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徽商与明清两淮盐政

一 从势要“占窝”到盐商“占窝”——明代盐政制度之嬗变

清代著名的小说家吴敬梓，在《儒林外史》第二十三回中，曾借一扬州道士之口说道：

我们这里盐商人家，比如托一个朋友在（盐运）司上行走，替他会官，每年几百银子辛俸，这叫做“大司客”；若是司上有些零碎事情，打发一个家人去打听料理，这就叫做“小司客”了。他（引者按：指徽州盐商万雪斋）做小司客的时候，极其停当，每年聚几两银子，先带小货，后来就弄窝子。不想他时运好，那几年窝价陡长，他就寻了四五万银子，便赎了身出来，买了这所房子，自己行盐，生意又好，就发起十几万来。

稍后提及的徽州顾盐商和汪盐商，落座上茶后，也“先讲了些窝子长（涨）跌的话”。

《儒林外史》虽为小说家言，但作者盘桓于清代雍、乾年间的扬州，此书“颇涉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又所记大抵日用常情”，故所述徽州盐商靠“弄窝子”及“窝子长跌”致富，颇有可信之处，且于史有征——

（程，徽州歙县人）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故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携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

所谓挂窝，似即《儒林外史》中的“弄窝子”。

“窝子”也叫根窝、引窝，是明清盐政制度史上最为重要的核心问题。然而，迄至今日，有关“窝”的起源及其嬗变的轨迹，仍然十分模糊。“窝”的原始含义究竟是什么？尽管日本学者中山八郎、藤井宏和佐伯富等先生，均曾专文探讨过，但似乎还没有过圆满的结论。笔者此处拟从语言考证入手，指出——“窝”字直接渊源于元明时期的北方俗语，盐务中的“窝”与俗语中的含义并无多大的区别，都表示空缺；由于这种空缺而包含了权利的内涵。明代成化以后“窝”的出现，与开中制度下“抢上之法”的破坏有关。从以敕许为强有力后盾的势要“占窝”演化为盐商“占窝”，与徽商大规模的“输献”有关。

（一）释“窝”

关于“窝”的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加藤繁博士就曾指出：

……（引窝）并不始于清代，而是于明代的某一时期起已很盛行，至明末就作为一种习惯而形成制度……

1940年，中山八郎教授撰文认为：“窝”字的出现，是随着成化以来势要奏请而逐渐演化成的一种中盐的权利。不过，他又表示：

……为什么用“窝”来表示中盐的权利？这……还需要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一步加以考察。但“窝”的出现，是随着成化初年以来势要奏请而逐渐演化成一种中盐的权利，人们才把这一权利称为“窝”的，这一点大概没有疑问。……

显然，中山氏还缺乏语言文字学方面的有力佐证。有鉴于此，1962年，藤井宏先生就从“窝”字的含义入手，试图解释“窝”字的起源问题。他不同意中山氏的结论，认为“窝”字不包含权利的意思。他驳诘道：

……既然把“窝”当作一般的权利，那么明代盐法之外的有关权利方面，也应该看到有相同的表述，也可以用“窝”字来表示，但这种佐证，迄今未见。因此，如果认为窝是一种权利，但又不是一般的权利，那就必须把“窝”字所包含的特殊权利的内容解释清楚。……

经过一番考证，藤井宏先生认为，“窝”字通“窠”，表示“虚名”或“空名”。此后，这一观点似已成定论。

不过，笔者认为，藤井宏的结论有必要重新加以检讨。

首先，他根据《辞源》、《辞海》、《中华大字典》和诸桥《大汉和辞典》等书，认为“窝”字释文各条均未有表示权利的含义，从而遽下断语说：

“窝”字本身并不具有权利的含义，而是在明代成化初年出观，并仅仅限于开中法使用的概念。

殊不知“窝”字并非书面语，从上述诸辞典入手探求其含义，并不能解决问题。在我看来，研究“窝”字的内涵，当求诸元明北方俗语。《金瓶梅》第六十回：

文嫂儿道：“我猜着你六娘没了，一定教我去替他打听亲事，要补你六娘的窝儿。”

“窝儿”亦即“窝”，意谓空缺、缺额或位置；“儿”是名词词尾，无义。揆诸史实，明代盐务中出现的“窝”字，有“占窝”、“买窝”、“卖窝”和“卖窝钱”等几种形式。其中最为常见的“买窝”一词，并不像藤井宏先生所说的那样是“随着窝的买卖活动”才“得以流传”的，而是早在元代就已出现。元人李行道《灰阑记》四（甜水令）白：

小的买窝银子，就是这头面（妇女的装饰品）倒换来的。

同剧一（天下乐）白：

我如今将这头面，兑换些银两，买个窝儿做开封府公人去。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下列结论——第一，买个公差需要银两，这种做法称为“买窝”或“买个窝儿”，也就是买个公差的空缺或位子。这与盐务中的“买窝”，实际上意义相同。民国年间的盐政史家林振翰曾说，根窝“殆如书吏之窝缺”，显然是相当有见解的看法。第二，元代北杂剧崛起于今山西、河北一带，《灰阑记》的作者李行道就是山西绛州（今新绛县一带）人，其作品中使用的当即山西西南部（今曲沃、稷山、新绛、绛县、翼城、垣曲、闻喜等县地）的方言。在这里，不仅早在元代就有“买窝”一词的出现，而且及至明代，开中法最早就在山西施行，九边重镇大同和太原也均在山西，因此，盐务用语直接源于方言俗语，并非毫无可能。这是因为：早期的开中大商多是秦、晋富贾，如三原梁氏，山西阎氏、李氏，河津、兰州刘氏，襄陵乔氏、高氏，泾阳张氏、郭氏，西安申氏和临潼张氏等。其中尤以山西商人最为重要。襄陵（今临汾市西南）、河津（今县）二地，与《灰阑记》作者的籍贯——绛州地望相近。上述山西和陕西各地，后来都是蒲剧（蒲州梆子，也称山陕梆子）流行的地方，在方言分布上基本相同。显然，出现这种相同的表述，绝非偶然的巧合。第三，“窝”有时也作“窝子”，如《儒林外史》第十七回“说在集上赶集，占了他摆摊子的窝子”。另，同书第二十三回，“窝子”也指盐务“年窝硃单”——当年的行盐凭单。前述吴敬梓笔下的盐商，一见面谈的便是“窝子长跌”的话，他们整天关心的就是如何“弄窝子”。所谓“弄窝子”，也就是前述的“买窝”。这种表述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历史背景。明代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赴边开中之法破坏，大批山西、陕西富民内徙淮、扬。所以，早期的扬州盐商主要是秦、晋商贾。据载，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家属就达五百名以上。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侵掠扬州，“外城萧条，百八十家多遭焚劫者”。“钞部、鹾司几不守”。当时，就是根据侨寓扬州的陕西人何城的建议修筑新城的。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倭寇再度进犯扬州，听到城埤间多是西北口音，以致误以为是三边劲旅。可见，在当时的扬州，山西和陕西商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灰阑记》中所述的“买个窝儿”，完全有可能传入扬州。在《儒林外史》中，“窝子”既在俗语中表示一般的摊位，又指盐务中的根窝硃单，其背景应当就在于此。这再一次说明，盐务中的“窝”和俗语中“窝”字的含义并无二致。

其次，藤井宏释“窝”为“虚名”或“空名”，是基于明代盐务中有大量诡名占中的记载。他认为：

……占窝现象的出现，是成化初年势要和他们相结托的奸商等，于开中法实施之前，并不通过户部而直接奏请，由敕许而获得上纳粮草权，这部分被敕许的上纳权，却落到势要们所开列的空名、虚名上。

但从史料上看，最早通过敕许获得上纳权的，用的却是实名。如《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七成化二年十二月甲寅条载——

有吕铭等八人，投托势要奏：欲运米赴辽东，中成化二年两淮运司存积盐五万五千引。有旨自中出允之。旧制：中盐，户部定则例，出榜招商，方许中纳，无径奏得允旨者。时马昂为户部尚书，不能执正，盐法之坏自此始。

上述的“吕铭等八人”，是见诸记载最早直接通过敕许获得上纳权的商人，他们所用的就是真名。其实，占中用的是真名抑或虚名，只是方式不同，并不关涉“窝”字本身的含义。从盐政史上看，明代中叶占窝多用虚名，而万历年间纲盐制度确立前后，“窝”用的则是真名。对于这种现象，藤井宏先生无法加以解释，只好含糊地说：“窝”字的含义后来逐渐扩大，“甚至发展到紊乱的程度”，“本来作为空名、虚名的窝，不知从何时开始包含实名？”这种解释显然十分苍白无力。

（二）开中法与“占窝”的变迁

笔者认为，根据前引《灰阑记》诸书的表述可知，“窝”字直接渊源于元明北方俗语，盐务中的“窝”与俗语中“窝”的含义并无区别，都表示空缺。明代盐务中“窝”的出现，是与开中制度“抢上之法”的破坏有关。关于“抢上之法”，嘉靖中叶户部尚书王杲在《议处盐粮疏》中指出：

其法：每遇开中引盐，拟定斗头，分派城堡，尽数开出，明给榜文，揭之通衢，听有本商人抢先上纳，凡钱粮但以先入库为定，出给实收，先后填给勘合，则商人有资本者虽千、百引不限其多，何待于买窝？其无资本者虽一、二引亦不可得，何窝之可卖？商人上纳之多寡，在其资本之盈缩，郎中等官，虽欲高下其间，亦不可得，既不招怨于人，亦不取谤于己，一举而三益，法无便于此者。

这指的是明代前期正常情况下的开中制度。当时，凡遇缺粮地方，先由户部出榜，定出开中则例（即纳粮的地点、种类、数量以及相应的给盐场分、品种和引数），公开招标，召商输纳。当此之时，盐商谁先上纳粮料，谁就能得到相应的引盐报酬。由于报中名额有限，故有“抢上之法”。这时竞争的机会是平等的，只取决于商人资本的多寡和动作之速缓。盐务官员没有什么机会从中上下其手，因此也不会得罪大官显宦或开中大商而给自己留下徇私舞弊的恶名——这当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举三得的“救边良策”。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种情况有了一定的变化。原先，明初禁止公、侯、伯以及文武四品以上官员及其奴仆、家人开中盐粮，侵夺民利。此后，这一禁令有所松弛。宣宗时官员以其异姓中盐谋利；到英宗正统年间官员更公然令其家人中盐。不过，当时户部开中奏请权并没有改变，一般百姓上纳粮草报中的自由也并没有丧失。但到成化二年（1466年）吕铭等八人投托势要、通过敕许获得上纳权后，官宦权贵纷纷效尤。据《皇时条法事类纂》卷十八“成化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马等奏题为整理盐法事”曰：

……近年以来，有等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纵容家（人）伴当，谋同在京无籍号曰打光棍游食之徒，投托势要门下，馈送金银玩物，巧饬（饰）奏词，捏称某处缺粮，要令弟男子侄或家人前去上纳，以图补报。朦胧奏希幸准，却乃就在京城地方转卖，与那无赖前项之人转卖于有钱商人；或赴问（开）中处所，卖与无势不得中客商，每一千引卖银一百余，或七八十两，名曰“卖窝钱”，得以满载而归，致使客商垂头叹气而已。

客商之所以“垂头叹气”，是因为权贵动辄中盐数万引。如吕铭等八人一次中盐五万五千引，马监太监李棠家人一次中盐一万，……所谓“势要之家奏请官盐，动经万计，以致中纳者怀怨”，即由于达官显宦的包揽，一般商人上纳粮草的自由就被剥夺了。正像弘治末年国子监祭酒章懋所说的那样：“近年以来，法久弊生，每遇开中之时，权豪势要之家，诡名请托，占窝转卖，商人不求于彼，无路中纳。”

嘉靖后期胡松在《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中也说：“每岁户部开纳年例，方其文书未至，则内外权豪之家，遍持书札，预托抚臣，抚臣畏势而莫之敢逆，其势重者与数千引，次者亦一二千引，其余多寡，各视其势之大小而为之差次，名曰买窝、卖窝。……至于躬身转贩真正商人，苟非买诸权豪之家丁，丐诸贵幸之仆隶，则一引半缗，曾不可得而自有。”

从上述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由于每年盐引数量有限，也就是说纳粮名额的空缺有限，一旦势豪抢先将这些名额空缺填满（无论是以何种形式），一般商人就无从上纳钱粮，只得向他们购买，于是出现了“买窝”、“卖窝”的现象。这种“买窝”与《灰阑记》中“买个窝儿，做开封府的公人”一样，实际上就是买个空缺或位子。由于这种空缺代表着中盐的资格，因此包含着权利的内涵。万历年间纲盐制度确立以后，通过登记在册的形式，将这种行盐的资格授予了政府特许的商人。当时有“窝本”之称（后来也称窝根、根窝、引窝、窝底和商人缺底），其含义与最早“窝”的意义一脉相承，绝不像藤井宏先生所说的那样是“占窝”的一种变态。其中，所谓“窝底”或“商人缺底”，与前述林振翰先生所比喻的“书吏之窝缺”恰相对照，也正是其含义的最佳注脚。

至于说早期占中的形式多用诡名，完全是因为权贵们奏请敕许上纳的目的在于转手倒卖，而不是由自身贩运，所以随便凑上几个人名以作掩盖，目的是为了抢先将纳粮名额空缺占满，以阻止一般商人“抢上”，从而获得转卖纳粮权资格的权利。及至万历年间，在纲盐制度下，占窝用的是实名，则是因为当时盐商已获得了贩盐的垄断特权，因此毋须采用虚名。这些都说明，占窝用的是虚名还是实名，与“窝”字本身的含义无关。

以上是我对“窝”字的新诠释。然而，有关“窝”的递嬗轨迹，至此并没有完全解决。在《开中法和占窝》一文中，中山八郎教授就曾指出：“窝的制度，至明末经过种种变迁，由最初官员势要的中盐权利转化成为商人的特有权利，这个转换过程，尚有待后考。”

1962年，藤井宏先生也曾指出：

在明代中期，边境方面的占窝，是以敕许或者以敕许为伪装前提，但在万历中期以后，两淮盐场所成立的窝和占窝现象，敕许的痕迹几乎看不到。因此，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以敕许为强有力后盾的势要占窝演化为盐商占窝，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具体联系？这依然是今后需要加以研究的难题。

他在1986年撰写的《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中译本序言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笔者在前述考释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看法——从以敕许为强有力后盾的势要“占窝”演化为盐商“占窝”，与明代中、后期徽商大规模的“输献”有关。

关于“输献”，《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记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七月，两淮税监鲁保“进银内库”，其中“税银一万六千九百三十九两，引价银五万六千两，补解银七百五十两，输献吴时修等银九万两”。吴时修为徽商，其“输献”占当时进银总数的一半以上（55%）。类似的例子并非仅见于此。譬如，万历年间歙人吴士奇称：

近国有大役，（歙西溪南吴氏）宗人有持三十万缗佐工者，一曰而五中书之爵下。

对此，民国时人许承尧所著《歙事闲谭》提供了更为详细的资料。他指出，所谓五中书，《歙志》作“六中书”，“言万历间师征关酋，吴养春上疏，愿输纳银三十万两，诏赐其家中书舍人凡六人：吴时俸、吴养京、吴养都、吴继志、吴养春、吴希元”。其中，从时间及辈分上看，吴时俸与前述的吴时修当为同族同辈人；而带头“输献”的吴养春则世业两淮盐筴，“资雄一乡”。

明代的“输献”，与清代前期习见的“捐输”、“报效”极为相似，其用途主要是开支军费和大工程等。清代纲盐制度的发展，与徽州盐商的频繁“捐输”、“报效”有关；而晚明纲盐制度的确立，显然也与徽商的“输献”密切相关。故《清史稿》卷一二三《食货四·盐法》曰：

……引商有专卖域，谓之引地，当始认时费不赀，故承为世业，谓之引窝。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为了疏理盐引，挽救日益严重的盐政危机，袁世振和李汝华共同创行纲法，将先前分散认销的内商组织成商纲，这是明代盐政制度的一次重大变化，它标志着商专卖制的最终确立，为清代纲盐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