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模口述

陈模（1923年9月8日—2015年3月24日），原名傅承漠，江苏泰兴人。1936年任上海国难教育会临青学校学生会秘书、小先生第二分校校长。1937年在上海参加孩子剧团，任干事会干事、生活管理部部长。1938年加入中共。1941年从重庆到延安，在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任校秘书处、教务处干事。1945年任青年团哈尔滨市委书记，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1951年起历任《中国青年报》副主编兼党委书记、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82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兼党组书记、北京市作家协会党组书记。1986年离休后任中国少先队工作学会副会长、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主要作品：《失去祖国的孩子》《奇花》《少年英雄王二小》《爱的火焰》《亲情》等儿童文学作品。作品曾多次获奖。

我是江苏泰兴县人。1931年，长江发大水，把我家的二亩地冲毁了。在农村生活没有着落了，爸爸妈妈就带着全家逃荒到上海。在上海，我们家住在杨树浦平凉路锦州湾路的九大头。这里的房租很便宜，因为我们交不起贵的房租。

那时候，日本人在杨树浦一带开了很多纱厂，有平凉第一纱厂、第二纱厂、裕丰纱厂等。我的两个姐姐，后来还有我的一个妹妹都在日本纱厂里工作，挣钱不多，我姐姐一个月能挣15块钱，妹妹才挣7块钱。我爸爸给人烧饭。

我很小就到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当徒工。有一次抬铁水，因为车间里地上杂物很多，我不小心，铁水洒了，把我的脚烫坏了，日本人就把我开除了。回到家里，我只好捡垃圾，每天背着个篓，拿个铁夹子，到处走巷串弄捡废纸、废布头、废铜烂铁、牙膏皮。第二天一早，收旧货的店铺一开门，老板收了我们捡的旧物，给3—4毛钱，就把我们打发走了，剥削得很厉害。

我一直很想读书。过去我在农村老家读过五年私塾，有点文化底子。于是我就到杨树浦路临青巷的临青学校报了名。这所学校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社联办的，很多学生是工人的孩子，交不起学费，可以免交，只交书费。这样，我就上了这所学校。我一开始就上三年级，学校看我的成绩很好，就安排我跳到四年级。我念到高小毕业。我的国文、数学都不错，而且我在学校表现比较好，就当选为学生会秘书。

1936年，学校在工人居住区，开办了十二个小先生分校。老师看我人品不错，又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让我当了二分校的校长，教弄堂里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我们五六个小先生每天下午放学后，就提着小黑板，拿着粉笔和自己印刷的国难课本来教学生，还教救亡歌曲。这个分校开始有十几个学生，后来发展到30—50人。1936年2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了国难教育社。不久我就参加了这个教育社，开展生活教育，当时也就是国难教育。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教育社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统战组织，我就算参加革命了。临青学校里有不少老师是中共地下党员。学校成立了孩子歌咏队，曾在沪东等地演唱抗日歌曲，并演出了《捉汉奸》《仁丹胡子》《最后一课》等儿童剧。

1937年，日本先是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进攻上海，飞机轰炸后，从吴淞口登陆打进来，在杨树浦一带连烧带杀，死伤很多老百姓。我们杨树浦的难民都往城里跑。当时我妈妈回老家去了，不在上海；我爸爸被日本人打死了，我就无家可归了。

后来我和其他难民花3－5分钱坐船过黄浦江到浦东中国人的地界避难。浦东老百姓看我们没有饭吃，就拿出面条、馒头、窝头给我们吃。我们没地方住，就睡在马路边和屋檐下。巡警来驱逐，我们只好又过江到了一个难民收容所，那里原来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校舍。难民们在这里有吃、有住，每人发个难民证，每天可以出去一次。以后换了几次收容所，最后由上海救济会把我们安排到法租界霞飞路口的恩派亚难民收容所。这个收容所原来是一座影戏院，这时已经停演了，楼上、楼下住了很多难民，老的、少的都有。

上海有个四川人叫刘江凌，组织了四川旅沪同乡会。这个同乡会把恩派亚难民收容所及住在那里的难民都接收过来，并收容四川难民，让当过临青学校校长的四川同乡严镜余老师任所长。这个收容所里有临青学校来避难的一些学生，有的已经家破人亡。于是我们临青学校的十几个学生，其中有原校学生会主席许立明、孩子歌咏队长张莺、小先生总校校长奚里德和我等人就在难民收容所里成立了服务队，做清洁卫生、维持秩序等工作，还办起了《大家看》壁报，教其他难童识字、唱抗战歌曲。

临青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吴新稼老师来收容所看望我们，然后把我们的情况向上级——国难教育社的党组负责人王洞若做了汇报。王洞若同志听后说：“要好好培养这些孩子，把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附近的一元难民收容所和其他收容所也有几个临青学校的人。这样，我们二十几个同学就集中起来，开始唱歌、演戏。吴老师经常到难民收容所里来，给我们讲抗战形势，帮我们排练了《火线上》《捉汉奸》《打回老家去》三个街头剧，从事抗日宣传。四川旅沪同乡会的吴雪也给我们排演了《放下你的鞭子》。

9月3日晚上，我们为恩派亚难民收容所的上千名难民演出。这个收容所有舞台，有楼上、楼下。我们除了演出剧，还唱歌。最后一首歌是《大刀进行曲》。我们演出的效果非常好。演出完了，很多难民跑上台来，说：小朋友，你们的演出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有的人捐三块、有的人捐五块，让我们买点好东西吃。我们不要，就塞到我们手里。

这次演出结束后，我们还想继续演出，而且希望到收容所外去演，就建议吴老师恢复原来临青学校的宣传队。吴老师说，到外面去演出，就要成立个剧团。叫什么名字呢？有个孩子说，我们都是小孩子，就叫“孩子剧团”吧。吴老师说：“好！”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名称。当晚我们就在舞台上成立了孩子剧团。一开始剧团有二十多个成员，吴老师是干事长，也就是团长；我被选为五人干事会的干事兼生活管理部部长，负责制订活动日程表。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在收容所的阳台上练声“啊——”，练得很好。孩子剧团没有钱，大伙就说：“我们去卖报！”当时上海有个进步报纸叫《立报》，我们每天早晨3－4点钟就起床去贩报，喊“卖报了！卖报了！”每人每天挣个3－4毛钱。有了钱就可以印歌篇了。有一天报上刊登了汪精卫的汉奸言论，我们一边卖报一边喊“大汉奸汪精卫！打倒汪精卫！”法租界巡捕就把我们抓起来。我们在巡捕房唱法国歌（唱）：“起来！起来！全法国的人民，为了保卫自由和独立……”唱的时候，法国巡捕一个个都站立着，唱完以后，就把我们全都放出来了。后来听说是宋庆龄打电话去抗议法租界抓我们，巡捕房才释放我们的。

以后，山海工学团的林犁田等三位小先生及徐晴加入了剧团，余日章和浦阳等小学也有学生来加入，我们的队伍扩大了。孩子剧团每天都到一些难民收容所、伤兵医院和工厂、学校去演出，为唤起同胞保卫大上海贡献了一份力量。

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上海，日寇和汉奸在市里到处搜捕抗日积极分子。吴新稼和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准备撤退到延安或江南抗日游击区去。那样的话，孩子剧团失去领导就要解散了。可是我们小团员们不肯解散，希望能继续做抗日宣传工作。地下党的同志认为我们这些孩子觉悟高，能吃苦耐劳，有培养前途，就决定让孩子剧团转移到内地去。于是在王洞若安排下，我们化妆成难童分批乘船过江到天生港。到了南通，那里的抗日后援会看我们孩子没有饭吃，很可怜，就供我们饭吃。我们在南通为当地群众和东北军演出，节目有独幕剧《打回老家去》，还以莲花落的曲调唱了《流浪儿》（唱）：“我们都是没家归的流浪儿，流落街头没饭吃。鬼子打进了我的家，爸爸妈妈全被杀……”演完了，东北军的一个团长跑到台上来，抱着我们的一个小演员，说：“谁无家庭，谁无儿女，看看这些可怜的流亡的小朋友们，谁不伤心啊！日本鬼子占了咱们东三省、华北，如今又打到了这里，咱们和他们拼啊！”台下的群众和东北军官兵就高呼口号：“打回东北去！打到老家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以后我们边走，边在各地宣传演出，经过千里艰难跋涉，历时50多天，终于在1938年1月到达了武汉。我们在武汉，先是借住在汉口青年会的礼堂。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秘书长叫施如璋[1]。我们睡在台上，用幕布盖在身上，这样一夜也就过去了。

不久，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来看望我们。她十分和蔼可亲，我们都叫她“邓妈妈”。她带来了60块钱，说是八办的同志，包括她和周恩来、董老、叶剑英等同志捐助给我们剧团的。过了几天，周副主席派他的警卫员来接我们全体团员到八路军办事处去参加欢迎会。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周副主席和叶剑英、博古、叶挺、郭沫若等人以及在那里工作的小八路们，为他们唱了几首歌，其中有吴新稼作词的《孩子剧团团歌》（唱）：

嘿嘿，看我们一群小光棍，

嘿嘿，看我们一群小主人！

我们生长在苦难里，我们成长在炮火下。

不怕没有先生，不去留恋爹娘，

凭着我们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干。

孩子们，站起来！孩子们，站起来！

在这抗战的大时代，创造出我们的新世界！

唱完后，周副主席站起来讲话，赞赏我们从上海一路行军一路工作，不怕艰苦的精神。他说：“儿童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支小生力军。希望你们秉持‘救国、革命、创造’三种精神，要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建设新中国。”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介绍了我们孩子剧团，并报道了这次欢迎会。

2月中旬，孩子剧团在汉口基督教青年会举行首次公演。后来青年会在国民大戏院组织了一场演出，让我们去演出。我们演唱了《孩子剧团团歌》《大刀进行曲》《救中国》《流浪儿》等歌曲，并演出了《打回老家去》《捉汉奸》《帮助咱们的游击队》《街头》等剧。后面两个剧是吴老师新编的，记得《帮助咱们的游击队》的剧情大意是：农村的孩子们组织了儿童团，站岗、放哨，看见日本鬼子来了，就通知游击队。游击队就躲起来，然后袭击了日本军队。我在这个剧里演小游击队员。孩子剧团在武汉的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受到群众热烈欢迎。随后，我们到武汉三镇的工厂、学校、街头和附近农村演出，宣传抗日救国。一些武汉和外地的儿童来加入剧团，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

孩子剧团的公演以及与八路军办事处的联系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嫉恨，他们就说我们的剧团是非法团体。我们去登记，他们又不批准。开始他们要送我们到鄂西的难童教养院，我们不同意。接着，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的宣传大队派人来，要收编我们，想把我们合并到双十剧团。[2]

吴新稼团长就去请示王洞若。王洞若说：“你们不能去，一去，就等于把你们关在里面了。”几天后，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明天上午市党部要派卡车来接我们。在这紧急关头，吴团长立即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报告。周副主席果断地说，坚决抵制收编，不能让国民党摧残孩子，明天一早你们就乘第一班船到石灰窑去。

于是我们半夜三点多钟就起床，步行到江岸码头乘船，沿长江到了石灰窑矿区（原属大冶县——整理者注）。这个地方有很多矿工、伐木工，他们一看我们是抗日团体，非常欢迎。我们给工人们演出了节目。工人们非常高兴。他们很慷慨，送我们钱，还借给我们演出用的道具、工具。当时的口号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孩子剧团在矿区演出了大约一个月，当地警察又说我们是非法团体，来搜查我们住的地方，翻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书，说我们有为共产党宣传的嫌疑。于是我们就派人回武汉联系。

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已经成立了。蒋介石的爱将陈诚是部长，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厅长。杜国庠等很多进步人士都在那里。王洞若就写了封介绍信给郭沫若，介绍我们到三厅去。于是我们就到了三厅所在地昙华林，变成直属三厅的孩子剧团了。我们归第六处第一科管。第一科是戏剧音乐科，科长是洪深。洪深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三厅内有中共的特支，书记是冯乃超。

到三厅后不几天，特支就派了地下党员陈乃昌来担任孩子剧团的政治指导员。不久，三厅的洪深、冼星海、刘季平、曹狄秋、辛汉文等先生来给我们上文化课、英语课和音乐基础知识课。音乐家冼星海每写一首新歌，都让我们试唱。有一次，周恩来与郭沫若厅长来看望我们，郭沫若看到我们出的壁报上有些错别字，就用钢笔改正过来，并勉励我们好好学习。5月的一天，我和几个孩子剧团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还不满十五岁。

第三厅领导了一些抗敌演剧队和宣传队，并把它们陆续派到全国各战区，唯独把我们孩子剧团留在武汉，以便于照顾。孩子剧团在三厅组织的“雪耻兵役宣传周”“七七抗战一周年扩大宣传”和“为前方将士献金”等活动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当时，在武汉集中了很多儿童团体。孩子剧团与新安旅行团等十多个团体成立了武汉儿童星期座谈会。我那时在孩子剧团里负责联络工作。大约在7月，这些儿童团体的上千人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歌咏大会。我们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等救亡歌曲。

后来日本人进攻武汉，武汉失守了。孩子剧团随着三厅撤退，经过长沙、桂林等地，最后到了重庆。我们有时乘车，有时乘船，有时就坐在用竹篾子扎的木排上，沿江漂流。剧团在途经各地时都进行抗日宣传演出。

1939年春天，孩子剧团辗转到达当时的战时陪都重庆。我们一开始住进回水沟3号。我们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博物馆，也是资料馆，里面有国民党的档案。我们进去一看，里面有孙中山、黄兴的档案，我们看了兴奋得不得了，革命前辈流血牺牲，但他们的精神不死。

在重庆，我担任团部文书和驻渝工作队长。我联络了七七少年团、儿童农村宣传队、朝鲜青少年组织的三一少年团、儿童演剧队等儿童团体，以及一些小学，成立了重庆儿童星期座谈会。一次，几个儿童团体的小朋友在中山公园联合举行儿童歌咏大会，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八百壮士》等抗战歌曲。最后集体教唱《救中国歌》。演出中间，因为站在台子上的孩子太多了，木台子塌了，但大部分人仍然坚持演唱完。

以后，孩子剧团在几处大剧院公演，举办了儿童抗战美术展览、庆祝“四四”儿童节，慰问保育院的战区儿童等活动。这时，周恩来等同志也撤到了重庆，主持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工作。周副主席通过三厅特支指示我们：剧团在大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后，要到中小城镇和农村去给广大农民和工人演出。现在四川很多穷乡僻壤还不知道抗战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孩子剧团已有60多名团员，就分为两个小队，打着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孩子剧团的旗号，到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各县巡回演出。他们去过的地方有万县、云阳、合江、江安等县。每到一个地方，就帮助那里的少年儿童组织抗日团体。孩子剧团除了演一些保留节目，还搜集材料，编演了一些新戏；并学会用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打金钱板、耍莲湘、唱山歌等形式演唱。听说有一次在江安的佛堂庙舞台上演出后，在江安的国立戏剧专门学校的李恩杰（后来是著名戏剧、电影导演）看后十分赞赏孩子剧团演的戏。除了演出，孩子剧团还经常举办木刻书画展览会。

我没有参加到各县巡回演出，而是和另外两个团员留在重庆的孩子剧团团部，兼做重庆市的儿童工作。1940年春天，团干事会决定在重庆出版《抗战儿童》月刊，由我主编。“抗战儿童”这几个字是我们请郭老亲笔题写的。这个杂志由正中书局出版，每期印三千份，卖得很便宜，一直出到1941年。画家高龙生、王元化[3]曾为这个刊物画画。

1940年8月，孩子剧团的两个队结束了巡回演出工作，回到重庆。随后住进了市郊赖家桥的全家院子，那是郭老住的院子。一天晚上，周副主席和邓妈妈来看望我们。他们听了我们的汇报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勉励我们在做好抗日宣传工作的同时，要挤时间学点文化，多读点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撤掉了郭沫若三厅厅长的职务。原来三厅的大部分人转到了政治部的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中共特支书记冯乃超仍然领导我们孩子剧团的党支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改组以后的第三厅，说孩子剧团是“小共产党”，要把剧团与重庆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抗敌剧团合并，还强迫全体团员参加三青团。孩子剧团新任团长林犁田急忙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汇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按照邓妈妈转达的周副主席指示，林团长立刻带了一个年龄较小的团员代表去见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表明我们60多个孩子的心愿。张治中比较开明，政治部最后收回了调令。

这时，因为很多进步文化人离开了重庆，重庆舞台上演了许多低级趣味、消极的节目。周副主席就号召留下来的进步文艺团体要多演抗战、进步的剧目，占领重庆舞台。原三厅剧作家石凌鹤以孩子剧团的战斗经历，写出儿童剧，原拟定剧名为《战斗吧，孩子们》，郭老看过剧本后改名《乐园进行曲》。这出剧由石凌鹤导演、吴晓邦任舞蹈指导，于1941年春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这一时期，我们还演过延安来的歌剧《农村曲》和剧团自己创作的童话剧《为了大家》和《秃秃大王》。后一剧中的秃秃大王住在上清宫，影射住在重庆上清寺的蒋介石。改组后的三厅不准演，于是就改名为《猴儿大王》。孩子剧团于1941年秋公演了《黄河大合唱》，由剧团音乐组长严良堃担任指挥。这部气势恢宏的作品，是鼓舞全民族奋起抗战的战歌。我们还演唱了《流亡三部曲》《嘉陵江上》（唱）：“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

1942年9月，国民党的军委会政治部以改组为名撤换了剧团的团长和队长，派了三青团的骨干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教官来接管剧团。周副主席遵照党在国统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指示地下党组织帮助我们，把剧团的骨干和大部分团员撤出重庆。

我是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离开重庆的。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正准备跟剧团出发到国泰大戏院演出《乐园进行曲》（我担任剧中的哲生A角），党小组长许森悄悄通知我：你已经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南方局让你去延安学习。于是我就到红岩村住了一个星期，然后随曾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退的卡车到延安。路上，我当桂林八办主任吴奚如的警卫员，帮他提箱子。

到了延安，我进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留校给副校长彭真当行政秘书。党校的文艺活动很活跃，学校的俱乐部每周都有舞会和其他文体活动，还有学唱京剧的学习班。有一次，俱乐部请鲁艺在党校礼堂演出苏联作家高涅楚克的四幕话剧《前线》，毛主席在彭真陪同下看完演出后说演得好。后来他在给学员讲话时，提到剧中有个叫客里空的新闻记者，就爱搞假报道，很不好。从此“客里空”就成为假报道的代名词。1943年，延安平剧院（即京剧院）归中央党校，受党校教务处副主任刘芝明领导。党校教研室的杨绍萱、齐燕铭创作了京剧剧本《逼上梁山》。彭真同志看了平剧院的彩排说可以在第二场正式演出请毛主席来看。毛主席很爱好京剧，他来党校礼堂看了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就见收发室送来了毛主席给两位剧作者的信。彭真同志让我把信先给杨绍萱、齐燕铭同志看，然后张贴在布告栏里，让大家也看看。这不仅是对剧作者和平剧院的鼓励，也指出了今后文艺的方向。以后，中央党校与鲁艺结成了“亲家”，凡是鲁艺拍了新戏，多要在党校首演。

在解放战争中，我在东北做青年团的领导工作，解放后担任《中国青年报》的副主编和中国少儿出版社的总编辑，并从事少年儿童文学的创作。这与我抗战期间在孩子剧团并编辑过《抗战儿童》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2014年4月15日李丹阳采访于北京，稍后整理；同年7月刘南虹将整理初稿送陈模审阅时询问一些问题，再次整理。整理时参阅了陈模提供的资料）

---

[1]施如璋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干事。

[2]陈模讲了几次“双十剧团”，一会儿说是武汉的剧团，一会儿说在重庆，最后又说在上海，暂放此。——采访者注。

[3]采访者对王元化为《抗战儿童》画画事有疑问，后刘南虹就此询问陈模，但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可能他记错了，暂留此存疑。——采访者注。