位老八路。

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中止了对那个战例的探寻。

直到2005年最后一天遇上那场大雪，我站在北京北三环的马路牙子上，恍有所悟。也许，我误会了老八路，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那一代人，也许，老首长对于那场战斗孜孜求索，只不过是想搞清事实，只不过是为了学术求证，只不过是为了解开一个战争谜团。是什么驱动他如此执着？是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誉还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什么一头钻进个人恩怨的误区，用狭隘的心胸去衡量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那些貌似个人恩怨、争夺冲突的背后，也许隐藏着军人的深层品质。他们捍卫集体荣誉，更捍卫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旧事耿耿于怀而绝不影响他们履行军人的职责，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乃至斗争、抗争，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

我为这个猜想兴奋不已。

那个下大雪的上午，我登上了自己的精神高地。两个职业军人的形象从遥远的雪天里向我走来，《高地》应运而生。

在创作《高地》的日子里，我感到我进入了最佳的状态，我把我的理想赋予了我的作品人物，我的作品人物成了我表达理想的载体，我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重新认识我曾经认识的那位老首长和他的对手。他们是在抗日战争尾声参加八路军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有过忍辱负重的经历；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百万雄师”南下，一路所向披靡；在朝鲜战场上，他们所在和我后来所在的部队打出了八面威风……他们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锻造出来的特殊材料。可是，就在他们刚刚上足了发条，要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的时候，战争戛然而止，他们就像奔驰的骏马被突然勒住缰绳，惯性使他们猝不及防地从事业的巅峰滚落下来。生活、爱情、工作……这一切都不能取代他们对于战争的追求，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渴望。他们成了奇怪的人，茫然四顾，找不到北。

我在作品里把他们分别命名为兰泽光和王铁山。兰泽光的一生是幸运与不幸交替进行，有幸地参加了战争，却不幸地很快失去了战场；有幸地成为战术专家，却很快地失去了战争；有幸地成为高级指挥员，却很快失去了指挥平台。没有了战场，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他的生命便黯然失色了。于是乎，他们的搭档，彼此最耿耿于怀的当然也是彼此最重视的人成了他的假想敌，准确地说是陪练的标靶，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和最能心心相印，“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铁杆目标。他只能依托王铁山，只能依托地图和沙盘以及演兵场，在战争准备的平台上，在虚拟的战争里，偶尔青春再现。战争艺术成为他生命的主体工程。

当我写到他们的生命的终点，也是小说的结局的时候，我同我的读者一样恍然大悟，我认识的那位老八路临终前还耿耿于怀地摆弄他的地图，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或者军事目的，也许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我把这种习惯理解为职业精神。

无形之美

前几天，我刚刚写完最新一部长篇小说《特务连》，有个媒体的记者来采访我，谈起这部小说的特色，我跟他说了一句话，最好的特色是没有特色——这样说好像有点欠准确，我这里说的“没有”，就是让你看不出来的意思。表层上没有，而深藏其中。就像一滴透明的水，在阳光下亮得炫目，美得惊心，但这并不等于说这滴水里什么也没有，它不仅有复杂的元素结构，更有复杂的纯净过程。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大象无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举一个似乎有点离题的例子。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连队生活，有一项内容，叫作“整理内务”，说白了就是做家务。作为一个老兵，我对士兵的“家”是这样理解的：固定的家就是一张床，移动的家就是一个背包。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固定的家里生活，早晨出操完毕，要打扫室内卫生，要整理内务，在这段时间里，粗手大脚的战士们全都成了绣花姑娘，床单抻得平平展展，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连床头铁丝上挂着的毛巾，也捋得一丝不苟。内务整好之后，纵横是线，前后是面，高低是块，清新整洁，赏心悦目。

这就是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直线加方块给我们带来的美感。简单吧？似乎太简单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这简单的背后，却有一个复杂的劳动过程。殊不知，一次内务整理下来，能工巧匠或许得心应手，而那些新战士，往往汗流浃背。老兵也有个说法，床上一分钟，床下一年功。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终于成为一个舞文弄墨的人，生活阅历大大地丰富了，知识面大大地拓宽了。新兵时期的很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但是，蓦然回首，却发现它们并没有完全从记忆中消失，只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它们退居一隅，默不作声。然而，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它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发挥作用，不动声色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习惯、工作风格，甚至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品质，甚至影响到我们的审美判断。

我不能说我的创作理念就是我当新兵的时候通过整理内务整出来的，但是，我必须承认，我的美学观点，肯定会受到这个经历的启示。多少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简洁的，明白的，不能玩花招，不能玩雕虫小技，尤其不能故弄玄虚。一个敬业的作家，不能把阅读的负担推给读者，而应该滤去思想上和技术上的杂质，把自己最精辟的见解用最精辟的方式表达出来，深入浅出——我一直深信，只有深入，才能浅出——也就是说，把一切复杂的劳动留给自己，把简洁通晓的作品献给读者。如果说文学作品是一座宫殿，作家应该为读者提供一道容易进出的大门，而不能搞迷魂阵。

小说创作靠的是天赋，小说是从作家的心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靠车床车出来的。这个天赋有几层含义，包括这个人的悟性、兴趣，也包括他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还包括他的努力。总之，创作靠的是实力。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创作实力首先体现在他的思想深度，包括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包括他对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生命和情感的理解和体验，以及表现这些理解的艺术功力乃至技巧，甚至对于语言文字的驾驭建筑能力，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辛的积淀过程。不能说，我们今天想把小说写好一点，就果然好了一点；我们今天想让我们的小说花哨一点，果然就花哨一点——那不行，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作家，我们不能干这种轻飘飘的事情。一个成熟的作品，应该是除却粉饰、朴实无华的。

也许，有时候——当我们被纷纭复杂的生活表象所困惑的时候，当我们被各种潮流和学派搅和得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整理内务”，或许会恍然顿悟，别把事情搞得太复杂了，其实最美好的作品，或许就是形式上最简洁的作品，只不过在这简洁的背后，需要我们创作者默默无闻地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