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诗界革命的界定与分期

尽管诗界革命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人们对其意义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研究者对诗界革命的发生时间、发起人的认定并不一致，甚至相差甚远。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看似“耳熟能详”的问题进行重新定义，也为此后的行文划定相对稳定的区域与框架。

首先，诗界革命这一概念的界定有如下几种观点。一种观点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他认为：“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有很多人抱着改革文学的志愿。他们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只是把古文变浅近了，把应用的范围也更推广了。在韵文方面，他们也曾有‘诗界革命’的志愿。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说：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者为夏穗卿（曾佑）。而复生（谭嗣同）亦綦嗜之。……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这种革命的失败，自不消说。但当时他们的朋友之中确有几个人在诗界上放一点新光彩。黄遵宪与康有为两个人的成绩最大。”[9]不难看出，胡适以当事人梁启超的回忆作为证据，把诗界革命的开端追溯到夏曾佑、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尝试“新诗”的“丙申丁酉间（一八九六—一八九七）”；这一运动的倡导者理所当然也就是梁启超所推举的夏穗卿（曾佑），而参与者不仅有谭嗣同、梁启超，而且还包括“成绩最大”的黄遵宪与康有为。这种观点在后人那里得到了响应，如陈子展就认定：“那时谭嗣同和夏曾佑、梁启超诸人读了一点‘格致’的书，读了由西文译过来的《新旧约圣经》，又懂得一点西洋历史，所以他们作的诗，常常用这类东西做诗料，倡为‘诗界革命’”[10]；这显然是把“新学诗”当成了诗界革命的整体。而且，这种观点被一直认同下来，乃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过是主张在旧的诗里尽量多用新名词和新典故而已”[11]。可见这种观点对诗界革命的框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另一种观点则致力于对上述“错误”认识的澄清与辩解，这主要是以张永芳和陈建华等当代学者为代表。前者在《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诗界革命与黄遵宪》等文章中，把夏曾佑等人在丙申丁酉年间“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诗歌活动称为“新诗”，把黄遵宪的“变体”诗歌创作称为“新派诗”，认定“诗界革命”的概念是梁启超在1899年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的。在这三个概念之间，“新诗”发生的时间要早于梁启超所认为的“丙申丁酉间”，而创作活动实际开始于1895年底至1896年初，主要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以韵文化的方式来宣传“新学”，后来因为参与者的兴趣逐渐淡弱而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它毕竟给诗坛输入了大量的新材料、新词语，表现出要在诗中反映新思想、新内容的积极努力，在传统诗歌的领域中打开了缺口，实际上开始了诗界的‘革命’，其功自不可灭”，因此又可以被称为“诗界革命的幼稚阶段”[12]。“新派诗”的创作实践早于“新诗”，但这一概念出自1897年黄遵宪的《酬曾重伯编修》：“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尽管它对诗界革命的兴起所发挥的作用不大，但后来却成为黄遵宪的理想目标。诗界革命的口号提出之后，这一文学运动也逐渐走向高潮，它主要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作为创作阵地，无论在创作队伍、数量、质量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与繁荣局面。在这几个杂志停刊之后，“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分界，改良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低落下来，诗界革命也渐次消歇了”[13]。这种详尽的分析与论断无疑具有极大的合理性。

陈建华在《“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一书中，从对“革命”一词的探究考证入手，查考了梁启超所使用的“革命”一词与中国传统观念中的含义上的差异，指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及“小说界革命”等口号是梁启超流亡日本之际受日本译名的影响而提出来的。作者进而断定诗界革命的开端只能在1899年间，而结束于1905年之前。

不难见出，上述两种观点的真正分歧集中在对诗界革命发生时间的认定上。换言之，二者在对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戊戌之前创作的“新学诗”能否被视为“诗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的态度并不一致。在谈及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承认，“诗界革命”这一概念的确是由梁启超提出来的，他在1899年《夏威夷游记》中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犹欧洲地力已尽，生产过度，不能不求新地于阿米利家及太平洋沿岸也。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者，则可以为20世纪支那之诗王矣。”[14]而他在1902年的《饮冰室诗话·六十三》中更是重申诗界革命的内涵：“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不尔，则徒示人以俭而已。”[15]把这两段文字视为“诗界革命”概念的正式提出应该没有多少异议。

其次，梁启超在1902年对自己戊戌变法前所参与的“新诗”进行多次反省乃至“悔其少作”式的否定的事实已毋庸置疑，而且也成为后人认定“新学诗”与后来的“诗界革命”之间的断裂关系，乃至成为诗界革命失败结局的主要依据。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回忆：

复生（谭嗣同）自喜其新学之诗。然吾谓复生三十以后之学，固远胜于三十以前之学；其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16]

穗卿有绝句十余章，专以隐语颂教主者。……其余似此类之诗尚多，今不复能记忆矣。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17]

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梁启超再次提及当时的创作情形：

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我只记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

这是从地质学家所谓冰期洪水期讲起，以后光怪陆离的话不知多少。当时除我和谭复生外没有人能解他。因为他创造许多新名称，非常在一块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诗都忘记了——他家里也未必有稿。

…………

这些话都是表现他们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征。当时我也有和作，但太坏，记不得了。[18]

梁启超的这些回忆很容易给人以这样的印象：早期的新学诗与诗界革命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与历史阶段，后者是在前者失败之后才兴起的。但是，这种观点看似合理但值得商榷，因为文学史实有时与作家的回忆并不一致：“作为文学史家，我们首先得注意作家本人的思想、概念、纲领以及命名等，这样就得满足于接受他们自己的划分方法。由于文学史中有意识地系统阐述的纲领、派系和自我解释等所提供的材料当然是不应该被低估的，而‘运动’这个术语可以很好地描述这样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批评活动，而且能够很好地保留下来，就像我们用这个术语可以描述任何其他事件和宣言的历史连续性一样。但是，这样一些纲领仅是我们研究某一时代的材料，它们可以给我们启发或提示，但是不应该用它们来规定我们自己的方法和分期法，所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必定就比它们更深刻，而是因为我们站在一个有利地位，使我们能用现在的眼光去审视过去。”[19]因此，这段文字会启发我们进一步追问：能否单靠当事人的一面之词就放弃了对历史事件的主动分析？进一步讲，新学诗与“后起”的诗界革命之间是否真的就是互不相干的两个活动？

的确，无论是在文学批评活动中还是在文学史的建构与书写实践中，曾出席文学现场的当事人的创作谈、回忆录等一手材料，固然有时能够直接被用作研究者立论的依据和标准，而且能够给人以言之凿凿的感觉，但有时这一原始材料又会因为缺乏相应的距离与客观性而导致必然的片面与主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当局者迷”。如鲁迅生前围绕其周围的是非论争即是如此，如果我们以鲁迅的观点去评判争论的另一端，那么难免会导致对诸多的当事人及事件本身的误解与偏见。与此同时，在文学史的建构与写作过程中，文学史家也难以摒除个人的主观立场与情感，真实客观地反映文学史实，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受自己所接受和运用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乃至主观情绪的影响，把所谓的“原始材料”为我所用，进而建立起符合个人审美趣味与评判标准的文学史。“历史像小姑娘，任人打扮”的论断即道出了实情。对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等问题的认识与评判同样如此。因此，本文以诗歌本体的变化为依据，认定诗界革命的发生、发展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萌芽期（1895—1898）

不少论者在谈到新派诗的发生时，都把时间界定为“丙申、丁酉（一八九六—一八九七）间”，证据就是上述梁启超的回忆。其实，新派诗的酝酿与出现应该是在1896年之前的甲午、乙未（1894、1895）年间。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甲午——笔者）二月入京，十月复还粤。”[20]梁启超这次入京对新派诗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他“和夏穗卿先生来往最多的一年，这年他们在北京研究学问，讨论问题，提倡新学，非常有精神”[21]。可见，此时他们之间已经开始了有关“新学”的讨论。而且，梁启超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还回忆了夏穗卿的赠诗：

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

洎乎癸甲间，横宇望尺咫。春骑醉莺花，秋灯狎图史。

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

袒褆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

颇为宙合间，只此足欢喜。夕烽从东来，孤帆共南指。

再别再相遭，便已十年矣。君子尚青春，英声乃如此。

嗟嗟吾党人，视子为泰否。

夏曾佑的这首诗已经表现出“挦扯新名词”的特征。如“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两句，梁启超解释说：“‘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头的撒但。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22]而夏穗卿说这首诗创作的时间就在“癸甲”（1893—1894）年间。结合上述梁启超的交往情形可以判断，这首诗应该不会早于1894年。除此之外，梁启超还深情地追忆了与夏穗卿的交往过程：“我十九岁始认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里头，他算是第一个。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以后不晓得怎么样便投契起来了。……他租得一个小房子在贾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会馆。后来又加入一位谭复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浏阳馆。‘横宇望尺咫’，我们几何[个]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常常对吵，每天总大吵一两场。但吵的结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大概总得到意见一致。”[23]这里提到了“新学诗”的另一重要人物谭嗣同的出场。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说：“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师，于京国所谓名士者多所往还。明年乙未……余居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谭复生、杨叔峤、吴季清铁樵、子发父子。”[24]而且，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回忆道：“此次（指1895年）旅京，日相过从者有麦孺博、江孝通、曾刚甫、夏穗卿、曾重伯诸人，文酒之会不辍，更喜谭佛学。识谭复生。”由此可以断定，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往始于1895年。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已经与夏曾佑开始谈论新学；而且，夏曾佑的赠诗足以证明，至少他本人当时已经开始了新派诗的创作尝试。谭嗣同的加盟使得对新学的讨论越来越热烈，新学诗的创作队伍及创作热潮也越来越高涨。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丙申丁酉”年间的情形。由此可见，新学诗创作的开端，应该是在1895年之前。

之所以把此一时期也纳入诗界革命的范畴之内进行考察，并不是无视梁启超的反省自白以及张永芳、陈建华等学者的探赜考证，而是着眼于诗歌文本本身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价值与意义，特别是“新学诗”所推崇的佶屈聱牙、生僻难懂的外来词语对诗歌本体的影响。诚如梁启超所云：这些词语多是宗教用语，如“帝子”“巴别塔”“元花”“六龙”诸语即来自佛、孔（梁启超把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也归入到宗教即孔教）、耶等宗教中的典故，因为“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之语不用”；另一类词语则来自科学词汇，如“冰期”“洪水”等是地质学上的专有名词；另外一些词语则来自国外的制度、名物、器具等，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C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院之名也。”（《饮冰室诗话·六十》）其实，这些外来词汇本身就昭示着诗人眼界的开阔与认知领域的拓展。当时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制度器物、风俗宗教等知识学说如滚滚潮流奔涌而来，晚清知识分子在接受纷繁复杂、光怪陆离以及新鲜有趣的“新学”的同时自然会产生一种全新的“体验”，并进而形成一种莫名的兴奋和表达的冲动。正如梁启超所说：“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当时在祖国无一哲理、政法之书可读。吾党二三子号称得风气之先，而其思想之程度若此。今过而存之，岂惟吾党之影事，亦可见数年前学界之情状也。”（《饮冰室诗话·六十一》）由此可见，令梁启超等人“沾沾自喜”的绝不只是对几个新名词的搬用与挦扯，而更多的是这些新名词所关联的新的体验、情感乃至思想观念所激起的兴奋与激动。卡西尔认为语言间的差异“是关于世界的概念各不相同的问题”[25]；洪堡特也指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一种新的语言方式的输入，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26]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后来所反省与摒弃的“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之“新学诗”，绝不是与稍后的诗界革命乃至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新诗泾渭分明或截然对立，而是诗人思想体验发生转型的重要开端。

另外，这些引介或音译过来的新词语，在音节上也迥然不同于传统诗歌中的文言词汇。文言主要以单音节词构成，因此在诗歌的节奏韵律方面很容易调配与组合；而外来词则不同，它们主要以两个及两个以上的音节为主，而且其音节的声调声韵并不是使用者本人能够操控的，如喀私德、巴力门、帝子、元花、冰期、洪水期等词语，在把它们整合进形式严整、韵律和谐的诗歌时，难免遭遇“卯榫不合”的尴尬，因此“为赋新诗强遣词”的烦恼自然也就时有发生。这种多音节、新内蕴的词语一旦被纳入“新诗”的传统形式框架，无形之中就会给诗歌结构带来一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的威胁，可能松动乃至瓦解原本稳定坚固的诗歌本体结构，并导致诗歌形式的转向与创新，进而出现一种不同于固有诗歌的新的结构形式。这种对传统诗歌结构与形式的冲击与破坏，会在诗歌大量运用新名词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滋生、膨胀起来。在新的诗歌观念诞生之前，“阵痛”会时时出现，而解决这种“不适”与痛苦的办法只有两种：一种途径是彻底摒除新名词而重返传统语言与诗歌结构形式的“和谐”状态，将“不适”消灭于萌芽状态。但时代不再，环境已变，“新学”所开启的思想之门已无法再度关闭，汹涌澎湃的精神潮流也无法遏制，因此重返传统之路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另一路径便是以开放的心态承认并接受新名词，以及与之俱来的新思想、诗歌理念与本体的生成。这便是稍后的诗界革命对“新诗”观念的调整，而且其中也自然孕育出诗歌向现代转型的胎儿。由此可见，在当时就“苟非同学者，断无从索解”，乃至今天仍旧佶屈聱牙的新名词所具有的影响力绝不可低估。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初期的‘诗界革命’虽然只是他们三个人中间进行的一种试验，但它却是‘精神解放’的产物，是当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青年向传统旧文化宣战的产物。虽然如同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一样，不可避免地带着一种娇嫩的稚气，但它却表示着一个新生命的出现，代表着历史进程中一个新的环节。虽然它不过‘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但‘其意语皆非寻常诗家所有’（梁启超语），故显得‘新绝’，成为对同光体的一次重大冲击。”[27]也正是基于此，本文将“新学诗”视为诗界革命的发生阶段，同时也希望能够引起对这一时期及诗歌文本的客观认识与重新评判。

（二）诗界革命的高峰期（1899—1905）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标志，以1902年陆续发表的《饮冰室诗话》为理论倡导，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蒋智由、狄楚青、丘逢甲、黄宗仰等众多诗人借助《清议报》《新民丛报》与《新小说》等刊物进行诗歌创作活动的阶段。

在理论上，梁启超于1899年正式宣布，新诗必须具备三长：“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而新意境与新语句则求之于欧洲乃至阿米利家及太平洋沿岸等新地。1902年他在《饮冰室诗话·六十三》中对这一观点进行调整，进一步强调诗歌“新意境”即精神的重要性，而在对“新语句”的要求上则做了适当让步：“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28]他对理想诗歌要求的“三长”递减为“二长”的事实，被有的学者认定为是一种“方向性的转变，实际上说明梁启超由于政治上的退步，已不再需要‘诗界革命’表现新思想、新精神了”[29]。很明显，这种把政治立场与文学观念直接挂钩的逻辑思路存在着明显的漏洞。本文认为，这种调整不但不是梁启超文学观念的倒退，反而是一种进步，即对理想诗歌的要求不再仅仅局限于字句表面的新奇与欧化，而上升到追求其内涵与意境的新颖的高度了。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新词汇、新语句与新意境、新体验、新思想之间固然存在着内在的勾连，但前者绝非是表现后者的唯一方式与路径，看来极为熟悉与传统的字句，同样可以实现对新意境、新体验与新思想的负载与传达。梁启超一方面推崇黄遵宪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诸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30]；另一方面则更为看重新语句少而意境新的诗作：“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年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31]可见，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理解，开始从拘泥于字词的狭小空间与表面现象中走出来，进入更为开阔、深入的诗性建构层面，这无论如何也是一种进步。

为了更好地配合当时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宣传、实践与之相适应的诗学观念，梁启超还以自己参与或创办的杂志作为阵地，对诗界革命的理论进行宣传并身体力行，吸引大批的创作者与读者参与其中并推波助澜，使诗界革命在1902年前后达到巅峰时期。

《清议报》，旬刊，1898年12月创刊于日本横滨，终刊于1901年12月，共出100期。该报专辟“诗界潮音集”栏，发表诗篇800余首，而作者达100余人。梁启超在《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评价这些诗作，“类皆以诗界革命之神魂，为斯道别辟新土”，而且将其视为“《清议报》之有以特异于群报”的内容之一[32]。这可谓是诗界革命最初的潮头与成就。

《新民丛报》（1902—1906）相继《清议报》而起，半月刊，延续了“诗界潮音集”并扩大了影响。该报发表的诗歌有500余首，作者50多人。该报除了发表创作的诗歌之外，还有翻译的外国诗歌以及梁启超的诗学理论《饮冰室诗话》的连载。这份报纸不仅奠定了诗界革命的稳固地位，而且开拓了诗界革命的实践领域及影响范围，由此成为诗界革命抵达高峰的重要标志。

《新小说》（1902—1905）可以视为对诗界革命的有益补充和积极拓展。黄遵宪获悉该杂志即将问世，立即致函梁启超并建议发表“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的杂歌谣。[33]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在《新小说》上专辟“杂歌谣”栏目，并刊载了黄遵宪等人创作的通俗体诗歌100余首。如果说此前诗界革命的收获主要是在语言与思想层面，那么《新小说》上的诗歌创作则可以视为诗界革命在诗歌文体上的尝试与收获，同时更是诗界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表现。

诗界革命收获甚丰的原因很多，其中报刊这一传播手段的介入功不可没。因为无论报刊的传播速度、影响范围乃至对诗人创作意识的影响等，绝非传统的传播方式可以同日而语。从这一意义上言之，诗界革命的现代意义也不容忽视。

（三）衰退期

关于诗界革命的消歇衰退过程，学者的观点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分歧。张永芳指出：“在《清议报》《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相继停刊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浪潮已经越来越高涨，终于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分界，取代改良主义成为时代的主潮，改良主义的文学改革运动因而迅速低落，诗界革命也就渐次消歇了。”[34]陈建华则认为，这种衰落始自1902年秋冬之际，因梁启超的《释革》一文标志着他在思想上的重要转变，即转变为“保护清朝统治的政治‘改良’。同样，‘诗界革命’由于其领导者的立场转向，也丧失了其革命的神魂而成为改良政治的躯壳。此后，这一运动离时代潮流越来越远，走上了下坡路”[35]。

上述两种观点尽管差别很大，但其立论的依据却有相通之处，那就是都把诗界革命的转变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并以后者作为前者转向的分界线。不可否认，这种分类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因其简单易行而被广泛采纳；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文学视为仅仅是人类政治、社会甚至是理智发展史的消极反映和模本。因此，文学分期应该纯粹按照文学的标准来制定”；文学的历史“只能参照一个不断变化的价值系统写成，而这一个价值系统必须从历史本身抽象出来。因此，一个时期就是一个由文学的规范、标准和惯例的体系所支配的时间的横断面，这些规范、标准和惯例的被采用、传播、变化、综合以及消失是能够加以探索的”[36]。而且，文学艺术层面的“革命”也绝非如王朝的更替或制度的嬗变那样直接与外显，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形式与内蕴的逐渐递变上。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文学“革命”的含义可以表述为：从狭义上说，文学“要是表现出一种风格上或技巧上的根本变革，它可能就是革命的。这种变革可能是一个真正先锋派的成就，它预示了或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实际变革”，或者表述为“一件艺术品，借助于美学改造，在个人的典型命运中表现了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从而突破了被蒙蔽的（和硬化的）社会现实，打开了变革（解放）的前景，这件艺术品也可以称为革命的”[37]。可见，艺术革命具有与政治革命的不等约性等许多的独特之处。而且，作为艺术类型之一的诗歌本身就具有追求自由、不甘固定僵化的特性：“正是因为诗是最有规范的艺术，使诗人对作诗规范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和背叛行动。‘诗有恒裁’（刘勰语）等作诗的规范还使诗体内部存在的诗体革命潜能剧增。诗人的反叛和诗体革命使诗成为最具有革命性的艺术，诗体革命甚至还成了人类自由的象征。人的解放运动常常由诗体革命开始，如中国的‘新诗运动’。因此，诗既是人的社会生活中秩序的代名词，又是自由的同义词。”[38]由此可以说，诗体革命其实就是诗歌追求内部结构与外在形式自由的革命。但这种“革命”有时是隐性的、渐变的，缺乏政治变革那种激烈的、急速的剧变特征。

因此，如果我们从张、陈二位学者对诗界革命转变的界定中分离出政治标准，而强调以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与演变规律作为评判诗界革命的尺度，那么它的退隐应该在1905年《新小说》停刊而导致诗界革命的文体实践“民歌体”的衰落之际。此后，梁启超转向了学术研究，而且与同光体诗人的“接近”，标志着他诗歌革命的热情淡化与对传统诗歌体式的认同情感的递增。当然，他的言论与创作中也包含着对诗歌审美特性进一步的探究与回归，但其探求新意、立志改革的雄心壮志已经淡漠，因此这一时期可以视为诗界革命这一特定活动的消退期。即便如此，也不能轻言诗界革命是以失败而告终，它在当时的影响特别是与中国新诗之间的内在勾连及对新诗产生的促动作用，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丰富的资源，有待于更深入地开掘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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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自序》，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2]徐志啸：《〈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导读》，载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4]朱自清：《现代诗歌导论》，载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349页。

[5]胡适：《答任叔永书——增订四版〈尝试集〉》代序一，《胡适文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6]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7]荣光启：《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第209页。

[8][俄]维克托·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载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11页。

[9]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载《胡适文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

[10]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11]姜德明：《鲁迅与夏穗卿》，《文汇增刊》1980年第4期。

[12]张永芳：《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第2期。

[13]张永芳：《诗界革命与黄遵宪》，载张永芳《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1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1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三，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7页。

[1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6页。

[17]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一，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6—5327页。

[18]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7页。

[19][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317页。

[2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2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2]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206页。

[23]同上。

[24]梁启超：《三十自述》，载《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58页。

[25][德]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于晓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7页。

[26][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2—73页。

[27]连燕堂：《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28]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六十三，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7页。

[29]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30]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四十，载《梁启超全集》第18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314页。

[31]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

[32]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

[33]黄遵宪：《致梁启超函》（1902年9月23日），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2页。

[34]张永芳：《诗界革命与黄遵宪》，载张永芳《诗界革命与文学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页。

[35]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0页。

[3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

[37][美]马尔库塞：《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38][美] H. M.卡伦：《艺术与自由》，张超金、黄龙宝等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