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靖难”政变与焚毁史料

建文元年（1399）至四年，明皇室内部的一场战争，改变了明代的皇位传承序列和明代的历史进程，而新皇帝故意焚毁旧朝史料，直接引发了关于建文历史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肇端了之后建文史研究与编撰的繁荣。

一　燕王起兵，皇城易主

明太祖朱元璋苦心经营天下三十多年，在他身后留下的局面，总体上还是不错的：国家统一，政治局面安定，吏治清明，社会经济也在恢复与发展中。但是，朱元璋治国的一些弊端此时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它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封建专制的政治空气太严酷，二是藩王权重，尾大不掉，使建文帝越来越感到难以驾驭。”[18]建文帝执政之后，处理前一个问题比较成功，而对后一个问题的处置则是失败的，并因此而失掉了政权。

明初藩王问题突出的原因，要从朱元璋为永保大明江山而做的独特制度与人事安排说起。

朱元璋出身贫寒，经过艰苦的征战建立起明王朝后，他紧抓大权，亲手规划国家的各项制度，其核心是保证皇权独尊。为此，他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权力空前集中的专制制度，还不放心，又进一步从人事安排上为儿孙继位扫除可能存在的哪怕一丁点威胁与障碍，为此不惜大开杀戒，把与他出生入死打江山的功臣杀灭殆尽。这位猜忌心重、对功臣心狠手辣的皇帝却很重视宗法亲情，他制定了严格的嫡长子（孙）继承制度，在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懿文皇太子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早殁后，又立太子之子朱允炆为皇太孙，让他参与朝政，还为他精心挑选辅佐大臣；又将自己的众多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全国各地充当藩王，让他们“夹辅王室”[19]。期望通过这种安排，永保大明王朝，让子子孙孙安享荣华富贵。

似乎江山如铁桶一般牢固。殊不知，太平下面掩藏着深刻的危机。明太祖为子孙后代设计了一套似乎无懈可击、详瞻周密的治国制度，可问题恰恰出在他引以为自豪的、认为既顾全了君臣之义又体现了宗法之亲的封王制度。明初藩王的权力很大，他们拥有军队，“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冕服车旗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岁禄万石，府置官属”[20]。这样，各藩就成为了“比元代行中书省权力大得多的半独立政权，从汉代以后还没有权力如此巨大的封国”[21]。朱元璋在世时，凭着父皇的身份与开国君主的威权，诸王即便有什么非分之想，也不敢表露，只能谨守藩职。而年仅十六岁就被封为皇太孙的朱允炆，面对“以叔父之尊，多不逊”的诸王，就不能不感到如芒刺在背、忧心忡忡了。一天，他在东角门和伴读黄子澄商议此事，曰：“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黄子澄颇有信心地回答：“诸王护卫兵，才足自守。倘有变，临以六师，其谁能支？汉七国非不强，卒底亡灭，大小强弱势不同，而顺逆之理异也。”[22]听了黄子澄的这番话，朱允炆才安下心来。

立皇太孙六年之后，朱元璋病重去世，朱允炆登基成为明代的第二位皇帝。皇祖不在了，天空中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没有了，可也没了掣肘，建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解决藩王问题了。他在心腹谋臣、后升为太常卿的黄子澄与兵部尚书齐泰的辅佐下，开始了削藩的历程。君臣谋议的结果，决定从周王开始削藩。

正在这时，周王府发生内讧，周王次子有爋告发周王谋逆。建文帝命曹国公李景隆以率兵北上巡边的名义，路过开封，突然将周王府包围，将周王逮系，送往京师。接着又连罪湘、齐、代、岷四王，其中除湘王“阖宫自焚”外，其他几王或囚或废。

朝廷在囚废五王的同时，加强了对实力最强大的燕王的防范。建文帝任命亲信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为北平都指挥使，“俾察王府动静”。朝廷还以防边为名，派都督宋忠调官军三万屯驻开平，并乘机把燕王护卫的精锐全部调出塞外，削弱燕王实力。另外又调北平永清左右卫官军分驻彰德、顺德，命都督徐凯赴临清练兵，耿赴山海关练兵以钳制北平。

燕王表面上不动声色，但暗地里制造兵器，操练士兵，与一班心腹谋臣、亲信将领日夜谋划，等待起兵的时机。一场大战随时都会爆发。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建文帝发出密诏，令张昺、谢贵逮系燕府官属，都指挥佥事张信捉拿燕王。张信向燕王告密。建文元年（1399）七月，张昺、谢贵带领将士包围燕王府，要求交出王府属官。燕王和亲信将领张玉、朱能等人谋划，设计将张昺、谢贵二人骗进王府，捉拿杀害。围王城的士兵听到主将被捕的消息，一溃而散。燕将张玉、朱能等连夜率兵攻占九门，控制了北平。随后，燕王打着“诛奸臣，清君侧”的旗号，宣布起兵“靖难”。

从军事力量上来说，朝廷占绝对优势，但谋略上燕王占优。燕兵接连打败了朝廷方面由长兴侯耿炳文率领的二十万大军、曹国公李景隆率领的五十万大军，又收编了宁王朱权的军队，实力大增。不过，各郡、县地方官多忠于朝廷，抵抗强烈，誓死不投降，所以，燕王几年辛苦下来，也没取得多大地盘。史称：

成祖靖难用兵，出入四年，所破郡县皆不设官守。诸郡县亦不肯归附。旋破旋守，惟得北平、保定二府。[23]

燕王毕竟是以一隅之力反抗中央，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朝廷又调整了部署，任命盛庸为主将，使燕军进攻的势头受阻。就在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时候，建文三年（1401），一些不满建文帝严格管理的宦官逃奔燕王，泄露宫中密情，谓重兵在外，京师空虚，劝燕王火速直捣南京。京师是天下根本，京师定天下定。燕王遂下决心改变战略，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挥师南下，直趋金陵。

燕师取道河北，避开兵部尚书铁铉驻守的济南，径直南下。朝廷方面，派总兵平安、何福、徐国公徐辉祖率军与燕军大战于齐眉山（今安徽省灵璧县境内），此役燕军损失惨重。时暑雨连绵，道路泥泞，燕军的北方士兵不习南方气候，疾病流行，多欲北归。在此关键时刻，朝廷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以为燕师快要北归了，京师不可无良将，把徐辉祖调回南京。燕师再与官军战于灵璧，官军大败，屡败燕军的骁将平安被执。燕军士气大振，乘胜进击。建文四年（1402）六月三日，燕军抵达南京城外。十三日，负责金川门防守的曹国公李景隆、谷王朱橞打开城门，迎接燕师入城。就在这时，皇宫中燃起大火，后来从灰烬中掘出一具尸体，内侍指为建文帝，燕王顺水推舟，为遮人耳目，稍微参照天子之礼做了安葬。

诸王与群臣纷纷劝进，朱棣在表演了一番“三让礼”后，十七日，在南京即皇帝位，建元永乐，以明年为永乐元年，改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布告天下。此举表明他不承认自己的皇位与建文帝有关系，而是认为自己的皇位来自于太祖，接的是太祖之统，继承的是太祖的江山。

明代历史从此进入了朱棣及其子孙统治的时代。

“靖难”事变，又一次证明了：“在争夺皇位问题上，这些皇家子孙并不把什么宗法规定认为不可侵犯，也不讲究什么夫妇父子兄弟叔侄等亲亲之谊。礼教纲常等恍似一层易破的轻纱，并未掩盖住因此一问题而激发的绵亘不断的严重冲突。”[24]

二　风声鹤唳的恐怖时期

1.残酷的人身迫害

燕王起兵时打着“清君侧之恶”的旗号。所谓“奸恶”，在明代官修史书和清代所修《明史》中，载燕王屡次上书与檄文，指的奸臣主要是齐泰、黄子澄等人，范围很小，但这是后世文饰的结果。据《姜氏秘史》载，起兵后燕王上皇帝书称“在朝左班文职齐尚书、黄太卿等俱是奸邪小人，贪墨猾吏，俱我父皇诛不尽之余党”。移檄天下文又称：“今奸臣齐尚书、黄太卿等，余必与之不共戴天，不报得此仇，纵死亦不已。故用钦遵《皇明祖训•法律》内一条，躬行率领精兵三十万，诛讨左班文职奸臣。”[25]明确地指出讨伐的对象是以齐泰、黄子澄为首的“左班文职奸臣”，将打击矛头指向文官集团。

攻下南京后，燕王前后两次发榜追捕“奸臣”：

揭榜左班文臣二十九人：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礼部尚书陈迪，文学博士方孝孺，副都御史练子宁，礼部侍郎黄观，大理少卿胡闰，寺丞邹瑾，户部尚书王钝，侍郎郭任、卢迥，刑部尚书侯泰，侍郎暴昭，工部尚书郑赐，侍郎黄福，吏部尚书张，侍朗毛太亨，给事中陈继之，御史董镛、曾凤韶、王度、高翔、魏冕、谢升。前御史尹昌隆，宗人府经历宋征、卓敬，修撰王叔英，户部主事巨敬。燕王指以上诸人为奸臣，别其首从。先是，出赏格：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绑缚奸臣，为首者升官三级，为从者升二级；绑缚官吏，为首者升二级，为从者升一级。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获得官者甚众，乘机报私讐，劫掠财物者纷纷，虽禁不能止也。既而郑赐、王钝、黄福、尹昌隆皆迎驾归附，自陈为奸臣所累，乞宥罪；令复其官。以茹常、李景隆言，并宥张，复为吏部尚书，余皆不宥。寻复揭榜于朝堂，增徐辉祖、葛成、周是修、铁铉、姚善、甘霖、郑公智、叶仲惠、王琏、黄希范、陈颜回、刘璟、程通、戴德彝、王艮、卢原质、茅大芳、胡子昭、韩永、叶希贤、林嘉猷、蔡运、卢振、牛景先、周璿等共五十余人。[26]

五十余人的大名单，几乎囊括了建文朝的主要文职官员，后来除少数几人迎降被宽宥外，其余的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实际上，遭到惩处的官员远不止名单中所涉及的这些人。朱棣在榜示“奸臣”的同时，还公开发出赏格，允许军民人等绑缚建文“奸臣”，并分级给赏。这种以利相诱、发动群众抓“奸臣”的做法，“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恐怖气氛。

诛杀“奸臣”的残忍，由于建文诸臣的激烈抵抗又无数倍地加重了。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总有一些死于节义的忠臣和隐居不仕的遗民。明初朱棣取代建文帝，皇位是在叔侄间轮换，算不上改朝换代，说轻点，依朱棣的话只是“家事尔”，但是不肯降服、慷慨赴死之辈摩肩接踵，不仕新皇、隐迹江湖的遁逸之士比比皆是，不输于任何朝代。这给皇位来路不正、却又想把自己装扮得道貌岸然的朱棣很大震撼，他用加倍的血腥报复诸臣，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恐怖、悲惨的一页。

“首恶”之一黄子澄，被俘后抗辩不屈，被砍去双手双足，磔死。族人不分老少，全部斩首，姻亲都被谪戍边疆。只有一子幸免，改名田经，直到洪熙年赦免“奸党”才敢复姓。[27]

另一首恶齐泰，不屈被杀，一家被族诛，从兄弟齐敬宗受牵连而死，叔父齐叔永、齐阳彦等谪戍。其子六岁，配给功臣家为奴。仁宗时才赦免。[28]

兵部尚书铁铉，“靖难”中屡挫燕军，京师失陷后，仍率部在淮河一带抵抗。“被执至京，陛见，背立廷中，令一顾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顾。割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问曰：‘甘否？’铉厉声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犹喃喃骂不绝。”[29]

最惨烈的是方孝孺十族被诛。孝孺一代儒宗，朱棣想利用其声名，强迫他为自己草拟即位诏书。孝孺斩衰入见，且哭且骂，誓死不屈，朱棣令诛其九族；九族既诛，仍坚拒不从，朱棣又令以朋友弟子廖镛、林嘉猷等为一族，并坐，诏磔于市，牵连坐死者共八百七十三人，谪戍绝嗣死者不可胜计。

另一件暴虐的事是“瓜蔓抄”。所谓瓜蔓抄，含有顺藤摸瓜、广为株连之意。事肇于御史大夫景清，试图趁上朝之机刺杀朱棣。事败后，景清被剥皮实草，械系于长安门，灭其族，朱棣犹不解恨，“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30]。朱棣疯狂报复、滥杀无辜，达于暴君之极致。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隋炀帝等人一直被人们看作暴君，其实，朱棣对待政敌态度之残暴，比他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朱棣屠杀建文忠臣及其亲属的过程中，都御史陈瑛起了极坏的作用，史称“都御史陈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31]。不仅如此，在“靖难之役”后相当长的时间，迫害建文忠臣亲属的行为都未停止。事发当时，诸臣的主要亲属已被杀害或被谪戍，多年后受到牵连的是疏远的外亲。

永乐七年，陈瑛又请穷治外亲，全家抄解都察院，见丁不拘多少，尽边卫永远充军。一丁一卫恣意拨解，父子兄弟分割四离。练子宁戍边姻戚数百人，黄观数十人，齐泰姻党阳彦甫六岁遣发，胡闰外甥史遇通十岁以下，肩挑篮筐而去，其他牵累未易枚举。夫原发不由刑部，评驳不由大理，陈瑛恣凭胸臆，锻炼成狱，无辜受冤，忠良报愤，此不出我成祖初意明矣。永乐九年三月，陈瑛有罪下狱身死。天道圣明，至今炯炯，良可畏哉！[32]

此时，距离朱棣掌权已经七年，诸臣远亲对其政权丝毫不构成威胁，仍然遭到迫害，说明“靖难”事变株连之广、之久，对明代社会影响之久远。尽管史家为朱棣开脱，把责任全推给陈瑛，但试想如果没有朱棣做后盾，没有一个迫害政敌的氛围，陈瑛能这么猖狂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史书记有朱棣几次不让牵连亲属的旨令，其实，从另一角度来看，正好反映了迫害忠臣亲属的行为一直都存在着。如永乐十一年（1413）正月“敕法司解建文禁令。自此波及姻党，渐次获宥”[33]，此条材料证明此前一直存在针对诸臣亲属的禁令，陈瑛之穷治外亲，除了说明他人性丑恶、意图邀功之外，于法理而言，并非无据。明代史家津津乐道于朱棣宽待被划为“奸党”的御史大夫练子宁的姻亲钱习礼，所表露的也正是这一层意思：

永乐十一年，翰林庶吉士钱习礼与练子宁有姻，先是逮治奸党，习礼偶获免，而恒为乡人所持，以告杨荣。荣乘间以闻，上欣然曰：“使子宁尚在，朕固当用之，况习礼乎？”即日下令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来告者勿理。于是党禁渐解。

不罪钱习礼，下令齐、黄等远亲未拿者悉宥，说明捉拿远亲在此前事实上还存在着。朱棣为缓解矛盾，有时也做一些温和的表态，但看来效果不明显，拿解远亲的行为没有停止，所以，在永乐十三年（1415）：

上谕三法司，各处妄告奸恶的，好生扰害良善。自今年五月初八日以前，但有被告奸恶已提到官及未提者，都饶了不问。今后，但有指以奸恶为由生事，扰害良善的，罪之不饶。[34]

看来，告密文化一旦形成，许多人从中尝到了甜头，再要想改变很难，何况朱棣实行的就是特务政治呢！各地仍在穷治建文“奸党”。永乐十四年（1416），文渊阁大学士胡广奔母丧后自江西吉水返朝，朱棣问“百姓安否”？胡广如实禀报：“安。但郡县穷治建文时奸党，株及枝亲，为民厉。”[35]已到朱棣晚年了，治建文“奸党”仍为一大民害。

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件案子，在当事人及其直系亲属已获罪多年以后，不再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对统治秩序构成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胜者一方还如此肆无忌惮地打击迫害其疏远亲属。朱棣创制了明代恐怖的政治文化，为了自己头上的皇冠，为了一己私利，让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明代的官修史书，一而再地称赞朱棣酷似乃父。确实如此，明成祖不仅在英武上酷似乃父，而毫不留情地镇压反对者，手段之狠辣，又何其相似乃尔！

2.肆意焚毁史料

建文帝自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十六日即位，至建文四年（1402）六月十三日被皇叔朱棣推翻，在位时间四年有余。在历史的长河中，四年时间确实不能算长，但也不是如白驹过隙般短暂，应该留下不少的档案材料。可从藩王跃上帝位的朱棣，生怕人们指责他篡夺帝位，采取种种手段，试图完全消除建文朝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他刚一登上皇位，首先宣布：“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36]自汉武帝以来，年号就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朱棣以“洪武三十五年”取代建文纪年，其用意在于昭告天下，其皇位非来自于建文帝，而是来自于父皇明太祖，他继承的是太祖的皇位，接的是太祖之统。建文帝的身份与历史地位不被承认，完全被撇在一边。

把自己打扮成明太祖的继位者，朱棣仍然不能安心。他害怕史料会说话，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出来。因此，他严令销毁建文朝的一切史料。《明太宗实录》载：

上得群臣建文时所上谋策，悉命焚之。有请上观者，上曰：“当时受其职，食其禄，亦所当言，何必观？”[37]

是年七月壬午即位诏：

建文年间上书陈言有干犯之词者，悉皆勿论。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并皆除毁。

八月丙寅：

上于宫中得建文时群臣所上封事千余通，披览一二有干犯者，命翰林侍读解缙等遍阅，关系军马钱粮数目则留，余有干犯者悉焚之。[38]

这些档案材料，有大臣的奏疏，有建文朝发布的榜文条例。销毁有“干犯”的内容，尚可理解，但“榜文条例”中应该有不少关乎当时的政策法令，也“并皆除毁”，这说明外表看似强大的朱棣，内心里多么虚弱，多么怕人们知道建文朝的真相啊！所以，有关建文朝的蛛丝马迹、片言只字，他都要清除尽净。但他不愧是权谋大师，既要焚烧掉有干犯的奏疏，还要表现出既往不咎的宽怀大度，一石二鸟。

诸臣文集亦在严禁之列。“永乐入继大统，党禁严迫，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惟恐告讦搜捕之踵及，故其事十无一存。赖有好义之士私识而秘藏之。”[39]“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40]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杀庶吉士章朴，朴坐事与序班杨善用圭误，家藏有方孝孺诗文，善借观之，遂密以闻。上怒，逮朴，戮于市”[41]。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之下，所谓“奸臣”的手迹“悉投水火中”，建文朝史事被“千钩百索，只字不留”[42]。

史家的历史话语权也被剥夺。官方不为建文帝修实录，私人史家也无人敢书“靖难”事。弘治时，杨守陈述及：“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43]万历时人陈继儒也指出：“当时执笔者顾怵焉，遂欲以一时之谄心，抹杀千古。诸凡可悲可涕之事，悉辍而不录。”[44]一段历史似乎就要这样被隐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