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社会心态作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并相互建构而形成的宏观的心理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息息相关，因此，它既能从某个角度反映中国社会实践的状况，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改革开放的实践产生潜在的影响。因此，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在中国社会的阶层化特征日益明显的今天，正确认识、了解和解读社会心态的阶层差异性，并采取适当措施，将对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就经验研究的层面而言，社会心态主要表现在社会价值观、社会情绪、社会认知等几个维度，通过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心态及其阶层差异性的实证研究，笔者得出如下结论。

1.主流价值观显示出中国社会已经向现代社会转型，但主导阶层对主

流价值观的认同度不高

总体上，在事业成功的影响因素上，人们对自致因素（进取心/事业心和努力工作）的重视程度最高，而重视程度最低的则是性别、天资/容貌、年龄和命运等一些基于个体差异的因素，家庭背景作为先赋性因素，其重要程度居于第二位。这反映出中国社会已经向现代社会转型。但是，不同阶层在社会价值观维度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主要表现为：

（1）企业家阶层的选择具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倾向，他们在家庭富裕、年龄、天资和容貌、政治表现、命运等指标上的得分最高，而在出生地、个人的聪明才智、个人进取心、努力工作、社会关系等指标上的得分最低。这种泾渭分明的选择似乎表明，企业家阶层特别看重先赋因素，而轻视自致因素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如果说，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的成功历程的话，这样的选择就让人有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2）中产阶层是一个相对理性的阶层，他们更看重智力资本（父母教育程度高、自己受过良好的教育）对事业成功的影响。

（3）工人阶层是最富于激情和理想的阶层，他们在个人教育、出生地、个人聪明才智、进取心、努力工作、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等指标上都是得分最高的，在他们的价值取向中，事业成功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性。

（4）农民阶层是一个没有太多进取心和企图心的阶层，在各项指标上都没有最高得分，并且，他们最不注重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事业成功的影响。同时，他们在自己受过良好教育、年龄、天资和容貌、性别、社会关系、认识有权的人、政治表现、命运等指标中都是得分最低的。

由此可见，“重自身努力、轻先赋因素”虽然似乎是一种主流价值观，但并没有在主导阶层（企业家阶层和中产阶层）中体现出来，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2.在中国转型期，中国人的社会情绪仍处于一种令人放心的常态，但

某些利益受损群体已经表现出了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不信任感

本研究用人们对各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来测量社会情绪。统计结果表明，当各种信息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人们没有因为各种个别案例或事件而出现对政府、媒体的不信任。具体表现为：民众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而他们对其他信息渠道信任程度的高低依次为政府机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法律机构人员、民间传闻。

各阶层在社会情绪上的差异性可以用表2—11来做一个总结。在表2—11中，各阶层对各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是通过对他们在8个问题上信任程度的均值再进行简单平均得到的。

如果将信息渠道分为官方和民间两类，则各阶层对民间传闻都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其信任程度不相上下，其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具体问题上；而在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信任上，各阶层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总体上，中产阶层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最高，其次是农民，居于第三位的是企业家，而对官方信息渠道信任度最差的是工人，这可能和工人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严重有关。由此也可以看出，中产阶级是最稳定的群体，其次是农民。

3.和社会情绪的表达相应，某些利益受损群体对群体冲突的认知强度

最高

本研究对社会认知的测量只是民众对不同群体之间冲突程度的认知情况。统计结果表明，群体冲突最严重的依次是：劳资冲突、贫富冲突和干群冲突。就各阶层而言，工人阶层群体冲突的认知强度最高，其次是企业家阶层，第三是中产阶级，第四是农民。

（二）对策建议

1.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的制度和政策，有效遏制贫富差距的扩大化来对

利益受损群体进行情绪安抚和心态调整

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可能会导致某些利益受损群体或阶层的心态发生进一步改变，如强化利益受损群体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不信任，强化他们对群体之间冲突的认知，而这显然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因此，必须重视对利益受损群体的情绪安抚和心态调整。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单纯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说教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是采取适当措施，遏制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机制决定的，国家主要是通过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影响和调控收入的再分配。具体而言，就是国家通过各种财政税收和福利保障政策，有效地缩小初始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例如，美国仅通过累进所得税一项，就有效地缩小了最低收入群体和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作为单身纳税人，在税前，最高收入者收入是最低收入者收入的11倍，在经过累进所得税的调节之后，下降为7.8倍，税后比税前缩小了好几倍。[1]

2.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来引导主流价值观

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无论是无德破规的个体还是不讲道德伦理的群体，都可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在有着悠久文明的中国，以德治国，以仁治国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具有民族精神文化特质的国家治理之道。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揭示出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以仁德治国，国必强盛不衰。而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转型期，传统文化不断走向现代化以及价值多元化日益彰显的当下，道德建设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

在道德建设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这就是要着眼于人的素质提高，着力塑造人的高尚精神。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让公民内化主流的道德规范和信条，形成坚定的道德信念，使他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能够有自我约束的内在准绳，这样，整个社会的社会风气、社会秩序就会稳步提升。同时，公民在实践道德规范的过程中，会产生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提升精神文化的凝聚力，从而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文化领域的改革向纵深发展。

在转型期的中国加强道德建设，不仅能塑造和引导主流价值观，而且会使人们在社会情绪的表达及社会认知方面更趋理性，从而也有利于维持和保证社会稳定。

3.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扭转社会认知、强化主流价值观

道德建设发挥作用是靠公民的内在约束，而仅有这种软约束可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加强法治建设来强化主流价值观，保证和维持社会稳定。

在中国，民众对贫富差距的社会心态不仅仅是基于市场经济本身的机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很多人的“仇富”心态可能更多的是和权力经济、非法经济和犯罪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有关；同时，主流价值观在主导阶层的缺失可能恰恰和市场机制的不规范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计划经济被打破，市场经济又不健全，存在着大量监管薄弱、制度不规范、政策不配套等状况，这就使得一部分人抓住这些漏洞，通过各种方式完成了非法的原始积累，并借此调整了他们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因而市场经济必然与国家法治以及人们的法治意识结合在一起。而统计结果也显示出，民众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不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性和神圣性仍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距离法治社会尚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市场经济各项制度来保证收入的公平性。在法制建设方面，不仅要有法可依，完善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法规和政策，而且要加强对这些法规、政策的执行力度，要通过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来保证各种法规、政策、制度的落实和执行，这样，既能增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建立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也能阻断一些人的妄念，使“勤劳致富”的主流价值观能够成为各个阶层的普遍社会心态。

4.针对不同的群体，选择不同的信息渠道来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

由于不同的群体对各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因此，在用各种渠道塑造和形成主流社会价值观的过程中，要根据各个群体对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偏向，有针对性地用不同的信息渠道来向不同的群体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例如，对农民，用中央级媒体来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是最为理想的，但是对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中央级媒体显然不是最佳选择，而专家学者可能是向中产阶级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的理想渠道。对于企业家群体，虽然他们对现有的信息传播渠道都持普遍的不信任态度，但企业家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程度最高、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居于第二位，因此，在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时，最关键的是要加强法制建设，从根本上赢得他们的信任，同时，可适当借助政府机构的力量。对于工人而言，他们对各种信息渠道所持的不信任态度是最为严重的，而他们的不信任主要源于他们在一段时期里的利益受损，同时，他们又是最具现代社会特征的社会价值观群体，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从体制、机制上改变他们生存、发展的环境，让他们看到上升和发展的空间与希望，这样，他们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接受应该是最为积极的一个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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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培林：《建设和谐社会应注意社会心态的变化》，《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