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创新:文献综述
第一节 金融发展理论
一 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脉络
一般认为,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目前国内外关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文献数量十分巨大,对于金融发展理论自身的形成和发展,目前国内外已有不少综述性的文献成果。
作为金融发展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之一,Ross Levine(1997)的综述性文献无论在广度层面还是深度层面,都极具参考价值。他主要从金融体系的功能和经验研究的证据(6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两个方面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包括了企业、产业、国家、跨国等各个层面,以及从流动性和风险、信息因素、金融发展的模式、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等多个角度,表明金融体系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Mohsin S.Khan等(2000)主要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和近年(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些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综述,认为大量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并指出三方面问题仍然值得继续探讨,即金融深度的测度、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以及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两者孰优孰劣的比较。
国内学者则大多沿着时间脉络进行综述。夏金霞、韩廷春(2004)把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分为萌芽(14—18世纪)、产生的客观条件(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产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20世纪70年代)、深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等几个阶段,这是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理论前期成果较为完整和详细的综述。
此外,金学群(2003)的综述主要分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20世纪70年代)和金融发展理论的复兴(90年代初以来)两个阶段的成果和发展脉络。杨德权、梁艳(2005)按照时间顺序把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致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个阶段。吴秋、胡旭阳(2006)从制度因素和资源因素两个角度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前沿问题。陈晓枫、叶李伟(2007)综述了金融发展理论的产生(20世纪60年代)、建立(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化(20世纪90年代)、发展创新与综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主要成果。王圣达(2009)认为金融发展理论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的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理论的形成与发展(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及最新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个阶段。
从历史脉络和研究重点角度看,金融发展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萌芽起步阶段。
最早的萌芽可追溯到关于货币和经济增长的研究。[1]此后,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逐渐扩展到金融中介(Smith,1776;Alexander Hamilton,1781;Schumpeter,1912)、金融市场、金融体系(Bagehot,1873;Hicks,1969)和金融结构(Goldsmith,1969)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Smith(1776)认为银行可以通过促进生产部门的发展来促进一国产业,但并不认为这是直接促进经济发展的要素。Schumpeter(1912)强调,银行的功能在于甄别出最有可能实现产品和生产过程创新的企业家,通过向其提供资金来促进技术进步。
J.G.Gurley和E.S.Shaw连续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1955)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1956)两篇论文,通过建立一种由初始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以此证明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的作用越强的命题。
Patrick(1966)认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需求追随”(demond-following),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supply-leading),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这种理论也称“需求引导论”和“供给引导论”。John Hicks(1969)考察了金融对工业革命的刺激作用,认为金融体系加快了资本积累的速度,金融创新的作用在工业革命中与技术进步同等重要。
R.W.Goldsmith(1969)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以长达百余年、35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作了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
第二,系统构建阶段。
一般认为,金融发展理论建立的标志是(Ronald I.Mckinnon)《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1973)和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1973)两本书的出版。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影响,他们放弃了以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金融体系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明显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现象,表现为政府一般对利率实行严格的管制,再加上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通货膨胀现象,使实际利率往往为负。负实际利率一方面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削弱了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借贷相当于向借款人提供了补贴,这种情况下往往形成金融资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信贷配给就此产生。而国家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这损害了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他们指出,解决之道是发展中国家应通过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使利率反映市场对资金的需求水平,使实际利率为正,恢复金融体系集聚金融资源的能力,达到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第三,拓展综合阶段。
此阶段的研究大致沿着三个方向进行:
一是对前一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反思,对原有理论进行修正和扩展。
Hellman、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金融约束论就是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金融约束政策可以促进金融业更快的发展,从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有效地管理金融业,或者说政府可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另一项主要成果是提出了基于金融功能观的金融发展理论。King和Levine(2003)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King和Levine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
二是研究金融发展的内在机理,即内生金融理论的产生。
金融内生理论论证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及其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由于“早期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的”(Boot & Thakor,1997),这些模型数量较多,主要从不确定性(Levine,1991;Dutta & Kapur,1998)、信息不对称(Bacchetta & Caminal,1996;2000)和交易成本(Beck、Lundberg & Majnoni,2006)等三方面展开。
在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通常被视做是由法规和政府管制等外生因素决定的(Bencivenga & Smith,1991),但随着金融市场在金融体系中地位的上升,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的模型逐渐兴起,指出金融市场在信息获取和信息汇总(information aggregation)上的优势(Boot & Thakor,1997)和降低运行成本或参与成本(Greenwood & Smith,1997)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形成。
三是进一步分析了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基于制度因素和资源因素的金融发展理论。
LLSV(1997,1998)发现,普通法国家比民法国家,尤其是法国民法系国家,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强的法律保护和更高的执法效率,进而导致普通法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显著高于法国民法系国家,其开创性工作奠定了法与金融学(Law & Finance)的基础。新政治经济学强调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对金融资源配置和金融发展的重要影响,并认为它们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金融的发展:利益集团活动以及政治权力取代金融市场直接配置金融资源,分别称为利益集团假说(Rajan & Zingales,2003;2004)和政治关系假说(Johnson & Miltton,2003)。
表1—1 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阶段和代表性成果

基于资源因素的金融发展理论则认为,一个国家的资源,包括社会资本和自然禀赋,不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而且通过影响金融发展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发展。社会资本理论关于金融发展的基本理论逻辑是:社会资本通过影响社会信任,进而影响金融发展,并以市民对社会活动的参与水平代表社会资本进行经验研究,支持了该假说(Guiso、Sapienia & Zinglaes,2004)。自然禀赋理论强调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Acemoglu、Johnson & Robinson,2001)和自然环境(Beck、Demirguc-Kunt & Levine,2003)对于前殖民地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不同殖民地国家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禀赋条件差异决定了不同殖民地国家的初始制度,这些初始制度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对这些国家的私人产权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金融发展理论的内在逻辑
金融发展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是伴随着人们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不断丰富和深化而逐渐清晰的。
第一,对经济增长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研究对象来看,从人们对经济增长内涵的认识不断深化,尤其是对转变经济增长(发展)方式的认识[2],有助于进一步明确金融发展的目标。
从研究方法来看,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
第二,对金融发展自身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研究对象来看,人们对究竟什么是金融发展的探讨不断深入,从内涵、外延、表现、测度指标、政策建议以及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
从研究思路上看,不仅研究金融发展自身,还关注影响金融发展的其他因素,包括制度因素和资源因素等。
第三,对两者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从研究对象来看,从简单地探讨两者的相互关系、因果关系到对其内在作用机理的深入研究,形成了内生金融理论。
从研究方法上看,从早期是思想表述发展到中期的大量经验研究到近期的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并举。
三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趋势
一是随着人们对经济发展目标的进一步反思,对于金融发展的目标也会相应调整完善。
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一般是指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上,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随着经济发展的目标由单一的经济增长演变为既关注经济总量增长,也关注经济结构调整,还考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经济内部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对于金融发展目标的理解也趋于多元化和深入。相应的,金融发展不仅与经济增长有关,还和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收入分配等目标相关。
二是金融发展自身的内涵仍将不断丰富。
对于金融发展的内涵,从目前已有的金融结构、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约束、金融效率、金融制度等范畴进一步拓展。但是在经验研究方面,金融发展的指标仍然主要依赖于金融深度。[3]
三是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将进一步深入。
尽管多数经验研究的证据是基于回归的相关性分析,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相关作用的机制并不难理解,因此并不能否认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因此,研究两者关系的重点将会放在对两者关系相互影响的具体作用机制上。
一方面,由于对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认识不断丰富,那么两者关系的探讨也将进一步细化,从单纯地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展到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整等的关系以及不同层次或者角度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整等的关系。
另一方面,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也将进一步细化和深入,比如金融发展的不同层面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等。同时,在研究工具方面,也将向着更加规范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