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德心理学之新综合
1975年，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预测伦理学将被整合入生物社会学，并认为随着情绪脑区——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研究的深入和突破，道德的行为主义理论和认知发展理论必将进行整合，从而能够更好地解释道德的起源和工作机制。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威尔逊的预测并没有如期实现。行为主义道德论随着行为主义的消退而退出了历史舞台，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却不断发展壮大，并与哲学和教育进行了发展性交叉和融合，生物学取向也没有取得如期的发展。当然，威尔逊对道德心理学发展的关键领域的预测完全正确，即情绪和大脑情绪机制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在道德心理学研究中越发凸显，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综合。
海特（2007）[20]就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情绪革命”是道德心理学新综合的关键所在，并对这种新综合的未来发展提出了四项建议，即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应充分考虑到“道德直觉的首要性”，“道德思考应服务于社会行动”，“道德的限制性和发展性”，“道德不仅限于伤害和公正”等方面。
1.道德直觉的首要性
道德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是正处于发育期的哲学家，道德两难问题可以有效地区分和促进儿童道德认知发展水平。但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家们对道德推理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并认为道德情绪在道德的心理机制中才是至关重要的。这种“情绪首要性”观点最早是由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Wundt）提出的，尔后由扎乔克（Zajonc，1980）[21]进行了完善。扎乔克认为，人类心理由情绪系统和认知系统构成；情绪系统的形成时间更为古老，加工速度更快且基本上是自动的，而认知系统系种族进化而来，形成时间相对较晚，加工速度较慢并且是可控的。通常情况下，人们对事物的道德性评价基本上是自动的，情绪反应大多先于或渗透于人类的高级思维，并最终影响人们对事物的趋避行为。情绪首要性观点在持进化论取向的道德心理学家中更为普遍。这些学者认为，人类道德心理的构造单元明显具有情绪性，如对他人痛苦的移情、不公平的愤怒、对亲属的喜爱，等等。这些构造单元的最早形式在人类进化的500万—700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22]。但在人类进化史上，语言及人类运用语言表征进行有意识的道德推理的能力出现得更晚，大约在10万年前。因此，基于神经模块的早期自动加工机制不可能就完全让位于后来的可控加工机制。许多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结论也给予了证实。
当然，一些学者明确反对情绪和认知的心理二分法，认为情绪实际上也涉及信息加工和心理计算。因此，在道德心理研究领域，海特提出道德的心理加工机制主要涉及两种对比性的认知——道德直觉和道德推理。道德直觉是一种快速、自动且情绪负载的加工过程，无须意识参与，直接在意识中呈现事物的道德性评价结果。相反，道德推理是一种较慢、可控且较少情绪卷入的加工过程，需要序列明显的心理加工步骤，如转换信息、权衡利弊、推断结论等。对此，海特的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模型给予了充分阐述。
2.道德思考应服务于社会行动
近年来，随着对道德推理的深入研究，许多道德心理学家对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的至理名言“思考的目的就是行动”愈发相信。这些学者研究发现，人们道德推理的过程并不类似于科学家或法官探究真理（真相）的过程，而更多的类似于律师或政客寻求有用证据的过程，并且完全不考虑这些证据的真实与否。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如此，一个有用的借口常常被人们千篇一律地用来解释自己的过错，如堵车、睡过头了。
在群体生活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接受他人的评价和议论。进化心理学的研究认为，这也是人类道德进化的重要选择力，而人们对自身声誉的关注及提升更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关键所在。事实上，人们在如何应对上演化出了系列技巧。第一个技巧就是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第二个技巧是我们最好能从正面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是因为自己所做的总是落后于他人的期望。很明显，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或是社会机能主义的观点。据此，我们可以解释一些常见的社会现象。例如，人们在道德行为上总是自我乐观，能够准确预测他人的不道德行为却不能预防类似行为发生在自己身上，并且人们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总能自信地找到甚至编造出恰当的理由。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脑损伤会使病人出现一些奇怪的行为和观念，但病人很少问为什么会这样，相反，进化所形成的行为合理化神经模块会努力帮助病人虚构理由并自信地表达[2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的道德推理更类似于新闻发言人对政府秘密行为的解释过程，即总是不断地寻求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从而掩饰行为或政策的真实目的（海特，2001）。第三个技巧是要时刻警惕他人的欺骗和操纵。正如新闻发言人的声明总会包含一些有用的信息，人们日常的道德言行也会泄露大量的秘密。因此，观察判断他人的言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行的表面现象上，我们应启动天生的直觉探查模块并运用推理，质疑道德借口和寻找事实真相。
显然，这些技巧是人类适应社会压力的结果，也是人们日常进行道德推理的基本步骤。在许多情境中，尤其是当我们思考非自身卷入的抽象问题时，我们都会冷静地、审慎地运用此类进化相对较晚的认知机制。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心理演化中，这种认知机制和情绪、环境是预置在一起的。
3.道德的限制性和发展性
有关道德进化的论述基本上都涉及两种进化过程：一种是亲缘选择，即定向亲属的利他基因更可能被进化选择；一种是互利主义，即倾向于互惠互利的利他基因更可能被进化选择。但在道德社会实践中，还有一种现象不能被上述两种进化过程解释清楚，即人们会与完全是一次性交往的他人进行合作，会为更大的非亲属群体做出奉献和牺牲。这必定存在着另一种进化过程。对于这种可能的进化过程，涂尔干（Durkheim）称为道德的束缚和建构，进化心理学称为文化和进化的整合作用。人类既受制于这种联结的限制性，同时又受益于这种联结的发展性，即道德在约束人们言行的同时，又将人们组成了更为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新群体。
一般来说，一个群体会有一套共享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指引群体内的个体应该怎么做，并辅以系列手段和措施惩罚违背者和奖励合作者。有关群体道德进化的研究给出了专业性描述——间接性互利，即在一个道德性群体，声誉既是对个体美德的鼓励，更是加强和扩大道德性群体的强大力量。潘卡拉纳丹和博伊特（Panchanathan & Boyd，2004）的研究表明，在中等程度的道德性群体，只要人们能够有效地接受声誉信息，间接性互利就能解决社会交往中的免费搭车问题。[24]
当然， 生物学的研究还提出了另一种解释方案，即群体选择——存在多个基因组成有差异的群体，这些差异可以遗传并且可以导致群体繁殖力和存活率的差异。持文化和进化整合作用观点的心理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他们发现，人类群体的文化实践可以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而改变的环境会诱发基因的选择。正如人类饲养奶牛的文化实践改变了人类的乳糖耐受性一样，人类的鼓励集体利益和抑制自私行为的文化和制度实践也会改变人类的道德动机基因。换而言之，人类维持群内一致性和群间差异性的心理机制创造了群体选择的条件，群体的基因选择既涉及生物基因也包括文化基因。即使群体在生物基因方面改变很少或是几乎没有改变，但如果群体内形成了较好的维护共同利益的道德标准、文化和制度，那么该群体也会不断发展壮大，吸引更多的新成员并取代那些较少具有合作性的群体。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在战争或冲突频发的时代，群体内的文化制度实践若有利于选择极端群内团结的基因，则群体很可能会赢得战争。
从道德心理学视角来看，人类是通过形成惩恶扬善的道德性群体从而达到内群体的极度忠诚的。涂尔干则认为神灵对道德性群体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教团体就是对神圣事物一致性信仰和践行的群体。威尔逊（2002）提出，宗教和宗教思想的共同演化导致了多层次群体选择的发生，小群体的落后道德进化为先进道德形式从而吸纳更多的人口和成员。尽管不同的宗教起源不同，但其发展基本上是基于文化的进化。这种去自我化的文化进化通过神话、生活实践和规范等作用共同体形成强力甚至是神秘的联系。对宗教仪式的研究表明，某种整齐划一的宗教法事或行为动作会使众多信徒处于一种极度狂热状态。[25]加莱塞、科塞斯和里佐拉蒂（Gallese，Keysers & Rizzolatti，2004）对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表明，人脑中众多的镜像神经元有助于人们将自己的情感和动作与周围的人和谐一致。[26]
总而言之，通过进化，人类已完全从神经上、心理上和文化上做好了与其他人共处、同步和交流的准备。
4.道德不仅限于伤害和公正
涉及人际处理的公正和伤害主题一直是道德心理学研究的中心，这两个主题也与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两种进化过程完全匹配。但正如前面所述，群体选择也是人类道德进化的重要机制，人类不仅需要处理个体间的关系，也更需要处理群体内和群体间的关系。如何融入一个群体并使群体不断发展更是人类生存的头等大事。
海特（2009）[27]的跨文化研究表明，即使是有教养的西方人，其所关注的道德领域也非常狭隘，更多的是关注公正和伤害，据此他提出了道德的五种基础。每一种道德基础都有不同的进化来源，在此五基础上人类道德文明形成了多样化的道德群体。除了公正和伤害基础，其他三种基础涉及关注内外群体动力和忠诚重要性的道德直觉，关注权威及尊敬和服从重要性的道德直觉，关注身体和精神纯洁以及神圣生活方式重要性的道德直觉。虽然传统社会更加关注其他三种道德基础，如忠诚、权威和神圣，但在现代社会中，与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人们相反，持保守主义价值观的人们也更加关注忠诚、权威和神圣等道德基础。不过，人们对忠诚、权威和神圣等道德基础的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有待更多学者给予更多的研究。
[1] Galotti, K. M., “Approaches to studying formal and everyday reason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Vol.105, No.3, Mar 1989.
[2] Bargh, J., The four horsemen of automaticity: Awareness, efficiency, intention, and control in social cognition, In J. R. S. Wyer & T. K. Srull （Eds.）,Handbook of social cognition（2nd ed.）, Hillsdale, NJ: Erbaum, 1994, pp.1-44.
[3] Haste, H., “An interview with Georg Li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on , Vol.31, No.2, Jun 2002.
[4] Haidt, J., “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 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08, No.3, Mar 2001.
[5] Greene, J. D., Morelli, S. A., Lowenberg, K., Nystrom, L. E., & Cohen, J. D., “Cognitive load selectively interferes with utilitaria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 Vol.107, No.3, Jun 2008.
[6] Cushman, F., “Crime and punishment: Distinguishing the roles of causal and intentional analyses in moral judgment”, Cognition , Vol.108, No.2, Aug 2008.
[7] 岑国桢：《从公正到关爱、宽恕——道德心理学三主题略述》，载《心理科学》1998年第2期，第163—166页。
[8] 岑国桢：《从公正到关爱、宽恕——道德心理学三主题略述》，载《心理科学》1998年第2期，第163—166页。
[9] 岑国桢：《从公正到关爱、宽恕——道德心理学三主题略述》，载《心理科学》1998年第2期，第163—166页。
[10] Schwartz, S. H., & Bilsky, W., “Toward a theory of the universal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values: Extensions and cross-cultural replic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Vol.58, No.5, May 1990.
[11] Shweder, R. A., Much, N. C., Mahapatra, M., & Park, L., The “big three” of morality（autonomy, community, and divinity）, and the “big three” explanations of suffering , In A. Brandt & P. Rozin （Eds.）, Morality and health （pp.119-169）,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7.
[12] Vasquez, K., Keltner, D., Ebenbach, D. H., & Banaszynski, T. L., “Cultural Variation and Similarity in Moral Rhetoric: Voices from the Philippines and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 Vol.32, No.1, Jan 2001.
[13] Fiske, A. R., Structures of social life: The four elementary forms of human relations: Communal sharing, authority ranking, equality matching , market pricing,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14] Pinker, S., The Better Anger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 ,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11.
[15] Rai, T. S., & Fiske, A. P., “Moral Psychology Is Relationship Regulation: Moral Motives for Unity, Hierarchy, Equality, and Proportional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Vol.118, No.1, Jan 2011.
[16] Brown, L. D., Kim, K. J., “Timely aggregate analyst forecasts as better proxies for market earnings expect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 Vol.29, No.2, Autumn 1991.
[17] De Waal, Good Natured: The Origi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Humans and other Animals ,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 Haidt J.,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 Vol.316, No.5827, May 2007.
[19] 张彦彦、陈浩：《西方道德心理学研究新进展：道德判断的五基准理论》，载《道德与文明》2009年第6期，第28—31页。
[20] Haidt J.,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 Vol.316, No.5827, May 2007.
[21] Zajonc, R., “Feeling and thinking: Preferences need no inferenc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 Vol.35, No.2, Feb 1980.
[22] Flack, J. C. & De Waal, F. B. M., “‘Any animal whatever’: Darwinian building blocks of morality in monkeys and ape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 Vol.7, No.1, Jan 2000.
[23] Gazzaniga, M.S., The Social Brain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5.
[24] Haidt J., “The New Synthesis in Moral Psychology”, Science , Vol.316, No.5827, May 2007.
[25] [美]威尔逊：《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毛盛贤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6] Gallese V., Keysers C., & Rizzolatti G., “A unifying view of the basis of social cognition”,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 Vol.8, No.9, Sep 2004.
[27] Haidt, J., Graham, J., Joseph, C., “Above and below left-right: Ideological narratives and moral foundations”, Psychological Inquiry , Vol.20, No.2-3, Mar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