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发展轨迹概述
夏家店下层的石城文化伴随着东北古族的迁徙进入辽东，成为秽貊族修筑山城的技术起源。秽貊，又称濊貊、穢貊、秽貉等，是我国东北历史上的古代民族之一。一般认为，秽貊族主要是由秽族和貊族，并杂糅良夷、白夷、发、古朝鲜等众多东北古族融合而成。此后在秦汉时期逐渐分化而成，以松花江上游为中心的夫余族和以浑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高句丽族。在今辽东山地，分布着许多青铜时代秽貊族的石筑山城。这些山城依山而建，设施完备，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山城筑城形制。这些秽貊族山城无疑对探索后世高句丽山城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此外，吉林市东郊古城群中发现的西团山文化因素则证实这些古城与秽族所建之“秽城”密切相关，应属于秽族的筑城遗存。
夫余族是秽貊族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我国东北地区较早建立王国政权的古代民族，在东北古代历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夫余族建立的夫余国曾占地两千里，有户八万，特别是东汉时期盛极一时，是当时东北亚强大的王国之一。夫余国祚长达近600年，曾与汉族、勿吉、鲜卑、高句丽等民族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期在慕容鲜卑前燕政权、勿吉、高句丽等周边邻国的打击下逐渐走向衰落，直至灭亡。由于考古调查未能发现更多的夫余一般筑城，因此，学术界对夫余筑城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对其王城的探索。夫余的前身是活跃于乌裕尔河、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北夷”索离国，索离王子东明南下秽地建立了夫余国后，始有夫余国及其夫余族之称谓。通过30余年来对索离国及夫余国王城的探索可得出如下推论，即黑龙江省宾县庆华堡寨城址、巴彦县王八脖子城址以及吉林省吉林市东郊的南城子古城、东团山古城不仅在出土遗物的年代上符合夫余的年代，古城形制也与文献中关于夫余“以圆栅为城”“作城栅皆圆，有似牢狱”的记载吻合，故可基本确定为不同时代的夫余王城。这种圆形土城的筑城形制开创了东北古代民族圆形筑城的先河，夯土筑城的形制和建筑方法则无疑是深受中原土筑城址影响的结果。如今，属于秽城、由夫余人修筑的城池主要分布在吉林市、哈尔滨市、长春市所辖的松花江流域的诸多支流的山区、半山区的丘陵和山地上，多以圆栅为城，留存的遗址为圆形结构，城内外分布着许多穴居坑。这种类型的城池东部可达双鸭山地区，北部可达黑河地区，南部到达清源龙岗山脉，西部则接近松辽大平原地区，分布范围甚广。虽不能说明这些城池都属于夫余时期所建，但从夫余国存续的时间长达600年之久的现象上分析，受夫余筑城文化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牡丹江东部地区的挹娄人长期受夫余人统治，其筑城当然就有夫余筑城的特点，松花江以北、黑龙江以南的小兴安岭山地是夫余人先民所居之地，筑城文化当属一脉相承的关系。松花江以南、以西地区长白山脉的张广才岭、老爷岭、龙岗山地区的筑城则是因为晚期夫余王城西迁近燕，或南迁近汉的缘故，筑城形制往往会出现一些变异。其中必不可少地融入了汉代筑城与鲜卑筑城的特点。
作为满族先民源流的肃慎族，早在青铜时代即已修筑城址。《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道里记》记载渤海王城即上京龙泉府“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钦定满洲源流考》在卷八《疆域》之《肃慎四至》《肃慎城肃慎县》中考释肃慎城则位于渤海上京城附近的宁古塔一带。晚清著名东北史地学家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肃慎国考》云：“据《山海经》及《晋书》肃慎国在不咸山北，贾耽谓渤海王城临呼尔罕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慎城，今东京城西南三十里有古城基，当即肃慎国也……”笔者认为，今渤海上京龙泉府之西南三家镇三家子村附近的由三道城垣环绕的古城很可能为古肃慎城。[1]肃慎在两汉时期称挹娄，开创了东北第一个古代民族筑城文明的时代，黑龙江地区三江平原出现的汉魏时期挹娄古城群就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这批古城群在考古学文化上属于双鸭山市滚兔岭文化发展为凤林文化的产物，同时还受到了南部图们江和绥芬河流域团结文化的影响。根据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的“黑龙江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及其历年相关的考古调查可知，三江平原地区的汉魏古城群以乌苏里江流域七星河支流为中心，共发现筑城址113处、遗址313处，加上临近的佳木斯、七台河等地区发现的近百座城址和数百处遗址（由于一些城址坍毁严重，故暂定其为古遗址），据不完全统计三江平原汉魏时期筑城址数量当在数百座之多。其中以七星河流域友谊县的凤林村古城址的规模最为宏大，形制复杂、出土文物精美、考古文化十分丰富，是迄今所见东北地区面积最大的半地穴式城址。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凤林古城遗址可能就是挹娄王城。凤林古城隔七星河，与宝清县炮台山古城遥遥相对，这是一座依山势而修建的三重城垣接近半圆形的山城。在炮台山山城的顶部发现了据说是北斗七星式的祭坛遗存，说明该城的性质可能与祭祀相关。除此之外，在三江平原地区还有双鸭山保安村2号城址、佳木斯前董家子古山寨城址等次级中心城址。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的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挹娄族已迈入早期国家的门槛，并开创了灿烂的城邦文明，成为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古代历史上重要的筑城文化的高峰。魏晋南北朝时期，来自图们江、绥芬河流域的沃沮族在高句丽的打击下不断北迁至三江平原，沃沮人驱逐土著的挹娄族，建立强大的勿吉王国，并在挹娄人修筑的古城群的基础上融入图们江流域的筑城文化。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以圆形筑城为多，还有少量长方形或不规则形筑城，其城垣多为土筑，这种筑城形制与夫余筑城形制类似，可能是受挹娄人西邻的夫余人筑城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37年（汉元帝建昭二年），以吉林市为中心的夫余国王子邹牟南下浑江流域建立了高句丽政权，定都于卒本川的纥升骨城，其城址为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公元3年（汉平帝元始三年），高句丽第二代国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并筑有尉那岩城，后改称丸都山城。公元427年（北魏太武帝始光四年），高句丽第二十代国王长寿王迁都平壤。公元668年（唐高宗总章元年），在唐朝和新罗的联合打击下，国祚705年的高句丽政权灭亡。高句丽政权存在了7个世纪的时间，历经中原王朝的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其统辖区域囊括了我国辽河以东的辽宁省东部、吉林省东南部，以及汉江流域以北的朝鲜半岛地区，其政权在东北亚古代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东北地区的高句丽山城达170余座，还有包括桓仁下古城子、集安国内城等高句丽王城在内的近10座大型平原筑城。其中五女山城、丸都山城是高句丽山地筑城的典范，分别代表了高句丽政权早期和中期山地筑城的高超技术。高句丽好太王时期开始大肆对外扩张后，高句丽疆域达到了鼎盛，其疆域西部与北魏政权划辽河而治，辽东半岛尽入囊中。辽东半岛现存有高句丽山城57座，是高句丽军事防御的山城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不乏大连大黑山山城、普兰店巍霸山城、盖州青石岭山城、庄河城山山城、辽阳燕州山城等周长5000米以上的大型山城。这些山城几乎均是高句丽好太王占据辽东后所建，并在隋丽、唐丽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句丽山城依形制分为簸箕型、筑断型、一面坡型、多角边型等类型，城墙则分为石筑、土筑、土石混筑等多种因地制宜的修筑方法。山城内居住址、瞭望台、蓄水池、仓储遗址、“水牢”等生活与军事设施一应俱全。高句丽平原城几乎均袭用汉城或依汉城而建。国内城则是典型的高句丽土石混筑的平原城，反映了高句丽族平原筑城的典型特点。高句丽后期荣留王时期为抵御唐朝的进攻，还修筑了自夫余城至渤海之滨的千里长城。在吉林省延边州的和龙、龙井一带也发现了高句丽时代的边墙，可能始建于高句丽与勿吉对峙时期，其长城形制为土石混筑。
公元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图们江流域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交汇处的城子山山城（史称东牟山）建立了渤海政权。天宝末年，渤海第三代国王大钦茂自显州（中京显德府）迁都牡丹江畔的上京龙泉府。其间虽短暂徙都东京龙原府，但终渤海之世，上京城是长期作为渤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渤海国在以牡丹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为中心的中世纪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史称“海东盛国”。渤海的繁荣大大促进了东北地区古代筑城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将图们江、黑龙江、鸭绿江流域推向了都市文明和城镇化的高峰。目前在我国境内的渤海国筑城数量超过了200座，朝鲜和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也有60余座渤海筑城。渤海早期仍延续着靺鞨族和高句丽族的山地筑城的传统，渤海国早期的王都东牟山城所在地延吉城子山山城，“勿汗州兼三大王都督”所在地镜泊湖城子后、重唇河、城墙砬子三座山城规模宏大，如城子后山城周长超过了5000米，是渤海早期筑城文化的标志。大钦茂自显州迁都渤海上京后，其平原筑城显著增加，并出现了繁荣辉煌的都市文明。渤海上京龙泉府、中京显德府、东京龙原府是渤海的三大都城，其建制深受唐都长安城和洛阳城的影响，均为套城形制。渤海不仅继承了高句丽的山地筑城传统，城址形制和城墙修筑技艺与高句丽十分相似，而且开始大量建造平原城，其规模宏伟。平原城均坐落在水陆要冲、交通要道，城垣多为夯土版筑，城墙设有城门、瓮城、角楼等防御设施，城址平面以方形和长方形为主，另有少量城址依地形修筑成不规则形、近似椭圆形、多边形等。城址内官衙、亭台楼阁、回廊、道路、寺院、府邸、生活设施、水井、作坊、民宅等设施齐备。古城中出土大量青砖、莲花纹瓦当、瓦头、牡丹花纹方砖、布纹板瓦、筒瓦等建筑饰件都充分说明渤海国的都市化、城镇化规模都达到了空前水平。渤海国上京、中京、东京三大都城及200余座山地和平原筑城使东北地区进入了继三江平原汉魏古城群后又一灿烂的都市文明阶段，三大都城所开创的牡丹江流域和图们江流域的都市文明，犹如三颗耀眼的星，深刻影响了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流域的古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进程。无疑，随着这些筑城的出现，东北地区古代水陆交通网络业已形成。自渤海国之后，东北古族的平原筑城在东北地区广为兴起，山地筑城则逐渐居于次要地位，这反映了以平原定居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和政权统治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渤海国早期为了防御黑水靺鞨的袭扰，仿效高句丽人在镜泊湖附近凭借险要的地形修建了长城防御设施，今天发现于镜泊湖畔的牡丹江边墙就是充分利用当地盛产的玄武岩石块垒砌而成。
公元10世纪以后，兴起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契丹族和女真族，先后入主中原，建立了统治半壁中国、疆域极为辽阔的大辽帝国和大金帝国。东北地区作为辽金王朝的发祥之地和都城之所在，辽朝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东京辽阳府及其所管辖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金朝上京会宁府及上京路、东京路、咸平路、北京路等均位于东北地区。契丹和女真统治者在东北地区修建了近千座古城；其中有些古城沿用了渤海筑城。辽代一方面沿用了渤海筑城；另一方面则强迁渤海遗民于辽阳、辽西、燕山南北地区，遂导致了这些地区筑城的发展，而黑龙江流域大量渤海城址则被废弃。金代在渤海、辽筑城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兴建了许多女真族筑城。女真筑城亦分山地筑城和平原筑城，以方形和长方形的平原筑城为主，城墙上附设有城门、瓮城、马面、角楼等，古城的防御性较渤海时期有所增强。辽上京、辽中京和金上京城代表了这一时期东北古代民族都市文明的巅峰。金源内地则在金上京都市文明的辐射下形成了繁荣密集的城市群，仅以金上京为中心的阿什河流域及哈尔滨地区周边已发现和认定的女真筑城即达170余座。以松花江干流为主的左、右两岸的大小支流，如乌裕尔河、呼兰河、木兰河、阿什河、枷板河、蚂蜒河、拉林河、运粮河、马家沟河、何家沟河等均分布着大量的金代筑城，并形成了星罗棋布的筑城文化网络。这种发达的城市文明不断地向外部扩展，不仅在嫩江、牡丹江、洮儿河流域留下了筑城文化的深刻烙印，甚至远播至北达黑龙江以北的结雅河、布列亚河流域，南逾长白山山地进入辽河平原，东达绥芬河、穆棱河、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黑龙江口及滨海边疆区，西至蒙古高原地区和外蒙古的三河源地区。辽金契丹、女真筑城形制复杂、数量众多、遍及东北的山川河流、湖泊、平原、草原、湿地及其沿海地区。在这一时期，大城与小城、方城与圆城、石城与土城、山城与平原城均被整合于契丹、女真筑城群的体系之中。
据《辽史·太祖本纪》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肇国辽东”，并于“太祖二年冬十月，筑长城于镇东海口”。“镇东关”系镇东海口长城上的重要关隘，学术界一般认为，辽代“镇东关”位于今大连市甘井子区南关岭一带，金、元、明历朝均沿用此关，并先后改称“合厮罕关”“哈斯罕关”“哈斯关”等。该地区遗迹至今尚存，为夯土筑墙，与东北地区辽金平原筑城方式基本一致。但笔者认为，“海口”系大河入海口，今大连地区不仅没有大河入海口，且并非位于辽上京、辽中京之东。镇东海口长城及镇东关应在辽帝国东方的某大河入海口附近寻之，即应位于靠近朝鲜半岛的鸭绿江右岸的丹东一带。该地区为辽帝国威慑高丽的重要战略要塞，同时也是辽朝与高丽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明代虎山长城可能就利用了辽代镇东海口长城及镇东关旧址。不仅如此，金代为防御其西部阻卜等部族的袭扰，修筑了自今齐齐哈尔市的嫩江之滨，直至今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金长城，全长5000公里。金长城又称“金界壕”“边堡”等，由主墙、护城壕、副壕、马面、烽燧、边堡、屯兵城组成，形成中国北方民族为防御北部蒙古族袭扰的军事防御体系。
元代建立后，东北全境被划入辽阳行省，辽阳行省内先后设辽阳路、沈阳路、广宁路、大宁路、东宁路、开元路（后析出水达达路）等路予以管辖。元代东北筑城主要沿用辽、金筑城，并未开创新的筑城时代，只是在行省制度下勉强延续着辽金时期的筑城。在辽代鹰路、金代站铺的基础上沿着松花江、黑龙江设置了海西东水路城站的交通大动脉。为了便于自元大都至黑龙江口的征东元帅府的管辖，沿途设置了数个军民万户府和重要的交通驿站。然而，元代的东北筑城文化已趋于衰落。明代对东北全境的统治是比较短暂的，随着明廷撤置奴儿干都司，势力收缩至辽河流域后，广袤的东北地区被女真各族控制。东北古代的筑城文明逐渐陷于衰落和停滞阶段。
建州女真兴起后，曾在其聚居区浑河流域、苏子河流域的交通要道建造了一些城寨，有些一直沿用至后金时期，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建州女真“六祖城”“佛阿拉”等早期城寨的记载。这些城寨普遍规模不大，多修筑在浑河、苏子河河谷等扼守要地。城垣的外围城垣或栅栏、城栅均依山而建，一些城垣为土石混筑，城外还掘有壕堑。位于清原县北三家乡黑石木村的黑石木方城子城寨址，是一处建州女真规模较大、建制较复杂的城寨。城寨有大、小城之别，以黑石方村东面的山头为全城中心，独建城垣形成小城，周长为150米，其东北角设有城门，并与其下外城城址相连。古城内西侧制高点上还修建有瞭望台。[2]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即进军辽河平原。后金天命四年（1619）六月，努尔哈赤短暂移都界藩城（又作界凡城），在此停驻一年零三个月，并在当年的萨尔浒之战大败明军，遂连下辽阳城、沈阳城。次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又移都萨尔浒城近半年。天命六年（1621）四月，定都辽阳，在辽阳城东太子河畔修筑新城，名“东京城”，又称“新城”，成为后金历史上的第二座都城。后金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一，努尔哈赤突然决定由辽阳迁都沈阳。在次年的宁远大捷中，努尔哈赤被明军打败，数月后忧愤而死。皇太极继位后，继续拓展沈阳新都的皇宫、扩大城池、设置衙署、增建寺庙，于天聪八年（1634）尊沈阳为“盛京”。兴京赫图阿拉城、东京辽阳城、盛京沈阳城并称为清代“关外三京”，是建州女真及以其为主体的满洲族在继承东北古代民族筑城的基础上，不断吸纳和充分利用汉族筑城技术而形成新的东北古代筑城文化的产物。
从赫图阿拉到盛京筑城的演变，亦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建州女真及以其为主体的满洲族的发展历程。清代“关外三京”是该时期东北都市文明的代表，遗憾的是由于清政府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导致广袤的东北地区人烟罕至、城镇荒芜，“关外三京”仅仅是清朝在东北地区南部（今辽宁地区）放射出的微弱的筑城之光。清朝政府为了保护其“龙兴之地”，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还修建了一条柳条篱笆边墙予以隔离，谓之“柳条边墙”俗称“柳条边”。柳条边系用堆土筑成的宽、高各3尺的边墙，墙堤上每隔5尺插柳树三株，柳树之间用绳索相连，即所谓“插柳结绳”。边墙外挖掘深8尺、底宽5尺、口宽8尺的边壕。柳条边墙自山海关至威远堡边门，北段至法特哈边门，南段向南至凤凰城边门，形成以山海关、威远堡、法特哈、凤凰城为要塞结点的“人”字形封禁篱笆，共设边门20个，均分布在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柳条边墙虽不是筑城，且与真正意义上的长城不同，仅仅是简易的一种边界筑墙，并非一种军事防御体系。然而，其修筑形式和方法依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满州族的筑城传统。值得注意的是，柳条边墙的修筑方法与建州女真城寨筑墙颇为类似。
二 东北古代民族筑城源流及其文化
从东北古代民族筑城源流上看，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筑城当然是东北地区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筑古城。然而，近年来在山西神木县发现的石峁古城及附近的府谷寨山、榆林寨峁梁、佳县石摞山、山西兴县碧村等石筑古城，在年代学上均早于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石城。我们推测以石峁古城为代表的陕北高原石城群的发现，将会把我国早期国家与北方筑城文明的起源时间提前至更早的年代。从中也似乎看到东北地区古代最早的筑城文化，即夏家店下层筑城文化来自何方的蛛丝马迹——很可能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筑城与石峁古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它们的筑城方式，如石块垒砌城墙、城墙上砌筑巨大的马面、复杂的瓮门结构、筑城的材料、依山势修筑城垣的巧妙构思、选择近水且隘口险要的地形、易守难攻等共同特点进行分析可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筑城与石峁古城有着不可思议的共性特征。这种石块砌筑的筑城主要分布于东北南部的山地，利用石块砌筑山城的技术在高句丽时期达到了顶峰。高句丽的燕州山城、巍霸山城、青石岭山城、丸都山城、国内城等众多石砌筑城都是典型的代表。如果说东北地区的南部是以石筑城池发展起来的筑城文化的话，那么在东北北部的黑龙江流域则是以土筑和圆木为栅栏修筑的土筑城池。从空间分布上观察，东北地区的这种南北不同的筑城形制是极为特殊和饶有兴趣的文化现象。从时间上看，这两种筑城文化实为相向而行，逐渐走向融合，并且在以今吉林市一带为中心的松花江上游流域合流，土筑城池与石筑城池最终合二为一，成为吉林市龙潭山山城类型的主要特征。这种类型的山城，西至图们江流域，东达吉林市的松花江流域，形成了东北地区长白山山地的南北分界线。由三江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肃慎、挹娄、勿吉系统的民族筑城逐渐进入夫余的领地，勿吉灭亡夫余之后，这两种土筑的筑城融合，并与高句丽的石砌筑城与土筑筑城的混合型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其文化的对立特征表明了《隋书》记述勿吉人曾经与高句丽人对抗征战的史实。勿吉与高句丽的争夺战，主要是围绕着神秘的长白山主峰山地和辽河流域龙岗山地与千山山脉盛产的青铜、铁矿而无休止地进行着。此前，高句丽人与慕容鲜卑人为占据辽东矿藏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争夺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高句丽人不得不在公元5世纪初，在松花江上游到图们江支流的布尔哈通河流域阻止勿吉人南下。在今天的九台、舒兰、德惠、永吉、五常、双城、镜泊湖、东宁、汪清、珲春一带的古城，以及在延边地区的长城，实际上是勿吉与高句丽对峙的产物。
由此可以看出，石砌筑城与土筑圆栅形制的城池应该是东北地区城址的典型特征。特别是东北地区带有马面的土筑城址的时间可能要上推至汉魏时期。原因在于三江平原地区的凤林古城遗址中发现了汉魏时期的马面筑城。城垣均为土筑，马面设计得特别巨大，城内出土的文物非常单一。当然，这种马面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石城马面相比要相差近两千年。特别是在东北的辽金以前土筑城池中带有马面的筑城不是普遍现象，凤林古城遗址只是一个孤证。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的筑城技术传入东北地区的时间可以上推至战国时期。当时，靠近东北的燕国势力很早就进入了东北的南部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有效的管辖区域，辽东郡与辽西郡就是这一时期建立的。辽东郡、辽西郡分别管理着西辽河与东辽河的广大地区，郡县制度早在秦并六国前就在东北南部得到很好的施行。如今，在今天的法库、四平、辽源、梅河口一线以南地区都曾经发现大量战国至汉代的筑城、墓葬等遗址。其中吉林省梨树县的二龙湖古城是迄今所知纬度最北的战国至汉代古城。汉代在辽南地区修建的筑城多为方形或长方形土筑城址，其规模虽然不大，却严格按照周礼所制定的筑城规制而规范修筑。无疑，汉代在东北南部的筑城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筑城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东北地区古代民族政权修筑大型的平原型筑城，是从渤海国开始的。由渤海国开始全面学习汉唐文明的筑城方式与筑城技术，包括筑城材料的砖、瓦的烧制。应该说，渤海国时期是东北地区古代筑城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转折点。都城、京城、府、州、县的筑城均有严格的规模划分，街道、寺庙、两市、坊区、道路、驿站、官衙等都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东北地区开创真正都市文明的开端，同时也是中原筑城文化深入东北、影响东北的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余县的中央及地方的行政建制，深刻地影响了辽金两朝，辽金两朝的五京之制实际上就是来自渤海国。然而，渤海国虽有完备的五京体制，但是它毕竟属于地方王国政权。辽金两朝则是入主中原的泱泱帝国，二者之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有着极大的不同。
[1] 王禹浪、王文轶：《东北古代史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75页。
[2] 辽宁省抚顺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第四卷：清原县北三家乡、英额门镇、敖东家堡乡、红透山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