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谋划城市与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路径
中国城市转型与区域发展的主导动力，来自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国家战略行动。而城市经济转型的力度，又直接体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绩效。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在实施以“内发性”为主要特征的规模城市化的同时，又借助加入WTO的潮流，加大培育“外发性”的新型动力机制，向世界城市、国际化城市的目标快速转型，这就使中国的多数城市尚未“发育成熟”就必须承担起“成人”的责任，面临增长和转型的双重压力，使中国的城市转型发展的环境和道路充满了更多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在全球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转型的战略实施中，如果中国的城市能把这种压力转化为动力，形成内外力合一的动力机制，并在城市定位、产业体系建构和服务功能提升等方面制订战略性的规划和具体的阶段性行动计划，则可以在更高的起点更快地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即站在以新的绿色、智慧、质量型和集约型为内涵的世界城市第三次转型的平台上，进行产业体系、空间布局、治理方式等方面协同推进的系统转型。
首先，要科学制定超长期的城市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具体的推进步骤，保障以建设生态文明主导的城市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方向不改变。
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点来看，2010年的城镇化率超过50%之后，进入了城市化的加速期，这将为已经启动的城市转型提供更大的运作空间，也有利于在这个快速的发展阶段中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功能提升。联合国关于世界城镇化的最新研究报告表明，中国的城镇化率还有近20年的快速增长，到2030年的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70%左右，城镇人口新增3亿左右。如果按照西方发达国家城镇化人口每25年左右翻一番的规律，中国在2038年前后的城市化水平至少要达到85%左右。快速城镇化率产生的投资拉动和消费增长所带来的“内需型”市场，可以为城市转型发展、聚集高端要素提供巨大的想象空间。同时，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完成，先进制造业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金融危机后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产业升级新机遇。已经到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我国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可以用更广阔的国际视野，顺应世界科技产业变革的新趋势，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国家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计划发布之后，我国的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纷纷出台相关产业发展的空间规划与保障政策，以为城市和区域的新一轮发展提供新引擎。面对这一战略性机遇，地方政府培育发展新兴产业的政策，一定要覆盖产业发育生长的全过程，并通过产业集群、产业链和新产业体系的建构，形成空间网络上的创新协同效应，培育出充满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以产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带动城市创新、服务的功能提升。
其次，科学把握新产业分工的空间布局特征，加快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促进城市转型与产业升级的良性互动。
发达国家城市转型的规律和中国城市转型的现实动向都表明，经济全球化下的现代城市与区域转型发展，必须进入全球生产网络，参与全球产业分工，通过创新不断攀向价值链的高端，促进经济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空间要素集约化，从而使城市服务功能不断强化，保持在全球经济体系、城市体系中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的城市虽然在转型发展上刚起步，但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更加突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度、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将更多体现在城市这一竞争主体上，国内的一批城市将成为全球城市体系中的节点或制高点。城市的转型发展，抓好这个战略机遇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现代经济体系，就比较容易地参与国际新兴产业分工，提升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并让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新产业体系的建立形成良性的互动。与此对应，新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高度融合，后信息时代的移动互联网催发了新产业组织形式的更大变化，基于生态文明准则的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理念，已经渗入产业升级与新产业体系的建构行动中，并正在重构城市空间的新秩序。我国在进入城市群、大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之后，培育和发展创新型、服务型经济，要根据新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特征，让附加值高、有创新带动性的产业和企业，占据城市中心或节点位置，成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高地，以充分发挥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的创新溢出效应。在一个有机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的空间主要承载服务业为主，聚集新公司和高附加值的企业，卫星城和小城市则重点发展专业化产业。即使在一个城市中，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因对配套服务要求差别大，也必须进行空间的分隔。这样才能有效避免城市空间与产业空间的无谓浪费，促进城市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并在中心与外围的分工和合作中放大创新型经济和城市创新体系的辐射范围。同时，可以根据城市空间价值提升的规律，把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与城市空间的功能修复进行有机结合，在生态文明的准则下，运用系统的规划和投入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来建设绿色城市、低碳城市，建立绿色发展维系的生态化的城市空间新秩序。当前，国内一批大城市率先启动的转型行动，无论是老城区的改造，还是新城的建设，都把生态化作为重要前提，重点是发展绿色产业、现代服务业，提升城市的能级，即体现出这种前瞻性的战略理念。
再次，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全方位破除新型城镇化和城市转型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加大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加快建立城市与区域联动转型、互惠共赢的机制，以“包容性增长”来引领城市与区域的转型发展、可持续发展。
中国当前的城市转型，是在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员令下，在新型城镇化战略指导下来整体推进的，政府主导仍然作用更大，如何发挥要素市场的功能，是一个新的挑战。各城市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固然存在着争先进位的竞争，但在一个大的行政区或都市区内，也完全可以实行协同发展、分工合作，提升转型的效率和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大城市的转型发展，一方面要保持较高的“外向性”，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城市网络中要保持一定的地位;另一方面可在“内向性”的发展上进行制度性的创新，立足所在区域获取更多的高端资源，进行产业体系的优化和空间结构的重组。因此，在城市转型的战略行动中，我国不同层级的城市承担的使命会有不同，大城市、特大城市则要在应对全球城市体系重组的过程中，着重发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的带动作用，快速形成高附加值的服务经济体系，中小城市更多要解决的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体系的可持续运行问题。如在长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区，就形成了上海主导金融、商务、科技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昆山、苏州、无锡以及周边地区环绕生产性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合理分工，使各自在发展中都获得了应有的资源，从而形成比较长久的共赢机制。
发达国家的产业转型与城市转型，多数都经过长达20年、30年的漫长进程，这再次警示国内的城市，转型升级需要政府、市场、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协同推进，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建立起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价值链和多层级的全国城市体系，是我国全力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战略路径。在“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下，刚刚起步的我国城市转型行动，要实现与区域的联动发展，就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障碍，在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行政层级管理固化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同时在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中加大“去行政化”的力度。政府部门除实施最严格的节能减排指标约束考核制度外，还要利用市场机制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鼓励企业参与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提升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政府要通过创新驱动的政策、制度来集成发展的新要素，来改变单一的“土地财政”、遏制住“造城运动”，朝创新型、集约化、智慧型、生态型的目标发展。政府主导的城市转型，决不能再延续工业化推进城市化的旧思路，要在制度创新、服务创新上进行系统的安排。如在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充分体现出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引导而不包办，如制订产业复兴计划，通过税收等政策扶持新兴产业的发展，加大财政投入促进重点领域的硬件建设等，营造适合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城市创新创业环境。进一步放松或取消管制，鼓励市场竞争，破除行业垄断。要通过现代服务经济体系的构建，特别是就业、公共服务性产生巨大的“外溢”效益，形成“包容性增长”的机制，以有利于整合国际国内的创新资源。在对接全球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推进中国城市与区域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