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异质性: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研究的新视野

现实世界中，个体企业存在特性差异是一个不争事实。福斯特、梅特卡夫(2005)指出，从经济学一般理论角度看，异质性表示所考察对象之间的差异化程度，不论是家庭、厂商、部门还是地区或者国家，都会因为他们在产品消费或生产、生产方式选择、创新活动和组织环境上所做出的决策，形成其努力、行为和成功方面的差异。因此，无论从经济增长理论假设的现实性角度，还是从探究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来说，企业异质性是一个基准概念(宋德勇等，2009)。

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由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一定的固定成本，而通常只有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才能承担出口进入固定成本而进入国外市场，因此，企业特性差异会造成企业出口决策的差异，具体表现为，有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而有些企业则只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其产品，这就形成了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因此，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就是指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一系列企业特性上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关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探讨。纵观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关于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的大量经验证据直接促成了基于企业异质性视野的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研究。同时，Melitz (2003)指出，若不存在贸易成本，那么引入企业异质性对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分析并不会产生影响。Roberts＆Tybout (1997b)也指出，企业在做出口决策时需要考虑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如建立销售渠道、了解出口市场信息等费用，一些文献中也称之为出口进入沉没成本。出口进入固定成本的存在，产生了行业内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分，因为只有高生产率企业才能克服出口进入固定成本，从而进入出口市场。由此，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沉没成本是在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研究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率增长的两个关键要素。本节将围绕这两个关键要素进行相关文献的梳理，并对企业异质性视野下国际贸易研究最近进展的主要论题进行归纳。

一　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一　个普遍现象

对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现象的关注，始于Bernard等(1995)的开创性研究。这项研究产生的背景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贸易政策取向的论争，支持自由贸易政策的一方认为，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出口企业是成功企业，且对一国经济有利，因此应鼓励出口和出口企业。但是，并没有可靠的信息表明出口企业确实具有一定的优越性。为此，Bernard等(1995)首次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1976—1987)，对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特性差异进行了全面考察。此后，关于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的经验证据大量涌现。

近年来，研究企业出口行为的文献也强调了企业的特性差异，认为企业特性差异构成了某些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原因。这些文献大多关注企业生产率、规模、创新能力、地理位置等特性对其出口决策的影响。同时，许多研究试图对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的原因进行解释，特别是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形成了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因果关系的探讨。一些研究指出，企业通过外贸渠道的国际接触，可获得新生产技术及产品设计知识，从而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些研究则指出，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是高生产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的结果。本节以下部分将对关于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的经验证据进行概括和梳理。

Chen＆Tang (1987)利用台湾电子产业中跨国公司的数据，比较了出口导向型企业(产品出口国外市场)和进口替代型企业(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的技术效率，结果发现，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更接近生产边界。Aw＆Huang (1995)利用台湾电子产业中企业层面的数据，分别估计了出口企业(产出主要供给国外市场)和非出口企业(产出主要供给国内市场)的生产函数，并从投入差异和生产率差异两个方面，分析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产出(增加值)差异的原因。实证研究的结果显示，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是显著的，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增加值差异可以显著地由二者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来解释。

Bernard等(1995)通过比较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时点数据，发现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存在显著的特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口企业具有更多工人，且白领工人的比例较高;第二，出口企业具有更高的工资、更高的生产率、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密集度;第三，出口企业为多工厂企业(multi－plant firm)的可能性更高。Aw等(2001)不仅考察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还对进入企业、退出企业和在位企业(incumbents)之间的生产率差异进行了具体分析。他们利用台湾1981年、1986年、1991年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在台湾制造业企业中，新进入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在位企业，新进入企业中，高生产率企业与在位企业的生产率差距逐渐缩小。退出企业的平均生产率低于存活企业。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即使是从出口市场退出的企业，其生产率仍然高于非出口企业。Bernard＆Jensen (1999)利用1984—199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采用计算出口商溢值(exporter premium)的方法，对美国制造业中出口企业的优越性进行考察。具体做法是，对下式进行估计[4]:

lnXi=α+βExporti+γIndustryi+θStatei+εi

其中Xi为企业i的特性指标，Exporti表示是否出口虚拟变量，Industryi和Statei分别表示行业和区位虚拟变量，系数β就表示出口商溢值，衡量了同行业和同地区中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的特性差异。估计的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总就业规模和总产出是非出口企业的两倍，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密集度分别比非出口企业高12%—24%和7%—22%，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4%—18%，同时，出口企业的总就业人员中非生产工人(白领)所占的比例更高。

一些文献关注生产率、规模等企业特性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认为企业特性差异构成了某些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原因。Roberts＆Tybout (1997a)对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出口决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规模大、成立时间长、属于有限公司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出口企业，这也说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企业规模、年龄和所有制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特性构成了企业出口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Bernard＆Jensen (2004b)利用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某些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原因。结果发现，企业特性差异是构成部分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重要原因，这些特性主要包括规模、生产率、劳动力质量(度量指标为平均工资的滞后期和白领工人所占比重)、所有权结构(度量指标为是否为跨国公司以及是否为多工厂公司的虚拟变量)以及产品特性(度量指标为是否改变产品的虚拟变量)。Tushar Poddar (2004)基于印度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的盈利能力、所有权及地理位置是企业出口进入决策的影响因素。盈利能力高的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出口企业，且相对于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出口企业的可能性更大，另外，位于临海城市的企业出口可能性也较大。

一些研究强调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生产率水平上的差异，并进一步探究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关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差异的原因，主要存在两个假说:一个是“自选择说”(self－selection effects)，强调沉没成本以及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出口市场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那些选择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往往具有比之内向型企业更高的生产率，因此更能承受出口进入沉没成本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双重压力;另一个是“学习效应说”(learning effects)，认为通过外贸渠道的国际接触，企业可获得新生产技术及产品新设计知识，这反过来会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基于以上两个假说，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涉及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因果关系的考察，代表性文献主要有Bernard＆Jensen (1999) (美国)、Clerides等(1998) (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以及Aw等(2000)(中国台湾、韩国)等。

Bernard＆Wagner (1997)针对德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3年前)就表现出较非出口企业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和更大的规模，且这种差距在进入出口市场前存在扩大的迹象，但是进入出口市场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距却并没有继续扩大，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在德国制造业企业中，企业具备较高的生产率才能进入出口市场，但是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作用。随后Bernard＆Wagner (2001)，Wagner (2002)，Arnold＆Hussinger (2004)利用德国企业层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发现，企业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单方向的，表现为较高企业生产率显著增加企业出口的可能性，但是进入出口市场后企业表现并不一定比非出口企业好。Bernard＆Jensen (1999)利用1984—199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美国制造业中出口并不能显著的促进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相反，具有更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更有可能进入出口市场。Clerides等(1998)基于哥伦比亚(1981—1991年)、墨西哥(1986—1990年)和摩洛哥(1984—1991年)出口导向型产业的企业层面数据，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关系(自我选择效应和出口学习效应)进行实证考察。他们首先根据样本考察期内企业的出口状态将各国的样本数据分为5组，分别为非出口企业(样本考察期内没有进行过出口)、出口企业(样本考察期内一直有出口)、进入者(在样本考察期内从非出口企业变为出口企业)、退出者(在样本考察期内从出口企业变为非出口企业)、出口状态转变企业(样本考察期内在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之间的转变大于一次)，通过绘制5组样本企业的成本轨迹和劳动生产率轨迹并进行比较发现，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表现出成本降低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迹象，但是进入出口市场之后，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轨迹并没有显著变化。这从直观上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或劳动生产率差异的原因在于高生产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随后，他们采用利用双方程模型(即对自回归成本方程和动态二项选择方程进行估计)进行了规范检验，结论也支持高生产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而出口学习效应并不显著。Aw等(2000)利用中国台湾1981年、1986年、1991年和韩国1983年、1988年和1993年制造业企业层面的数据，对出口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考察。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是，首先根据企业的出口状态将样本企业分为四组，分别为未进入企业(t年和t +1年都没有出口)、进入企业(t年没有出口，t + 1年出口)，退出企业(t年出口，t +1年没有出口)和持续出口企业(t年和t + 1年都出口)，然后从多方面(同时期、跨时期)对各组企业的平均生产率进行比较。他们采用此方法的依据是，自我选择意味着企业t年的生产率水平是其t +1年进入出口市场的决定因素之一，而出口学习效应则意味着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会随出口企业的出口经历而扩大。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在台湾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表现为高生产率的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也就是说，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其生产率水平明显高于非出口企业，而进入出口市场以后，持续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并没有扩大的迹象;而对于韩国制造业企业来说，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他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韩国企业的出口决策更多地受制度因素影响，企业生产率水平对出口决策的影响有限。Isgut (2001)选择哥伦比亚1981—1999年制造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的实证考察发现，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前就具备较大的规模、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均资本以及较高的平均工资等，且这些优越性促使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但是出口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的证据并不显著。Delgado等(2002)利用1991—1996年西班牙制造业企业数据，并采用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ric tests)方法对自主选择说和学习效应说进行检验，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显著的自主选择效应，而针对全体样本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显著的出口学习效应，但是仅选择年轻企业作为样本的研究发现，进入出口市场后年轻出口企业与年轻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距扩大，说明年轻企业中出口学习效应是显著的。Chin Hee Hahn (2004)针对韩国以及Girma等(2004)针对英国的实证研究发现，自选择说和学习效应说都是存在的。

一些实证研究侧重于对出口学习效应的检验，他们利用一些国家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发现了显著的学习效应。Kraay (1999)利用中国2105家工业企业1988—199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企业的出口学习效应是显著的; Castellani (2001)对意大利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出口密集度很高的企业中，出口的学习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出口密集度低于一定的程度时，这种效应就不再显著了。Bigsten等(2004)针对非洲四国以及Johannes (2005)针对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9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出口行为的学习效应是显著的。Blalock＆Gertler (2004)对印度尼西亚的实证研究发现，出口的学习效应是显著的，出口经历使得企业生产率可以获得跳跃式增长。Isgut＆Fernandes (2007)针对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控制了自选择偏差后，出口学习效应是显著的，且出口学习效应在出口密集度高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对于出口退出企业来说，出口学习效应则是不显著的。De Loecker Jan (2007)利用匹配样本技术(matched sampling techniques)对1994—2004年7915个斯洛文尼亚制造业样本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学习效应是显著的，同时也指出，学习效应的强度与企业的出口目的地有关，即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所产生的出口学习效应更加显著。Albert等(2009)通过考察亚洲危机前后面向不同出口市场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对生产率的影响来检验出口学习效应。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汇率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一些贸易伙伴国的货币贬值(如日本、马来西亚、韩国)，而另一些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升值(如英国、美国)，这就导致面向不同出口市场的出口企业面临两种然不同的出口需求波动。他们通过构建企业特有汇率波动(firm－specific exchange rage shocks)指标，实证检验了金融危机前后面向不同出口市场的出口企业的出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出口市场经历大幅度货币贬值的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增长较慢，且出口市场为发达国家的出口企业出口增长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更大，由此证明出口学习效应的存在性。

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异质性问题本身是一个实证命题[5]，以上文献均是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从研究结论上看，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特性差异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存在显著的特性差异，出口企业一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规模、人均资本等。而对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因果关系的考察，所得出的结论则不尽相同。总体来看，针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大多支持“自选择说”，但并未发现显著的证据支持“学习效应说”，即出口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的原因在于高生产率的企业自主选择进入出口市场，但是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并没有扩大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距水平;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则大体上支持“学习效应说”，说明出口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生产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6]。

从研究方法上看，以上考察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特性差异的实证研究所涉及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统计分析法，即利用大量企业层面数据的统计分析，从直观上考察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特性差异(如Bernard＆Jensen (1995)等) ;第二种是计量分析法，即通过计算出口商溢值(exporter premium)系数来考察出口与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具体方法是，采用企业各方面特性指标为被解释变量，是否为出口企业的虚拟变量为主要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是否为出口企业虚拟变量的系数便表示出口商溢值(如Bernard＆Jensen (1999)等)。关于出口与企业生产率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有两种:第一种是统计分析法，即通过选择企业生产率、规模、人均资本等特性指标，分别比较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和之后的特性差异及其变化趋势，来检验自主选择说和学习效应说(如Bernard＆Wagner (1997) ; Aw等(2000) ; Isgut (2001)等) ;第二种是计量分析法，即通过分别估计企业出口决策二项选择模型和企业成本自回归方程来考察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该方法最早由Clerides等(1998)引入，随后被一些学者所采用(如Bernard＆Jensen (1999) ; Bigsten等(2004)等)。除以上两种基本方法外，一些学者采用扩展方法来检验出口与企业生产率的联系，如相匹配企业模型、随机占有分析方法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等[7]。

二　异质性企业出口选择的约束因素:出口进入之沉没成本

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前提下考察企业的出口选择问题，必须考虑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便是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8]。现有研究中，对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需支付的固定成本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且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对此有不同的称谓，如研究企业出口发展进程的国际营销学文献称之为出口壁垒，“沉没成本与贸易滞后”文献称之为市场进入沉没成本(Sunk Market—Entry Costs)[9]，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称为固定出口成本[10](Fixed Export Cost)或出口进入沉没成本。

(一)　出口进入固定成本:测度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研究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实践的文献[11]，开始关注阻碍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或进一步出口扩张的出口壁垒。这些文献大多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从企业的角度来归纳和分析出口壁垒的种类和特性。Leonidas (2004)从32个实证文献中归纳了39个出口壁垒，并对它们的影响程度进行了排序。他定义出口壁垒为所有阻碍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维持出口经营的因素。广义地说，可以将出口壁垒分为内部壁垒(internal barriers)和外部壁垒(external barriers)，内部壁垒来自与出口经营相关的企业组织资源，外部壁垒来自本国和出口目的国的环境。这方面的研究在出口壁垒的种类和性质的归纳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但并没有对这些出口壁垒进行量化和测度。

国际贸易领域的其他研究，大多只是指出了出口进入固定成本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对其进行明确界定和测度的文献寥寥无几。Baldwin (1988)和Baldwin＆Krugman (1989)指出，市场进入固定成本包括为进入某一特定市场所进行的商誉以及营销网络建设费用，引入某品牌的广告费用，以及为满足某特定市场的需要进行产品改良的费用等。Head＆Mayer (2004)提出用双边贸易开放度来表示贸易成本，双边贸易开放度指数φod的计算公式为:

其中，Eod表示o国向d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值，Edo表示d国向o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值，Eoo和Edd分别表示o国和d国的国内销售收入，等于工业总产值与出口值的差额。Kancs (2007)基于异质企业下的贸易增长模型研究东南欧(South Eastern Europe，SEE)的贸易增长问题时，也采用了Head＆Mayer (2004)测度贸易成本的方法。Bernard等(2006)利用美国产品层面的进口数据，构建并测度了美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贸易成本[12]。他们定义i行业t年的可变贸易成本为从价税率和运费和保险费的从价率(ad valorem feright and insurance rates)之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表示i行业t年的关税收入。Das等(2007)建立企业出口参与的动态结构计量模型，利用1986年哥伦比亚三个制造行业(皮革业、纺织业和基础化学业)的企业层面数据，对企业出口进入的沉没成本进行了估计。估计的结果显示，对于小规模企业来说，行业平均出口进入成本为412000美元(纺织业)到430000美元(皮革业) ;对大规模企业来说，行业平均出口进入成本为344000美元(基础化学业)到402000美元(纺织业)。

一些文献笼统地将贸易成本作为研究主题，并进行了界定和测度，其中Anderson＆Wincoop (2004)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Anderson＆Wincoop (2004)指出，即使扣除贸易壁垒，现实经济中的贸易成本也是非常高的，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经济体中，这种贸易成本也是存在的。国家之间、部门之间甚至产品之间都存在贸易成本的差异。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壁垒高于工业化国家;部门贸易壁垒与需求弹性呈反方向变化;不同产品之间的政策壁垒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存在显著差异，有些产品部门的非关税壁垒接近0，而美国纺织品与服装部门的非关税壁垒涉及71%的产品，税率从5%—33%不等。他们界定广义贸易成本为，除边际生产成本以外的，将产品交到最终消费者手中所花费的所有成本，包括运输成本(包括运费和时间成本)、政策壁垒(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信息成本、合约实施成本、因流通货币不同导致的成本、法律法规成本以及当地分销成本(批发和零售)。关于贸易成本的测度，Anderson＆Wincoop (2004)总结出了两种方法，分别为直接测度法和间接测度法。现有文献对贸易成本的直接测度，主要测度了政策壁垒(关税和非关税)所带来的贸易成本、运输成本和分销成本，但是这些测度由于数据的缺乏，存在很多问题和局限性。对贸易成本的间接测度又可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基于引力模型，利用双边贸易流量进行测度，另一种是从价格中推导贸易成本，贸易文献大多比较产品的世界价格和国内批发价格，目的在于估计非关税壁垒，而宏观经济学文献则倾向于比较不同国家相似产品的零售价格。Anderson＆Wincoop (2004)对工业化国家“代表性”贸易成本(包括运输成本、与跨越国界相关的成本以及分销成本)的粗略估计为170%，其中21%为运输成本，55%零售和批发成本，44%为边境相关成本(包括可直接观测的成本和推断的成本)，总的国际贸易成本为74% (0.74 =1.21×1.44－1)。

(二)　出口进入固定成本:沉没性分析

任何经济决策都存在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与贸易滞后”文献(Baldwin 1988，Baldwin＆Krugman 1989，Dixit 1989a，b )强调了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沉没成本，认为在国际贸易中，除关税、运输费用等可变贸易成本外，企业还需要支付市场进入固定成本，且这些成本往往是沉没的。市场进入固定成本的沉没性(或市场进入沉没成本)会导致经济体对贸易政策波动的反应滞后。

将沉没成本滞后引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现实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元周期[13]对美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持久效应。最早对此论题进行研究的是Baldwin (1988，1990)。他的沉没成本模型(又称“据点模型”beachhead model)，基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存在沉没成本的假设条件，证明本国货币足够幅度的升值会导致国内市场结构变化，并由此产生贸易滞后。他还利用“汇率传递方程”[14]做了实证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初美元升值导致了美国进口价格滞后，具体说，就是美元贬值后的美国进口价格低于预期水平。Baldwin＆Krugman (1989)建立单厂商局部均衡模型，论证存在沉没成本的情况下，大幅度的汇率波动会对贸易流量产生滞后效应。Dixit (1989b)对Baldwin＆Krugman (1989)模型进行了扩展，建立多厂商局部均衡模型，分析在沉没成本存在的情况下，汇率波动对一个产业的影响。他采用数字模拟的方法，分别计算了企业数量变化(即存在企业进入、退出)和企业数量(即没有企业进入、退出)不变两种情况下的汇率传递系数[15]，结果表明存在企业数量变化时，汇率传递系数接近1，而企业数量不变时，汇率传递系数接近零。由此可以看出，当不存在企业进入、退出时，汇率变化对进口价格的影响非常小，表现出滞后特征。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对不同产业的滞后假说进行检验。Parsley＆Wei (1993)对用“滞后假说”解释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持续贸易赤字问题产生质疑，他们从两个方面对滞后假说进行检验。第一，若滞后假说成立，则汇率的累积变化是贸易流量的重要决定因素，因为贸易滞后意味着汇率变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还取决于汇率的历史变化;第二，贸易滞后意味着汇率波动增强导致贸易流量对汇率的反应下降。检验的结果并不支持滞后假说。以往文献中对沉没成本导致贸易滞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而实证研究的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已有的实证研究只是间接证明贸易滞后的存在性，且都没有对沉没成本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检验，因为对出口进入沉没成本的界定和测度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三)　出口进入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决策:经验证据

随着企业层面的国际贸易行为逐渐得到理论及实证研究的关注，一些学者在研究企业国际贸易行为决策中引入了出口进入沉没成本这一因素，并就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Roberts＆Tybout (1997)和Bernard＆Jensen (2004b)分别建立利润最大化企业出口决策模型来考察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便是出口进入之沉没成本。之后，大量的文献基于该实证模型，并采用不用国家的企业层面数据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考察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时，无一例外地采用企业前期出口状态对当期出口状态的影响系数进行度量，因此都属于间接实证。现有文献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都证明了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企业在过去的出口经历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当期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代表性的研究包括Roberts＆Tybout (1997a) (哥伦比亚)、Bernard＆Wagner (2001) (德国)、Bernard＆Jensen (2004b) (美国)、Kaiser＆Kongsted (2004) (西德)、Chin Hee Hahn (2004) (韩国)等。

三　企业异质性视野下国际贸易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论题

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假设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分析工具，使国际贸易研究涉及企业层面的事实，关注异质性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选择行为，并得出了在以往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所未能得出的结论，从而为国际贸易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引入企业异质性后，国际贸易研究的新进展所涉及的论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的贸易与增长。Melitz (2003)的研究开创了在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研究贸易与增长问题的先河。他在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假设，并结合Hopenhayn (1992a)的动态产业模型，分析行业内异质性企业的内生性选择问题，揭示出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内在机理——行业内资源重置效应。随后，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对Melitz (2003)模型进行了拓展，如Yeaple (2005 )，Melitz＆Ottaviano (2008 )，Hsu (2006 )，Bernard等(2007)等，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的贸易与增长问题的研究。Baldwin＆Robert－Nicoud (2007)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和异质企业贸易理论的研究成果，全面分析了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前提下，贸易的增长效应。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中，贸易具有正增长效应是标准结论。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在考虑了企业异质和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后，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不确定的，既存在正效应也存在负效应[16]。一方面，Melitz (2003)模型的选择效应提高了引入新品种的预期成本，这就降低了新品种的引入速度，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对边际创新成本的影响则带来正增长效应。两种相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创新技术的本质特征及其与产品、知识贸易的联系。他们的研究还指出，Melitz (2003)所揭示的贸易自由化的行业内生产率效应只是水平上的，增长的速度会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而变慢。因此，他们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贸易自由化的静态生产率效应，还考虑了动态效应。Segerstrom＆Gustafsson (2006)建立包含企业生产率差异和R＆D驱动型经济增长的贸易模型分析贸易自由化的增长效应。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导致低效率企业退出的同时，也减慢了新产品的开发速度。因此，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增长的总效应取决于跨期R＆D知识溢出(intertemporal knowledge spillovers in R＆D)的强度。若这种溢出较弱，则贸易自由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生产率增长，且在长期内改善消费者福利，若这种溢出较强，则贸易自由化会在短期内抑制生产率增长，且在长期内恶化消费者福利。

第二，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的贸易模式与贸易量。Baldwin (2005)指出，异质企业贸易模型与标准的代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显著区别之一，在于模型所揭示的贸易模式。在贸易开放条件下，只有部分企业出口产品到国外市场，即使在出口部门，也存在非出口企业。因此，各国单个行业内均存在三种类型的企业，分别为X型企业(出口企业)、D型企业(非出口企业)和N型企业(没有进行生产的企业)。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模式就表现为，国内和国外的X型企业进行产业内贸易，D型企业立足国内市场，N型企业没有进行生产。X型企业的出口量随着边际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增加。Chaney (2008)在一个简单贸易模型中引入企业异质性和出口进入固定成本，分析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他认为，贸易流量在贸易壁垒影响下的调整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出口企业关于出口量的调整，称为集约边界(intensive margin)，其二是企业关于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选择，称为粗放边界(extensive margin)[17]。考虑了企业异质性之后，企业的出口选择成了贸易流量调整的关键特征。因此，他推断，与代表性企业框架下的分析结论相比，在异质性企业框架下，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要大得多。他的这一推论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

第三，企业异质性视野下的国外市场进入模式(对外直接投资或出口)。Helpman等(2004) (H－M－Y模型)考虑行业内企业异质性对行业进入国外市场模式的影响，并对行业内企业异质性程度进行了测度。H－M－Y模型的主要结论为:最低效率企业退出，其他低效率企业只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高效率企业进入国外市场，但是进入国外市场的模式有所区别，效率较高的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国外市场，而效率较低的企业则通过出口进入国外市场。行业内企业异质性程度影响了行业出口销售额与对外直接投资销售额的比例关系。

第四，企业异质性与新经济地理学。异质企业国际贸易理论也为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Baldwin＆Okubo (2006)首次尝试将Melitz (2003)的异质企业垄断竞争模型与一个简单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相结合，分析异质性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他们的分析指出，效率最高的企业首先选择从小区域(南方)向大区域(北方)重新选址，这种非随机的空间选择意味着标准实证方法实际上高估了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可能是因为高效率企业自主选择进入中心区域，从而导致该区域平均生产率的提高。同时，旨在促进外围区域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如生产补贴)也会产生分类效应，由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离开集聚(中心)区域的机会成本较小，因此这种产业政策会导致高效率企业向中心区域转移，低效率企业则向外围区域转移，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区域产业发展的非平衡性。融合了企业异质性假设的新经济地理学又被称为“新”新经济地理学，后续理论研究包括Okubo (2010)、Okubo＆Forslid (2010)等。实证研究方面，“新”新经济地理学所关注的主要议题为如何采用实证方法鉴别与测度分类效应、选择效应和集聚效应，代表性的研究包括Behrens等(2010)、Okubo＆Tomiura (2010)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