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戏曲表演理论
元代杂剧在创作与实践的初期就很繁荣,但仍处于探索阶段,程式化还未成形,舞蹈于表演中尚未占据重要地位,表演的综合性仍处于初级阶段。同样处于探索阶段的表演理论却未能如此令人瞩目,一切都要被规定或规范,探索的过程是艰难的。在初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中,元代曲论家们开创了中国戏曲的表演理论,代表者为胡祗遹和燕南芝庵。
一 胡祗遹
胡祗遹(1227~1295),字绍开,号紫山,磁州武安人,元代第一位重要的曲论家,著有《紫山大全集》,曲论文章散见其中,有《赠伶人赵文益》诗二首、《黄氏诗卷序》、《优伶赵文益诗序》、《赠宋氏序》、《朱氏诗卷序》。虽然后人评其“以阐明道学之人作媟狎倡优之语,其为白璧之瑕有不止萧统之讥陶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但他在元曲的社会功能论、表演艺术论等方面的首创之功不可没。若没有这些论述,元代曲论将失色不少。
(一)“情态结合”
胡祗遹首倡人物形象塑造应扮一人肖一人,且主张通过体验来更好地表现曲情、塑造形象:
危冠而道,圆颅而僧。褒衣而儒,武弁而兵。短袂则骏奔走,鱼笏则贵公卿。卜言祸福,医决死生。为母则慈贤,为妇则孝贞。媒妁则雍容巧辨(辩),闺门则旖旎娉婷……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见一时之教养,乐百年之升平。(《朱氏诗卷序》)
……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者忘倦,惟恐不得闻。(《黄氏诗卷序》)
扮一人肖一人,并非戴高帽就成道士、剃光头就像僧人,而是要从情和态两方面去体验、表现它,即“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
(二)“九美”
与对杂剧的认识相关,胡祗遹对女乐唱说艺人提出了“九美”的要求:
女乐之百伎,惟唱说焉。一、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二、举止闲雅,无尘俗态;三、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四、语言辩利,字真句明;五、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六、分付顾盼,使人解悟;七、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之诵经;八、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九、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九美既具,当独步同流。(《黄氏诗卷序》)
以上九点,其中一至五关于资质、举止、心思、语言、歌喉,涉及演员的天资素质,然立论均从演员的舞台形象着眼,要求演员通过表演树立闲雅的光彩动人的艺术形象。胡祗遹对演员塑造艺术形象的要求包括“外”与“内”两个方面的标准,所谓“外则曲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朱氏诗卷序》)。以上资质、举止、语言、歌喉为外在之态,然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分付顾盼,使人解悟”,即要感动观众,使其解悟。这便进一步要求演员具备更高的素质,首先是“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然后在熟悉角色内在之情的体验基础上“发明古人喜怒哀乐、忧悲愉佚”,将角色的内在之情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关于演员的素养等方面的要求,胡祗遹的“九美”说论述较细致,燕南芝庵、夏庭芝也有所涉及。虽然他们的论述有详有略,但着眼点不外乎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演员的外在形象和气质。胡祗遹要求“姿质浓粹,光彩动人”(“九美”其一),“举止闲雅,无尘俗态”(其二)。“举止闲雅”,应该是就杂剧与院本的区别或说正戏与插科打诨的区别而言的。燕南芝庵就歌唱提出了几条应改过的态病:“摇头、歪口、合眼、张口、撮唇、撇口、昂头、咳嗽。”夏庭芝在记述中也特别注意演员自身先天的姿色、身段、仪态,比如曹娥秀、聂檀香等人“色艺俱绝”或“色艺无双”;珠帘秀因背微驼,赠曲有“虾须瘦影行纤织,龟背香纹细细浮”;平阳奴“一目眇,四体文绣,精于绿林杂剧”;王玉梅身材短小,被诮为“身如磬槌”。也记载了朱锦秀、喜春景“姿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周喜歌“貌不甚扬而体态温柔”,这样的毕竟少之又少,难能可贵。戏曲不同于单纯的歌舞,除了靠技巧,作为远距离的舞台表演,要吸引观众,使观众对演员或人物有感性的认识,首先要靠优美的外表和仪态,以动人的光彩、闲雅的举止吸引观众,继而借以表达剧中的情绪或情感。唐代人就已注重化妆,而且化妆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教坊记》中所论艺人庞三娘、颜大娘都是化妆高手。
其次是对演员唱、做等基本功方面的要求。燕南芝庵要求演唱能“字真、句笃、依腔、贴调”,胡祗遹要求“语言辩利,字真句明”(其四),“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其五),“分付顾盼,使人解悟”(其六)。即演员不仅要口齿清楚,演唱技巧纯熟,有感染力,且手眼身法要有表现力,使观众观其行而知其人,望其色而知其心。
最后是对演员素质和天赋才能的要求。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要求演员也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夏庭芝所记色艺表演在人耳目者,多为有深厚的艺术修养者,不仅伶牙俐齿,能歌善舞,且才思敏捷,能诗词、乐府,或能审音知律。如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张之才亦能矣”;梁园秀“喜弄文墨、作字楷媚;间吟小诗,亦佳。所制乐府……世所共唱之”;张玉莲“南北令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般般丑“能词翰,达音律,驰名江湖间”。
曲论家们对演员的读书学习亦很重视,樊香歌“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男演员江闰甫“亲文墨,通史鉴,教坊流辈,咸不逮焉”(夏庭芝《青楼集》);赵文益“颇喜读,知古今”(胡祗遹《优伶赵文益诗序》)。如果不学习,不读书就会出现如“字样讹”、“文理差”(燕南芝庵《唱论》)等毛病。
元杂剧“一人主唱”的表演体制对演员的局限较多,曲论家没有明确强调要求演员具有一定的戏曲表演天赋,但对天性聪慧、戏路宽广的演员极为赞赏,记载颇多。如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段”;小春宴“勾栏中坐场,常写其名目,贴于四周遭梁上,任看官选拣需索。近世广记者,少有其比”;朱锦秀、赵偏惜、燕山秀、珠帘秀、天然秀,“旦末双全”;玉莲儿、国玉第、天锡秀、赐恩深,“以一女子而长于武戏”;小玉梅“杂剧能迭生按之,号小技”。
在此基础上,胡祗遹更进一步要求“心思聪慧,洞达事物之情状”(其三),也就是说,演员有了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戏曲表演的天赋,才能体验和感悟世情、物理,“洞达事物之情状”;而“洞达事物之情状”,才能更好地理解剧情,塑造人物形象。
(三)“求新”
戏曲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它是演员与观众的直接交流,要取悦观众就应注意表演上的“求新”。胡祗遹认为,“后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所以要想取悦这样的听众很难,应“温故而知新”、“耻踪尘烂,以新巧易拙”,具体论述如下:
温故知新,关键词藻,时出新奇,使人不能测度为之限量。(《黄氏诗卷序》)
醯盐姜桂,巧者和之,味出于酸成辛甘之外,日新而不袭故常,故食之者不厌,滑稽诙谐亦犹是也。拙者踵陈习旧,不能变新,使观听者恶闻而厌见,后世民风机巧,虽郊野山林之人亦知谈笑,亦解弄舞娱嬉,而况膏腴阀阅、市井丰富之子弟?人知优伶发新巧之笑、极下之欢,反有同于教坊之本色者,于斯时也,为优伶者亦难矣哉;然而世既好尚,超绝者自有人焉,赵氏一门昆季数人,有字文益者颇喜读,知古今,趋承士君子,故于所业,耻踪尘烂,以新巧而易拙,出于众人之不意、世俗之所未尝见闻者,一时观听者多爱悦焉。(《优伶赵文益诗序》)
“教坊之本色者”这里应是指滑稽、俳谐而言的,怎样能使表演不同于教坊滑稽戏,又能吸引观众,在原来旧剧演出基础上有所创新?胡祗遹以厨子做菜为喻,同样的佐料,“巧者和之”,则能时新而不袭故常,“和”字说得很笼统,如何“和”就要靠演员自己的巧思了。李渔《闲情偶寄·演习部》“变旧成新”条可作此论的小注:
演新剧如看时文,妙在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演旧剧如看古董,妙在身生后世,眼对前朝。然而古董之可爱者,以其体质愈陈愈古,色相愈变愈奇……今之梨园,购得一新本,则因其新而愈新之,饰怪妆奇,不遗余力。演到旧剧,则千人一辙,万人一辙,不求稍异;观者如听蒙童背书,但赏其熟,求一换耳换目之字而不得,则是古董便为古董,却未尝易色生斑,依然是一刮磨光莹之物。我何不取旋造者观之,犹觉耳目一新,何必定为村学究听蒙童之背书为乐哉?然则生斑易色,其理甚难,当用何法以赴此?曰:有道焉,仍其体质,变其丰姿。如同一美人而稍更衣饰,便足令人改观,不俟变形易貌而始知别一神情也。体质维何?曲文与大段关目是已。丰姿维何?科诨与细微说白是已。
胡祗遹只说不能“有同于教坊之本色者”,李渔更进一步说明应“仍其体质,变其丰姿”,“丰姿维何?科诨与细微说白是已”。胡祗遹所谓“关键词藻,时出新奇”,有可能也是就科诨或细微说白而言的。丰姿又应如何变,李渔亦有所论,不再赘述。
二 燕南芝庵《唱论》
燕南芝庵,生平不详,据王恽《赠僧芝庵》诗提供的线索推测,应为胡祗遹同时人。所著《唱论》是第一部具有系统性的唱曲专论。这部专著出现于金末元初,是对前代和当时歌唱实践的记录和总结。《唱论》除了论及演唱的方法、技巧和声情、声病之外,还有对当时歌坛情况及流行歌曲的记载,如“三教所唱,各有所尚”,“凡歌曲所唱题目:有曲情、铁骑、故事……”这些记录性的文字虽不多,却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常为曲学史所征用。《唱论》文字简约,用了不少专门语汇及宋元方言,故而许多地方晦涩难懂,今人要想彻底了解它,实属不易。
唱、念、做、打的技巧和方法,始终是古典戏曲表演理论的重点。尤其在元代,戏曲作为综合艺术仍未发展成熟,歌唱作为整个舞台表演的中心环节,居于特别重要的位置,因此对演唱的技巧、方法的论述更是重中之重。“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以其近之也”,“取来歌里唱,胜向笛中吹”,这是燕南芝庵《唱论》的宗旨,认为歌唱必须以声乐为主,以器乐伴奏为辅。而以人声的自然韵律来行腔,正是中国戏曲独特的旋律韵味形成的原因之所在。曲论家论唱最终都归于对旋律美的追求,要使歌唱具有美的旋律,燕南芝庵认为,必须掌握好声调、节拍和换气等技巧:
凡歌一声,声有四节:起末、过度、揾簪、攧落。
声有四节,发声的“起末”、声与声之间的“过度”或声内的“过度”,是就声调而言的;“揾簪”指按拍插腔,有声多字少,也有字多声少的;“攧落”指节奏的起伏,是就节奏而言的。掌握好这四个关节是歌唱的首要要求。声调节奏又是密不可分的,“字少声多难过去,助以余音始绕梁”(张炎《词源》),二者共同构成了美的旋律。
声调技巧包括吐字、发声:
凡歌一句,声韵有一声平,一声背,一声圆,声要圆熟,腔要彻满。凡一曲中,各有其声:变声、敦声、杌声、啀声、困声、三过声……
注意发声吐字的起末,就是要注意出声、落韵。出声有开口、齐齿、撮口、合口之分,落韵有清、浊、高、下之别,至于字有平、上、去、入四声,进而又分阴阳,则无论制曲、订谱、唱曲、伴奏都应注意。歌唱中旋律的进行虽然不会直上直落,但调门的订定,却多数只限于一个音组,而出声、落韵则只能提高或降低,不得逾越声韵本身的客观规律,所以有“一声平”或“一声圆”或“一声背”。
一支曲子中根据不同的曲情、曲意,某处有时应用某调来表达,某处则须避免使用某调,非常讲究。变声、杌声、敦声、三过声是根据曲意讲声调“过度”时的方法。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论“过度”:“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官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无含韫,谓之‘叫曲’……当使字字举皆轻圆,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变声,即字音较固定,出字之后,声调可以有所变化;杌声,杌读如“额”(兀),杌声当指用“腭音”唱出,与变声都属“内里声”的唱法。敦声,发声落音极显厚实,一字一顿,字字真明;三过声,指声调连续转变时的过度方法,包括字转声、声转调、贴调行腔。另外,啀声,元代指昵暱之声;困声,困懒之声。借此表现人物的娇慵和媚意,这两者是据曲情需要唱出的声调。
燕南芝庵除了讲发声、吐字和过度,也讲应该注意的声病:
凡唱声病:有散散、焦焦,干干、冽冽,哑哑、尖尖、低低,雌雌、雄雄,短短、憨憨,浊浊、赸赸。
元杂剧音乐繁音促节,板式较灵活,但节奏上仍需一定的规矩和技巧。胡祗遹讲“一唱一说,轻重疾徐中节合度,虽记诵闲熟,非如老僧诵经”(“九美”其七),即声腔要符合一定的板眼节拍,说白要有轻重快慢,切忌平淡呆板像和尚念经。燕南芝庵也讲歌唱的节奏:
歌之节奏:停声、待拍、偷吹、拽棒……
“停声”、“待拍”是彼此关联的,有时一句曲文,唱到声意俱尽,在节奏上不作停顿,即无法起音;而“待拍”时“停声”,是为了留出空隙使可下拍,但不必每拍如此。如当今之戏曲,唱“二簧”者每从板上起音,唱“梆子”者或从眼上张嘴。而“昆曲”因不用“起板”及“过门”,则宛转其声以就其板,其“板眼”或当空隙或在字上,视全曲节奏而定,同时“停声”有“高停、低停、缓停、急停”,“待拍”有“紧接、慢接、抢接、随接”,都与节拍的度数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芝庵讲得太过简单、笼统。歌唱有“停声”、“待拍”,伴奏则有“偷吹”、“拽棒”。“偷吹”是在笙箫管笛的吹奏中省去一二音而让歌者发挥其声调,使人声不致为器乐所掩;“拽棒”是指歌唱有极显筋节处,如歌曲将终时,歌唱者放“遏云之声”,鼓板须助其声势。“偷吹、拽棒”虽是就伴奏而言,实则指歌者在这些特定的地方可自由发挥,不受鼓板节拍所限。
就节奏,燕南芝庵也提出了几点应注意的“节病”:
凡歌节病,有唱得困的,灰的,涎的,叫的,大的。
就善节奏和善过度,燕南芝庵还提到了“有子母调,有姑舅兄弟,有字多声少,有声多字少。所谓一串骊珠也。比如【仙吕·点绛唇】、【大石·青杏子】,人唤作杀唱的刽子”。王骥德《曲律》解释得非常明白:“又曰‘有字少声多’,谓唱一声而高下、抑扬、宛转其音,若包裹数字其间乜。‘有字多声少’,谓抢带、顿挫得好,字虽多,如一声也。”也要避免出现“排字儿、打截儿”(《唱论》),即字音无韵律、如数念一般,声调不贯串、忽断忽续等毛病。【仙吕·点绛唇】、【大石·青杏子】因其调短或拍促,在歌唱上难以发挥,因此被称为杀唱的刽子。【仙吕·点绛唇】多用在剧的第一节、第一支曲子,用来自叙或抒情,元人用得很多,已形成固定的格式,或因其调短或拍促,也有其特定的用处。
换气也同样是唱曲的一个关键技巧,尤其用在声调的过渡中很重要。燕南芝庵提出:
有偷气,取气,换气,歇气,就气,爱者有一口气。
这样的提法没有侧重,没有层次,现在理解起来,几者之间有交叉、重复之处。“偷气”指换气时不被察觉;“取气”,即吸气;“换气”,这里不是广义上的换气,应是指行腔不能停顿时,便需审度曲文字句和唱腔的疾徐,在适合的地方,如在字音的吞吐之间不被人察觉地换气,与“偷气”有重复;“歇气”,或为“让板”,或为“待拍”,其有“过门”则停声自然歇气,与“取气”有何不同,则不可知;“就气”或为下字就上字,或为起句之发声就落句之尾音,乘势而下之意。“爱者有一口气”,则表示对气的珍惜。歌唱上的“气”,指丹田之气,宋陈旸《乐书》论“歌唱”云:“古之歌者,必先调其气,其气出自脐间,至喉乃噫其词,而抗坠之意可得而分矣。大而不至于抗越,高而不至于幽散。未有不气盛而化神者矣。”凡属歌唱,其发声转调无非凭仗着“一口气”,必是“高不揭、低不咽”(《唱论》),方是会用气。
掌握了发声、吐字、过度的方法和节奏的技巧,美的旋律的形成最终要靠整体的行腔来完成。燕南芝庵提出:
歌之格调:抑扬顿挫,顶迭垛换,萦纡牵结,敦拖呜咽,推题丸转,捶欠遏透。
这既是对行腔技巧的概括,如垛板等一些装饰音的技巧,也是对唱腔的审美描述,不同的唱腔是为了表达不同的曲情、曲意。“抑扬顿挫”,即抑扬有致,顿挫有法,一曲清歌,要高低转折,圆转自如,“累累乎端如贯珠”是最好的比喻。“顶迭垛换”,是一种急促的行腔,较有气势。“萦纡牵结”,可配荡气回肠的歌唱。“敦拖呜咽”,适宜感伤悲叹的唱腔,应有“一唱三叹”之致。“推题丸转”,指行腔平稳圆满。“捶欠遏透”指行腔高亢嘹亮,可以“响遏行云”比喻。
燕南芝庵还注意到人声不同则唱腔风格之不同:“凡人声音不等,各有所长,有川嗓,有堂声,皆合被箫管。有唱得雄壮的,失之村沙。唱得蕴拭的,失之乜斜……”(《唱论》)这就如同今之京剧中旦角有四大派别一样。
胡祗遹《黄氏诗卷序》中的“九美”说和燕南芝庵的《唱论》,内容大致包括对演员素养方面的要求,演唱的技巧、方法等。后世的表演论大体没有超出这些范围,尤其是《唱论》中所论的演唱技巧、方法多被后人引述,奉为唱论之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